欧美国家应用型高校治理经验及启示

韩伏彬，毕建平，董建梅

欧美国家应用型高校治理经验及启示

韩伏彬a，毕建平b，董建梅c

（衡水学院 a. 教学质量监控中心；b. 教务处；c.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衡水 053000）

政府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既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也是实际行动中的难点。欧美国家政府在应用型大学的治理中，普遍采用立法、资助、评估等手段，将应用型高校发展置于法治框架，实施积极的财政资助政策和发挥教育评估的作用，不断提升应用型大学的办学质量。借鉴欧美国家政府治理经验，我国应加快制定应用型高校建设和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经费资助和招生制度等各项转型发展配套政策，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开展评估及认证，加大应用转型理论研究力度，奠定地方高校成功转型的坚实基础。

欧美国家；应用型高校；政府治理；地方本科院校

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围绕内涵式发展，在不同类型高校实施了不同战略举措。对于占据本科教育半壁江山的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则由国家引导推动发起了一场向应用型转变的改革运动。转型发展其实也是努力向国外学习借鉴并融进中国元素的结果。众所周知，西方欧美国家应用型大学发展引人注目，较为成熟，这些国家在20世纪同样也经历过我们今天的经济发展阶段，也曾运用不同的手段对高等教育结构进行了调整。综观国外研究相关文献，我们发现，欧美国家政府在本国应用型高校治理中普遍采用立法、资助、评估等手段，这些成功的治理经验对我国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 欧美国家应用型高校治理经验

1.1 通过制定系列法规，确保应用型高校的法定地位

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60年代，很快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在60年代后期，德国面临青年人数增加，科技迅速发展，产业升级加快，现有大学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用人单位需求等突出问题。为解决人才供需矛盾，德国政府在1968年与各州政府签署了共建应用科学大学的协议，将工程师学校等一批学校进行合并，组建为应用科学大学。1976年又颁布了《高等教育总纲法》，确立了应用科学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法定地位[1]，即属于与综合大学（University）实质等效的高等教育[2]。之后的几十年，德国又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先后4次修订该法案，使得应用科学大学在专业设置、课程教学、师资队伍、学位授予等方面逐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办学最引人注目的是为德国培养了三分之二的工程师，对德国的经济腾飞功不可没，被称为工程师的“摇篮”。20世纪90年代，瑞士政府也清楚地认识到，培养大批专业实践能力强，富有创新精神和管理才能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对于国家保持创新力和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1995年10月，瑞士政府颁布了《应用科技大学联邦法》[3]。该法对应用科技大学的规定明确具体，对应用技术大学的定位、管理、课程都有严格的规定，确保学校定位明确、特色鲜明，标志着瑞士政府运用立法手段确立了应用科技大学的地位。此外，美国的赠地学院、芬兰的应用技术大学等无不是在《毛雷尔法案》《多科技术学院法》等国家立法的保障下获得了长足发展。

1.2 通过经费资助方式，获得参与应用型大学的治理权

众所周知，美国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隶属于各州政府。美国联邦政府尽管不直接管理高校，但可以采用立法、资助、统计等宏观手段，对高校进行间接影响。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其实一直是政府与市场双方不断博弈的过程，每当国家的某种利益需要得到特别维护和加强时，政府的介入力量就显得异常明显。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克拉克•克尔（Kerr Clark）认为，美国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支持力度最大的当属对赠地学院发展的拨款、二战期间大学研发经费的投入以及战后《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教育经费投入。联邦政府在这三个高等教育事件上的巨额投入，比其他任何政策动议对于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都要大得多[4]。当前美国政府由于经济低迷，降低了对公立高校的资助，但是更加注重基于学校质量的拨款，实行绩效拨款制度。具体而言，拨款主要根据学生的毕业率、社区学院学生转移率、学位授予率、低收入家庭学生学位授予率、课程完成情况、学生学位和其他证书的获得情况等[5]。如加州政府决定提高加州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4年周期内（2013—2017）一般拨款预算的20%。其中10%的增长取决于大学绩效指标的完成情况[6]。相比美国政府，英国政府在影响本国高校的发展中具有较强的作用，早在1919年，英国成立了大学拨款委员会（UGC），专门负责各大学的日常经费、科研费以及其他财政资助，对大学实行间接的影响[7]。之后经过多次改革，拨款委员会的中立性职责逐渐向政府一边靠拢，成为政府影响和控制大学发展的重要工具。

1.3 发挥第三方力量，促进应用型大学办学活力和健康发展

在治理理论的影响下，欧美国家政府逐渐认识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于是纷纷借助市场的作用，引入第三方力量，实施高校教育质量认证评估，加强对高校办学水平的监督。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经济增长缓慢的状态，德国对高校财政实施改革，引入“第三方经费”，即政府和学校以外的渠道也就是企业或基金会提供的经费。据统计，该项经费一般能占到高校总经费的12%到16%左右[8]。这说明社会力量在学校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拥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并开始争取博士学位授予权，学校注重并加强了应用研究的力度。近些年，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教授获得的第三方经费呈稳步增长趋势，已经占到了教授科研经费的近40%[9]。此外，德国政府不直接组织对应用科学大学的质量认证评估，通常授权独立于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的第三方专门认证代理机构，如专业认证与质量保证代理社、巴登-符堡州评估代理社等。认证过程一般包括学校挑选评估认证机构，签订评估认证协议，向评估认证机构递交申请评估认证报告，评估认证机构委派校外专家委员会审议文件，通过现场评估、人员访谈、查阅资料，提出认证初步建议，学校对建议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进行说明，最后，评估认证专家委员会正式表决认证结果。正是有这样的一种质量观念，应用科学大学才获得了“是通过最严格的评估认证机构评估认证的，并且获得较高等级的学校”的美誉[10]。为保证大学教学质量，英国效仿拨款委员会，于1997年3月27日成立了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QAA），这是一个介于高校和教育与科学部之间的独立实体，按照董事会制度运行，成员15人左右，主要来自大学、政府、工商界，其核心职责是对高校内部质量保障工作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并提供改进意见[11]。通过这一机构组织实施相应的质量监督活动，确保应用型大学的办学质量。

2 对我国转型高校治理的启示

2.1 加快配套政策制定，奠定转型发展制度基础

一是制定应用型高校建设标准。究竟什么是应用型高校，学界对其内涵的理解见仁见智，但对应用型大学应具备的特征却有着较为统一的认识，如学校职能的多样性、人才培养的应用性、服务面向的地方性、科学研究的应用性、专业课程的对接性、师资队伍的双师性、管理体制的开放性等[12]。关于应用型高校设置标准，浙江省率先在国内出台了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评价指标体系，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我国教育行政部门应深入国内外高校、行业企业进行调研，厘清研究型大学与应用型大学的本质区别，参照国家相关政策，编制出应用型高校的设置或建设标准指标体系，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二是制定双师双能型教师认定办法。教育部转型意见要求建设“双师双能型”教师，但双师双能型教师究竟如何认定，目前国内没有公认的标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是世界应用型高校的典范，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一大特色就是拥有一支双师型教师队伍。他们规定，担任实践教学的一般教师必须是职业学校毕业，具有2年以上的实践经验，同时还须有经过行业学校培训获得的有关资质。如果受聘的是教授，通常还要求其具有至少5年的职业实践经验，并在行业企业做出过突出的业绩。笔者认为，教育部门应适当参考国内外已有标准，在“双师双能型”教师认定的对象、条件、程序、考核、待遇和管理上尽快制定出台适合地方本科院校特点的认定制度。

三是制定转型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转为应用型院校，其相应的办学条件也应转变。尤其是在实践教学上，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借鉴欧美国家经验，地方政府应实行经费倾斜政策，建立转型专项经费管理办法，提高应用型院校的生均经费标准，改革经费拨款与使用方式。经费的具体数量可参考国内外做法，如瑞士针对职业本科高校的实践教学要求高、投入大，瑞士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资是普通教育的3倍[13]。在经费的使用上，政府提出宏观要求，做好监督即可。

四是出台转型院校招生相关规定。2015年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三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转型意见》）指出，要打通中职、高职到应用型本科教育的意愿，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决心，优化生源结构，探索有利于技术技能人才职业发展的考试招生制度。但目前转型发展地方本科院校依然按照国家统一考试招生，生源单一，招生自主权缺乏，而德国、荷兰等国外应用型大学的生源多样，半数以上来自中等职业教育，对普通中等教育的入学学生，则规定有3个月左右与所申请专业一致的实践经历[14]。因此，我国政府应尽快制定招生配套政策，在生源结构比例、技能和实践经历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为地方高校转型发展把好生源关。

2.2 搭建合作平台，有效推进校企深度合作

《转型意见》指出，建立行业企业合作发展平台，建立学校、地方、行业、企业和社区共同参与的合作办学、合作治理机制。校企双方可以共建专业、共建实习实训基地、共建教育集团、共建共管二级学院。随后2018年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对校企合作相关方的责任和义务，合作内容、方式、监管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健全校企合作的促进支持政策、服务平台和保障机制。针对转型发展高校的需求，笔者认为，当前政府应当在以下三方面为转型高校搭建合作平台。一是搭建校企合作咨询平台。地方政府可以牵线搭桥，开辟校企信息互动平台，推动校企双方在人才需求、项目研究、技术攻关、产品研发、成果转化、资源开发等方面实现信息互通与共享，明确合作双方的真正需求，提高校企合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二是开辟校企人力资源绿色通道，打破校企人力资源流通壁垒。一方面学校可以将部分专业骨干教师派驻企业参加实际锻炼，获得行业一线经历，了解和学习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等实际情况，提升自己的专业实践指导能力；一方面学校可以聘请企业的高工高管，承担专业技能、实习实训、毕业设计等课程的教学和指导工作，提升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三是搭建校企合作教学与研发平台。校企双方可以合作创建并共同管理教学和科研机构，建设科研实验室、实践教学基地、协同创新中心、产业研究院、创新创业学院等，联合开展科技项目攻关，产学协同育人等，积极争取行业、企业的经费、项目和资源在学校集聚，合作推动学校转型发展。

2.3 开展评估与认证，切实提高转型发展成效

应用型院校无论在人才培养目标设定上还是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都有别于研究型大学。因此，构建适合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开展转型成效评估工作就显得非常必要。那么，应用型院校评估制度建设应考虑哪些方面，笔者认为，一是要广泛借鉴参考国外高校的做法，成立独立于政府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专门对不同高校实施认证评估。如美国有“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HEA）”，英国有“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QAA）”，法国有“国家评估委员会”，德国有“巴登-符腾堡州评估代理社”。这些机构对各国高校的办学绩效、办学水平的提升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参与高校评估的主体应该由“一元”向“多元”转变，积极吸纳政府、工商界、高校、社会等各方人士参加。应用型院校相对研究型高校是一个与业界联系密切，更为开放的社会组织，其办学质量、人才评价应更多接受以用人单位为主的社会评价。三是建立学科专业认证制度，确保教学质量。德国目前经国家认证委员会批准的有6个认证机构，负责对德国所有大学乃至国际范围的特定学科专业进行认证。这些认证机构独立于政府，认证程序严谨，认证纪律严格，认证结果权威。四是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应定期将转型高校的教学基本状态数据、教学质量和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等公开公示，接受社会公众的广泛监督。

此外，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新事物的出现，必须发挥理论先导的作用。当前我国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理论研究明显滞后，转型的经验缺乏整理提炼，转型的理论体系研究更是散乱薄弱。建议国家各级政府和转型高校应充分发挥各级各类研究机构和学校发展规划中心、科研处、高等教育研究所等机构职能，加大应用转型理论研究的宣传、引导、立项、资助、交流力度，发挥理论研究的先导作用，为地方高校成功转型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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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vernance Experiences of Applied Universities of Europe and America and Its Enlightenment

HAN Fubina, BI Jianpingb, DONG Jianmeic

(a.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Center; b. Educational Affairs Office; c. College of Marxism, Hengshui University, Hengshui, Hebei 053000, China)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me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guided by national government is not only the hot spot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 our country, but also the difficult point in practice. The governments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use the universal ways of legislation, funding and evaluation in the governance of applied universities, develop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rule of law, implement an active financial aid policy and give play to the role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Our country should learn the governance experienc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and make supporting policies for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such as setting up standard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s and double-qualified teachers and funding and enrollment systems etc., build cooperation platforms between colleges and companies, implement evaluation and certification,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f applied transformation theory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applied universities; government management

10.3969/j.issn.1673-2065.2021.04.021

韩伏彬（1975－），男，河北邯郸人，教授；

毕建平（1967－），女，河北唐山人，副教授。

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202101123）；河北省应用技术大学研究会课题（JY2019131）

G719.1

A

1673-2065(2021)04-0110-04

2020-12-20

（责任编校：李建明 英文校对：李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