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契丹包装器物的纹饰艺术解读

高兰英 宋晓晨

（内蒙古科技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内蒙古包头 014010）

辽代契丹的包装器物首先强调容纳、包裹、保护等实用性能，以方便物品的储存、运输和使用。同时注重包装器物的精神性功能，寄托着契丹对造物艺术的文化需求，传达着契丹特殊的审美心理和价值观。包装器物的纹饰需要根据包装材质、造型及内容物的差异，采用不同的表现方式和题材。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辽耶律羽之墓[1]、大营子乡辽驸马赠卫国王墓[2]，通辽市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和驸马合葬墓[3]、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墓[4]等出土的大量契丹金银、铜铁、陶瓷、玉石、漆木、布帛等包装实物，为契丹包装艺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照物。辽代契丹的包装纹饰题材丰富、技法多元，融入诸多民族元素，以花草纹居多，也包括少量几何、花草与人物的组合图案。对游牧民族传统纹样的继承和创新，加之对外来纹样的借鉴和吸收使得辽代契丹的包装艺术兼具独特性和多元性。

1 动物纹饰

辽代早期契丹包装器物的动物纹饰以草原上的常见动物为主，辽中期和辽后期受中原和域外文化的影响，包装纹饰中增加了龙、凤、狮、摩羯等图案。辽代马是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行军打仗的主要动力，所以海马纹、八骏图等马纹成为辽代契丹的传统纹样。契丹包装纹饰中的鹿纹组合图案，如“鹤鹿同春”“瑞鹿牡丹”“福（蝙蝠）禄（鹿）长久”“福禄寿”等，都带有美好寓意。1979 年，赤峰市城子乡洞山村辽代窖藏[5]出土的鎏金卧鹿纹银鸡冠壶（图1），高26 cm，银制盛水器。形似卧鸡，腹部略鼓，錾刻双重菱形开光，饰有鎏金卷草纹等图案。壶的边缘带有模仿皮囊壶的针线缝制痕迹，此壶是目前发现的惟一一件银质鸡冠壶。鱼纹也是契丹的传统装饰纹饰，“鱼”和“余”谐音，表示富裕、美满。鱼纹不仅包括纯鱼纹或以鱼纹为主体的纹饰，还包括由鱼纹与其他纹样结合的纹饰，如鱼藻纹、鱼鸟纹等。辽代契丹的鸳鸯纹饰一般由成双成对的鸳鸯构成，多配以莲池为饰。丰镇市永善庄辽墓[6]出土的鎏金鸳鸯团花纹银碗，鸳鸯造型栩栩如生。赤峰市辽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鎏金对雁团花纹银渣斗（图2），大雁造型栩栩如生，鎏金花朵凹凸有致。

辽代契丹按照龙的不同形态，包装纹饰分为团龙纹、坐龙纹、行龙纹、云龙纹、夔龙纹、双龙戏珠纹等。辽代金银包装的龙纹和凤纹，就是在唐代龙凤纹造型的基础上，加以改变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辽代包装器物中龙的体型纤细，胸脯细小，与中原地区江苏省镇江市丁卯桥窖藏出土的龙纹饰有许多相似之处。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北塔[7]出土的龙纹花式口银碟（图3），带有些许宋文化的特征。凤纹是契丹传统纹饰之一，造型多为对凤，尖喙，长颈，呈展翅飞翔状，多与火焰珠相配，与晚唐纹饰风格类似。赤峰市辽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鎏金双凤纹银盘（图4），口径16 cm，高3.5 cm，盛食用具。盘体呈五瓣花形，内底錾刻双凤缠枝纹。北京市顺义区净光塔出土辽代银盒上的团凤纹为单体团凤，类型与早期西安市何家村出土的唐孔雀纹盝顶宝函上的凤纹较为相似。契丹凤纹常与龙纹并用，称为“龙凤呈祥”，象征富贵美好。辽代契丹包装纹饰中的凤纹可分为凤鸟纹、夔凤纹、丹凤朝阳纹、丹山彩凤纹、凤穿牡丹纹等。

金银因其耐腐蚀、好储存、易加工的特点历来深受游牧民族喜爱。辽代契丹十分注重金银包装器物的造型和纹饰，尤其喜欢用祥瑞动物图案进行装饰。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辽耶律羽之墓出土的摩羯纹金银花银碗（图5），口径23 cm，高7 cm，盛食用具。内底鎏金錾刻双摩羯图案，周围环绕花瓣，内沿为一周联珠纹和莲瓣纹。辽宁省凌源市小喇嘛沟辽墓出土的摩羯纹银长盘（图6），平沿，边上折，两边宽中间略窄。沿上錾刻8 朵如意云纹，盘底錾刻摩羯戏珠纹。1976 年，赤峰市巴林左旗出土的人首鱼龙形白瓷水注，高16 cm，研墨时可以装水、滴水，属于文房用品。器型为辽代独有的摩羯造型，壶身为鱼形，双鸟翼，人首为一少女头像，双手捧着一个螭形短注。构思巧妙，造型独特，是辽瓷中难得一见的精品。

2 植物纹饰

辽代契丹包装艺术中常见的植物纹样有卷草纹、莲花纹、牡丹纹、折枝纹、缠枝纹等。卷草纹也叫卷叶纹，是契丹传统纹样之一，多用于鸡冠壶或器物边饰。构图以忍冬、兰花、荷花等植物枝茎作连续波曲状排列，构成二方连续图案，花草枝茎卷曲连绵，圆润华美。卷草纹常做辅助纹饰，应用于多个领域。“折枝纹是以折枝花鸟为题材并独立构成纹样的一种传统装饰纹样，包括折枝花纹、折枝果纹、折枝花鸟纹等。折枝纹既可以某种花或果单独构图，也可与禽鸟组合构图，尤其以单枝构图者为多，也有多枝连续式或交织式构图的。[8]”

花草纹通常和鸟虫纹组合成花鸟混合纹样，如通辽市奈曼旗辽代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花鸟纹银平脱漆盖碗（图7）。链盒为辽代独有器形，唐宋并未有类似出土遗存。链盒形制多曲，纹饰满地，由金属链连接盒体和盒盖。双鸳双鹤纹八曲金链盒（图8），直径5.5 cm。盒面錾刻一对戏水鸳鸯，盒底錾刻双鹤间饰花草纹。契丹的生活器物为了防止器盖丢失，很多采用了金属链连接的形式。如赤峰市巴林左旗盘羊沟出土带链银执壶、通辽市奈曼旗辽代陈国公主和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龙凤纹盒形玉佩等。

图1 鎏金卧鹿纹银鸡冠壶（国家博物馆藏）

图2 鎏金对雁团花纹银渣斗（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3 龙纹花式口银碟（辽宁博物馆藏）

图4 鎏金双凤纹银盘（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5 摩羯纹金银花银碗（内蒙古博物院藏）

图6 摩羯纹银长盘（凌源市博物馆藏）

图7 花鸟纹银平脱漆盖碗（内蒙古博物院藏）

图8 双鸳双鹤纹八曲金链盒（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9 带把莲花纹玻璃杯（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10 镂花金香囊（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11 三彩砚（新疆博物馆藏）

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包装纹饰中包含大量的莲花图案。莲花纹中心有一圈圆绿釉或白釉斜线，水波如溅起的浪花和漩涡。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刻画于盘的正中心，只现莲子，无花无叶，无茎无根，是圣洁、高雅的象征。2015 年，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小王力沟辽墓出土的墨绿色带把莲花纹玻璃杯（图9），薄胎，圈足，带把。把上有立柱状的装饰物，辽代带把杯并不常见，这可能是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包装器物。通辽市奈曼旗辽代陈国公主和驸马合葬墓出土的莲花形白瓷碗，巴彦淖尔市高油房西夏窖藏[9]出土的莲花形金盏托，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明水墓出土的荷花纹金高足杯等都带有形态各异的莲花纹饰。辽代契丹的包装纹饰受佛教文化影响较大，出现了许多忍冬纹装饰。忍冬生命力顽强，越冬不死，与佛教文化相通，因此忍冬纹大量运用于佛教包装上，代表人灵魂不死，轮回永生。通辽市奈曼旗辽代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镂花金香囊（图10），囊身长13.4 cm，宽7.8 cm，金链长9.2 cm，金环直径1.4 cm，重40 g，香囊镂刻有花纹、缠枝忍冬纹等。

3 云纹

云纹又称鼻纹，蒙古语为哈木尔乌嘎拉吉，指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包装器物中一种类似牛鼻子的传统纹饰。赤峰市敖汉旗出土的距今4 000 多年的夏朝文物中就存在云纹，此后中国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虽然几经变迁，但如今的蒙古族包装器物和建筑装饰中仍能见到大量的云纹。云纹虽然名称和汉文化中的云纹类似，但二者在图形和用途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别。契丹云纹虽然也存在类似云朵的图案，但其原型取自动物图案的一部分。辽代契丹包装中最常见的云纹依据形态特征可分为单岐云、双岐云、三岐云、勾云纹、朵云纹、云头纹、云水纹、流云纹、三叉云等。勾云纹形似两端同向内卷的勾，是最早的云纹形态，常用作织锦的底纹。云纹一般由深到浅或由浅到深自然过渡，也有由中心向四周逐渐散开或多种层次深浅变化的。

“游牧民族在追求自然美的过程中, 充分考虑到保持草原生态的样态, 在造型艺术中出现众多的动物和卷云、云头、树木、花草等纹样, 以此来表达游牧民族维护草原生态平衡的思想, 反映游牧民族对自然界物像的亲近感情。[10]”云纹用于玉器、青铜器或瓷器包装时，一般作为辅助纹饰，象征高升、如意。赤峰市巴林左旗四方城出土的辽代三彩砚（图11），由筒形砚盒与笔洗盒组合而成。砚池呈如意云头形，前端露胎处用于研墨，其余部分装饰牡丹纹。在露胎的外腹墨书一行契丹文，可惜字迹已模糊不清。内蒙古博物院收藏的辽代缠枝莲花纹鎏金铜捍腰（图12），以云纹为整体外型，采用浮雕工艺雕塑莲花，间饰缠枝纹，端庄大方，做工精致。

4 文字符号纹饰

文字纹是以文字为主要题材的一种纹饰，内容涉及吉祥文字、诗词曲赋、民间谚语等。1967 年，辽宁省阜新市红帽子乡塔营子辽塔地宫出土的琥珀叠胜盒（图13），高9.8 cm，宽5.6 cm。盖底同式，由子母扣扣合，并同样阴刻欧体楷书“叠胜”二字。中国古代以菱形类的几何图案花饰为“胜”，正方形类称为“方胜”。“叠胜”状如双胜相叠，犹如双喜字，寓意吉祥。辽代琥珀包装普遍采用镂雕、浮雕和圆雕工艺，外加阴刻线装饰。粗犷豪爽的雕刻手法主要是考虑到琥珀易碎的材质特点。

契丹是一个宗教化程度很高的民族，辽代契丹贵族和平民的社会秩序、伦理道德、婚丧嫁娶、亲朋往来、生老病死等习俗和制度尚未完全脱离宗教母体。日本学者蒲田大作曾言:“在辽建国以后，契丹还在社会、风习和制度方面保留着许多游牧民族传统。……岛田(正郎)在这里说的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就是所谓的萨满教。即辽代契丹的风俗和制度，几乎都是建立在萨满教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11]”辽代契丹包装器物纹饰中经常会出现带有神秘象征意义的符号化图案。“卍”字纹是古代的一种符咒，被用作护身符或宗教标志，游牧民族认为其是太阳和火的象征。“卍”字原本是梵文，代表轮回，象征永恒、吉祥、万福和万寿。“卍”字纹多是四端向外延伸或由多个“卍”字构成的四方连续图案，以此寓意永无止境和万福万寿绵长不断，因此这种纹饰也被称为万字锦[12]。“卍”字纹多被运用于服饰、陶瓷、砖雕、木石雕、金银器等。织物和衣饰上的“卍”字纹常作为底纹和花边，构成吉祥图案“万字曲水”纹，寓意连绵永续。

5 其他纹饰

人物活动纹饰是以人物故事为主题的包装纹饰，是辽代契丹传统纹饰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赤峰市辽驸马赠卫国王墓出土的鎏金双面人头银饰件（图14），以人物头部作为器物装饰，在游牧民族的包装器物中十分罕见。辽宁省朝阳市北塔天宫出土的辽代童子云纹多曲银链盒，两面锤揲着3 个童子图案，间饰云纹。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出土的鎏金人物故事纹提梁银壶（图15），口径5.9 cm，高27.5 cm，盛茶酒用具。腹部两侧如意形开光内均錾刻人物故事纹。此壶是典型的契丹包装器物造型，但画中人物均穿着汉式服装，说明契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种思想，辽代有很多以孝子故事作为纹饰的包装，如錾刻于鎏金银壶上的孝子故事图案。

图12 缠枝莲花纹鎏金铜捍腰（内蒙古博物院藏）

图13 琥珀叠胜盒（辽宁省博物馆藏）

图14 鎏金双面人头银饰件（内蒙古博物院藏）

图15 鎏金人物故事纹提梁银壶（内蒙古博物院藏）

图16 绞索式提梁壶（首都博物馆藏）

图17 鳝鱼黄釉雕几何纹穿带扁壶（辽宁博物馆藏）

图18 迦陵频伽图案（内蒙古博物院藏）

图19 鎏金双狮纹银盒（内蒙古博物院藏）

契丹包装艺术中几何纹饰历史悠久、应用广泛，常作为辅助纹样出现。契丹早期几何纹饰以弦纹和绳纹为主，慢慢在构图和排列中加入对称、序列等体现韵律感的视觉形式。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土井子墓葬出土的辽中期绞索式提梁壶（图16），是契丹常用的绿釉陶瓷器物，瓶颈处有明显的联珠纹突起。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辽代鳝鱼黄釉雕几何纹穿带扁壶（图17），通高27.3 cm，腹径25.4 cm。器身侧面的穿鼻，主要用于穿系革带，便于马上携带，属于穿带扁壶。壶身两侧纹样相同，以同心圆点出发，围以3 组环形纹饰，是辽瓷中常见的几何图案。

W·施密特认为：“在父权游牧和蓄养文化圈中所保持的原始宗教成份比任何其他文明都多，在他们广大的沙漠和草原中，高而无际的天空，他们更将至上神看是他们的天帝，甚至将神与某种物质的天空本身混在一起。[13]”辽代契丹包装纹饰中存在大量八宝纹、莲花纹、飞天纹等宗教题材纹饰。辽代契丹的包装器物上绘有大量宗教题材纹饰，辽人尤其喜爱迦陵频伽图案（图18），常将其绘于盒、函之上。佛教中狮子象征佛和佛法，释迦牟尼称佛为人中狮子，以狮子为主的组合纹饰随着佛教在辽的传播而被契丹推崇，如2003 年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出土的鎏金双狮纹银盒（图19），口径19 cm，高11.1 cm。顶部模压一对相互追逐的狮子，衬饰缠枝花纹，外饰花瓣纹、云纹、双鸟蝶花纹等，异域风格浓厚。

6 总结与讨论

契丹擅长利用自然界的动植物等制造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美化生活的装饰品，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创新制造工艺，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且富有民族风格的包装艺术。辽代早期契丹以游牧渔猎为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其包装器物以满足实用性为第一要务，纹饰以自然纹饰为主，喜用复合装饰手法。辽代中期是契丹包装艺术发展的鼎峰阶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匠人和牧民更加注重包装器物的造型和纹饰，繁杂精致的彩陶和金银器深受统治阶级和贵族喜爱。辽代晚期契丹包装纹饰再次变得简单，许多器物以素面为主鲜少装饰，但辽早期的简单纹饰和装饰技法已不多见，相应地表现出对外文艺交流和借鉴后的多元艺术形态。

公元1125 年，西辽的建立使契丹的艺术形式得以保存并传播到西亚和欧洲等地。辽代契丹的包装艺术兼具错采镂金之美和初发自然之美，以其独特的物质载体和精神内核在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史中大放异彩。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和艺术存在线性继承关系，因此，游牧文化得以较好地保存和继承。辽代契丹包装器物的纹饰艺术在继承游牧民族传统图案和表现技法的基础上，融入了汉文化、西域文化和域外文化元素，对图案的外形和内涵进行了扩充，这些积极的图案构成技法对当代包装设计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如今蒙古族的奶制品、酒类、服饰类包装中仍旧能看到辽代契丹纹饰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