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房落户，苏州“放大招”

张静

2020年岁末，国内不少地方发布户籍改革新政，“引人大战”再掀高潮。经济总量接近2万亿的“最强地级市”苏州也坐不住了。12月22日，苏州市公布《关于进一步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实施意见》，明确将户籍制度改革推向纵深，希望吸纳更多类型的人才融入到城市发展中。

什么样的城市更有“底气”和实力降低落户门槛？

实施意见提出，落实租赁房屋常住人口在社区公共户落户政策，经房屋所有权人同意可以在房屋所在地落户，也可以在房屋所在地的社区落户，破除隐形门槛。省内特大城市苏州与南京在积分落户时实现居住证年限和社保年限积分互认。加快完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确保进城落户农民与苏州城镇居民同等享有政府提供基本住房保障的权利。

苏州发布实施意见的4天之前，在2020年12月16日至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重点提及“租购同权”。

苏州新政中，租房落户正是最大亮点。

苏州缺人吗？

苏州不是第一个提出租房可落户的城市，但为什么这次实施意见特别引人关注？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指出，这和苏州城市等级有关。

江苏省社科院区域所何雨博士认为，尽管在户籍制度改革上这是一个大趋势，但苏州在这一关键时间点上率先破冰，意味着苏州为开放再出发作出了表率，又一次走在经济强市们的前列，“这一做法与大城市发展的定位非常契合”。

作为苏锡常都市圈中的“领头羊”，长三角城市群的工业经济大市，落户门槛大幅降低，苏州真的如此“缺人”吗？

贝壳研究院高级分析师潘浩分析称，从苏州市每年统计公报来看，苏州2019年常住人口新增2.83万，同比2018年增长0.26%，创2016年以来新低。的确，以外向型经济著称的苏州近几年来人口净流入明显低于同类城市。

作为“经济外循环”的扛把子，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给苏州原有经济模式带来阵痛，在提升内需，促进内循环，融入双循环的形势下，苏州需要加速转型，这是苏州急需人才的大背景。

2020上半年，国内“城市工业”排名再次变化：苏州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55万亿元，成功超越上海和深圳，成为全国第一大工业城市。

这份成绩单离不开产业工人的功劳。于是，“优先解决好在城镇就业、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落户问题”被苏州提上日程。新政中有不少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优惠政策，指向非常明确，除了高端人才，苏州也在大力吸引各类型劳动力。

目前，苏州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77%，基本处于中国城市化的稳定态。新政之下，如何留住人才，保障民生，也是苏州工作的重中之重。毕竟，城市有了人口的聚集，才有持久的繁华。

苏州钱够吗？

租房可落户，意味着租购进一步同权，更意味未来租房人员与本地户籍人员在户口、教育、社保、医疗等公共服务权益方面或将享受同等待遇。对城市来讲，降低落戶门槛，经济账和社会账必须要算。

苏州金鸡湖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蔚冈分析，城市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人口在城市中聚集会产生显著的规模效应，大幅度降低经济活动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使得经济收益大幅度增加。

城市化的好处并不仅限于经济上，同时还体现在公共治理和民生等各个领域。由于城市人口聚集的规模效应，公共服务（比如医疗、教育等领域）的边际成本大为降低，这使得普及基本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城市化有助于促进公平的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差距。

那么，什么样的城市更有“底气”和实力降低落户门槛呢？

“外来人口多、GDP总量大、财政税收比较丰厚、政府负债率比较低的城市给外来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可能性更大。”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指出。

日前，长三角城市群各大城市陆续公布2020年前11个月最新的财政收入数据，苏州以2129亿元仅次于上海，位列第二，堪称“财力雄厚”。

同时，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2019年，江苏财政拨付19亿余元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引外来人口落户，江苏“不差钱”。

“长三角一体化，先看苏锡常”。近年来，长三角在人口流动、产业协作、基础设施联通等方面积累了良好的基础。因此，苏州出台落户新政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大势所趋。

苏州亏本吗？

那么，非户籍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到底是多少？大规模降低落户门槛，城市会“亏本”吗？

自2005年以来，包括中科院、原建设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科院等六家机构测算过，非户籍人口市民化的人均成本从1.5万元到13万元不等。

年轻租户的市民化将极大拉动城市产业发展， 提升城市的内在生命力和活力。

随迁子女教育成本、医疗保障成本、养老保险成本、民政部门的其他社会保障支出、社会管理费用好保障性住房支出，这些都是非户籍人口的落户成本，如果以每个非户籍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再乘上目前的非户籍人口数量，总支出数字十分庞大。

但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支出都是当下立即支付，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未来几十年内的成本。短期来看，义务教育和保障性住房是主要支出，远期来看，养老保险补贴是主要支出。其中，义务教育和保障性住房的支出占总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养老保险补贴约占总成本的40%～50%。

同时，包括医疗保障、养老、住房等支出，绝大多数都是由非户籍人口本人承担以及由其供职的企业承担，并不需要政府额外支出。所以，有专家认为，政府有时候会“高估”了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

越来越多的非户籍人口市民化还会带来巨额现金流，改善当下城市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结构。与年轻的非户籍人口相比，大城市的老龄化挑战已经凸显，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体系下，非户籍人口市民化给城市带来的收益远超过公共服务所需要的成本。

从经济层面分析，人口流入可以解决这些地方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并且可以为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劳动力;从社会收益角度来讲，在一些人口流入的地方，大量积累的外来人口逐渐融入本地，将推动社会更加和谐地发展。

放眼望去，那些在大城市里租房的人群，相对年轻的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刚走出学校的青年占多数，他们的市民化将极大拉动城市产业发展，提升城市的内在生命力和活力。

没有城市愿意做“赔本买卖”，对于“财力雄厚”的苏州来讲，能提出租房落户，政策背后的经济账应该已经很清晰。下一步，就是继续细化落实、配齐公共服务，让更大范围内的“新苏州人”享受到长三角一体化的红利，为重构“苏南模式”提供动力，进而提升城市和地区的整体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