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编制”困住的县城年轻人

在县城里，“编制”是一个复杂的符号，它象征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还有父母终其半生的希望、社会地位和阶层跃迁的假象以及未来可能美好的生活。但有些时候，对身在其中的年轻人来说，它更像是一个鸟笼，牢牢地将他们困在其中，从身体到精神，从开始到结束。

考上的才叫工作

2019年10月，许佳（化名）终于考上了带“编制”的工作。于她而言，“终于”二字是必须加上的。因为这是她第八次“考工作”，但却是第一次成功。

她现在在云南一个边境小县城的政府单位工作，谈不上理想和喜欢，但这份工作是父母期望和被周围人认可的。为此，她付出了两年多时间。

在许佳最初关于大学毕业后的规划中，回家考带“编制”的工作是很靠后的选择，排在最前的是继续求学。但到了大三要开始选择人生下一阶段的路径时，父母的意见来了，“家里说我年纪太大了，先考工作吧”。许佳的父母一辈子做小生意，觉得生活又累又没保障，所以最希望女儿能有个稳定有保障的工作。

综合考虑之后，许佳顺应了父母的希望，一心扑到了考工作上。大三一结束，她就回家报了“国考”辅导班。学费很贵，但父母和她都咬牙交上了。本来她大四第一学期仍是有课的，但为了考工作，她请了长假。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她进了考场。

“多少分不记得了，反正是没考上。”“国考”失利后，她很快投入了下一场考试，但依旧失败了，这次败在了面试。接下来她碰到了一个觉得是为自己定制的机会，当地很多年不招她那个专业的烟草集团突然有指标了，列出的职位要求，完全符合她的条件。当时，考进烟草集团成了许佳最迫切的愿望和目标，因为那是出了名的好单位。

笔试后，许佳顺利进入面试，但又失败了。出结果后，她查了自己的总评成绩，离录用她只差了0.04分。在她有限的经历中，从未听说过这种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分差。

“我在床上躺了快一个星期都没有振作起来。”在深度怀疑自己和“萎靡”的状态下，她还是参加了当年的“省考”和之后的事业单位考试，结果悉数落榜。

求职的第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应届生，这个多少带点优势的身份也失去了。她每一次落榜，都让父母几天吃不下饭，尽管没有直接的责怪，但她能感觉到父母的失望和无奈。

第二年，许佳“国考”“省考”都再次失败，父母开始跟她提接班的想法，她也去母亲做小生意的地方“见习”了一个月。但她是幸运的，她之后接到了“国考”补录的通知。最后，离家3小时车程的一个边境县城政府单位录用了她。回想过去的两年，“把它（编制）当成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支撑她坚持下来的动力。

在琐碎中失去自我

“考”上工作的喜悦，没在许佳的生活中持续太久。没有周末、纪律森严、无意义的工作琐事，使她感觉失去了自己的生活。这样想的不止许佳一个人。

阿Q（化名）自己也没想到，在学校里玩摇滚乐队的她，毕业后会跟大家一起挤着进入体制内。她目前在西南一个县级市的中学当老师，跟许佳一样，这份工作也是奋力“考”来的。“去上海做音乐、在商场打拼”是她曾设想要过的生活。音乐是出于热爱，在商场打拼是因为她家是生意世家，几代人都是做饰品买卖的。但父母不愿意，他们觉得进入体制是一个女孩子最好的归宿。“不想听唠叨”，阿Q选择放弃理想生活的理由只有五个字。

阿Q不讨厌教师的工作，但她“真正能放在教书备课上的时间精力不超过10%”，她的时间大多花在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上。因为除了当任课老师，她还是高一的班主任，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处理学生宿舍宿管反映上来的诸多琐事。此外，教室卫生每日三检，检查门框、窗户框和黑板缝。教室和宿舍垃圾桶内不能有垃圾。学生不合格，班主任考核扣分。扣分意味着扣工资。

阿Q是个直爽的人，表达情绪时很直接，不高兴就会说出来，有时带脏字。但工作后，她觉得她失去了这种自由。她有一次在朋友圈吐槽连续开会的事情，文字中用了一些看似骂人但实际戏谑的网络吐槽梗。然后她迎来了通报批评，因为有同事打了小报告，说她那些话影射校领导。

因为玩音乐，阿Q之前有自己的圈子。但现在为了工作，阿Q经常放他们的鸽子，所以几乎被踢出“群聊”。阿Q说，以前玩摇滚是为了追求自由，“但是现在很难吧，更何况在体制内”。

叶雨（化名）也有着跟阿Q同样的自我丢失感。她在重庆一个县城做公务员，原以为小县城生活压力小，生活会稳定且舒适，但工作两年后渐渐明白，“生活从来都是一地鸡毛，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叶雨回家工作，也是不得已的选择。大四第一学期，父亲意外离世，彻底打乱了她全部的人生规划。她收起想去大城市打拼的心，一心回家顶上父亲的位置。

叶雨不是个会主动讨好的人，但刚毕业的她对工作充满热情，“虽然不太会说话，但想努力工作，给领导留个好印象”。可叶雨这种温和的性格和认真的工作态度，给她带来的不是什么另眼相看，而是越来越多的工作。有一次，她和同事连加了半个月的班赶一份试点方案，但看似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只有她们两三个年轻人在做。最后，做到凌晨4点发过去的终稿在她第二天睡醒时被打了回来，那一刻，她崩溃了。

那段时间，母亲还没有从镇里搬来县城。叶雨一个人住在他们一家人咬牙买下的二手房里，完全没有家的感觉。“回到家孤零零的一个人，工作上的烦恼没人诉说，很多时候只能捂着被子哭。就是这样，我对未来的美好期待，一点点被磨光。”

积蓄、婚姻和未来

在很多一线城市的故事里，小县城是逃离北上广的人的退路，因为那里消费低、生活节奏慢还能存下钱。但叶雨并不这么认为。

“工作两年来，我并没有什么积蓄。”叶雨说，到手4000多元的工资，一个月下来根本存不下多少。叶雨所在的县城，一份外卖平均20元，其中配送费5元。这已经跟一些大城市没有太大的区别了。但最难以接受的是当地的房价。叶雨不明白一个十八线的县城，房价凭什么能涨到均价8000元的地步。看着年年上涨的房价和基本不涨的工资，叶雨觉得对这个县城又少了一份归属感。

阿Q也觉得自己所在的县级市房价太高。她每个月到手工资3000多元，但房价也已到了8000元的均价。阿Q存不下钱，有时还处于负债状态。她爱“玩”，看音乐演出、喝酒、旅行、买买买是她放松的方式。以前她还自己做点微商生意，但成为教师后，“没时间”已经宣判了以前那种生活方式的“死刑”。

离家近，催婚的人也多了。不仅父母，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催婚。叶雨把这描述为：“在小县城，处处充满了对单身女孩子的恶意。”

刚工作，就有同事竞相给叶雨介绍对象，并反复给她“洗脑”说女孩的黄金年龄是25岁，过了这个年纪就不好找了。“尤其在体制内，优秀的单身女孩越来越多，优秀的男生却是越来越少。”她单位有个28岁的同事工作了5年还没有谈恋爱，每天都为感情焦虑，担心自己结不了婚。

马永清（化名）虽然跟女朋友谈了很久的恋爱，但他也像叶雨的同事一样担心结不了婚。他毕业后考进了家乡县级市的一所医院做行政工作，算是实现了家人和自己的愿望。但持续了好几年且计划走向婚姻的恋情因为工作出现了变故。马永清女朋友与他同乡同校，但毕业后没有像马永清一样顺利考上有编制的工作，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这个，马永清家里人开始觉得两个人不匹配了。

有编制的工作，让许佳她们对未来既爱又惧。爱“所有人”公认的体制内工作能带来的几十年后的安稳和舒适，又惧这份工作当下的琐碎和压抑。

许佳没有想太多以后的种种，只想做好当下分内的事情。阿Q依然怀念以往的自由生活，但她现在是高一的班主任，不管以后打算去哪里，“最起码也要把这一届带到毕业”。马永清觉得，就算感情的问题解决了，紧接着的就是最让人恐惧的买房问题，想到这里，他更愿意慢点解开感情的乱麻，就像是鸵鸟先把头埋到沙子里。

叶雨有过离开的想法，但也只是离开工作单位而非“体制”。

“有时候走在路上，看着灰暗的天空，愤怒、焦虑、忧郁、沮丧、颓废，种种情绪不可避免，我经常会想，离开这里会不会好过一点？今年9月，我试着考了一下市里的遴选考试，没有进面试。明年，我还想试试，想看看离开这里，我的选择会更多吗？我的空间会更大吗？我的呼吸会更自由畅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