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制度看满足人民美好生活

赵崇爱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北京 100091）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自十八届三中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议题，就一直备受关注。通过党和国家的不懈努力，在治理现代化方面也取得的诸多成果。世界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当下既是一些社会问题攻坚的决战决胜期，也是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如何确保问题的顺利解决、发展的有效衔接是不容小觑的重要事项。

在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公报中，“坚持改革创新，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深深吸引着众多学者的眼球。首次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这“三个”制度融汇在一起放到国家制度体系中。这也为用何种方式更好的满足人民美好的向往提供了方向。

“三个”制度准确的概括了我国在改革开放40年里的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建国70年，我国的经济成就斐然。细数过去的70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截止2018年，2018年，我国GDP达到90万亿人民币，折合13.6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位。从各项经济指标的比较来看，我国的多项指标均名列前茅。但这并不表示新时代美好生活会完全消除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群体之间的现实生活差距。从人均GDP来看，2018年GDP总量前十名的国家里，我国人均GDP排第九且差距较大，这就是说我国依然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这些问题问题都制约着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

“三个”制度表明了美好生活的差异化本质。当前在社会发展方面面临的最突问题是：不是未有满足美好生活的制度供给，而是没有满足所有社会结构层次上人民的美好生活内容和质量的制度体系。不同的人有不同期盼，不同的家庭有不同向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具体到新时代不同的个体生活中，必然会存在着生活需要内容、需要层面和需要序列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年龄结构、阶层群体、地理区域、人生阶段等多方面综合的结果。这也形成了我国社会发展中“分批成熟”（Vesting）问题，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公共服务需求为例，即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对公共服务的内容和质量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成熟差。如是，就需要“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以推断，“那种试图通过满足人的单一需要层次或结构从而建构美好生活需要的做法只能在短期内有效，因为一旦人的某一层次或结构的需要得到满足后，新的更高层次和结构的需要必将淹没原初需要满足时的快乐和幸福。”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观点要求我们在解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向往与现实社会矛盾的问题上必须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从化解当前阻碍美好生活的现实问题作为切入点，从构建长效体制机制、重塑中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着眼。

“三个”制度为未来共服务体系建构提供了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公共服务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中是最重要的内容。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表示，预计到2019年底，全国95%左右现行标准的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90%以上的贫困县将实现摘帽，再经过2020年一年的努力，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得到历史性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第六个国家扶贫日到来之际指出，当前脱贫攻坚已到了决战决胜、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攻克深度贫困堡垒，着力补齐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和饮水安全短板，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解决了绝对贫困的突出问题，精细化服务尤其是公共服务领域的精细化服务也愈发重要，即致力于提高人民美好生活质量的提高，这是在这一背景下，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新时代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制度建构，兼具特殊的理论价值和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于一身。从“三个”制度的提出，我们可以看到在实现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和体制机制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质量的发展方向。

注释

[1]林彦虎．需要的本质与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