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建设历史经验研究

吴向伟 陈 娜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党的政治建设这个重大命题， 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 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深刻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 把握其中固有的客观规律， 对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党领导的伟大事业， 具有重要意义。

一、 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坚持党的领导， 关系到国家的命脉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就是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的灭亡， 就是因为缺乏集中和权威。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表明， 只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才能凝聚起无坚不催的磅礴力量， 取得事业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之初， 就十分重视党的领导。 党的二大党章明确规定， 党是最高领导机关，党员和下级机关要严格服从上级机关的命令。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经过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 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 1935 年， 党中央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 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威信， 从而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 1942 年 9 月， 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 要求加强党从政治上对政权、 军队、 民众团结等一切组织的领导。 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通过一系列指示、 制度， 克服了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 确保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实现。 党的领导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 面对艰巨的历史任务和复杂的环境， 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没有这样一个核心， 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①“工、 农、商、 学、 兵、 政、 党这七个方面， 党是领导一切的。 党要领导工业、 农业、 商业、 文化教育、 军队和政府。”②为了确保党对国家的领导， 1949 年11月9 日， 党中央作出了 《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部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 以及 《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部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 就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问题作出了若干规定。 1953 年3月， 党中央发出 《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 （草案）》。 1954 年 2 月，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要求全党维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统一领导和全党的团结一致。 全党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保证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 邓小平反复强调， 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 “从根本上说， 没有党的领导， 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③1980年，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强调， 全党服从中央， 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必须反对和防止分散主义。 邓小平提出， 为了保证改革有秩序地进行， 避免出现各种混乱现象， 中央要有权威。 1994 年，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只有维护中央的权威， 才能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才能保证国家统一、 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才能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申了 “四个服从”， 强调最重要的是全党服从中央。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进， 我国经济社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为了克服可能出现的自由主义、 分散主义问题， 党中央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确保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强调：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保证全党令行禁止， 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 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④党中央制定、 修订90 多部党内法规， 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制定和颁布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 等， 强调增强 “四个意识”，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严肃查处一批党内野心家、 阴谋家， 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

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经历了从坚持党的绝对领导、 巩固党的领导， 到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再到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演进的历史过程， 这是一个规律性与目的性有机统一的过程。 这个历史过程的主要启示是：

第一， 维护党中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实现伟大梦想的需要。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 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 必须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 历史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 习近平指出： “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 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 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 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⑤第二， 思想上的认同和行动上的自觉是坚持 “两个维护” 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 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 为了保证革命的成功， 必须有思想和行动的统一。 只有坚持知、 信、 行相统一， 将坚持“两个维护” 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做到知行合一、表里如一， 党的领导才不会落空。 第三， 严格的制度是坚持 “两个维护” 的重要保证。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 全局性、 稳定性、 长期性。 要完善落实“两个维护” 的制度， 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 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 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 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 最后， 坚决反对分散主义、 自由主义和宗派主义， 坚决反对搞两面派、 做两面人。

二、 制定并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是政治建设的核心要义

党的政治路线是党在一定历史时期根据社会主要矛盾制定的总方针， 是制定各项具体方针政策的根本指南。 它规定着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任务， 决定党的全部活动， 也决定着党的建设的方向和基本内容。 我们党百年政治建设历程表明， 制定并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 关系党的生命， 是根本的政治建设；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这个核心要义来展开。

我们党成立后， 逐步在实践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党的二大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 党的三大提出了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思想。 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思想。 大革命失败后， 党提出了武装斗争思想。 1939 年 10 月， 毛泽东在 《〈共产党人〉 发刊词》 中深刻阐述了党的建设必须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的原理。 同年12 月， 毛泽东在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一文中， 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内容。 1948 年， 他在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中完整地表述了总路线的内容。 同时， 党把自身建设同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 确保党成为中国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 从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新中国建立以后， 党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严峻的考验。 党认真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 有条不紊地开始了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 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 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 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初步发展。 在此基础上， 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在这条总路线指引下， 我们党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并顺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这期间， 党围绕 “一化三改” 的任务， 加强自身的建设， 开展了 “三反” 运动和 “五反” 运动，纯洁了党的队伍， 使广大党员和干部经受住了执政的考验， 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壮大， 党领导的事业蓬勃发展。

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 在正确分析了党所面临的新形势、 新矛盾和新任务的基础上， 制定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 这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发展生产力， 实现工业化， 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与此同时， 为了保证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确领导和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 党的八大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方针和任务， 强调要坚持事实求是、 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 反对主观主义、 官僚主义和个人崇拜。 实践证明， 这条政治路线是符合实际的， 代表了党在政治建设上取得的巨大成就。 由于党的建设紧密联系党的中心任务展开， 从而使党内政治生活正常， 党在思想上政治上高度统一， 党在群众中威信很高， 党的组织发展也很快。 遗憾的是， 从 20 世纪50 年代后期开始，这条正确路线没有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在实际上转向以阶级斗争为中心， 从而使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遭受严重挫折。

1978 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的决策， 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 并明确指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加强党的建设。 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 “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 的目标， 这就把党的建设同党的中心任务紧密联系起来。 在认识国情和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1987 年党的十三大第一次系统阐明了社会主义初阶阶段理论， 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的基本路线。 会议明确强调， 党的建设问题从来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新时期党的一切工作， 都必须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既紧紧抓住了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 又体现了运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 全面推动历史进步， 实现民富国强、 民族振兴的要求。 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 人民的幸福线”⑥。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发展迅速， 成就举世瞩目， 这证明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动摇不得。”⑦

改革开放以来， 党紧紧围绕基本路线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 无论遇到什么干扰， “我们党都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保持清醒头脑， 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基本路线上来，从而使党的基本路线日益深入人心， 全党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不断增强”⑧。 这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反复强调， “我们在实践中要始终坚持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不动摇， 既不偏离 ‘一个中心’， 也不偏废 ‘两个基本点’。”⑨党的十九大指出，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没有改变我们对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 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 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 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条党和国家的生命线、 人民的幸福线。

百年以来， 党的政治建设经历了 “密切联系─偏离─回归密切联系” 政治路线这一演进历程。 历史表明， 加强执政党政治建设， 首先必须确立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 同时要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进行党的建设， 惟有如此， 才能保证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其主要启示是：

第一， 党的政治路线决定着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的成败。 只有制定出符合国情、 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路线， 党才能团结带领人民为共同目标奋斗，党的领导才能坚强有力， 党的事业就会兴旺发达。第二， 正确的政治路线是遵循一定历史阶段的国情和主要矛盾制定出来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都是在把握国情和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制定的， 也是正确的。 否则， 就会犯 “以阶级斗争为纲” 那样的错误。 第三， 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 确保党的路线贯彻执行。 列宁曾指出： 问题在理论上解决和实际的贯彻是有区别的。“理论和实践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和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决不是一回事。”⑩党的八大曾提出了正确的政治路线， 但后来在实践中背离了这一路线， 导致党的事业遭受挫折。 最后， 政治路线确定后， 干部是决定因素。 必须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 突出政治标准， 提拔重用全面贯彻党的路线、 忠诚干净有担当的干部。

三、 赢得民心民意是政治建设的关键

民心向背， 决定着一个政党、 一个政权命运的兴衰。 从根本上说， 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 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政党是以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为主要目标的政治组织， 而这样的目标能否实现， 最根本、 最重要、 最关键的因素是民心。 习近平强调：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 把赢得民心民意、 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⑪这是百年来我们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之一。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那天起， 就没有自己的私利。 党的二大旗帜鲜明地宣告， 党是 “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利益的先锋队”， “要‘到群众中去’， 要组成一个大的 ‘群众党’”。 革命战争年代， 党领导人民打土豪、 分田地； 领导人民坚持抗战、 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领导人民打败蒋介石、 建立新中国， 等等。 这都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斗争， 因而赢得了人民的拥护与支持。 坚定站稳人民立场， 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

执政以后， 党有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但党内的骄傲情绪、 脱离群众的危险以及官僚主义习气， 有可能滋长。 为此， 党中央于 1950 年和1951 年在全党进行整风和政党， 纯洁了党的队伍，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1956 年， 党的八大从新的高度强调了执政党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并把反对官僚主义提到能否真正贯彻群众路线的高度来认识， 提出了克服官僚主义的各种措施。 这为党团结带领人民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提供了保证。

1978 年12 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应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邓小平反复强调， 一定要取信于民， 把人民 “高兴不高兴、 满意不满意、 赞成不赞成、 答应不答应”作为党制定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1990 年， 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作出 《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 2001 年，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 要求全党讲学习、 讲政治、 讲正气， 坚持密切联系群众， 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2004 年，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 《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党要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由于我们党 “真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紧紧依靠人民， 最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 从人民中汲取智慧， 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使党得到人民充分信赖和拥护， 始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凝聚起强大力量、 提供根本政治保证”⑫。

2016 年7 月， 习近平指出：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党与人民风雨同舟、 生死与共， 始终保持血肉联系， 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正所谓 ‘得众则得国， 失众则失国’。”⑬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首先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继而在全党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 着力解决 “四风” 问题， 再接着开展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 推动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同时坚定不移地反对和惩治腐败， 推动党风政风为之一新， 党心民心为之大振。

百年以来， 党群关系经历了 “健康发展─发生偏差─恢复和发展─良性互动” 的演进历程， 其中主要的历史启示是： 第一，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中国共产党的根基、 血脉和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 无论是打破一个旧世界， 还是建设一个新世界， 党都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只有获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党才发展壮大。 否则， 无论它是怎样的先进， 组织得如何好，也必将陷于灭亡。 第二，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 人的问题， 是检验一个政党、 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 共产党人的最高利益和核心价值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幸福。 只有真正为人民谋福利， 党才能赢得民心民意， 才能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惊天动地的伟业。 第三， 赢得民心民意， 绝不能停留在口头上， 必须落实到工作和行动中。 党的干部应把工作重心下移， 深入基层， 倾听群众呼声， 反映群众意愿。 虚心向群众学习，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问政于民、 问计于民、 问需于民， 在群众中汲取养分和智慧， 带领群众为创造美好生活奋斗， 不断加强党的群众基础。

四、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政治建设的基础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是党的政治建设中的根本性、 基础性问题， 关乎党的生死存亡。 党的政治建设百年历史表明， “什么时候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健康， 我们党内就风清气正、 团结统一， 充满生机和活力， 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 反之， 就弊病丛生、人心涣散……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严重损失。”⑭

党成立之初， 就对组织原则、 组织机构、 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使党内政治生活有了良好的开端。 1929 年6 月， 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 《组织问题决议案》 中， 明确提出 “加强党内政治生活” “提高党内政治生活” 等提法。 1929 年12 月， 毛泽东明确提出 “党内生活要政治化、 科学化”。 然而， 由于党内 “左倾” 错误占主导地位，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 直到遵义会议的召开， 党内政治生活才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经过延安整风运动， 在党内逐步形成了实事求是、 理论联系实际、 密切联系群众、 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 党内政治生活形成了民主、 团结、 和谐的良好氛围。 解放战争时期， 党中央决定建立报告制度、 健全党委制度， 为严格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制度保证。

新中国成立之初， 全党风清气正， 充满生机和活力， 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健康。 1954 年，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露和批判了高岗等人的反党分裂活动，通过了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维护了团结统一， 提高了党的战斗力。 1956 年， 党的八大突出强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 “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 的原则。 1957 年， 毛泽东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中， 提出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公式： “团结—批评—团结”。 不久，毛泽东又提出了党内政治生活总目标， 他指出：“我们的目标， 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 又有统一意志、 又有个人心情舒畅、 生动活泼， 那样一种政治局面。”⑮然而，1957 年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之后， 党内个人专断作风和个人崇拜开始盛行， 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 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了不正常、 不健康的倾向。 1962 年召开的 “七千人大会” 试图纠正党内政治生活存在的问题， 但终究未能扭转局面。 这样，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政治生活的良好开局由此中断。 在 “文化大革命” 期间， 党内政治生活混乱无序， 党领导的事业也遭受破坏。

改革开放以来， 党在深刻总结党内政治生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推动党内政治生活迈向制度化、规范化、 科学化发展轨道。 1980 年，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于当时恢复和健全党内民主、 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严肃党的纪律、 促进党的团结， 实现政治上、思想上、 组织上、 作风上的拨乱反正， 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 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⑯此后， 逐步恢复和完善党的各级组织的民主生活会制度， 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 恢复了党员权利的规定， 健全党委会和集体领导制度等， 党内激发出勃勃生机和创造力。

新时期， 党一方面从制度方面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1990 年， 中共中央印发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 第一次提出 “党内生活制度化” 的范畴和任务。 围绕这一任务， 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党内生活的制度和法规， 如 《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规定》 《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 （试行）》《关于提高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质量的意见》 《关于改进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意见》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 《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 《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等。 这些文件和条例的颁布实施， 有力推动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 党通过集中教育活动， 解决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如 1998—2000 年的 “三讲” 教育活动、 2005—2006 年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2008—2010 年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 有效克服党内政治生活重中的不良倾向， 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实效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提出，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 党要管党， 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 从严治党， 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⑰党中央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 率先垂范，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坚持思想建党同制度建党紧密结合， 开展一系列集中教育活动， 严厉惩治腐败， 党内政治生活展现新气象， 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注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问题， 通过了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是新时期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大战略举措。

综上可知， 党内政治生活有一个 “探索—健康正常—混乱无序—制度化、 规范化、 科学化” 的演进过程， 其主要启示是： 第一， 涵养政治生态首先要匡正选人用人风气。 选什么人是风向标， 必须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 发挥好领导干部的示范表率作用， “努力形成层层担当、 人人担当、 共同担当的局面”⑱。 第二， 党内政治生活是锻炼党性、 提高思想觉悟的熔炉。 要贯彻落实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 时代性、 原则性、 战斗性， 让党员、 干部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经常接受政治体检， 增强政治免疫力。 第三， 政治文化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灵魂， 必须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让党所倡导的理想信念、 价值理念、 优良传统深入党员干部的思想和心灵。 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和践行忠诚老实、 公道正派、 实事求是、 清正廉洁等价值观， 以良好政治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五、 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政治建设的根本保证

马克思指出： “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 否则将一事无成。”⑲理想坚定、 纪律严明是党不断走向胜利的力量所在。 在党的纪律体系中， 政治纪律是最根本、 最重要的纪律。 党的政治建设历史证明， 只有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才能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 政治方向、 政治原则、 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提供根本保证。

党的一大党纲明确规定： “入党者必须与反对本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关系”。 这是党的首项政治纪律。 1927 年4 月， 党的五大正式设立中央纪律检查机构——中央检查委员会。 1927 年11 月，党中央通过了 《政治纪律决议案》， 这是中共党史上严明政治纪律的文件。 1929 年， 古田会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这是一条最重要的政治纪律。 1936 年， 鉴于张国焘破坏纪律的行为， 党中央重申了 “四个服从”， 将 “四个服从” 作为重要政治纪律加以强调。 1938 年，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就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党部的工作规则与纪律作出决定，有力地保证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1945 年， 党的七大党章明确规定： 在党内不容许有离开党的纲领和党章的行为， 不能容许有破坏党纪、 向党闹独立性、 小组织活动及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 这一系列举措在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史上， 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 党的执政地位对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1949 年11 月， 党中央下发《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 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委员会。 中央及各级纪律委员会的建立， 标志着党内开始了有组织的系统监督。 1954 年，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从思想上、 政治上和组织上批判了分散主义的错误， 进一步严肃了党的政治纪律。 1956 年， 党的八大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 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 要求全党必须服从党的统一领导， 巩固党的团结， 维护党的统一。 严明的政治纪律为党执政后顺利开展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保证。 但是， 从20世纪50 年代中后期开始， 由于种种原因， 党的政治路线发生偏离， 党的政治纪律被严重扭曲。 特别是发生了 “文化大革命”， 导致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 搞乱了党的指导思想， 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 败坏了党的作风， 破坏了党的纪律， 降低了党的威信和凝聚力。⑳

改革开放以来， 党中央及时恢复成立了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 开始了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新局面。 1982 年， 党的十二大将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党章， 四项基本原则成为全党必须遵守的重要政治纪律。 1989 年， 中纪委发出 《关于严明党的政治纪律， 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通知》，要求全党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 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与此同时， 根据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和新的历史特点， 党中央先后修订和出台了 《关于党员干部必须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通报》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关于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章的通知》 《关于旗帜鲜明地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作斗争的通报》 《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列》等文件， 使党的政治建设有章可循、 有规可依， 为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提供了有力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 面对党的领导弱化， 纪律松弛等问题，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开启了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新局面。 习近平强调， 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严明党的纪律， 首要的是严明政治纪律。 遵守党的政治纪律， “最核心的， 就是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 基本纲领、 基本经验、 基本要求，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自觉维护中央权威”㉑。 加强政治纪律建设， 一是要健全完善制度； 二是要深入开展纪律教育； 三是要狠抓执纪监督； 四是养成纪律自觉。 这一系列论述为新时代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 在实践中， 一方面， 中共中央修订和出台了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 等文件， 实现了党内法规建设的与时俱进， 确保党内政治生活有规可依、 有章可循。 另一方面， 严肃查处了薄熙来、周永康、 孙政才、 徐才厚、 郭伯雄、 令计划等严重违纪的高级领导干部， 维护了党的政治纪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与此同时， 还开展了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 增强了党员干部的政治纪律观念， 提高了全党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的自觉性。

百年来， 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主要历史启示是： 第一， 全面从严治党， 根本在于严明党的政治纪律。 习近平指出：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党最根本、 最重要的纪律， 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㉒。 从严治党， 最根本就要靠严明党的政治纪律。 第二， 严明党的政治纪律， 必须一手抓制定完善， 一手抓贯彻执行。 要继续制定完善党内法规， 构建以党章为根本、 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体系。 同时， 还要狠抓政治纪律的贯彻执行， 坚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执行纪律没有例外， 坚决查处各种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 防止出现 “破窗效应”。 第三， 领导干部要在严守党的政治纪律方面为广大党员作表率， 各级党组织都要担负起执行纪律和规矩的主体责任， 敢抓敢管， 使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注释：

① 《毛泽东文集》 第 7 卷，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403 页。

② 《毛泽东文集》 第 8 卷，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305 页。

③ 《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266 页。

④⑯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584、 406 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 卷， 外文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188 页。

⑥ 本书编写组：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 第102 页。

⑦ 《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370 页。

⑧ 习近平： 《改革开放30 年党的建设回顾与思考》，《学习时报》 2008 年 9 月 28 日。

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 第11 页。

⑩ 《列宁全集》 第 42 卷， 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44 页。

⑪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3 卷， 外文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95 页。

⑫ 胡锦涛：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 第18 页。

⑬⑭⑰⑱㉑㉒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年版，第 169、 37、 47—48、 42、 96、 116 页。

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10 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429—430页。

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9 卷， 人民出版社 1972版， 第 413 页。

⑳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2卷下册，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年版， 第97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