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方式对历史作出正确解读
——作家任蒙访谈录

卢建飞

编者按： 任蒙， 湖北省杂文学会副会长、 武汉散文学会会长， 当代著名作家、 文化学者， 曾获首届 “全国孙犁散文奖”、 第四届 “全国冰心散文奖”、 全国首届 “鲁迅杂文奖” 金奖等， 著有 《任蒙散文选》 《反读五千年》 《走向另一个自己》 等散文集。 任蒙认为， 散文作家的艺术视野、 艺术境界、 历史观念、 历史思辨、 文化理念、 文化担当、 人文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等与散文写作密切关联， 历史文化散文写作则是 “史、 思、 诗” 的融合。 当代作家需要重视理性精神和批判精神， 以写出具有 “时代难度” 的散文。 本次访谈是任蒙结合几十年来个人写作的经验， 对历史文化散文写作展开的历史性回顾与总结， 也是散文写作理念、 视野、 方法的开创性探索， 对当下散文写作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

卢建飞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以下简称“卢”）： 任老师好！ 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访谈。在散文创作方面， 您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 有人评价您的散文是 “国家队的水准”， 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进行散文创作的， 能具体谈谈您的创作经历吗？

任蒙 （著名作家、 文化学者， 以下简称“任”）： 这个话题说来有点儿长。 我正儿八经地走向文学创作道路， 应该是由散文转向诗歌的。 18 岁参军之前， 我已经写过一些小诗， 发表在当地县文化馆编发的刊物上。 那个年代， 我们没有什么其他兴趣爱好， 就是以写作为荣。 后来参军到部队， 因为有写作的兴趣和特长， 我就想着发表作品。 我的第一篇散文是和我们团的一个老兵合作完成的， 我写初稿， 他来修改。 稿子按照当时散文写作的固定套路和模式， 加上自己在乡下的经历和见闻， 虚构了一个部队支援驻地农村开展水利建设的故事。 这篇文章不到4000 字， 却是我正儿八经的散文 “处女作”， 发表在 1976 年 1 月 31 日武汉军区的 《战斗报》 上。 因为那天是春节， 当时在我们山沟里的团部还产生过 “轰动性” 效应。 可以说， 这是我散文创作的起点。 后来， 我开始独立创作， 很快写出了第二篇散文， 应该是一组散文诗， 通过虚构的三个知识青年的故事， 描写山村的所谓 “巨变”， 文字比较华美， 发表在 《襄阳报》 上， 几乎占了一个整版。 这给我的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动力和信心。 再后来， 我调到武汉的一个雷达部队， 来到这个团还不到三个月， 就被政治处抽调去专门搞写作。 那时部队很重视 “笔杆子”， 主要工作就是为部队采写一些新闻稿子， 没有新闻可写时， 我可以搞自己的创作。 当时团里有两个人写诗， 一个是政治处的副主任， 另一个是位老兵， 我就跟着他们写起诗来了。 开始几年， 主要是军旅生活诗歌， 当时除了湖北的 《长江文艺》 《武汉文艺》 和 《湖北日报》《长江日报》 之外， 还有 《奔流》 《百花园》 《青海湖》 《太原文艺》 《诗人》 等省市级文学刊物，都先后发表过我的诗作。 大概是 1980 年， 空军文化部编选 《空军诗选》， 还选录了我一组短诗。 后来， 以这批军旅诗为基础， 我选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 《男神之爱》。

卢： 据了解， 您早期的创作不仅仅有诗歌、 散文， 还涉猎了杂文、 随笔、 诗歌理论。 从您的 《诗廊漫步》 一版再版， 不少报刊纷纷发表评论的情况来看， 可谓 “好评如潮”， 应该说， 您在这些方面的创作都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请问这些创作经历与您后来的文化散文创作存在一种什么关联？

任： 先说说我当初的一些写作经历。 我的杂文创作， 也是从那个时期起步的。 1981 年第1 期 《红旗》 杂志发表了我的一篇 《“胸怀” 小议》， 对我的杂文创作来说算是一个起点。 这篇文章虽然很小，只是占了这期刊物的 “封三”， 但它是我们军区文稿有史以来第二次荣登 《红旗》 杂志， 第一次是以“黄继光生前所在连” 名义上过一次。 那会儿 “文革” 刚结束， 在意识形态领域还延续着 “两报一刊” 的习惯， 即全国所有日报都按惯例转载 《红旗》 刊文目录。 据传这篇千字短文还引起过西方媒体的关注， 认为中国 “在过去各种政治运动中相互积怨甚多， 所以最高党刊提倡讲胸怀”， 云云。 当时， 在我们军区空军宣传部任副部长的丁福村， 还说他在 “内参” 上看到过国外关于这篇小文的其他评论。 实际上， 我写作时并没有想过这么高远的目标， 只是雨果那句关于胸怀的名言感动了我， 我就写成了一篇随笔， 和我们团的一位也爱动动笔的副政委一起署名， 他让团部打字员打印了好多份， 投寄了几个报刊。 在 《红旗》 发表之前， 《湖北日报》 已经见报了。 可以说， 这篇短文只能算是一篇“思想评论”， 没有杂文的嬉笑怒骂和犀利文采。

我的杂文创作第一个高峰期， 大约是 10 年之后才到来。 不过， 因为写诗， 我对文艺理论的兴趣从上世纪80 年代就产生了。 受诗人艾青的影响，我在1984 年至1985 年之间写了数万字的 《诗廊漫步》， 就是那种以 “思想火花” 的形式谈 “怎样写诗”， 形式比较生动活泼， 往各地投稿， 先后在《文汇报》 《写作》 《随笔》 等 60 多家刊发过， 其中 《写作》 杂志连载了七八次， 刊发数量最多， 因为有读者给编辑部写信， 明确要求多发 《诗廊漫步》。 此时， 我已经由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 但《空军报》 副刊还为 《诗廊漫步》 开了专栏。 《青年文摘》 从 《写作》 转载过一期， 一字未改， 接近两个页码， 影响也很大。 《诗廊漫步》 结集出版之后， 在诗坛进一步引起强烈反响， 初版追印了三次。 三年之后， 北方文艺出版社还再版了一次。 此外， 我还在 《湖北大学学报》 《江汉大学学报》《儿童文学研究》 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几篇论文，论题也都与诗歌有关， 这些都为我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卢： 您从90 年代开始主要致力于历史散文创作， 请问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散文创作转向阶段？ 您为何选择这个主攻方向？

任： 1985 年后， 我的创作开始进入一个高峰期， 写了很多诗歌、 散文、 随笔、 杂文、 文艺理论等不同体裁的作品。 有人说我是 “多面手”， 我也承认自己是 “四面出击”，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自己的追求。 无论散文也好， 诗歌、 杂文也好， 我都力争写出自己的高度来， 写出难度来。 1999 年，为迎接建国40 周年， 湖北省作协组织编选的 《湖北省新时期文学大系》， 其中诗歌卷、 散文卷、 儿童文学卷、 文学理论卷都有选录我的作品。 当时没有设立杂文卷， 但实际上那时我的杂文作品被录入全国性杂文选本、 选刊也已经是 “常事” 了。 早在1993 年， 《杂文报》 就发过一篇专访 《作家任蒙与杂文》， 还被甘肃等地的报纸转载过。 文学圈子内相互排挤的现象在杂文界似乎温和一些， 杂文报刊的编辑作风应该是现在这种时代最公正的， 他们也给了我在全国杂文界的一席之地。 前几年， 全国杂文联谊会组织编选 《走近杂文家》， 为全国40 位作家写小传， 每人万字传记， 感谢他们没有忘记我。还有 《中国当代杂文家》， 我也忝列其中。 从写散文、 写诗歌起步， 再到写随笔、 杂文、 诗论， 我绕了一大圈， 又回到了散文， 或者说以散文创作为重点。 这看似一种偶然， 其实是一种必然， 为此后散文创作打下了基础。 我在20 世纪90 年代之前写的一些散文， 至今还被一些语文试卷和校外阅读文本所选用， 《散文选刊》 和有些散文选本也曾多次转载， 但那些篇目多半是有感而发的 “家长里短” 和游记短文。 我的散文创作得到明显的提升， 或者说跨越到一个新的高度， 则始于90 年代开始的历史文化散文创作。

为什么我要写历史文化散文？ 首先， 我是一个文史爱好者。 我的少年时代没有什么书可读， 但我曾经弄到两本 《中国史话》， 真是爱不释手， 到现在我还保存着。 看历史很容易引起人的思索， 有时候我宁愿看一部非常拙劣的纪录片， 也不想看一部虚构的故事片。 即便是纪录片某些地方扭曲了历史的真相， 可它终归还包含一些历史事实， 不过它需要我们自己来分辨。 历史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博大精深， 假如你不去反思它， 它们只是一些藏在故纸堆里的历史事实。 对待历史， 我们要尽量努力用自己的视角和观点去思辨， 去反思。 要写好历史文化散文是有难度的。 我最早尝试历史散文创作， 可追溯到80 年代初年。 记得有一篇 《古城沧桑》 是写开封的， 虽然语言比较美， 也有历史沧桑感， 当年不仅在规格比较高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过， 而且还被湖北人民广播电台配乐播送过， 但后来我总觉得它很肤浅， 因为缺乏历史辨识度， 没有多少思想深度。 选编 《任蒙散文选》 第一版时， 我就不愿意收录早年的历史文化散文。 我选择文化散文这条道路， 并非是因为我有多少学问， 而是我始终对民族的历史文化怀有一颗敬畏之心。

卢： 请问您如何理解历史文化散文的艺术魅力， 它体现在哪些方面？

任： 历史文化散文的独特之处， 首先是它对历史的思辨。 历史题材的散文所具有的凝重感和思想分量， 不是其他题材能够相提并论的。 这种散文需要注入更多的思考， 对过去历史反复的凝视、 审视， 它是在考辨的基础上， 来思考历史的发展规律或者是一些需要重新辨识的问题。 所以这种创作，不会因为一个小道理或者一个小感悟而动笔。 其次， 从写作过程看， 写历史文化散文需要准备的时间远远超过写日常生活的散文。 平时写日常生活散文， 我们可以凭一时的兴趣和灵感来写， 将思路铺展开来便可形成一篇散文。 但历史文化散文不能靠一时的冲动来成文， 更多的是靠平时的知识积累。当然它也需要某种灵感， 通过某种冲动来点燃写作热情。 此外， 文化散文和历史普及读物是不同的，作家是通过散文的形式来表达对历史的一些重新认识和辨识， 而历史读物重点在于普及历史常识。 作家是在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 这种创作不是对历史常识的简单复述。 如有的人行走一个地方之后有感而发， 再加上大量的历史资料敷衍成篇， 没有自己的观点， 没有自己的看法， 没有从内心发掘或者重新审视历史， 这样的历史文化散文是没有多少价值的。 真正的历史文化散文， 必然是作家在某些已经成为定论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不拘泥于历史的定论， 深入考辨历史的细节， 然后进行写作并表达自己新的历史认知。

卢： 贾平凹曾提出 “大散文” 概念， 他认为当代散文的境界、 格局、 品格、 题材都比较窄小， 整个散文创作的气象不够宏大， 因此提倡繁荣 “大散文”。 您用 “大散文” 来概称自己的历史文化散文，请问是否与贾平凹所提出的 “大散文” 内涵一致？您所说的 “大散文” 具有什么样的美学特征？

任： 对于文化大散文这个概念， 一直存在争议。 我认为， 我们大可不必去纠结其概念， 但我们需要明确它的基本特征。 文化散文主要是以历史为题材， 它要具备厚重的思想底蕴， 直接的生命体验， 深切的人文关怀， 丰富的美学内涵， 超越的艺术手法， 个性的语言表达。 简单地说， 就是历史解读、 思想重量、 美学价值、 现实观照， 或者说这种散文必须是史、 思、 诗的融合。 文化散文重在史识， 需要作者以独到的史鉴目光， 深刻地揭示历史的本质和主流走向， 以强力的历史批评意识和深邃的文化感悟， 唤起新的文化觉醒， 从而反省我们民族文化， 引导人格理性重建， 投射出中华文化的精神强光。 当然， 这是一种理论上的高标准， 一篇散文要想全面地达到这些要求， 难度很大。 换句话说， 历史文化散文就是要以史为鉴， 让历史观照现实， 同时要注意语言的文化张力与诗性内涵。 历史文化散文首先必须是文学的， 必须是以文学意义上的超越精神书写出来的， 它通过诗意叙事来折射理性的光芒， 是诗性与智性融会的文字。 文化散文必须注重艺术的感觉， 不是着重于历史史实和历史理念。 还是那句话， 要始终站在历史哲学的角度， 以高阔的文化视野去反思历史， 思考未来。

卢： 2009 年 《任蒙散文选》 获首届 “全国孙犁散文奖” 的大奖时， 组委会的颁奖词是： “任蒙以深邃的鉴史眼光， 凝重的忧患意识和恢弘的书写气势， 在传统与现代认同之间探寻真相， 感悟生命，并独辟蹊径， 自成一家。 亘古兴衰、 历史沧桑、 山河变迁、 现实经纬， 经他的酣畅笔力化作一道道气象万千， 诗意沛然的人文风景。 无论是黄钟大吕的磅礴长调， 还是言近旨远的精粹诗歌， 都使他站在一个 ‘天地人文’ 浑然交融、 厚积薄发的写作高度。” 评论家高晓晖也认为这是 “极高的评价”。 您觉得自己的历史文化散文其独特性体现什么地方？

任： 这篇颁奖词的起草者是天津市作协副主席黄桂元， 他曾担任过茅盾文学奖的评委。 五年之后， 他还就这个话题写了一段很长的文字， 迄今网上可见。 他说： “现在看来， 我给 《任蒙散文选》的评语并非过誉之词。” 第一次 “全国孙犁散文奖”担纲主要评委的老作家石英也在 “获奖作品” 的序言中写到： “天津散文创作的整体水平与任蒙的作品相比较， 还存在一个再上台阶的问题。 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 而是评委会达成的共识。”

好多年前， 我一直以为 “孙犁奖” 给这部作品的颁奖词， 可能是组织者随意找了一个人写出来交差， 竭尽溢美之词， 将人们对文化散文的期待和理想作为 “既成事实” 冠在我头上了， 因而内心里自然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创作水平达到了 “这种高度”。直到我看到黄桂元先生的文章之后， 才知道颁奖词出自这位天津著名评论家的手笔。 当年， 我去天津领奖时和这位评委代表见过一面， 但他话语不多，更没有提及自己起草颁奖词一事， 所以我们之间几乎没有对话， 此后也没有更多交往。 我必须一如既往地努力写下去。 如果要探讨文化散文最重要的特征， 就是我刚刚讲的， 尽量做得将诗、 史、 思有机融合， 达到一种既有深度， 又有诗意的艺术境界。这不是我概括出来的， 但我一直将它作为自己文化散文写作的艺术追求。

卢： 梁实秋 《论散文》 中说， 头脑笨的人， 说出话来是蠢， 写成散文也比较拙劣； 富有感情的人， 说话固然沉挚， 写成散文必定情致缠绵； 思路清晰的人， 说话自然有条不紊， 写成散文更能清澈见底。 所以说， 散文的关键在于人， 有一个人便是一种散文。 您如何看待作家个人的思想境界、 人格气质、 艺术旨趣与散文创作之间的关系呢？

任： 作家个人的思想境界、 人格、 人文情怀，肯定与他的创作相关联。 中国几千年历史上， 很难找到 100 年社会相对稳定的局面， 没有大的灾难和战争。 因此， 我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 古往今来， 人们没有过几天安宁的日子。 我们这一代人比较幸运， 出生时二战早已结束了， 三年内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也结束了， 这一辈人能够享受和平与安宁， 非常来之不易。 如果我们今天仍然以成吉思汗为荣， 想到当年他们不断地发动战争和暴力杀戮，我们就热泪盈眶， 就感到自豪， 那我们就没有资格指责日本人崇拜军国主义。 最近我写一篇有关诗人张养浩的散文， 他在 《山坡羊·潼关怀古》 中叹息“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我认为这是他对人文情怀的一次最好的阐释。 一个作家要保持社会良知， 对生命、 对人性、 对人民大众要有怜悯之心， 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道德感。 一个作家的人文关怀， 包括他的视野、 境界、 文化理念和文化担当等， 这些都反映在他的创作当中。 所以我说， 虽然有人能将风花雪月写得很潇洒， 能够将一些情感题材表现得催人泪下， 但不能证明他就能写好历史文化散文。

卢： 《反读五千年》 集录了您大部分历史文化散文作品， 能否具体谈谈这部文集的创作过程？

任： 《反读五千年》 是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3年出版的， 这部散文集其实是一种积累的结果。《任蒙散文选》 经过几次出版后， 我考虑出一本纯粹写历史的散文集。 《反读五千年》 将 《任蒙散文选》 第一版、 第二版中的历史文化散文都收录了进去， 还收了一篇关于辛亥革命的10 余万字的长篇散文——《世纪的黎明》， 成为这部文集的重头戏。在辛亥革命100 周年纪念日到来的前一年， 《长江文艺》 杂志的负责人听说我在写辛亥革命， 马上向我约稿5 万字， 因为他们正要组织一期纪念专刊。当时 《天津文学》 主编也向我预约了2 万字。 这篇作品出来后赢得了不少好评。 《反读五千年》 出版后， 出版社从责任编辑、 审稿总编， 到他们的老社长， 都异口同声地说关于辛亥革命的文稿写得好，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刘保昌研究员也很赞赏这部作品。 听到赞扬， 我心里自然很高兴， 但另一方面也感到有些憋屈， 因为这本集子收录了40 多篇 “短篇”， 它们都是我用心写作出来的历史文化散文，所耗费的精力不知是写作 《世纪的黎明》 的多少倍。 当然， 也有评论家朋友不以为然， 把这篇散文当成小说来读， 或者随手翻翻， 看了但很不喜欢，这都没有关系。 一部作品让所有人都肯定， 这样的现象极为罕见。 我总觉得， 没有一定的阅历和思想历练， 没有那种情怀， 就很难体验出这种历史文化散文中的 “味道”。

卢： 我认真拜读过这篇 《世纪的黎明》， 觉得其视野开阔、 气势宏伟， 语言也精准、 流畅而富有激情， 而且有深刻的反思与批判精神。 其中描写了一系列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许多细节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比如， 细腻刻画陶启胜、 金兆龙这两个人物在起义前具体的行为举止， 以及打响起义第一枪前前后后的生动情景等。 请问这些是您的想象呢， 还是确有其事？

任： 我对辛亥革命历史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写陶启胜、 金兆龙包括黎元洪这些具体人物以及历史事件， 都是经过认真查阅资料， 依据史实来写的。不过， 其中有些人物对话、 心态和思想情感状况，是我在创作过程中进行推理和想象的结果。 我主张散文属于 “非虚构” 文学， 但并不排除某些细节的合理想象。 没有细节和故事的填充， 就无法更好地重现当时的历史场景， 但这种想象必须是 “循规蹈矩” 的， 绝不可以违背人物性格和事情的情理， 一定要在历史事实的框架内下进行 “合理的想象”，这样才能把历史写活， 把散文写得生动有趣， 写出真实情感和思想深度。 或者说， 写这种极其严肃的历史题材， 我给自己划定的想象空间非常狭小， 只能是努力把这种有限的想象空间利用好。

卢： 在您看来， 历史是需要 “反读” 的， 还以此作为一本历史散文集的书名， 请问您所指的 “反读” 有什么独特的内涵吗？ 在您的历史文化散文中， 又是怎样来 “反读” 历史的？

任： 所谓 “反读”， 并不是故意跟别人唱反调，而是怎么从一个不同的视角去透视历史， 进而把以前某些错误的历史观念纠正过来。 这种 “反读”，更多的是对历史的思辨。 比如， 白居易这个人是具有两面性的， 别看古代文学史介绍的都是他同情民间疾苦、 揭露社会黑暗的诗作， 但他同样也写了很多趣味不高的艳词， 描写自己醉生梦死、 奢靡腐朽的优厚生活， 并且这类诗的数量， 远远超过了他写的关注社会现实作品的数量。 我写白居易时， 不但从这个角度去看白居易这个历史人物的思想复杂性， 还从为官和为文两项 “主要指标” 去综合观察他所谓的成功人生， 这跟以往其他人对白居易的解读， 显然是不同的。 在 《反读五千年》 中， 写李白总共四五次， 写杜甫两三次。 “反读” 不是否定历史、 曲解历史， 甚至是有意歪解历史， 而是突破一些陈规思维， 重新审视历史， 在前人认知的基础上获得更真实客观的解读。

卢： 散文家王统照也曾说过， “历史类的散文” 能用优美、 生动、 有趣的文笔将历史的事实写出， 既不像小说那样单纯注重情节想象的创造， 又不同于纯历史读物那样干枯的记载， 文学是需要想象和个人情感的， 历史是客观严谨的， 二者的巧妙结合才能把历史散文写出精彩。 刘保昌老师认为您的历史文化散文在审美性上比余氏 “稍逊风骚” ,但在思想性上绝对超越了余秋雨, 带有鲜明的 “任氏标志”。 请问您怎么看待这种评价， 您的作品与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有什么不同吗？

任： 在一次创作研讨会上， 曾有湖北大学的研究生问过我， 怎么看待自己和余秋雨的散文。 当时我回答了三点： 第一， 我绕不过余秋雨， 很多人认为我的历史文化散文太像余秋雨的风格了， 中国社科院的楼肇铭老师读了 《任蒙散文选》 曾经给我来信， 他肯定了我的历史文化散文， 同时也认为余秋雨是我的老师； 第二， 有的评论家不喜欢余秋雨，认为他的散文卖弄学问， 因而在评论中有意拔高我的历史文化散文去打压余秋雨， 我感到这种 “对比” 比较偏激； 第三， 还有一种说法， 认为我的创作是对余秋雨的 “从模仿到超越”， 说我在思想性上超越了余秋雨。 我曾经说过， 肯定不存在模仿的问题， 同在一条道上走， 自然有些相似之处。 我写过几十年杂文， 有些杂文作家的创作达到一定水准后， 大家观察问题的角度、 创作的思维轨道， 都可能比较接近， 甚至连语言、 语式、 语感都很相似，有时候面对同一个题材， 拟出来的标题都可能不约而同。 有学者在论文中说我的散文作品在思想性上比余秋雨的散文强， 还运用了 “绝对” 一词。 余秋雨那篇 《一个王朝的背影》 写的是承德避暑山庄，说皇帝的确很辛苦， 应该有一个地方好好休息。 老实说， 我读到这里就有点儿 “翻胃”， 天下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冻饿交加， 作者没有同情百姓， 反而同情皇帝， 说明比较缺乏悲悯意识和人文关怀， 这涉及到根本的文化立场问题。 当然， 不是说不可以同情皇帝， 但要看是在什么环境、 前提下来表达对皇帝的同情， 即使同情， 也不能赞同他们如此大兴土木建造独享的避暑山庄。 对于这种早已发霉的皇权现象， 我们不去再进行鞭挞， 但也不可以如此称道吧。

卢： 您的历史文化散文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批判性， 还有许多文化学者所缺乏的人文关怀和人道精神。 卢锡铭先生曾说： “要研究中国当代历史文化散文， 任蒙是一种绕不开的峰峦。” 可见， 您的历史文化散文是得到高度认可的。 请问您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文化散文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任： 那年去天津领奖， 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 我曾说过， 过去多少年我只能用自己极其有限的业余时间来写作， 很少有时间去阅读他人的作品， 几乎没有比较， 所以不知道自己处于什么位置， 写到了什么程度， 只知道自己努力去写。 卢锡铭本身是位散文作家， 是从广东出版集团的领导岗位上退休的， 在广东出版界私下被称作 “教父”。这句话是他在一篇评论里讲的。 华中师范大学黄曼君教授生前对我的散文一直很赞赏。 最初， 他在电话里给我说： “写得很好！” 后来又在一次座谈会上指出： 把史实、 学术和散文的抒情几个方面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这是任蒙散文最大的成功之处。 更让我感动的是， 黄教授一直想为我写一篇 “综合性” 研究论文， 推到 《文学评论》 上去， 并且考虑从 “大文化” 的角度去写， 那会儿他已经70 岁多了， 不久又身患绝症。 还有许多评论家对我的历史散文持有肯定的态度。 当然也有人不以为然， 不置可否， 这都没有关系。 武汉作家协会的评论家王新民， 我们从年轻一起写到老， 多少年对我的散文不以为然， 后来他突然发给我一篇评论， 文字比较长， 对我散文的评论应该是 “很到位” 的， 他还强调说 “值得研究”。 我一直对此感到欣慰。 有人可能一辈子否定我的散文， 这也很正常。

卢： 五四以来， 中国产生了许多散文大家， 如鲁迅、 周作人、 朱自清、 林语堂、 汪曾祺、 史铁生、 杨朔、 刘白羽、 秦牧、 余秋雨等， 但散文似乎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学思潮和流派， 都是自成一家。 您如何评价中国现当代以来的散文？ 请谈谈您的看法。

任：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 但是现在对散文的认同， 基本上还停留在民国时期， 也就是现当代文学中的 “现代”。 我们不要老想着写出优秀的作品等待后人来欣赏。 今后时代的变化必然更快， 必然更进步、 更文明， 我们今天认为很优秀的作品， 到时候也可能过时。 评价散文创作， 我不主张一概以 “今不如昔” 的观念去衡量， 特别是散文创作， 我是倾向 “厚今薄古” 的， 不太赞同总是把眼光盯着前人。 由于历史的原因， 民国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期， 中国几乎没有出现特别优秀的作品， 散文也是这样。 著名的 “南秦北杨”， 今天看来也有很大局限。 杨朔的散文也存在情感虚假的现象， 比如， 他说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 “为革命” 采蜜， 那篇 《荔枝蜜》 是他最有影响力的散文， 说自己变成小蜜蜂又是这个名篇中的 “文眼”。这样所谓意境的升华就非常牵强， 每个人都会做梦， 梦见自己变成一头牛或者一匹马的都极少， 而他却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昆虫， 只能留下编造的痕迹， 让人不免感到别扭。 秦牧的散文， 文字上比较平淡， 大都是一些大众化的知识介绍， 更像随笔。他有一篇 《逛东陵》， 记录参观慈禧陵墓的见闻感受， 应该是一篇写历史的散文， 但这篇散文从立意到语言表达， 与当今作家的文化散文相比， 都有一定差距。 《长江三日》 《白杨赞礼》 这样描写景物的散文名篇， 现在看来， 也停留在一般层面， 缺乏思想深度， 语言也没有现在很多的文章精辟。 当然， 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文学标准去衡量这些文学大家的作品， 更不能否认他们曾经引领过一代文坛风骚。 这就是我所指的 “时代难度”。 尽管当今是小说走红的时代， 但散文的水准还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我们想要在散文领域有所造就， 就必须以当今散文的标准为冲刺目标， 正视这种难度。

卢： 我们知道文化散文写作的对象是历史， 很容易陷入历史的公论当中， 而您提出 “反读” 历史， 以一种全新的视野和姿态来理解历史、 阐释历史， 这是难能可贵的。 但我理解， 任何写作都应该回到当代， 关照我们现实的生活， 这样的作品才具有现实的意义。 请问文学创作如何才能实现传统与现代经验的对接， 实现历史文化散文的当代价值？

任： 曾有网友说我的散文主要是 “拿古人开刀”， 意思是， 这算什么批判精神？ 如果你有能力就批评当下的现实。 估计他没有认真看过我的散文作品， 不可能理解我对历史的反思正是为了现代和将来。 洞悉历史不是那么困难， 但也没有那么简单， 让大家都能够认清历史真相需要费很大气力。100 多年过去了， 我们对辛亥年的历史转折还存在种种荒诞的解读。 有人认为慈禧是改革派， 把孙中山说成是 “搅屎棍”； 有人否定革命的进步意义，说如果不是革命坏事， 中国早就实现宪政了； 更有学者振振有词地为袁世凯开脱， 说他称帝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为了重开君主立宪的道路， 云云。 所以说， 对历史得出一个正确结论并非容易的事。 我认为， 文化散文就是力求以文学方式对历史做出正确的解读， 就是要立足唯物史观的视角， 坚定地面向社会人生， 以冷隽的目光和理性思维去反思几千年的历史辉煌和历史苦难， 去发掘我们伟大民族的前人用艰辛的步履在这块土地上留下的精神信息， 从而把历史话题引入变革时代的思想沙龙， 为散文艺术的发展开拓新的空间， 提供新的动力， 并且以它理性的光芒照亮整个散文艺术领域， 从而促成一个颇具有新意的散文时代。

卢： 散文是没有固定格式的， 应该是最自由的， 同时也是最不容易处置。 王国维说 “散文易学而难工”。 那么， 您认为如何才能使散文形神兼备？请您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 谈谈散文创作的思维、方法技巧以及规律。

任： 散文创作肯定有自身的规律， 但绝对没有公式， 也没有固定的套路。 当然， 也不要局限于某些创作理论之中， 任何写作都不能依赖理论， 任何一个文学高手都不是依靠理论指导而成功的。 况且， 过去某些散文理论是存在误区的， 比如 “形散神不散”， 好像很有道理， 其实 “形” 也不该散。文学创作， 更多的是靠自己在实践中摸索规律， 熟悉技巧， 更多的是需要自己的领悟。 任何语言， 任何教学手段， 都无法准确地说出文章内在的千变万化， 只能靠心灵去感触， 在创作实践中摸索散文创作的规律， 掌握了散文创作的一般规律之后， 就要主动去寻求创作的突破。 我所说的突破， 主要指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题材的突破， 比如写乡村， 除了小桥流水和悠扬的牧歌， 除了童年、 老牛、 故乡， 还应该关注农民工、 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

二是视野的突破。 散文要有文化担当， 要担负起时代的文学使命。 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 应该努力站在一种比较高的文化视野去审视历史、 关注现实， 去发现人性中的光辉， 但也不是让我们仅仅反复去写 “雷锋的故事”。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美学价值取向？ 什么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价值标准？ 什么是精神美学的时代追求？ 精神美学是否存在普世价值？ 等等， 都值得我们去深思。 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 才能创作出黄钟大吕的作品。

三是情感的突破。 不要拘囿于 “小我”， 要表达 “大我” 的情怀， “大爱” 的精神。 提倡 “底层叙事”， 就是要表达对底层劳动者的人文关怀， 表现他们心灵中生存的痛感。

四是表现的艺术问题。 散文是有技巧的， 但不是为了技巧而技巧。 我把技巧分为两类： 大技巧与小技巧。 所谓的大技巧， 其表现的还是一种境界和高度。 风花雪月之类的散文， 尽量往小处去写， 文化视野之类的散文， 要尽量往大处写。 但无论是“大散文” 还是小散文， 都必须有典型的细节， 都要细致入微。 所谓的 “大”， 也必须通过 “小” 来表现。 当然不要平铺直叙、 有闻必录， 所谓的 “原生态” 散文， 也不是原材料的堆积， 还要提炼， 进行 “诗化” 的处理。 我在 《诗廊漫步》 里说过，“诗如散文， 是对诗的讽刺； 散文如诗， 是对诗的赞美”， 景物散文如果能比较多的引入诗性语言，就更能增添散文的韵味。

卢： 有评论家谈到， 历史散文的一个弊端， 就是作家在进行文化大散文创作时， 在自己的心灵和精神无法到达的地方， 几乎无一例外地请求历史和史料的援助。 当下也有人把文化散文理解为罗列知识和显示学问， 那么历史文化散文作为一种独特的题材， 它有什么独特的写作技巧吗？

任： 首先要选准切入点。 文化散文有时展示的是宏大的历史背景， 但也可以从小处入手， 一块石碑， 一座山林， 一个村落， 一处古冢， 或者一个很小的历史情景等等， 都可以作为切入点。 其次， 是要严格遵守散文写作的规则。 文化散文不是历史知识的堆砌， 也不是一个典故再加作者的一番议论。写文化散文， 要置身于历史的现场， 坚持文学的表达。 有些所谓的历史文化散文缺乏诗情， 缺乏激情， 仅仅靠故事和感想敷衍出来的随笔， 与过去报刊流行的 “读史札记” 没有多大区别， 不能算是真正的历史文化散文。 此外， 还有博采众长， 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要运用多种表现手法， 要有小说的想象、 随笔的智慧、 诗歌的语言、 戏剧的结构、 杂文的讽刺和思辨。 写作要触类旁通， 作为一种自由文体， “散文” 更有理由借鉴其他体裁的表现方式。

卢： 每个作家似乎都有自己的创作理念， 请问您的创作理念是什么？ 未来有什么样的写作计划？

任： 我认为， 写作就是写自己， 写自己的智慧， 写自己的情怀。 文化散文创作， 更需要作者具备学养、 情怀、 激情和想象力。 散文的内涵， 是由作者自己的审美体验决定的， 它所体现的是作者的艺术境界。 作者在创作中， 必须要带着激情去写，带着敬畏去写。 我散文创作的一个理念就是： 不看前面、 也不看后面， 不看左边、 也不看右边， 我总是不断地往前走， 不断地向上攀登， 提高自己的创作高度和难度。 我曾说过， 在写作的道路上， 最大的障碍是自己。 每攀上一个高度， 等于为自己设下了一个新的障碍。 这几年我写历史文化散文写得越来越少， 但我还是会坚持写历史文化散文。 散文创作不能贪图速度快， 我要求自己写得更沉稳一些，写得更深邃一些， 写得更精致一些， 写得更凝练一些， 能写多少就写多少， 千万不要追求数量。 前些年， 湖北省作家协会和 《湖北日报》 主办 “湖北作家写作家” 活动， 老作家刘益善采访我， 后来发出的专访文章标题， 就是 《甘愿做一个低产的作家》。

卢： 非常感谢您百忙中接受专访， 为我们能更好地关照当下的散文写作现状以及学习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 也期待您的新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