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话语与历史叙述
——新历史主义批评视域下的电影《一秒钟》

□ 谭秋雨

作为张艺谋导演为重拾现实主义题材而拍摄的电影，《一秒钟》一经上映就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热议。影片表面上是讲述逃犯张九声、想偷胶片的刘闺女和放映员范电影三个人因为一场电影结下不解之缘的故事，实则将观众再次带回到那个年代，通过展现小人物的经历，揭示个体与时代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而展开一种对文化的追忆和寻根。

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释义的、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它强调不能孤立地看待历史和文本，认为历史不仅是一种文本，更是一种话语，历史不再是简单的“过去事件”，而是文本作者的性格和态度，更是读者对文本或过去事件的一种体悟①。本文从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视角出发，对《一秒钟》的时代背景、历史语境、意识形态与人物形象等方面进行分析，从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两个层面来分析影片深层次的民族话语和历史叙述。

一、历史的文本性

历史的文本性指人们只有通过“源自选择性保护和涂抹的文本才能接近一个物质性的历史存在，而当文本转换为档案时，它们自身也充当后人的阐释媒介。历史在文本中留下自己的镜像，而历史事实只有通过经过权力挑选和抹除而保留下来的文本才能得到表述”②。换句话说，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本身是已经消失、无法追究其情状的，文本也并非历史的直接反映，而是被讲述者加工后的产物，所以批评只能以研究对象的文本踪迹为媒介，通过考察文本中不同的书写特性来窥探其背后的历史样貌。

（一）时代背景与光影展现

借助历史的文本性，电影《一秒钟》中的时代特色和历史踪迹以电影文本的形式被再现和编辑。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大西北，但片中并没有刻意用文字进行背景交代，只是运用光影呈现和细节刻画来反映当时的情形。然而电影文本并不是被动地反映历史，它必然受到创作者关于历史文化需求的制约。张艺谋导演选取特定的细节与物像是为了还原自己记忆中的那个年代。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娱乐和精神的出口都是极度稀缺的，而电影就像是照进苦闷生活的一束光。导演的这一历史记忆也正是那个年代观众的集体记忆，所以他刻意塑造了一些生动鲜活又富有民族记忆点的荧幕光影，如电影开场前观众把自己的影子投射在幕布上的明暗虚实对比的画面，看电影时座无虚席，甚至在幕布背后还有不少人围着“反看电影”的生动情形，遇到高潮情节和熟悉段落时每个人都跟着旋律合唱的集体仪式感等。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细节让观众或多或少地看到了自己曾经的影子，抑或是用光影代入感弥补了某种民族记忆上的缺失，使遥远的历史带来一种亲切的生活实感。“把历史的具体历时形态与外观予以打碎，找出其中的基本元素，再给予重新的组构。这种重构后的历史，被置于客观真实的历史时间形式的远景和气氛中，负载的是当代的体验，是作家与生活共时态关系的历史性演示。”③这种对时代背景的充满民族特色的文本书写，虽是讲述者（导演）加工后的产物，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观众对历史的新的理解，并丰富了观众的时代记忆。

（二）历史语境的重塑

新历史主义批评致力于恢复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把注意力扩展到为形式主义所忽略的产生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上去，将一部作品从孤零零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与同时代的社会惯例和非话语实践的关系之中④。基于此，电影《一秒钟》对历史语境的烘托与重塑延伸了文本的维度，试图改写现代人逐渐定型的历史意识，让观众通过电影文本寻绎到不同于印象中的那个年代的生命诗性。

《一秒钟》的创作灵感来自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第一章。原著文本戴着八十年代伤痕文学的镣铐，讲述了那个动乱年代对个体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对那个年代的固有记忆和印象——沉重又冷漠。但在《一秒钟》里却几乎察觉不到那是一个斗争无处不在的时代，人们都和和气气、面带微笑。影片的叙述中并没有刻意凸显“文革”电影自带的压抑感，而是专注于具有情感温度的历史语境塑造，用温情的“烟火气”，甚至还带一点喜剧效果的外壳，去包裹历史性的伤痛。不同于以往同类题材的通篇沉闷，《一秒钟》中出现了一些相对轻松的片段，如卡车司机面对张九声和刘闺女不同版本故事截然不同的反应、范电影知道张九声的劳改犯身份前后的态度转变等。但它们却并不是“不合时宜的幽默”，反而是用这种独特的民族话语方式令观众更深思其背后的时代原因，用“反打”效果呈现一种隐忍的无奈。故而在回味中更能契合那个时代的真正底色——无数人像胶片一样被荒漠掩埋，却又曾充满生机地用力活过。

二、文本的历史性

文本的历史性是指所有的书写和阅读形式（包括文学文本、非文学文本乃至社会大文本）的历史具体性和物质性。文本并非一个超历史的审美客体，而是特定时代的历史、阶级、权力以及文化等语境的产物。文本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对现实社会的反映，而文本也只有在纳入到具体的语境之中时才能显现其意义⑤。

换句话说，文本的产生是权力网络的产物，所有文本的意义是无限生成的，对文本意义的阐释要放置于具体的历史进程之中去。因此想要深入理解《一秒钟》，还需要了解影片人物塑造和创作背景的前后承续性。

（一）人物形象的塑造

电影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塑造，既能够真实反映历史事件中的主要行动元，又能根据导演需要和观众理解而随时间推移不断丰富化。《一秒钟》里的人物形象既依赖历史文本，又体现出强烈的文本自身意识，完整地诠释了新历史主义批评关于历史和文本之间的辩证关系⑥，是影片中文本历史性的具体体现。

正如之前提到的，《一秒钟》的主要情节脱胎于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的开头部分。陆焉识为了看有女儿影像的电影贿赂看守，逃出了农场。而张艺谋2014年的电影《归来》则是改自《陆犯焉识》的结尾部分，重在展现“文革”对普通人难以磨灭的深远影响。不论是出于对特定题材的特殊观照，还是为了弥补《归来》情节略显单薄的遗憾，《一秒钟》在人物设定上与《归来》都有着一脉相承的悲剧性。不论是被批斗的知识分子陆焉识，还是因为打架（被迫害）进行劳改的张九声，都是时代背景下无辜又无奈的直接受害者；而跳芭蕾舞的女儿为了“更好消除父亲带来的负面影响”争扛粮袋，做“先进模范女儿”，这个转变也从侧面反映了特殊时代对家庭带来的间接伤害。至于范电影和刘闺女，一个手拿放映员001号搪瓷杯，一边享受着权力带来的虚荣，一边又担心别人觊觎他的地位；另一个和弟弟相依为命，为了不让弟弟受欺负才想要偷胶片做灯罩。还有明明看过好几遍《英雄儿女》却还是对电影抱有极大热情的村民们，他们所组成的是那个精神贫瘠的年代的立体群像。这样的形象塑造在人物悲剧和“特定政治环境下的社会性荒谬”之间，软化了那份直接的因果关系——尽管它们依然不可否认地彼此勾连。

（二）风格回归与技术原因遗憾

作为张艺谋导演重拾现实主义题材的文艺片，不论是题材选择上对“文革”历史的关注，还是故事内核的返璞归真，又或是神秘苍茫的黄沙大漠的场景选取，《一秒钟》在许多层面上都能看到非常“张艺谋”化的独特表征。这是与《我的父亲母亲》《一个都不能少》等电影一脉相传的风格回归，体现出一种未经修理整饬，蓬勃翁郁又纷繁杂乱的原始生命力状态。

然而，尽管风格上有所回归，电影仍存在遗憾。运用新历史主义批评挺进电影文本中意识形态话语的矛盾交织之处，可以发掘影片掩盖下的时代悲剧内核和意识形态压抑。电影一开始就呈现了一个“失语的世界”，从张九声在无边无际的荒漠上孤独行走，到刘闺女与他争夺胶片，大篇幅的时间影片都是无言的。导演用这种删繁就简的技术手法侧面反映了特殊时代的许多人是没有话语权的。不光是片中人物话语权的缺失，就连《一秒钟》电影本身都因为“技术原因”进行了删改，在最关键的时代背景上进行了模糊化处理，甚至隐去了张九声女儿的死这一关键情节，大大削弱了影片悲剧色彩的厚重感，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电影话语权的缺失。有趣的是，影片中的电影因胶片损坏无法放映，放映员范电影给出的理由亦是“技术原因”。这种技术原因带来的遗憾，只能由电影中的蛛丝马迹和观众自己理解猜测的“局部幻想论”进行补足，虽使故事的真相和导演的表达不至于被淹没，但仍令观众有缺少情感附着点的叹息感。

三、结语

电影《一秒钟》里三个处境相似但各有不同的个体，因为电影连接在一起，互相伤害又相互取暖，他们背后是一个满目疮痍的时代。虽然调性上是追忆的，但电影的精神底色仍是伤痕文学，是对大众心理创伤的一种集体宣泄。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了生活世界的隐喻，也是历时和共时的统一⑦。《一秒钟》以一种元电影的方式，讲述了电影作为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重要载体的过往历史，而影片具体的故事内核和时代背景，又延续了第五代导演对“文革”时期的深刻反思和个人情感。“他们涉足历史，是试图借助历史这具木乃伊，抒发自己的历史意识与历史感慨。”⑧影片对电影的热爱和对时代的无奈互相辉映，不论是影片的光影展现还是历史语境的重塑，不论是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技术原因的遗憾，《一秒钟》在对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的把控上，都体现出了独特的民族话语和历史叙述，值得反复细细品味。

注释：

①⑥刘杏晖.新历史主义批评视角下电影《狂风沙》的解读[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8(07):75-78.

②⑤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402.

③郭月莲.论《英雄》与新历史主义[J].电影文学,2003(04):7-9.

④⑦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49.

⑧钟本康.新历史题材小说的先锋性及其走向[J].小说评论,1993(05):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