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话语建构变迁：黄色新闻与抖音短视频对比分析

□向 烨

一、黄色新闻概述

19世纪末期，美国新闻界首次出现了“黄色新闻”这一概念，约瑟夫·普利策和威廉·赫斯特这两位报业大亨是“黄色新闻”的始作俑者。“黄色新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让美国新闻事业的水准降到了最低。

（一）负面影响

1.内容低俗，占用资源

标题极度夸张、内容虚假编造，是“黄色新闻”的惯用手法，其中更是充斥着大量色情、暴力、犯罪、凶杀的内容。“黄色新闻”对新闻的处理手法，主要目的是刺激人们的感官，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而带来传媒自身的经济效益，即所谓的“注意力经济”，而对新闻形式与内容的和谐却很少考虑。“黄色新闻”的泛滥还占用大量的公共资源，转移普通民众对于政治、经济斗争的注意力，使他们更多地满足于现状，从而严重削弱了反对阶级压迫、剥削的斗争意志。

2.破坏新闻专业主义，破坏媒介的公信力

“黄色新闻”大多是采取渲染、夸张、耸人听闻甚至是伪造的方式报道新闻事件，为博眼球滥用新闻图片，甚至采用未经授权或者真实性未经核实的图片，内容严重失实，严重破坏了新闻专业主义，损害了媒介公信力。

（二）积极意义

“黄色新闻”本质上虽说是不同报业集团的利益之争，但从客观上来讲，正是这种对报业专业精神的冲击，推动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进步。不论是从基本的新闻技能还是伦理范畴，“黄色新闻”的泛滥都在客观上推动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进步。从这个角度上看，“黄色新闻”对于整个新闻传播的进步也显示出积极的一面。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从“黄色新闻”这一时期起，受众的需求开始得到重视。受众作为大众传播最重要的一个驱动要素，为当时的报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基于此，大众传播时代正式登场。

二、互联网时代个人话语地位的提升

（一）促进受众意识觉醒

互联网的出现与繁荣，为受众驱动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突破口。与大众传播时代的单向传播、受众只是被动接受相比，互联网的出现给受众需求这个从新闻传播伊始就一直处于围栏之中的巨大洪流打开了一道闸口，单向传播成为历史，受众在接受信息的同时也成为消息的制造者，而这本身就是受众需求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获得信息，同时也需要发出信息。不论是基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还是传播学中议程融合的理论，这种双向的模式都有趋于天然的合理性和巨大的驱动力。与其说是技术的进步满足了受众需求，不如说是受众需求推动了技术的进步，为这股洪流找到了一个合适的闸口。

（二）从受众到用户的转变

移动互联时代的受众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传播者，以用户来定义也许更加精准。他们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不论是信息获取还是内容生产，相比大众传播时代甚至是Web2.0时代，都有了本质上的提升。从受众到用户，不只是传播内容与传播方式的迭代，更是对受众需求关注的提升。大众传播时代对受众的感知在相当程度上是比较固定的，而发展到用户阶段，用户体验是一个根据用户的使用反馈随时动态更新的实时进化过程。在抖音中，这种进化更为彻底，已经完全由专业内容生产过渡到用户内容生产，在这一转变中，受众需求的觉醒对从受众转向用户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这种觉醒并不彻底。虽然借助抖音这一平台受众完成了向用户的转变，但抖音短视频的传播不是单纯的线性传播，从发布到接收的过程是一个闭合回路，抖音用户可以是单纯的传者或受者，也可以兼二者于一身。作为受众是不需要专业主义的，但对于内容的生产者而言，专业主义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受众转向用户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在成为内容的生产者，但与之相适应的专业主义并没有跟上受众转化的步伐，这导致一个问题：抖音用户生产的内容正在重现着“黄色新闻”潮中的某些现象。

三、个人话语的自由建构

抖音的出现，让作为用户的个人在话语建构中拥有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但话语权过于容易获取，让话语建构缺乏应有的专业性。福柯认为，“话语”不仅包括书面文本，而且包括口头文本、非言语形式，诸如建筑、社会机构的行为等。福柯进一步指出，“话语”的结构是一套固有的规则，它决定着认识行为的形式与内容。规则超越文化，适用多种形式，并在强有力的深层次上起着作用。话语不仅仅是用来怎么说话的规则，而且是决定我们的知识、权力以及伦理的规则。

（一）抖音中的“黄色成分”

大标题，夸张的内容，也许抖音的用户根本不知道“黄色新闻”这一概念，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用户生产的内容、这些内容的传播方式都像极了一百多年前大洋彼岸的那场“黄色新闻”运动。而与一百多年前铺天盖地的黄孩子相比，抖音的力量要强大得多。抖音有一个很强大的功能是拍同款，这是一个可以重复和模仿别人传播内容的简单功能，但对传播来说，这种简单的重复所带来的效果往往是通过传统的渠道进行宣传无法达到的。

（二）抖音的情景式传播方式

在抖音平台中产生了很多爆款级的流行短视频，而对这些短视频的重复和模仿同样取得了指数级的关注量，有的模仿甚至比原创内容更加火爆，诸如“黄鸭舞”“五谷丰登哥”。每一次重复和模仿的背后，都是一次传播的扩大，二级传播、多级传播已经无法描述它的景况，这是一种指数级的增长。与以往传播模式不同的是，这是一种情景参与式的影响，用户通过一段视频，让其他用户用重复拍摄这种方式参与到传播过程中来，进而让传播的效果扩大化。

但与大众传播天然具备的门槛和发展到现在已经比较成熟的新闻专业主义相比，在抖音用户的次生传播中，他们是无意识的，视频的原创相当于一个框架。这些无意识的模仿者们只是用情景体验再现的方式对这个框架进行着一遍又一遍的解读，用户对这个框架的传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但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他们来说，这不过就是一段15秒的模仿秀，若能带来点赞就更加开心了，至于框架背后到底具有什么，他们不会注意，也注意不到。

四、话语建构自由的反思

话语建构的自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用户体验，但随之而来的也有危机，有身体层面的危险，也有来自心理层面的危机。在《娱乐至死》中，尼尔·波兹曼提到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在当代，赫胥黎的预言正在得到证实。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让全民娱乐达到了空前广泛的地步，短视频低门槛的准入制度、全民参与的内容生产机制让个人展示和表达成为可能，但是其弊端也随着狂欢的继续而日益凸显。多元的价值观环境下，价值的选择成了难题。

如何从新闻专业主义过渡到用户专业主义？这是下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与一百多年前的“黄色新闻”相比，抖音的内容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但抖音当下面临的困境与一百多年前由“黄色新闻”带来的困境是共通的，对于两者来说，社会责任是所有困境的终止符。如何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正如“黄色新闻”需要《纽约时报》拨乱反正一样，谁又会是抖音的《纽约时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