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中的母性书写

李察

内容摘要：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很多作品均涉及母女关系问题和母性主题。本文基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结合原型批评理论和作家分析，探求阿特伍德母性意识的源泉，解读《使女的故事》中母性书写的颠覆性话语以及母性主体的建构过程。

关键词：《使女的故事》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母性书写 母性主体 他者 原型

一.引言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小说《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1985）以美国马萨诸塞州为叙事背景，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令人窒息的宗教集权统治下的政体。在这个国度中，女性被剥夺了经济独立权，并被分为了三六九等，其中大部分女性遭受着长期的洗脑和严苛的管束，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母性，即母亲的内在性质，包括自然属性和社會属性两个方面。母性的自然属性是由女性的生理结构决定的，一旦成为母亲，女性的整个机体结构为了适应物种存续自然地承担起怀孕、生产、养育等职能。母性的社会属性产生于形态各异的社会、历史、文化的背景之下，承载着父权制对母亲性别角色的界定，对处于这些环境中的女性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况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用。母性书写包括对母性主题的描写和对母性内涵的挖掘，其目的在于打碎被父权制压迫和奴役的母性刻板，重新建立母性话语和母性主体。在《使女的故事》中，女主人公既具有女儿的身份，又具有母亲的身份，因此书中的母性书写从两个角度开展：第一，以女儿身份讲述对自己母亲的记忆;第二，以第一人称的母亲身份对自己为人母的经历和回忆进行叙述。“生存”作为阿特伍德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大主题，同样也出现在这部小说中。在为了获得自身和孩子的生存权而斗争的过程中，女主人公经历了诸多劫难，也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忍耐力。

二.女性遭受到的身体禁锢和思想侵害

在基列国，生育能力较强的女性成为使女，她们被分配到大主教家中负责为其传宗接代，在成为使女之前，这些女性先是被剥夺了工作和财产，接着被迫与家人分离，被抓到“红色感化中心”接受嬷嬷们的训诫和教导，同时接受“受精仪式”的专门训练，以便提高受孕几率，更好地发挥生育功能。她们被剥夺了原有的名字，一旦被分配到某位大主教家中服务，即被称呼为“of”加上这位大主教的姓，表示从属于这个大主教。使女被视为国有资源，在衣着上，她们身着代表性与生育的鲜红色长袍。她们必须恪守健康饮食的原则，远离任何不利于胎儿的食品。她们被要求清心寡欲，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才能外出进行日常采购，且一言一行都受到严密的监视。使女只是生育的工具，因此她们不需要具备知识，她们不可以阅读，就连说话都受到限制;她们不可以打扮，因为外表对她们来说无关紧要;当她们有逾矩行为、被用刑时，往往手脚最先被折磨得血肉模糊，只要适宜生育的身体内部机能不受到损伤就行。波伏瓦指出，“任何国家从来都不敢强制性交……所能做的是，把她禁闭在某种处境中，怀孕对她来说是唯一的出路。”[1]81-82这就是基列国使女的命运，只有成功为大主教诞下孩子的使女才能免于永久放逐，等到孩子生下来之后，她又被送到另一位大主教家，为其繁衍子嗣。

小说中，奥芙弗雷德从母亲的话语中汲取了抵抗压迫、逆境生存的力量，为什么她的母亲能够给她带来如此强大的力量呢？根据奥芙弗雷德的描述，年轻时期的母亲庄重美丽、刚硬勇猛，充满斗志，拥有极强的女权意识，曾活跃于为女性争取夜晚行动自由、生育自由、身体自由和就业权利的游行和集会，拒绝做生育工具和“贤妻良母”。虽然她三十七岁才生下奥芙弗雷德，但她对自己的体能充满自信，拒绝被打上“高龄初产妇”的标签。母亲绝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妇女，她经济独立，从不觉得男人比女人优越，反而认为男人远不如女人优秀，在她看来，男人“除了十秒钟制造婴儿半成品的那一点点价值外，什么用也没有”[2]139，因此她另可当单亲母亲，也不愿意委曲求全地与在她看来眼高手低的男人组成家庭。即使上了年纪，母亲也仍然坚持锻炼，像年轻人一般精力充沛，接受自己真实的年龄和相貌，不愿意多加修饰。正是在这样一位自信、乐观、充满活力的母亲的耳濡目染下，奥芙弗雷德才成长为一名独立、机智的女性，不依附于男人而活，以自己的方式反抗着基列国的清规戒律。

三.母女分离背后的强大纽带

《使女的故事》中，奥芙弗雷德的母亲被流放到遍地核废料的“隔离营”中做苦力，暴露在有毒物质的侵害中，至死才能获得解脱，奥芙弗雷德对母亲只能反复悼念。奥芙弗雷德曾和丈夫带着五岁的女儿试图逃离美国，但在逃亡的路上，女儿被士兵带走，奥芙弗雷德也被抓走当了使女。从那之后，奥芙弗雷德的眼前常常出现女儿的幻影，女儿被强行带走时的情景也在她的梦境中反复上演，让她痛苦不已。这些创伤记忆具有“凝结于受创当时、又无法言说的特质”[3]33，以身体感官和影像方式储存;而创伤梦境通常包含真实创伤事件中的片段，往往反复发生，“且有着宛如发生在当下的骇人临场感”[3]35。奥芙弗雷德深感已渐渐将母亲和女儿的样子淡忘，但她不甘心自己就这么被女儿忘却，唯有用回忆和叙述的方式抵御骨肉分离之痛，抵御遗忘，即使她知道追忆有可能会让自己深陷于过去，无法自拔。

小说中母子分离的情节还体现在使女在为大主教诞下孩子之后，无法陪伴孩子成长，很快被安排为下一个大主教发挥生育职能。父权文化不仅将偷食禁果之原罪全盘推卸到女性身上，认为她们“必须在生产上得救”[2]256，宣扬女性理应履行安于家中、相夫教子的神圣义务，甚至割裂母亲和孩子的血脉联系，否定母性的正面价值，把孩子当作父系家族的专属财产。基列国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对女性进行长期的精神洗脑和规诫迫害，企图打压女性的主体意识，使其将男权理念不断内化为自我管理的准则，这不是某一代女性所要承受的悲剧，而将殃及世世代代的女性。在红色感化中心，嬷嬷们日复一日地向使女们灌输扭曲的价值观，丽迪亚嬷嬷称使女们为“过渡的一代”[2]135，对这些价值观存有抵触心理，但是她们的下一代将从出生起便以使女的方式生活，因而会欣然接受作为生育机器的使命。奥芙弗雷德参加了受勋天使军士兵接受新娘的仪式，这些女孩从未拥有过自由、充实的童年和少女时代，没有任何恋爱经历，直接被包办婚姻捆绑，只为了尽早履行生育义务，她们被要求保持沉静、一味顺从。奥芙弗雷德的母亲曾希冀能够建立一种女性文化，但绝不是这样的女性文化。在这些女孩身上，奥芙弗雷德仿佛看到了女儿未来的样子，如果女儿继续待在基列国，必定会遭受这些扭曲思想的毒害，延续其母亲的噩梦。母亲生下孩子，却注定承受骨肉分离的伤痛，母亲无法参与到孩子的成长教育过程，孩子也无法感受母亲的爱与呵护，这是怎样的一种人间惨剧！对女儿未来命运的担忧也促使奥芙弗雷德迅速成长，重新构建其母性主体，反抗父权统治。建构母性主体并不意味着放弃母亲的职责，成为母亲和成为自己两者并不矛盾，那些通过自身努力和奋斗找到真正人生价值的女性反而能够更好地将其对人生的感悟传达给孩子。

即使在母女分离的表象下，母女之间的牢固纽带仍然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奥芙弗雷德的母亲以其强大的母性主体意识给奥芙弗雷德的成长及其女性主体的形成带来了积极的影响;由于没有书写工具，奥芙弗雷德用讲述代替书写，把她的母性故事用磁带的形式记录，她的声音作为珍贵的史料被留存了下来。她从未向父权统治妥协，而是以其母性第一视角的叙述“将同时代女性的人生命运钩织成一段属于女性的历史语言”[4]125，重新构建了其母性主体，动摇了男性霸权话语的权威性，激发了人们对父权文化下历史书写真实性的反思。

四.结语

阿特伍德的母性书写并非呼吁女性舍弃母亲身份和职责，一味地成为自我，而是期冀搭建一个母女互成主体、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和谐关系。阿特伍德赋予奥芙弗雷德母性的声音，使她以母性主体重新审视历史，颠覆了父权体制中被他者化的母性话语。虽然母女被迫分离的伤疤仍不时地带来钻骨之痛，但是母女之间强韧的精神纽带不会断，也正是对女儿的这股热爱反过来激发出母性的巨大能量，鼓励母亲们在男性霸权话语中逆风前行。

参考文献

[1][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I[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9.

[2][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M].陈小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12.

[3][美]朱迪思·赫尔曼.创伤与复原[M].施宏达、陈文琪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7.

[4]郝静迪.简析《使女的故事》中女性反抗话语[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9期：125.

（作者单位：南京科技职业学院国际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