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红色体育精神内涵、当代价值意蕴及实践进路

杨光兰 孙丽艳 龙小松 桂圆宝 杨坤

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我国红色体育的产生及其发展进行研究，归纳红色体育精神内涵，分析红色体育当代价值意蕴，提出促进红色体育当代传承发展的路径。追溯早期中国共产党将革命精神与体育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形式丰富多彩的红色体育文化。通过梳理红色体育发展历程，明晰红色体育是弥足珍贵的革命文化、绵延不绝的精神文化、因时而动的动态文化、兼蓄包容的开放文化、奋勇拼搏的进步文化。厘清红色体育具有民族精神价值、军事训练价值、体育事业建设价值。探索红色体育在学校、赛事、文化空间、纪念日、旅游等当代传承路径。

关键词：红色体育;精神内涵;当代价值;实践进路

中图分类号：G8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6-1487.2021.06.014

“红色体育文化”最早出现在红色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指出：“红色体育”是诞生于四周包围的“白色政权”包围圈之中，“红色体育”找到“白色政权”长期分裂之机逐渐发展生存下来[1]。当时红色体育在这片限制的区域中，红色政权保障红色体育的开展，红色体育融合军事、军民体育活动、军民运动会以及一部分群众的劳动技能形成根据地红色体育文化，自此红色体育文化服务于革命事业，为革命注入绵绵不绝的活力。直至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致力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文化。红色文化作为优秀的民族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内容，而红色体育文化则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红色体育文化”是极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的体育文化，实现“文化”复兴是中国梦践行过程的重要一步。红色体育是“红色体育文化”的核心[3]，以“红色体育文化”为切入点，探讨红色体育的精神内涵与传承路径是破除当前红色体育文化传承困境的重要举措。

1 红色体育相关概念及其发展历程

1.1 相关概念阐释

马克思曾说：“色彩是反映一个民族性格最直观的方式”。可見众多色彩中，“黄”皮肤和“红色”似乎就是“中华民族”的标签颜色，反映中华民族特殊的红色“文化形态”[4]。纵观众多学者在关于“文化”的概念阐释中，普遍观点来自《易经》中保留下来的“人文化成”一词，后简称为“文化”。“文化”浅层含义指自然界人类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总和，借助物质所体现的文化[5]。物质文化的建立蕴含礼仪、风俗、法律制度以及规范的意识形态文化。“文化”深层含义是全民族集体认同的民族文化的核心，在浅层文化概念基础形成的社会文化心理、历史文化传统、民族文化性格的精神内涵统一的文化范畴。早在1864年“第一国际”在欧洲成立，因为红色当时是其标志性颜色，自此“红色”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以至于之后世界各国共产党人都将“红色”作为革命的标志色，象征着革命的胜利和时代进步。“红色”文化随着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融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结合革命文化逐渐演变成我国恒久传承的“红色文化”[6，7]。“红色体育”一词是毛泽东在全国第二次（1934）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也有学者称其为“赤色体育”[8]。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体育活动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地区先后开展起来，所以也有人称其为“革命根据地体育”和“老解放区体育”。结合当时的“土地革命斗争”和“抗日革命斗争”特殊政治时期，梳理“红色体育”一词的提出历史思路，自“五四运动”开始至新中国成立阶段，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为主体参与体育实践，其中囊括井冈山红色体育、瑞金苏区红色体育、长征中的体育、延安红色体育等红色根据地体育活动[9]。据文献所述，“红色体育”指在革命时期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以体育活动为核心，以提高军民身体素质和娱乐休闲为目的，开展的军事训练融合体育活动的一种形式。

1.2 红色体育的演变历程

“红色体育”思想的起源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划分为三个阶段，红色体育源起时期（1917-1921）、红色体育形成期（1921-1237）、红色体育发展期。红色体育文化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红色文化和体育思想、观念，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针对性指出当时体育存在的弊病，并运用近代科学知识阐述体育的特征，初步形成中国红色体育早期指导思想[10]。标志着中国红色体育进入萌芽阶段。红色体育形成期（1921-1937）是从1921年后中国正处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体育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集团经行斗争过程中逐步开展起来，中央苏区发展为典型的红色体育代表区。而苏区时期是红色体育的总动员时期，苏区领导人大力提倡体育思想和革命步调一致，指导思想是“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苏区的体育工作开展非常成功，曾颁布了20余项相关体育指令、批文、报告和大纲草案，“红色体育”覆盖面积广和参与主体剧增成为检验当时“红色体育”发展的重要标准。1933年的体育俱乐部从1932年的700余个增加到1917余个。参与主体有红军、学校学生、共青团和少先队员。标志着红色体育的发展期或成熟期是在1936年年底，红军主力来到陕北后建立起延安革命根据地，次年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此后全国进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红色体育随着战争爆发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其中，以延安为代表的陕甘宁边区红色体育，从器材创造、运动形式、组织机制、思想理论等方面相比于苏区红色体育日趋成熟。红色体育在延安时期发展进入扩展阶段，主要原因是毛泽东、朱德、贺龙等皆为推动红色体育发展奠定基础。毛泽东在“八一”大会上讲到“体育为抗战呼吁全员动起来”，更为“体育节”题词，“锻炼身体，好打日本”[11]。朱德在各根据地提倡开展体育竞赛，并在“九一”运动会上题词鼓励干部战士加强运动锻炼，强健体魄。贺龙在（1943）延安“九一”运动会上提出“体育运动军事化”，并组织了“战斗篮球队”[12]。这一指导思想的提出将红色体育推向高潮，同一时间，红色体育文化和精神涵盖了中国解放区和各个根据地。体育锻炼结合军事训练为主，学校体育结合健身强身理念，体操、田径、球类、国术等一系列体育项目得以快速发展。“九一”扩大运动会是红色体育发展进入成熟期典型标志。

2 红色体育的精神内涵

2.1 红色体育是弥足珍贵的革命文化

红色体育具有革命性，红色体育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在革命战争年代产生的以劳苦大众为主体的一种全新的体育实践与文化活动，在指导思想、根本宗旨方面与旧式体育具有根本区别。红色体育紧密结合时代特点，时时处处为中国革命服务。红色体育的群众性体现在红色体育不是个别人、个别阶级所享有的奢侈品，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文化活动。在陕甘宁边区革命老区，人民群众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参与体育积极分子组织的各种体育社团、体育活动。根据自己擅长的、自己喜爱和匹配合适的锻炼形式参与体育项目。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苏区建立时，党中央多次在决议草案中对体育工作明确要求，如“政府应积极提供公共体育运动场及劳动工具、积极举行赤色体育竞赛，特别是发动广大群众来参加”[13]。

2.2 红色体育是绵延不绝的精神文化

红色体育精神富含新民主主义体育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体育健儿在继承和发扬“红色体育精神”的基础上，蕴含特殊的时代精神内涵和特质。红色体育精神多指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体育精神，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体育史上出现融合了红色体育精神的时代精神，如，镜开精神、志行精神和女排精神。中国共产党在苏区、长征、陕甘宁边区等不同时期和地方艰苦条件下坚持开展体育活动，在红色体育实践活动与革命精神融合过程中，红色体育所蕴含的特殊理念、特征和力量形成红色体育精神。红色体育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由“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等与红色体育精神共同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14]。

2.3 红色体育是因时而动的动态文化

红色体育是因时因地而异的动态发展文化，以服从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工作为根本，其方针政策、规章制度的制订及其实施都紧密适应革命斗争、战争形式和根据地发展需要。纵观指导思想线路，土地革命时期，提倡“锻炼铁的筋骨，战胜敌人”的基本方针[15]，为革命战争服务。在抗日战争时期，“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口号则是当时的体育指导思想。到了解放时期，“应利用作战间隙着重练兵”随着阶级矛盾的转移，主要强调体育与军事融合，将体育训练与军事技能融合。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以“为人民健康、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而发展体育事业”的工作方针，红色体育随着时代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变化，体现出因时而动的动态文化特点。

2.4 红色体育是兼蓄包容的开放文化

红色体育形式多样、内容来源渠道丰富。主要由民族传统体育、西方竞技体育、军事体育和其他身体活动组成。美国医生马德海在他的《忆延安时期体育生活》中提到，延安时期红色体育运动项目有篮球、排球、乒乓球、体操、游泳、爬山等。马德海还提到，在那个时期看到开展网球项目是他匪夷所思的事儿。这些体育项目中，有部分体育项目来源于西方竞技体育，结合当时时代特殊时期，增添较多军事训练项目[16]。红色体育的兼蓄包容体现在1933年5月30日在江西瑞金叶坪村举行的运动会上，在反围剿的硝烟中仍然举行的“五卅运动会”，当时竞赛内容包括了田径和球类共18个运动项目，参与群众来自四面八方，19个代表队180多名运动员参加。从红色体育的组织和制度来看，借鉴苏联模式。以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为例，当时曾成立了一批列宁小学（人民学校），发展了学校体育，大力组织人民群众和领导参与学习。建立了学校体育体系，大学体育和中小学体育。大力开展群众体育运动竞赛，并成功举办多次大型运动会。典型的案例有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曾有中国小型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美称。红色体育文化是开放的文化，早在红色体育形成之际，众多国际友人曾带来外来体育元素。埃德加·斯洛（1905-1972）美国记者在其名著《西行漫记》中向全世界如实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和陕北根据地的体育活动。尼姆·韦尔斯，埃德加·斯洛的妻子曾到延安访问，她的《续西行漫记》介绍了当时延安军民的文体活动，还曾采访毛泽东关于红色体育发展情况。艾格妮丝·史沫特莱（1892-1950）美国女记者、作家，将交际舞传到延安并融入红色体育中，展现了红色体育兼蓄包容的特点。

2.5 红色体育是奋勇拼搏的进步文化

红色体育是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蕴含着不畏艰难，积极进取，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陋就简的体育文化，创造了多种多样的运动器材、锻炼形式以及比赛方法，满足了人们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需要和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据文献资料记载，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条件十分困难，依然开展滑冰运动。冬天的延河是一个天然的滑冰场，当时没有冰刀，同志们将刻蜡纸的破鋼板一分为二，打成冰刀，有更艰苦的就在两块木板上各钉两根铁条，用绳子把铁条绑住形成“冰刀”。兵工厂则用日本炸弹皮打成冰刀钉在缴获的军用大皮靴上，做成宝贵的“高级冰刀”。1943年举行了冰球和溜冰比赛，分成青年和成年两组，开展有“吃梨取帽”“携灯往返”等项目[17]。1938年初贺龙组建了八路军120师战斗篮球队，展现出红色体育杰出代表的精神面貌。战斗篮球队曾从山西奔赴延安访问，同抗大军政学院、中央党校八路军总部、军委等单位进行篮球交流比赛，获得全胜战绩。在作战频繁、生活艰苦的环境里，战斗篮球队一方面要随军作战，一方面要利用战斗的空隙时间锻炼身体。队员在行军时，还需要随身携带篮球和铁质篮圈，到达营地后随即展开训练，长此以往，战斗篮球精神成了积极拼搏的红色体育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战斗篮球队逐渐形成作风过硬、不骄不躁的良好体育道德风尚。

3 红色体育的当代价值意蕴

3.1 凸显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

体育蕴含了特殊时代价值，学校体育充满师生间的关怀之情，培育学生的全面体育素养。群众体育崇尚修身养性，为群众强身健体而服务，致力于生命价值追求。竞技体育倡导公平团结，为我国体育发展提供内动力。“红色体育”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华民族精神精髓，是中华民族精神展现的民族价值、民族生命力，“红色体育”的革命性时代价值是取得胜利的内生动力和核心。在中华民族到了决定求生存和谋发展的特殊时期，“红色体育”作为一种赋予时代价值的革命有生力量，作为一种信念力量为夺取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保证。加之当时内忧外患，敌人对军事和经济双重封锁，红色体育的发展举步维艰。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上下不畏艰难、自强不息，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凝聚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激发参与军事体育的热情，传承全体军民不怕牺牲的精神，铸就的红色文化精神成为时代的珍贵价值。

3.2 当代军事技能训练价值

基于当时的革命斗争环境，军民通过开展体育实践活动，增强军事技能、体能的训练，达到增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凝聚力的目的。“红色体育”为军事的开展不仅对当前军事技能存在借鉴价值，也对当代我国国防教育活动影响巨大。通过体育训练与军事技能的高效融合，国防教育活动与红色文化相结合，学习和借鉴特殊时期的红色精神文化核心内涵。

3.3 当代体育事业的建设价值

众多文化参与中，“红色体育”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红色体育”诞生于革命战争时期，以广大工人和农民为参与主体，体现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创新实践特性。经过从革命根据地走出来的优秀体育精神和体育组织形式融合后，“红色体育”逐渐渗透在体育发展每个环节，赋予体育发展的因时因地发展和顽强的生命力。在当今体育快速发展上，延续“红色体育”精神的传承，普及红色文化教育，积极调动各级人员，参与到红色体育事业发展中来，加之政策倾向和全民参与，积极融合各类社会资源为体育事业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3.4 群众体育建设价值

“红色体育”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革命时期“红色体育”的参与群众数量巨大，影响深远持久，在共产党带领下，体育这一项目在解放区、革命根据地深受群众喜爱。毛泽东曾为《解放日报》体育专刊题词：“发展体育运动”，这种为民体育思想一直成为发展群众体育的路标。“红色体育”形成的“红色”精神和体育发展经验对当代群众体育建设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4 红色体育的当代传承实现路径

4.1 红色体育实现学校教育传承

红色体育校园传承是当代文化传承的一大特色，在学校传承实践中，红色体育特有的价值与军训目的性统一，红色体育结合学校军训活动，形成学训一体化。军训的目的是通过军事训练掌握基本的军事知识和技能，提高学生吃苦耐劳、坚毅的品质和集体主义精神。因此，在学生军训时增加红色体育项目的训练，把军训与红色体育表演、竞赛结合在一起。长征路上群众曾积极帮助红军找物质、扎竹筏、抬伤员、运军粮、挖工事、做向导等。这些都是红色文化特色体育课程开发的重要素材，通过发掘红色经典素材可以创建彝海结盟、火线担架队、孤胆侦察兵、护送伤员、运送粮食、掷手榴弹、登红军山、红色铁人三项赛、四渡赤水、红军过草地、翻越大雪山等红色体育“重走长征路”系列特色体育课程内容，在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予以开展，可使学生既锻炼了身体，又接受了革命教育。

4.2 红色体育依托体育赛事传承

赛事传承路径也是实现我国红色体育当代传承的重要途径，2010年山东省临沂市营南县创办了我国原创体育赛事——第一届全国红色运动会。参赛队伍较多，有38支代表队，4455名运动员，开展了包括掷手雷、挑挑担、横渡、抢收南瓜、抬担架等15个比赛项目的角逐，此次运动会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此之后，甘肃庆阳第二届红色运动会、临沂大学第一届全国大学生红色运动会、浙江温州第一届职工红色运动会等相继举办，促进红色体育进一步发展。革命老区运用专项红色体育竞赛的实践途径来传承，有湖北省的“黄麻起义”78周年纪念日篮球赛，被誉为首届“鄂豫皖苏区体育协作区篮球赛”。经过不断发展，该赛事已成为大别山区三省精心准备的红色体育品牌，成为这一地区体育交流与合作的桥梁。遵义举行了纪念中国工农长征胜利80周年红色体育运动会。特色的专项红色体育赛事是红色体育文化资源开发的一种重要形式。

4.3 红色体育实现文化空间传承

“文化空间”一般而言，是指居民可以自由出入、进行文化生活的公共场所以及可供他们参与、享有文化福利的公共文化活动。公共文化空间一般包括自然景观、历史建筑、文化广场、图书馆、科技馆、影剧院、博物馆、体育馆、艺术中心等物理空间及其文化活动。2019年5月挂牌建立的“西安·中国红色体育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以中国共产党党史（体育史）为主题的博物馆。博物馆珍藏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图片、实物、重要题词、影像资料等，是一座全面展示红色体育光辉历程和极具教育价值的专题博物馆，该馆为国内其他革命老区建立红色体育博物馆提供了范例。大型红色体育文化体验基地也是“文化空间”传承的有效途径，井冈山、长征、延安时期的革命战争为建设文化体验基地提供了丰富的户外红色文化资源。利用当地的自然、环境、地质构造等资源结合风土人情与红色体育文化资源，打造红色体育项目训练基地和户外探险基地，让当代人体验各种红色体育项目、红色户外探险运动，锻炼身体的同时传承吃苦耐劳、勇于挑战、团结協作的红色体育精神。

4.4 红色体育实现纪念日传承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重要的节日领导广大军民举办大型运动会，起到体验军民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成果、增强革命必胜信念、提高凝聚力的作用。典型的纪念日有土地革命时期（1933，瑞金）的“五卅”运动会，纪念五卅运动，发展根据地体育运动。抗日战争时期（1937，延安）的“八一”抗战动员大会纪念日，纪念“八一”建军节，鼓舞全体军民抗战士气。解放战争时期（1946，延安）的延安“九一”运动会纪念日，普及青年运动，活跃延安生活，纪念“九一”国际青年节。当代纪念日传承下分别有党和国家重要历史人物纪念日，例如毛泽东、周恩来、贺龙等同志的诞辰纪念日。还有七一建党、八一建军节、三八国际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等，纪念日传承模式开展形式，既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健身和文化需求，又弘扬了革命优良传统作风。

4.5 红色体育实现红色旅游传承

红色体育当代传承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发展红色体育旅游就是要融合“红色体育”+“体育旅游”。南方革命老区大多环境优美，气候宜人，适合旅客居住、观光和休闲。将旅游景区的名山大川与革命遗迹、英雄人物等红色文化资源结合，举办红色体育竞赛和文艺作品展演，融合开展乡村红色体育旅游。结合民族文化，发展红色体育旅游也是区域独特的红色资源。比如，贵州省少数民族资源丰富，少数民族项目有：民族射弩、斗牛、芦笙刀、高脚竞速、板鞋、打欢喜团、独竹漂、滚山珠等传统体育文化。红军当年在贵州得到大量少数民族的大力支持和拥护，建立了滇黔桂边区、黔北、黔东、黔西北革命根据地。贵州特殊的地域特点，打造了红色体育旅游品牌。如，根据1935年“四渡赤水”时当地百姓用自制的竹筏帮助红军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的历史，当地创办了“红军四渡赤水”的群众性水上体育活动项目。

5 结语

探索红色体育经历的萌发阶段、形成阶段及过渡发展成熟阶段，分析红色体育经历各种复杂变化斗争时期后所蕴含的精神内涵，阐述其对促进当代体育发展的社会价值，思考紅色体育当代传承路径，传承红色精神，推动我国红色体育文化健康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 党挺.中国红色体育的演进与发展[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3（09）：28-32.

[2] 王增明，党挺，李颖，高振博.中国红色体育的发展进程与历史经验[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1（03）：257-262.

[3] 崔乐泉.中国共产党体育实践的百年历程与经验启示[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1（02）：117-126.

[4] 毕金泽，郭振，刘波.中国共产党的“红色体育”实践及其历史意义[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1（02）：133-139.

[5] 闵瑞欣，冯鹭.启蒙与革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体育实践及理论探索[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1（02）：129-133.

[6] 史进，马菊霞，杨芳，马倩.延安时期红色体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1（01）：1-7.

[7] 张诗雨，赵子建，彭龙龙.文化自信视域下红色体育文化的传承发展研究[A].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2020年体育史年会论文摘要集[C].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2020：2.

[8] 倪洽亚，黄正廪.红色体育文化的内涵及其启示[J].长春大学学报，2014（12）：1712-1714+1718.

[9] 周宿峰.红色文化基本问题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4.

[10] 刘新平.论我国红色体育研究的发展[J].体育文化导刊，2012（11）：149-151.

[11] 文烨，李品林，郑峰华.红色体育特点分析[J].体育文化导刊，2012（06）：28-31.

[12] 刘显，熊晓正.红色体育文化思想的历史与发展[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2（02）：29-34.

[13] 史进，刘晓莉，于学岭，王珂，吕欣徽.红色体育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1（12）：138-140.

[14] 李久君.红色旅游与民俗体育文化资源整合开发的研究[J].延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02）：110-112.

[15] 党挺，虞重干.近60年我国红色体育研究评析[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0（04）：21-24+33.

[16] 杨占明.对陕甘宁革命老区社会体育扶贫路径的思考[J].体育研究与教育，2021（02）：1-9.

[17]黄文宾.红色体育文化的当代价值与实践路径[J].体育研究与教育，2017（05）：38-4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