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供给的内生动力与实践路径研究

2021-02-21 08:19蒋淑媛孙俊青
关键词:内生动力

蒋淑媛 孙俊青

[摘 要] 本文借鑒宏观经济学的内生增长理论和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思想,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中文化供给的丰富内涵,以北京城市副中心整体转型升级规划方案的实施为基础,分析指出加大文化设施(园区)建设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构建文化供给体系的初始选择,生态资本、文化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构成了文化供给的内生动力要素,进而从挖掘文化资本潜力、形成特色文化品牌;强化城市文化认同,激活人力资本创造力;以技术资本推动供给结构优化等维度,提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供给内生动力机制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 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供给;内生动力

[中图分类号] G12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21)01-0059-08

作为国家一项重要的决策部署,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承载着优化城市空间格局、疏解非首都功能、打造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的历史使命。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总体规划的确定和实施、北京市级行政中心的正式迁入,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的主导功能也在逐步显现。其中,高质量的文化供给不仅是城市副中心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传承文脉、彰显京华特色、提升城市品质的动力和目标。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进程中,要实现文化领域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要素齐全、配置高效、有序运转的文化供给体系,除了政策驱动下的资金投入、机构引入和人口迁入等外部力量的嵌入之外,还有必要探究如何形成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本文借鉴宏观经济学的内生增长理论,科学理解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思想,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中文化供给的丰富内涵,以北京城市副中心整体转型升级的总体规划为基础,分析不同发展阶段所形成的内部文化资源和内生动力要素,提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供给内生动力机制的实践路径。

一、理论基础和问题的提出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的经济学家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进行了研究,并在假定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数学模型和观点。罗默较早提出了知识驱动模型,核心思想是“将知识作为一个单独的要素,不仅自身能形成递增收益,而且也能促使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进而保证了经济的长期增长”[1]。之后,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将人力资本作为核心,“人力资本积累不仅具有外部溢出效应,而且与人力资本存量成正比”[2]。人力资本的投入还会带来创新和技术的进步,并促进经济增长。而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强调了技术创新的作用,“基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经济行为主体往往不断淘汰旧产品,持续进行技术创新”[3]。贝克尔-墨菲模型从人的视角出发,提出“企业生产是一种团队协同活动,企业内部分工提高了劳动者的专业化水平,劳动者专业化水平的加深将会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4],研究了劳动者专业化技能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由于对内生增长理论的探讨主要借助于数学计算而难以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减弱了其在现实层面的普遍应用性。但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这三个重要因素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获得了业内共识。

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分析、准确把握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我国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的重大创新。而文化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就是要提高文化内容的供给质量和效率,强调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和优化,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而北京城市副中心作为新时代城市更新的典范,不仅连接历史,更面向未来。由此,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文化供给要以提供高质量的文化内容为目标,聚焦规划实施中的关键性结构问题,同时还要考虑到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和宏观环境的变化,提供具有引领性的行动方案。鉴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以总体规划和政策驱动为先,决定了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路线是借助于外部资源来激活内生动力要素。那么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文化供给结构中,“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这三个内生动力要素是否还在发挥着作用,是否出现了新的演变、是否还有其他内生动力因素?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年—2035年)》实施的不同阶段;如何合理配置要素才能优化供给结构,具体的实践路径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的解析。

二、新时代历史方位中文化供给的内涵阐释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历史方位的变化,是时代和实践发展变化的重要标志,也揭示出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将进入转型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文化与科技不断交融、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借助网络新媒体进行自发展示和有效传播、新兴文化业态和新型文化消费模式等新情况的出现,都不断扩充着文化领域的范围,也在逐渐突破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划分标准,这些新变化也使得文化供给的内涵更加丰富。

(一)文化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和多层次性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以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为抓手,推动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初步建成了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文化产品的种类日益丰富,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不断上升,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新引擎。随着文化供给规模的不断扩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逐步增加并呈现出新的特点。与此相适应,原有区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路径选择也需要顺应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从文化产品的本质属性出发、结合外部环境的变化,遵循文化供给的客观规律。

一方面,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要求打通公共文化供给主体和文化产业供给主体的界限,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和精细化的文化需求为目标,激发多元化供给主体的活力。“文化产业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市场属性,但意识形态属性是本质属性”[5]。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作为精神产品,天生具有启迪明智、引领思想、提升素养的意识形态属性,因此,无论是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抑或是面向市场的文化产品,都蕴含着意识形态导向和价值立场,供给主体都必须确保所提供的文化产品具有正确的思想引领作用。在实际运行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亟须打破供给主体的路径依赖和相对封闭化的供给格局,供给主体除了市、区、街道(乡镇)、社区(村)各级行政文化部门,基层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事业单位以外,还要扩大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社会认知度和开放度,通过市场机制吸纳更广泛社会力量的参与。供给主体不仅包括提供传统类型文化产品的民营企业和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还应该包括生产虚拟型文化产品的网络内容提供商、网络媒体运营商和自媒体运营者,更应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文化产业供给领域,高质量文化产品的总量不足是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也要求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环境,推动各类文化市场主体的发展壮大,最大限度地释放供给主体的创造动能。

另一方面,文化产品所具有的精神产品属性强调创意与创新的核心作用和多次开发的潜力,使得一种文化内容或文化符号具有多层次的供给主体。精神产品的生产主要依赖脑力劳动者的灵感和创意,要求文化供给者具有很强的个性和创新能力,既可以提供原创性的文化内容,也可以将既有的文化内容以购买版权的方式进行再次开发创作。近年来,文化领域内的IP开发热潮正反映出一个内容具有多种创意、产生多种产品、以多种形态呈现的巨大潜质,而受众的拥趸和二次传播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出更多层次供给主体的参与开发热情。在网络赋能、知识经济和智能应用需求的驱动下,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基本已经形成 PGC(专业生产内容)、UGC(用户生产内容)、PUGC(专业用户生产内容)的供给模式,也印证了文化供给主体的多元化、立体化已成发展趋势。

(二)“互联网+”催生多样化的文化供给内容

互联网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基础设施和应用系统,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多重场景,使得各种文化资源、供给主体以及创意形式實现了广泛的连接,在传统文化内容数字化呈现的同时,还带动了多种新兴文化业态的数字化生产,并随着传播介质和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文化供给内容的表现形式不断丰富,并在文化实践中始终进行着动态的调整和创新。首先,报纸、杂志、图书等纸质文化内容,广播、电视、动漫、电影等视听文化内容,音乐、舞蹈、戏曲、话剧等舞台表演内容,还有书法、摄影、绘画、雕塑等展览展示内容,均通过构建专业性网站或网络社区实现了既有文化内容的数字化转换,形成庞大的文化资源数据库,这不仅为受众获取相关文化内容提供了便利,也为供给主体再开发、再创作提供了强劲动力。其次,传统的文化类型通过与互联网的融合,也嫁接出新的文化形式,并产生新的文化内容。如网络文学、网络视听节目、网络动漫、网络剧、网络电影、网络游戏都是借由网络平台产生、发展并逐渐成为线上文化供给的主要内容形态的。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文娱生态的形成,不同文化类型也在融合中不断创新。例如,数字出版使得图书在文字、图片等元素之外,还可以兼具音视频内容,互联网的交互功能和社交属性使得视听内容衍生出互动剧、竖屏剧等新形式。再次,由于互联网各种应用程序的普及,并与人们现实生活产生了更加紧密的联系,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文化形态更是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尤其是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浓郁民族风格的文化内容在更大范围内引发了情感共鸣,也反映出人们对于传统文化供给的旺盛需求。

(三)文旅融合拓展了文化供给的空间布局

2018年3月,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文化和旅游部组建成立。这是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举措,也是统筹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提高服务效能的必然选择。在实践中,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思路更是拓展了文化供给的空间布局,提升了人居环境的功能品质。一是我国的旅游景区不仅自然风光优美,还蕴涵着丰富的人文遗迹,是在历史积淀中所形成的文化空间,有必要进一步彰显不同地域旅游景区的文化价值,将文化元素融入景区标识、景点打造、旅游线路和旅游纪念品的设计中去,以提高旅游景区的文化辨识度,使人们在旅游中得到文化的熏陶。二是创新扩容文化旅游的物理空间和特色地点。文旅融合的意义还在于引导人们从简单粗放的浅表式旅游向深层次旅游转变,除了传统的旅游景区之外,还要挖掘具有文化旅游优势的场所,例如城市内广场、公园、博物馆、学校、工厂,具有独特历史风貌的特色小镇,乡村里乡情陈列馆、村史博物馆等都可以成为新型的文化旅游空间。三是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打造融汇感官体验、承载文化旅游价值的虚拟空间。例如,故宫博物院的“全景故宫”项目,利用360°全景摄影的方式全方位地呈现故宫内的所有区域;“V故宫”项目则是利用VR虚拟现实技术,为人们带来沉浸式体验,延伸了传统文化的展示场景。

(四)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要求提高文化供给渠道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爆发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保持社交距离、减少非必要聚集性活动、控制公共场所的人员规模等措施更是对文化供给渠道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化供给不仅要适应疫情防控的新形势,还要分析特殊时期人们的心理压力和焦虑情绪,供给更多适应新需求的优秀作品,起到鼓舞人、激励人的积极作用。于是不同类型“防疫”“抗疫”题材的文艺作品和文化服务以线上播出、在线互动的方式适时推出,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短视频、在线阅读等“无接触”的网络文娱形式也成为疫情时期的重点应用。另外,文化供给渠道有必要形成线下实体场所和线上虚拟空间相结合,并且能够实现自由切换、自由组合、人们可以自主选择的多种模式。随着人们接受线上文化供给内容比重的增加,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新的文化消费习惯,固有的文化消费心理也会悄然发生改变。因此,文化供给渠道在适应新变化的同时,还要具有灵活转换、推陈出新的能力。例如,国内很多博物馆和景区推出“云游”服务,文化机构推出“线上文艺演出”“云观剧”“云观影”“云观展”等在线供给新模式,正是顺应时代发展、应对突发情况、符合当下文化消费心理进行的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

另外,文化供给方式也会根据当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契合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大趋势,面对生产和消费一体化、开放互动、共享共建的文化新生态,以互联网、大数据为基础,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政府供给、市场供给、自我供给、混合供给等方式,进行文化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优化升级。

三、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供给的初始选择

国内外的历史和经验表明,以政府规划为先导对城市进行更新、改造与开发,是城市明确功能定位、有序发展的有效途径。2012年6月,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将通州区定位为北京城市副中心,自此开启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规划之路。“规划范围为原通州新城规划建设区,总面积约155平方公里。外围控制区即通州全区约906平方公里,进而辐射带动廊坊北三县地区协同发展”[6]。其中涉及文化供给的有五项主要规划(见表1)。

尽管不同时期出台规划的侧重点不同,但秉承了“多规合一”的原则,从各项规划的要点内容可以看出:城市空间布局和文化设施(园区)在建设上保持了一贯性和连续性,如果说调整功能定位、优化空间布局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重要起点,那么加大文化设施(园区)建设就是构建文化供给体系的初始选择。具体来说,主要分为增量开发、整治改善、历史保护三种类型(见表2)。通过文化设施、文化园区等物质环境的改善,进而带动相关企业的进驻、积聚人气,全面提升文化供给水平和城市的整体影响力。

为了保障规划的顺利实施和落地,“把蓝图变为实景,使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这座千年古都又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7]。针对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未来发展,从北京市到通州区,各级政府管理部门采取了相应的配套机制,不断完善保障规划实施的制度体系。一是成立专设机构,加强对于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管理的集中统一领导。2019年1月,北京城市副中心管理委员会成立,作为市委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与通州区委区政府合署办公,行使部分市级行政权力。二是简政放权,扩大对外开放力度。2019年2月,国务院批复了在北京市继续开展和全面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方案,其中,赋予北京城市副中心相應权限,建设简政放权试点示范区,为打造国际化智库、高端人才集聚区、推进文化服务扩大开放提供便利。2020年,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运河商务区和张家湾设计小镇及周边共计10.87平方公里被纳入北京自贸区国际服务片区,成为改革开放的新高地。三是出台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助力高新企业成长、加快产业项目引进的优惠政策。近年来,相继推出了促进高层次人才发展“灯塔计划”和“运河计划”, 加快众创空间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推动高精尖产业发展,以旅游、文化、影视、娱乐业优质项目和产品促进消费提档升级等方面的政策措施,规划和政策的辐射效应在区域经济增长和文化供给实践中也在不断显现。

四、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供给内生动力的核心要素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动力的核心要素,但是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作为非物质性的特殊商品,兼有意识形态属性、经济属性和产业属性,尤其是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这样一个立足于大运河深厚文明价值根基之上的区域内,在新时代历史方位对高质量文化供给赋予更深刻内涵的大背景下,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供给内生动力的核心要素也呈现出新的特质。经济领域内的“知识积累”意指企业劳动者生产经验和知识水平的积累,对于区域内文化供给来说并不适用,而包含历史文化禀赋、长期发展形成的文化品牌、文化符号和文化设施等诸多文化资源则是文化供给的原动力。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在文化供给方面依然表现出强劲的作用力。另外,北京城市副中心在规划实施中,始终关注自然生态的保护和人居环境的提升。低碳高效、蓝绿交织、智能融合、人文宜居已经成为城市副中心的发展底色,为文化供给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8]。这阐明了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对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进行剥削的实质。而在社会学理论中,资本是“一种铭写在客体或主体的结构中的力量,它也是一种强调社会世界的内在规律的原则[9]”。也就是说,资本是经过长期积累、与社会形成的一种嵌入关系和控制能力,不仅包括经济资本,还包含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更加宽泛的内容。因此,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供给内生动力的核心要素可以归纳为生态资本、文化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见图1)。

(一)生态资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态文明思想注重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0]。这深刻揭示出保护生态环境与实现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指明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方向。生态资本则是指包括自然资源、空气质量、人口密度、空间布局等因素组成的生态环境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增值和社会效益增效的能力。而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主旨之一即是解决中心城区的“大城市病”问题,所以从规划到落地实施,生态环境建设贯穿始终,并具有生态资本的雏形,为吸纳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进一步挖掘文化资本潜力、发挥技术资本的整合作用提供了强大动力支撑。在自然资源方面,以大运河为轴线,推动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在城市绿化方面,构建城市级、社区级两级绿色空间体系。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结构,实现生态空间面积达到总面积的40%以上。在基础建设方面,加强主要功能区块、主要景观、主要建筑物的设计,着力建设一批精品建筑,提升城市魅力。在宜居环境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突出生态优先,强调各类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将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130万人以内,人口密度控制在0.9万人/平方公里以内。坚持用源头减排、过程管控与末端治理相结合的方式保护生态环境。

(二)文化资本

在漫长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不同的地域会因传统习俗、思想观念、历史遗存等方面的差异,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资源。可以说,文化最能体现出特定地域的气质和底蕴。那么对一个区域来说,文化资本一般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历史上形成的文化遗产,既包括人类文化遗址、历史文物、历史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是具有品牌影响力和符号价值的文化活动,包括文学、音乐、舞蹈、影视等在内的各种文化产品。三是具有区域文化特色的文化设施等物质载体。具体到北京城市副中心所在的通州区来说,其历史底蕴深厚,曾经是重要的漕运码头和南北文化交汇点,形成了运河文化、皇家文化、商贸文化、京郊民俗文化等多种文化融合交织、开放包容的特点。“三庙一塔”等运河遗产和古镇、古街、古村、古河道等重要历史文化遗迹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物质载体,“运河船工号子”、运河龙灯会、花丝镶嵌制作技艺等非遗项目在活态传承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在现代文化创意领域,经过20多年的孕育和发展,自发形成的宋庄“画家村”已经成长为现代艺术家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并在国内外形成了独具特色、具有极强辨识度的“中国·宋庄”文化符号。大运河文化艺术节、宋庄艺术节等年度文化活动也具有了一定的品牌效应,经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创建,基本建成了覆盖全区、功能齐全、交通便利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体系。而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中新建的博物馆、图书馆、剧院三大文化设施将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文化标志。同时,新建成的环球主题公园以其亚洲规模最大的体量、高规格的建设标准、融汇中西的鲜明特色将会对区域内文化业态的转型升级起到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吸引大批文化设计、动漫游戏、演艺娱乐、影视制作等优质项目,并对周边的演艺、旅游、休闲等文化资源产生外部溢出效应。大运河5A级文化旅游景区从形象标识到空间规划、从核心景点到线路设计都注入了中华文化元素和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会成为文旅融合的典范。这些文化空间和设施作为文化供给主体,不仅能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还能激发带动更多文化供给主体的参与,是提升文化供给水平的动力源。

(三)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的知识储备、文化素养、技术水平等带来收益增值的能力。文化供给的核心是创意和创新,可以说,人力资本是文化供给的核心竞争力,是实现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意性开发的关键要素。北京城市副中心作为承载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主导功能的新城,将承接中心城区40~50万常住人口的疏解迁入,同时按照人随功能走、人随产业走的规划原则,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人口结构将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化。除了原住民以外,还会出现搬迁而来的新移民、游客及商务人士,国内外流动性人口的规模和频率随之也会增大。一方面,原住民对本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自然也对本区域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有着更加旺盛的需求,他们不仅是文化供给的对象,更是潜在的文化供给主体。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内已经吸纳了5 000多名不同领域、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艺术家,梨园九棵树地区聚集了上千名从事数字音乐创作及制作的专业人才,他们本身作为文化供给主体已经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2019年初,随着北京市级行政机关第一批35个部门、165个单位完成主体搬迁,已经有1.2万余名公务员迁入;运河商务区聚焦总部经济、财富管理、文化科技、文化旅游、尖端芯片、IT信息软件和智能制造等现代产业集群发展,自然也会带动大批高精尖商务人才进驻。这些新移民的文化供给主体意识还有待唤醒和培育。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及周边台湖演艺小镇、张家湾设计小镇及三大历史古城将吸引大批游客,游客在流动中也贡献着文化创意,以需求来带动供给,也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技术资本

技术资本是指科学技术对于生产、流通、经营、管理、消费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革新能力。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应用是当今数字经济时代的主题。技术和数据成为生产要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愈加明显,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新城建设中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结合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建设智能融合的智慧城市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发展目标之一。为此,北京城市副中心大力加强网络基础设施,通过城市“大脑”和相关信息系统平台在政务服务、公共空间、城市交通、人居环境、应急能力等重点领域实现“互联网+”智慧管理,实现多部门数据资源的共享开放。在文化供给方面,不仅各种依托于网络平台传播的新兴文化形态将会继续创新式发展,5G、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还将赋能传统的文化供给方式,与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开发、运营管理、市场拓展进行结合,成为优化文化供给结构、智能配置文化资源、契合文化需求的关键驱动力。

五、不同发展阶段内生动力机制的实践路径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是千年大计,文化供给也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而且,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历史性发展的进程中,文化供给的资源投入、整体规模、产品类型、服务对象也存在着差异,导致内生动力要素发挥的作用也不同,因此,有必要从规划导向、实践导向和效果导向等维度出发,统筹考虑供给理念、品牌塑造、供给主体、供给能力、技术应用、管理模式等一系列复杂环节,根据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下建设的进展情况,与副中心建设规划的进度相匹配,与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新变化和新动向相适应,充分激活核心内生动力要素的作用,探寻文化供给内生动力机制的实践路径(见图2)。

(一)培育发展阶段(2021—2025年):挖掘文化资本潜力,形成特色文化品牌

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是以规划和政策为驱动力,侧重点放在了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产业项目的空间布局上。那么“十四五”时期(2021—2025年)将是文化供给内容的重要培育发展阶段,随着生态资本效益的显现,文化资本的整体架构初步成型。因此,应以运河文化资源为线索,将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文化活动形式进行有机结合,集中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优势资源,打造具有副中心特色印记的系列文化旅游产品品牌;以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城市副中心剧院、图书馆、博物馆等标志性文化设施为牵引,以精细化管理和高品质的服务水准,形成具有北京城市副中心水平的文化服务品牌。

(二)内生演化阶段(2026—2030年):强化城市文化认同,激活人力资本的创造力

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优质资源聚集,来自不同地域的新移民数量将会不断增加,他们的融入不仅仅表现在居住地和工作地的选择上,更应该体现在对于所在区域文化的了解和认同上,体现在参与文化建设的意愿上。因为人是社会实践的价值主体,是生产力发展中最具能动性的要素,只有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才能不断提升文化供给的质量和结构升级。那么在“十五五”时期(2026—2030年),增强居民对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文化认同,在了解居民文化需求的同时,整合各种社会力量,激活多元化供给主体的创造力,并与文化资本和生态资本形成资源叠加,才能形成内生动力要素为主、外力要素为辅的可持续发展态势。

(三)示范带动阶段(2031—2035年):以技術资本为驱动力实现文化供给结构优化

尽管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资本对于人们当前的社会生活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力,但还没有根本改变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和范式。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还有待于在实践中检验,随着技术

共享覆盖面的扩大,对于社会各个方面整合程度的提高,规模化和标准化基础数据量的增加,技术和数据作为内生动力要素还将为文化资源的配置带来新的发展空间。由此,到了“十六五”时期(2031—2035年),供给主体对于技术应用能力也会大幅提升,技术资本与文化资本形成合力,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结合程度、与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结合程度也将更加紧密,以技术资本为驱动力推进功能重组,创新文化内容业态和运营模式,实现文化供给体系的结构优化和价值升级。

总之,分析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供给的内生动力,既不能脱离历史文化资源,也不能偏离现实层面的客观需求和政策环境,更不能背离未来数字文化经济的发展趋势,将内生动力要素置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规划落实的历程中进行考察,并提炼归纳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供给内生动力机制,以期对具体的实践产生借鉴和启迪。

[參考文献]

[1] Paul M Romer: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8,No.5,1990,pp.71-102.

[2] Acemoglu, D:“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69,No.4,2002,pp.781-810.

[3] Gene M Grossman,Elhanan Helpman: “Quality Ladder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58,No.1,1991,pp.43-61.

[4] Gary S Becker, Kevin M Murphy: “The Division of Labor Coordination Costs and Knowledg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7,No.4,1992,pp.1137-1160.

[5] 新华网:《习近平谈文创产业:守正创新,坚持正确导向》,http://www.xinhuanet.com/2020-09/18/c_1126509217.htm。

[6] 孔祥妮:《北京市规划国土委、通州区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建设新时代和谐宜居典范城区》, http://finance.qianlong.com/2018/0625/2655993.shtml。

[7] 新华网:《九问北京城市副中心》, http://www.bj.xinhuanet.com/2020-01/19/c_1125482122.htm。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7页。

[9]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

[10] 中国新闻网:《习近平谈绿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http://www.chinanews.com/gn/2016/03-03/7782010.shtml。

猜你喜欢
内生动力
国有文艺院团市场化运行改革路径优化分析
“五心”理念培育内生动力,践行绿色司法
提升我国县域城镇化内生动力的对策建议
新常态下提升西安市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对策研究
外源式扶贫背景下农户脱贫的内在动力研究
浅论图书知识社会化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哈尔滨市长宋希斌:深挖“内生动力”,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
新时期苏北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研究
论职业教育在农民市民化内生动力塑造过程中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