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的斯亚贝巴城市规划及相应空间结构变迁研究
——从1855 年至今

曹 康，刘梦琳，李晓澜

（1.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杭州 310058；2. 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杭州 310014）

引言

非洲是人类的起源地，也是世界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具有悠久的城市发展历史。然而欧洲大航海时代中断了非洲文明与城市的进程，非洲作为被掠夺的对象遭受了奴役、战争、殖民等苦难，到目前仍是世界上经济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最低的大洲[1]。近现代以来，尽管非洲城市化起步较晚，但在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历史因素以及冲突战乱等因素推动下城市化速度加快[2]。虽然非洲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不同时期都很不平衡，城市化水平地区差异大，但是21世纪以来非洲整体城市化率年增幅高达5.9%，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化增长速度最快的区域之一[3-5]。

地理上习惯将非洲分为北非、东非、西非、中非和南非五大区域。北非因为埃及与腓尼基的存在，自古即为人类文明发源地。尼罗河与亚丁湾串联起了北非与东非这两个地区，受北非影响，东非古代时期已出现数个国家与城镇，这些城镇是当时东非的行政、手工业、文化中心。东非地区在现代包括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等国家，总面积约200万km2，人口约9 020万。这些国家位于东非的一个半岛区域，毗邻红海，以“非洲之角”著称。该半岛位于亚丁湾南岸，向东伸入阿拉伯海数百千米，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是现代非洲各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一个窗口[6]。但是，相较非洲其他各区域城市化进程而言，东非地区城市化水平较低，1970年城市化水平只有 10.38%，至2003年仅达到25.96%，远低于非洲整体的38.68%[7]。

东非的埃塞俄比亚（Ethiopia）的名字来源于希腊单词aitho（烧焦）和ops（面部），合在一起意为“烧焦的脸”，是希腊人对非洲东北部深色皮肤的人的称呼[8]。该国可考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1世纪的阿克苏姆王国，其后数个古国在此建立，一直是区域性强国。阿克苏姆王国凭借与印度洋和地中海的贸易保持独立和富庶并一直持续至公元10世纪，衰落后南部的阿高人建立了札格维王朝（1137—1270年），定都罗哈（Roha），为纪念该城市最著名的君主和圣徒，城市又名为拉里贝拉（Lalibela）。13世纪晚期札格维王朝被所罗门王朝推翻，定国号阿比西尼亚帝国（1270—1974年，又称埃塞俄比亚帝国），领土达至现今的苏丹和索马里。

17世纪时法西拉达斯（Fasiladas，1632—1667年）的统治拉开了埃塞俄比亚历史的序幕。法西拉达斯在位时期埃塞俄比亚皇室放弃了传统游牧模式的生活方式，于1635年定都贡德尔（Gondar）并一直持续到1867年。18世纪中期开始，由于政权频繁更迭，埃塞俄比亚的社会和政治出现衰落。1766年国家爆发内战，分裂为多个省份，形成了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的“诸王争霸时期”，这一时期直到1855年里利杰·卡萨·海卢（Lij Kassa Haylu）侵入中央省份并夺取了王位才结束。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欧洲列强相继占领了非洲96%的领土[9]。整个非洲大陆只有埃塞俄比亚区域保持独立，但是也受到世界权力格局的影响，意大利与英国先后影响过这一国家的历史进程，冲击了其独立性。到20世纪后半叶埃塞俄比亚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本国人手中。

图1 埃塞俄比亚首都变迁

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诞生于1868年，孟尼利克二世（Menelik II）于1886年将其设为首都，是继阿克苏姆、拉里贝拉和贡德尔之后埃塞俄比亚第4个重要的首都（图 1）。本文在对埃塞俄比亚政治、社会、经济背景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亚的斯亚贝巴自19世纪建城以来城市发展中面临的问题、相应的城市规划方案以及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从自然条件、政局变更、经济发展和人为规划等方面总结了这些因素对亚的斯亚贝巴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通过对亚的斯亚贝巴的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可以窥见埃塞俄比亚在现代化历程中的特点与问题。本文根据埃塞俄比亚国家的发展历程，将亚的斯亚贝巴建成至今的发展变迁分为5个阶段进行具体分析（图2）。为凸显城市空间结构变迁的影响因素，每个阶段的分析皆为政治经济背景为先，城市规划建设情况及城市空间结构分析为后。

图2 埃塞俄比亚国家发展进程分期

1 现代化开端时期：建城与早期发展（1855—1935 年）

现代埃塞俄比亚开端于使用了“特沃德罗斯二世”（Tewodros II）这一称号的里利杰·卡萨·海卢在1855年统一国家、登上王位[10]。特沃德罗斯二世希望埃塞俄比亚在独立下走向现代化，为此他把“诸王争霸”下四分五裂的阿比西尼亚帝国重新凝聚起来，力图恢复古代帝国的权力和权威。1868年特沃德罗斯在与英国远征军的战役中自杀身亡，1872年首领卡萨·梅尔查（Kasa Mercha）加冕成为约翰尼斯四世（Yohannes IV），1889年实力最强的地方统治者绍阿（Shewa）的孟尼利克二世继位。他在位时期（1889—1913年）该国已经开始有选择地按照西方模式进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为国家未来的发展和现代化改革奠定了基础。经过一系列政治斗争塔法里·马康南（Tafari Makonnen）上台，1930年正式成为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皇帝。塞拉西统治时期（1930—1974年）埃塞俄比亚经历了法西斯主义、殖民战争以及国内外自由改革等重大事件，但他仍然坚持了孟尼利克二世的现代化政策，保持了埃塞俄比亚的独立[6]。

亚的斯亚贝巴的起源可追溯至孟尼利克二世还是绍阿统治者的时期。他于1868年在今日亚的斯亚贝巴城区西北的山区恩托托（Entoto）建立了一个营地，是为该城的起源。由于恩托托以南的菲芬（Finfine，奥罗莫语①中意为“天然泉”，有温泉资源）平原气候适宜、土壤肥沃且水源充足，建营优势明显，孟尼利克二世遂将菲芬平原的土地分配给官员及其下属，在此建立了多座军营驻扎地。被分配的土地以各种军衔命名，如Ras（意为军事首长）、Dejazmach（部队指挥官）、Fitawrari（先遣部队指挥官）等。时至今日还有以Ras Kassa、Dejazmach Balcha、Fitawrari Habte Giyorgis等等来命名的社区，都是亚的斯亚贝巴早期定居点的写照[11]（图3）。

图3 亚的斯亚贝巴早期定居点

1886年，孟尼利克二世的王后泰图（Taitu）说服她的丈夫在菲芬的菲尔哈泉（Filwoha）旁边建造了一座宫殿吉博力（Ghibi），并构想出宫殿在核心、周围是（贵族）住宅的城市发展模式，—种遵循了君权统治下的传统土地分配制度的城市空间结构。孟尼利克二世根据这一构想把宫殿周围的土地分给了重要的将领，允许他们划地建房；将领再把土地分给其直系下属，各自兴建住宅及居民点。各居民点之间留有空地作为缓冲区，防止土地所有者之间发生冲突[12]。土地被分配后，宫殿周围很快发展出繁荣的城区。泰图王后将这片城区命名为亚的斯亚贝巴，意为“新鲜的花朵”，孟尼利克二世遂将其设为永久首都。

1896年埃意之间爆发阿杜瓦战役，孟尼利克二世的军队战胜了意大利军队，是现代殖民史上殖民者惨败的著名战役之一。战役后亚的斯亚贝巴人口大规模增长，一方面是1889—1892年的全国性饥荒导致人口大量涌入首都；另一方面是埃塞俄比亚贵族以及外国顾问、商人和外交官纷纷到亚的斯亚贝巴定居。首都逐渐从军事营地扩展为重要的城市，石头、木结构建造的抹灰木屋取代了最初由帐篷组成的军营；宫殿建筑群扩大、桥梁建成、现代化的道路也由意大利战俘造成。并且，埃塞俄比亚东正教大主教在首都定居使亚的斯亚贝巴除政治核心外也兼具了宗教中心的功能。19世纪末20世纪初埃塞俄比亚开始现代化，这期间亚的斯亚贝巴引入了现代基础设施（包括新学校、现代化旅馆、现代化医院、邮政系统、电信网络和银行系统等）及现代税收制度。1894年埃塞俄比亚第一条铁路——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线也开始建设，使该国的工业发展成为可能。

亚的斯亚贝巴的建城与早期发展受自然环境、统治者意志、阶级结构和传统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城区主要集中在皇宫和邻近的市场阿拉达（Arada）周围，没有规划对城市空间发展进行指导。1917年建成的火车站与皇宫、市场形成了城市的3个节点。城市自发生长下，富人与穷人、外国人与埃塞俄比亚人等不同民族与种族之间没有分区，与那些同时期在殖民统治下发展起来的具有明显种族分区的非洲城市极为不同。

2 殖民时期：二元空间结构（1935—1945 年）

20世纪30年代初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开始在非洲东北部进行扩张活动，1935年10月意大利正式入侵埃塞俄比亚至1941年5月塞拉西复位这5年为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时期（简称“意占时期”）。意占时期意大利当局的主要举措包括废除之前的政府机构，代之以殖民当局认为更加现代化的机构；废除束缚农村劳动力活力的土地占有制；为埃塞俄比亚欠发达的经济注入大量资金；在亚的斯亚贝巴修兴建低成本住房，首度实现系统化城市供电等。

尽管意占时期短暂，但在亚的斯亚贝巴城市的空间结构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一方面，在意大利占领的高峰时期亚的斯亚贝巴的人口达到30万，城市出现了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意大利建筑师吉迪（Ignazio Giudi）和瓦尔（Cesare Valle）等人在该时期参与了亚的斯亚贝巴的规划。他们的规划带有鲜明的殖民主义特点，因为意大利当局的愿景是建立一个殖民地首都，作为其意大利东非大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1936年意大利占领该市仅3个月后，柯布西耶绘制了一张与他的未来城市构想非常相似的规划草图，是亚的斯亚贝巴的第一版系统规划。柯布西耶将原有的皇宫设为法西斯总部，并以此为中心规划出四条放射形道路。城市内部路网规整，区分了不同的功能区域，还划定了严格的种族隔离分区以满足殖民统治的需要。此外他还在城市西北部设置机场作为城市外围的交通基础设施[13]。但柯布西耶的规划只针对欧洲人区，本地人区没有任何规划，也未对城市现状问题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所以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构思。

图4 吉迪和瓦尔的亚的斯亚贝巴分区规划

1937年，两名意大利建筑师吉迪和瓦尔在柯布西耶方案的基础上进行改良的方案，被殖民地当局定为亚的斯亚贝巴城市发展的指导性文件。他们保留了北部老城的格局，提出在其南方选择一块平坦的土地，建设一个新的意大利人的城市（图4）。为满足殖民统治的需要新城采取种族隔离，居住区被划分为本地人区和欧洲人区，并被河流及岸边植被隔开。殖民性也反映在街道命名上，意大利人用殖民当地著名的政治和军事人物的名字来重新命名重要的街道，以强化和巩固殖民统治[14]。该方案基本奠定了亚的斯亚贝巴日后的空间发展格局以及重大基础设施的位置，确立了两条城市发展轴线——连接阿达拉/希尔吉斯（Ghiorgis）商业中心到火车站的商业轴，以及连接赛迪斯特基罗王宫（Sidest Kilo Palace，现亚的斯亚贝巴大学主校区）到吉博力王宫和麦斯凯尔（Meskel）广场的政治轴[15]（图5）。除规划对城市空间格局的影响外，意占留下的烙印还体现在一些办公室、商店和广场等建筑上。1939年这一规划终于开始实施，但只进行了几个月，就因英国军队入侵埃塞俄比亚而终止。

图5 意大利占领期间亚的斯亚贝巴城市发展轴线规划

这一时期亚的斯亚贝巴受殖民主义影响，城市规划围绕殖民统治的需要进行，具有浓厚的殖民主义特点，对城市空间布局影响巨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亚的斯亚贝巴现代化发展。形成了明显的城市二元空间结构，殖民者与本地人的居住空间区分严格[16]。

3 战后重建时期：英法规划主导（1945—1974 年）

二战结束以后，埃塞俄比亚的城市逐步稳定发展，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迅速增加。尽管英国帮助埃塞俄比亚从意大利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但由于英国寻求以更加复杂的殖民关系取代意大利，引起塞拉西的不满。此时恰逢欧洲势力衰落、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因此塞拉西后来试图以美国取代英国作为解决国内和国际问题的帮手。美国大力扶持埃塞俄比亚，也成为在埃塞俄比亚国际交往和外交关系中受益最多的大国。

这一时期埃塞俄比亚出现了很多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第一，意大利的入侵导致埃塞俄比亚本国知识分子大量被杀或被流放，战后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幸存的知识分子不受国家重视，最终影响了埃塞俄比亚现代化进程。第二，战后的农业土地私有化和农业商品化破坏了传统经济并造成了一定的社会混乱，引发了大范围城市犯罪活动。第三，埃塞俄比亚长期依赖进口和外国经济援助，财政赤字问题严重。虽然埃塞俄比亚在1957—1973年制定并实施了3个五年计划，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民众在不满情绪下进行农民起义、学生运动、反抗运动；军队也于1974年建立了德尔格（Derg）组织以反抗当局，导致埃塞俄比亚革命的爆发。同年9月之后，该组织被称为“临时军事管理委员会”（简称“军委会”）。9月12日起义群众宣布废黜皇帝塞拉西，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神权国家的世袭皇权就此结束，军委会这一军事集团取而代之。

图6 阿伯克隆比的亚的斯亚贝巴规划方案

在此一二战后的重建和巩固权力的后殖民时期，亚的斯亚贝巴城市结构受到英国城市规划的影响。塞拉西希望将亚的斯亚贝巴建设成为非洲其他地区的典范，并于1956年邀请英国著名规划师阿伯克隆比（Sir Patrick Abercrombie）为亚的斯亚贝巴制定总体规划（图6）。阿伯克隆比完全借鉴他本人主持的著名的大伦敦规划方案，除保留现有的街道系统以及放射状和环形道路网络外，建议利用现有的河谷作为城市的绿化带以控制城市扩张，并且划定了30年内的城市增长边界。在分区上他将城市分为工业区、住宅区、政府办公区和文化活动区。在居住方面他建议将城市的46万人口安置在有足够社会经济服务的社区邻里单元内，并提出建立6个卫星城来容纳超过最大限度后的城区人口。然而该规划没能实施，一是因为该规划完全改变了之前的城市路网系统，实现这一规划需彻底重建城市、工程量太大，没能得到政府正式批准；二是由于政府体制结构薄弱和缺乏推行规划的相关立法。

塞拉西在位期间还制定了其他规划，如1959年英国的博尔顿·赫尼西（Bolton Hennessy）及其团队对阿伯克隆比的总体规划的修订和1965年法国建筑师路易·德·马里恩（Louis De Marien）所制定的计划，他们均建议进一步扩大城市边界以适应不断增长的人口。赫尼西在阿伯克隆比方案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根据地形图确定了城市中心，规划了环形路网、环城绿带。马里恩提出在火车站和市政建筑（两个面对面的建筑）之间形成一个南北向的道路轴线，类似于巴黎的林荫大道。他还提议在一些战略区域建立副中心，设立新的大学基地、规划火车站，在之前的总体规划基础上拓宽环路和丘吉尔街，为城市建设更好的供水和排水网络等。丘吉尔大道的轴向发展是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之一，为现有的城市增加了一种新的空间秩序。

这一时期国家社会问题突出，社会发展需要依靠西方大国。在国家统治者主导下向西方国家学习，由英法规划师主持亚的斯亚贝巴的系列规划，指导城市发展。受到规划师本人规划经验和价值观的影响，这些规划多为西方城市规划的复制品，未评估以前规划的缺点，未衡量城市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及需求，也未考虑规划范围和该城市有效控制城市发展的能力。这些规划虽然未得到完全实施，但一方面大体奠定了亚的斯亚贝巴1967年后城市发展和空间布局的框架，另一方面也使得亚的斯亚贝巴城市不断扩张、人口高度集聚，约占国家总城市人口的50%[1]。

4 非洲马克思主义时期：城乡联系与不均衡发展（1974—1991 年）

1974年军委会上台后非洲马克思主义兴起，埃塞俄比亚政局变换。军委会核心成员及其同盟者建立集权统治，由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Mengistu Haile Maríam）掌握实权。1974年12月20日颁布法令宣布埃塞俄比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并在各领域推行国有化政策，如强制推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将所有农村和城市土地国有化，同时将重要的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这些举措使得军委会得到了广大百姓的信任。但到了1980年代，由于门格斯图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力，埃塞俄比亚出现前所未有的饥荒并导致非洲之角200万人死亡，更多的人沦为难民。埃塞俄比亚及其邻国的社会与政治关系变得不稳定，军委会统治于1991年结束。

1974年政权更迭后亚的斯亚贝巴出现了新变化。马里亚姆的移民限制和土地改革政策放缓了城市化进程直至1991年。1978年，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政府邀请匈牙利建筑师博兰尼（Polonyi）为亚的斯亚贝巴制定“社会主义规划”。博兰尼提出将周边城镇和农村地区纳入的特大城市规划概念，并规划了一个向西南方向延伸到距亚的斯亚贝巴100 km的拿撒勒（Nazareth）的线形特大型城市发展规划（图7），鼓励在连接附近城镇的主要道路沿线扩展城市，据此在亚的斯亚贝巴周边设置了40个小城镇。由于该规划试图建立城乡之间的空间联系，将位于亚的斯亚贝巴和拿撒勒之间的城镇纳入规划，与以前仅针对主城区的规划相比具有独特性，对首都的空间形态和社会经济发展均产生了影响，但最终未能较好实施。在城市内部，他重新设计麦斯凯尔广场为“革命广场”，将其作为一个节点连接政治轴和商业轴。麦斯凯尔广场的改建是这一时期城市空间的主要转变之一。

图7 线形特大城市发展规划（亚的斯亚贝巴至拿撒勒）

1970年代埃塞俄比亚还设立了城市发展和住房部来重点指导城市中心的发展。1986年，亚的斯亚贝巴总体规划项目办公室（ORAAMP）和意大利技术合作小组编制了新的亚的斯亚贝巴总体规划，以指导该市从1986—2006年这未来20年的发展。这项新规划的重点是将亚的斯亚贝巴与周边地区及主要城市的发展结合起来，为周边地区的发展提供服务。当地政府意识到全盘西化与理想化规划实施效果很差，因而开始一方面重视建设现状，一方面鼓励本地规划师与专家参与其中。该总体规划也注意到了以前的规划缺乏对住房、卫生条件和基础设施等问题的关注。虽然该规划最终通过了法律批准，但由于经过长达8年的拟定和审批程序导致其在实施时已经过时。1991年以后埃塞俄比亚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在政府没有相应的规划和体制框架来指导亚的斯亚贝巴发展的情况下，城市出现了不均衡的快速增长，公共服务区域碎片化且无序发展，影响了城市的空间结构。

这一阶段受国家政局以及意识形态变化的影响，亚的斯亚贝巴发展放缓，进行了兼顾城乡的社会主义规划，这对城市的空间形态和社会经济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在近几十年的城市发展中，政府当局逐渐意识到照搬国外的脱离实际的规划的不可取，开始鼓励本地专家与公众的参与。然而在应对国家意志与体制变革时表现出的法律框架的不完善及体制能力的薄弱直接导致了规划时效性的丧失，从而未能有效地指导城市发展。

5 联邦民主共和国时期：城市发展新阶段（1991 年至今）

马里亚姆的军委会政权在埃塞俄比亚执政17年，于1991年5月被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EPRDF，埃革阵）武装推翻。1993年埃塞俄比亚政府允许厄立特里亚独立，这使得埃塞俄比亚的领土状况发生巨变，成为一个内陆国。1994年埃塞俄比亚颁布新宪法，明确规定各民族拥有自决权利。1995年8月改国名为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进入21世纪以来，埃塞俄比亚一方面融入全球化进程，一方面根植于互惠互利和相互交流的南南合作和非洲内部合作的新思想也逐渐得到公认。

军委会政权被推翻后，埃塞俄比亚对全国14个地区进行细分，其中亚的斯亚贝巴被命名为第14区。1994年宪法赋予亚的斯亚贝巴以自治城市的地位，第14区政府相应变为亚的斯亚贝巴市政府，其城市发展也步入一个新阶段。1998年初，市政府制定了城市五年行动计划，1999年又制定了城市结构规划（图 8），规划拟定了城市发展的总体框架。根据现有的财政资源和体制能力确定了优先发展的区域，住宅开发区主要在城市的东部和西南方；提出了各种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的解决办法，并提供了必要的政策工具、法律依据和标准。2001年以来，新的城市总体规划正在实施，既有城市问题得到部分解决，水坝和道路等基础设施项目在建，环城公路改变了亚的斯亚贝巴的城市空间结构，城市管理系统已投入运营。当前，城市约有400万常住人口，占埃塞俄比亚城市人口的30%以上，在社会经济和物质发展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然而城市发展中仍然面临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就业机会不足、垃圾处理和其他卫生设施缺乏、住房租赁和投资政策不力等。

图8 亚的斯亚贝巴现行结构规划

6 结语

城市空间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表现着城市的特征，其形成和变迁与城市自身的发展过程相联系，并受各种因素作用。在全球和地方、现代和传统、内在和外来进程的交汇中出现的政治经济动态下，亚的斯亚贝巴自建城以来其城市空间结构受到自然环境、城市性质、历史因素、殖民统治、西方规划及本国现代化的影响，经历了5个阶段的变迁（图9）。在地理环境上，由于亚的斯亚贝巴北部存在山脉以及峡谷之间的丘陵，城市逐渐向南方平原地区发展。亚的斯亚贝巴作为国家首都，在现代化开端时期基于传统土地利用方式和战略防御的需求，形成围绕皇宫自然生长的传统格局，只有大致构想而无规划指导；殖民时期受到种族隔离和西方传统规划的影响具有浓厚的殖民主义特点，形成了城市的二元空间结构；二战以后，在规划的影响下城市快速增长；1974年后，国家政局变换以及意识形态的改变对城市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开始重视城乡统筹发展，但也出现了城市不均衡发展现象；1991年后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亚的斯亚贝巴在这5个阶段中经历了皇权统治、殖民中心到民主共和的历史转变，逐渐发展成为埃塞俄比亚的政治、经济、交通、文教、商贸以及外交中心。

图9 亚的斯亚贝巴城市空间结构变迁

在自然环境和城市规划的影响下，亚的斯亚贝巴总体呈现出“环形+扇形”的空间结构。从第二个发展阶段起，为国家的政治利益和社会经济服务的城市规划基本贯穿了亚的斯亚贝巴的发展并深刻影响了城市空间结构。这是因为一方面它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一样，同时受殖民和后殖民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亚的斯亚贝巴自1936年引入现代总体规划以来至少经历过8个拟定或修订的总体规划，犹如一个现代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实验地。需要明确的是，这些规划未能完全按照预期目标执行，没有取得良好的实施效果，主要原因有4点：第一，城市规划基本由外国规划师设计，缺乏本地专家与公众的参与。第二，规划多带有西方色彩，仅仅关注物质空间，忽略了当地建设现状与社会经济问题，缺乏合理性。第三，规划更迭过快，多为面向未来的，没有根据动态的社会经济背景来考虑城市的动态变化。第四，规划的协调性较差和执行能力较低，前版规划的弱点和不足在新的规划中仍然存在，审批流程冗杂使得规划丧失了时效性。虽然没有完全实施，但每一个规划实践都在亚的斯亚贝巴留下了某些可见的印记，推动着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影响着城市空间结构的转变。这些规划方案有值得借鉴之处，如提出建设城市绿化带以减缓城市蔓延、划定城市增长边界以控制城市扩张、设置卫星城缓解人口过度集中、关注城乡联系以及确定不同区域发展定位等。

近现代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变迁是其自然环境、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下，某一城市的空间结构是有意识的规划指导和城市自然发展综合后的结果。目前亚的斯亚贝巴仍在面对城市快速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如城市扩张失控、城市边界模糊、城市中心交通拥堵、基础设施开发成本高、土地管理制度混乱、生活质量不断恶化、犯罪率高等，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性。亚的斯亚贝巴应在总结建城以来规划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现行结构规划，明确城市发展方向，逐步控制城市无序扩张；平衡城乡关系，缓解人口过度集中；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交通体系，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构建高效的城市管理机构和管理体制。未来，亚的斯亚贝巴应结合自身特点，进一步探索适合这座城市的发展道路。

注释：

① 奥罗莫语，奥罗莫人使用的语言，奥罗莫人以前被称为Galla，即盖拉族人，发源于图尔卡那湖东北部的干燥草原地区。16世纪，奥罗莫人沿奥莫河流域扩张进入埃塞俄比亚南部山麓；到17 世纪早期，奥罗莫人成为埃塞俄比亚南半部的优势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