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符号学视野下的语言民俗景观*

曲彦斌

语言景观研究，是社会语言学方兴未艾的话题。应该说，“语言民俗景观”——这个讲座主题的关键语词之一，至少在文化符号学和语言景观研究领域还是个全新的话题。

符号学出现于19世纪，是世界人文社会科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事件。“语言民俗景观”之说呈现于今天这个讲座，显然也可能被视为文化符号学和语言景观研究领域的一个小小的学术事件。究其实，语言民俗景观是基于文化符号学和语言景观学说孕育而生的一个新的学说理念，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研究领域。同时，更为创建语言民俗景观博物馆等文化创意产业开辟了新的前景。

在此，笔者讨论五个方面的问题。一、破题：从文化符号学到语言民俗景观；二、例说：源远流长而深厚的汉语言民俗景观宝藏；三、意义：何以关注研究语言民俗景观；四、路径：发现、发掘、保护与研究并行；五、文创：语言民俗景观系列博物馆。

一、破题：从文化符号学到语言民俗景观

符号学，是研究事物符号的本质、各种意义、发展变化规律，以及符号与人类多种活动之间的关系的科学学说，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学术史。

索绪尔在1913年日内瓦大学的课堂上提出符号学学说的讲课笔记，在其去世后的1916年出版，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引起学界注意。皮尔斯的符号学学说也是生前没有发表，同样是在20世纪30年代经美国哲学家、被视为现代符号学创始人之一的查尔斯·莫里斯的系统介绍而广为人知。通常认为，符号学发端于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和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1839—1914)。不过，似乎忽略了几乎与两位同时代的另一位符号学独立提出者——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

1926年，赵元任(1892—1982)在他参与创刊的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符号学大纲”的长篇文章(1)《科学》，1926年第11卷第5期和第11期，今可见于吴宗济、赵新那编《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第177-208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可见，赵氏应是与索绪尔或皮尔斯并行的独立提出者。值得注意的是，赵氏《符号学大纲》的论述中，包含大量活生生的汉语口语语料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背景。可以说，这是文化符号学视野中最早关注汉语语言文化景观的样例。以及后来发表的《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1]说明，赵元任非但是世界学林的符号学学说的主要开创者，建立中国符号学的先驱，也是汉语语言文化景观研究的开先河者。赵元任的实践，为今日的语言民俗景观发掘与研究迈出了积极的先行一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在符号学发展的多种模式中，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1874—1945)的“文化符号论”激发了人们关于符号文化与文化符号的进一步探索。特别是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化学家、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奠基人和领军人物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洛特曼(1922—1993)吸收了皮尔斯的动态语言学理论，冲破了索绪尔语言学的封闭的语言学体系，将语言文本纳入文化符号学的重要内容，给予了十分有益的启示。

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中文本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客体,而是作为完整意义和完整功能的载体,具有传递、保存及产生意义的功能；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中文本不是消极的意义携带者, 而是作为动态的、矛盾的现象在起作用, 特别是语言及文本是文化的首要因素[2]。洛特曼认为，文化符号学框架下研究语言意识是一种必然：文化多语性决定了语言意识的动态多样生成机制；文本是语言意识的生成器；符号域的界限构成语言意识的民族性特征并使跨文化交际成为语言意识研究的本体[3]。

符号学滥觞于语言学对语言文本(或可谓初始的语言景观)的一种解读方式或视点。语言景观学说，是诞生于相去半个多世纪的20世纪90年代的仍属语言学大范畴之内的社会语言学研究领域。通常，是以公共空间中路牌、街牌、广告牌、指示牌、警示牌、店铺招牌匾额等各类公共标识的形式与意义为考察对象。例如，《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以及上海、广州地方的“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大都以专题形式诸如《公共场所语言文字使用情况》《传统核心城区街巷命名及其理据》《城市商业区商店标牌用字情况调查》等关注到公共场域的“语言景观”。再如，有的学者对北京2号地铁线沿线街区以及16个代表性街区语言景观调查和实证研究，以及以北京和东京为例开展的都市语言景观的中外比较[4]，均属此类情况。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兼要素，文化的载体，人类交际与思维的工具，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体系。

赵元任、卡西尔和洛特曼的符号学思想使人进一步认识到，语言和文化都是人所存在的世界，文化符号是人类对自身社会与天地自然的认知；当语言景观被纳入了文化符号学的视野之后，其研究领域就发生了积极的拓展，几乎把语言文化全部的语料和事象都收揽到了“语言景观文化”的空间，使之从这个学说最初提出者所界定的，单一的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语言景观”，扩容并重生成为层面丰厚的立体的“语言文化景观”广阔图景。可以说，这是语言景观学说的一个“凤凰涅槃”。

“语言文化景观”的主流之一，是“语言民俗景观”。语言民俗，是位于社会生活深层结构的，基于语言介质和载体的世俗生活的习俗惯制及其各种层面的社会文化事象，是涵化于语言、民俗各自本体或语言民俗融合体的社会语言文化现象，是探析和感受深厚博雅的中华文化的一个别开生面的视角。这个视角向世人展示的语言民俗景观，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深层记忆载体，透视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与性格的独到视窗，是展示一个国家人文风貌历史的主要名片。

二、例说：源远流长而深厚的汉语言民俗景观宝藏

汉语言文字是人类历史上一种语言民俗蕴藉深厚的语言文化。以汉语言民俗文化素材资源，从多个视角展示、印证和解读古今社会生活史的、富有质感的多种微观层面。

汉语言的民俗语言和语言民俗，作为社会历史的深层记忆主要基础载体，为世人展示了多姿多彩、五彩斑斓的语言民俗景观。这里，且略以“吃文化”“副语言习俗”为例。

(一)“吃文化”的广阔风景线

战国时代与孟子同时代的思想家告子云：“食、色，性也。”(语见《孟子·告子上》)汉语史上，成语有“酒囊饭袋”之说，通常用以喻称只会吃喝、不会做事的人，或讥讽无能的草包、饭桶。究其实，这个成语形成的物质前提是“人以食为天”。《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吃饱喝足”和“酒足饭饱”，一向是人们比较理想的基本需求。但是，达到如此需求之后，却不正常做应该做的事，当然，那就非“酒囊饭袋”莫属了。有鉴于此，酒饭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最多彩多姿的招幌，亦属无可非议。

查检一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吃”字之头下即有从“吃白饭”开始到“吃罪”总计74个词条。查检一部《汉语大词典》(第1版)“吃”字头3个义项下的词条则多达203个。再查检一部《汉语大字典》(第1版)“吃”字的义项有7个。例如：“说话结结巴巴不流利；行动迟缓艰难；吞咽食物饮料；下棋用语，指除掉对方，吃掉对方的棋子；赌博指输给庄家，被庄家吃进去；吸烟叫吃烟；耗费，吃力、吃劲；关汉卿戏曲中还有用作介词‘被’‘让’的语例”，等等。

一些专题研究文献，同样显示着“吃”文化的语汇的宏富。《简明类语词典》(王安节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的“吃”字类所收“表示吃的意义和形容吃的词语”，有“餐”“尝”“噇”“啜”“啖”“嗑”“馕”“鹐”“呛”“楦”等30余个条目。至于有关“吃”的意义的各种各样别称、异名，数不胜数。语言学家侯精一先生以平遥方言调查为基础编著的《平遥方言民俗语汇》(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的第3部分《饮食》专辑，辑释了饮食、米饭、面食、肉食、凉菜与咸菜、汤与饮料、零食点心、作料与饮食有关的动作等九类270余个关乎“吃”的民俗语汇。

至于时下网络段子中说的，“谋生叫糊口，工作岗位叫饭碗，靠积蓄过日子叫吃老本，混得好的叫吃得开，女人漂亮叫秀色可餐，受人欢迎叫吃香，受照顾叫吃小灶，不顾他人叫吃独食，没人理会叫吃闭门羹，有苦难言叫吃哑巴亏，嫉妒叫吃醋，理解不透叫囫囵吞枣，理解深刻叫吃透精神，广泛流传叫脍炙人口，负担太重叫吃不消，犹豫不决叫吃不准”等等，亦不失为有关“吃”的丰富构词和生动的“吃文化”语言事实。

“吃货”的“货”字在传统使用中本身就有替代人的称呼作用。但一般为对人的贬称(多为詈语或玩笑语)。如：蠢货、货头、二货、货色。吃货，在传统和当下也随各地历史文化和方言发音有着各种解释。据认为，“吃货”之说最早出现在1991年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中第七集《水淹七军》的一个情节，剧中人戈玲号召大家去吃丰收的萝卜时采用了“吃货”一词。作为语言事实，应该说，“吃货”是个含有诙谐、戏谑色彩的语汇，既与贬义词“饭桶”有着共同的用意和色彩，还有幽默地特指喜欢吃各种美食、有品位的美食爱好者、美食家的用法，不可绝对化地一概而论。

可以说，从汉语的一个“吃”字延伸开去，几乎可以涵盖全部的中华饮食文化。诸如为什么吃，吃什么，怎么做来吃，用什么来做，烹调工具，怎么个吃法，餐具，吃的说法，吃的规矩，吃的习俗惯制，吃的生产，吃的经营，食品与器具的包装、运输，吃与经济，吃与政治，关于吃的成语典故、俗语、谚语、歇后语，各地乡土的饮食习俗，等等，难以穷尽，堪谓海阔天空。个中，不乏千姿百态、形形色色直接出自“吃”或与“吃”相关联的一个宏大的、有待发掘开发专题语言民俗景观的资源宝库。刘瑞明在《性文化词语汇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中,辑释了3600余个性文化词语，其中颇多含有“吃”的词汇。可以断言，如果编纂中华饮食文化大辞典，定是一部洋洋大观的大书！

(二)源远流长别有洞天的副语言习俗画卷

人类为了弥补有声语言交际中的不足，或以非言语的形式辅助言语交际，以有声语言为基础，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非言语交际特征的副语言习俗。例如，传统的口技、双簧、哑剧、相声以及演讲艺术，大都借鉴、采用了副语言习俗手段。“孔雀舞”“霹雳舞”等舞蹈艺术的复杂但美妙的形体动作，都综合运用了多种形态的副语言习俗。

一般而言，副语言习俗主要有三种形态类型。

一是以人体或人体器官行为动态为本体的身势情态语，包括人体的手、眼、口、舌、齿、耳、鼻、头、颈、面、肩、臂、腿、腰、臀、足等器官或部位的行为所象征(暗示)、表达(含无意识的)的意义，将通常所谓的“身动学”“近体学”之类大体包括在内了。汉语成语“挺身而出、望眼欲穿、眉飞色舞、秀色可餐、大发雷霆、绘声绘色、抓耳挠腮、缩手缩脚、举案齐眉、如履薄冰、六神无主、满面红光、洋洋得意、满面春风、冷若冰霜、轻手轻脚”，等等，都是微观的身势情态语的语言景观个案。二是借助事物或器物为载体的标志语形态，包括实物纪事、实物信、图画语、约定标志、服饰、招幌、礼仪、陈设服饰等。甚至包括无形的气味载体，如花的香味。如果说身势情态语是以动态为主体的话，标志语则是以静态为主体。三是特殊音响语形态，包括口哨语、鼓声、市声等，也是一种以动态为主体的副语言习俗。

从古老的岩画到当代的各种“涂鸦”以及当今高科技支撑下的网络语言和千姿百态生生不息的网络表情包，从古老的酒旗招幌到五彩缤纷的市商传统广告招徕方式，从古老的副语言习俗的身势情态语到天地会等秘密结社的茶阵，构成了布满社会史轨迹上形形色色、别有洞天的副语言习俗文化景观。

语言与民俗均有善恶美丑之别，语言民俗景观“涂鸦”亦然。

汉语的“涂鸦”一词，滥觞于唐代诗人卢仝(约795—835)《示添丁》诗描述其儿子乱写乱画的顽皮行为：“忽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后世用“涂鸦”形容字写得很坏(多用作谦辞)，如明代管时敏《墨窗为越人赵撝谦赋》：“我嗟涂鸦手如棘，屡欲从君问奇画。”同时，也可以视为时下儿童涂鸦画的中国源头。如清代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娇娜》中有：“先生不弃顽儿，遂肯赐教。小子初学涂鸦，勿以友故、行辈视之也。”清代金松岑、曾朴《孽海花》第十四回也有：“这是小女涂鸦之作，贤弟休要见笑。”汉语“涂鸦”作为自谦用语滥觞于儿童涂鸦画，儿童画的早期文献记载则至早可追溯到卢仝的《示添丁》诗。

古老的艺术“题壁诗”，始于两汉，盛于唐宋。《晋书》卷三十六转引卫恒《四体书势》云：“至(汉)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讨钱足而灭之。”师宜官，东汉南阳人，书法家。这是古代题壁的最早记载，可惜其题壁的具体内容已无从得知。汉代以后，题壁者代不乏人。南北朝时期，题壁诗渐多。唐代，题壁诗骤然大增，开始形成一种风气。宋代题壁之风方兴未艾，举凡邮亭、驿墙、寺壁等处多所题咏，叫人目不暇接。汉末师宜官是有据可考的最早题壁者之一。

出生于澳大利亚的著名英国旅行家乔治·沃尼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于1894年作为伦敦《泰晤士报》特派通信记者撰写游记作品。1894年4月12日，莫理循一行数人到了距昆明不远的“繁荣的市镇杨林”“住进镇上一家设备较好旅店的楼上一间干净的房间里”，他发现“这间客房的墙上潦草地写着：‘×××到此一游’几个汉字。有人告诉我说，这几个汉字是中国游客写的，滑稽地向他人表明他们曾经旅行到过此地”。由此可知，中国旅游活动中的涂鸦污染由来已久。

如果说，游客“到此一游”属涂鸦陋俗，然在形式上似乎可推溯到古来文人墨客喜好到处题壁的“雅兴”，但今古却有着污染与艺术的区别。苏东坡那首题在庐山西林寺壁上著名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老夫子非但一代名人，其诗词书画也都是千秋有数的高手。如此题在名山、名寺上的名人名诗，只会给名山、名寺增色千古，岂是那些“到此一游”之类涂鸦所能比拟的呢！尽管苏东坡也会自谦那首《题西林壁》为“涂鸦”，事实上，古往今来能有多少这样的“涂鸦”天才呢？说起来，兴致勃勃地到处涂抹“到此一游”者，几乎全无自谦“涂鸦”的资格。

滥觞于亚文化群体乱涂乱画乱写的涂鸦，作为一种现代西方街头文化，同样具有时尚艺术与有碍观瞻的视觉污染两重性。近年来，这种时尚也伴随着开放走入了国门。出于变污染为公益之策的考虑，北京、上海、武汉、西安、成都等地，市政有关部门为消除街头污染性涂鸦公害，采取在工地围墙、建筑物墙壁等处专门辟设涂鸦园地的办法，引导文明涂鸦，使之转化为一种具有审美意义的街头文化景观。

无论涂鸦是艺术还是污染，都不失为一种非言语的，需要辨风正俗使之净化、美化的文化符号的街头时尚景观。

三、意义：何以关注研究语言民俗景观

笔者认为，关注研究语言民俗景观，最基本、最重要的意义有三个：那就是汉语文化史的意义和社会史的意义，以及辨风正俗、洞鉴古今。

(一)关于语言民俗景观的汉语文化史意义

语言的民间性，首在其原生态的口语性形态。源远流长的采风问俗传统，积淀了蕴藏深厚的汉语语言民俗景观“无尽藏”。

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俗学概论》关注到，“明清时期，文人学者做了许多归纳民俗语言的工作，连钱大昕、郝懿行这样的著名学者都参加进来，撰写了《恒言录》和《证俗文》等著作。他们经过亲自调查，记录和保存了一批当时活在群众口头的民俗语汇，为后人研究前代语言民俗的传承情况提供了第一手材料”(2)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第14章《中国民俗学史略》。。究其实，这些学术作为原本主要是传统语文学家出于“以俗证雅”“以俗释雅”需要的训诂学传统方法之一。汉代扬雄的《方言》、服虔的《通俗文》，唐代的《匡谬正俗》《资暇集》《刊误》，宋代的《释常谈》《古今谚》，明代的《目前集》《俚言解》《常谈考误》《询蒭录》《俗言》《谚原》《俗呼小录》和《(增定)雅俗稽言》，清代以来的《通俗编》《直语补正》《俚俗集》《土风录》《里语征实》《恒言录》《迩言》《恒言广证》《语窦》《古谣谚》《吴下谚联》《乡言解颐》等，以及《义山杂纂》及其历代续仿之作，历代笔记杂著中的散在记述等，辑释的俗语、民俗语汇，多属原生态的口语性的民间语言，为探析汉语文化史上古今语汇的生成和词义源流演变轨迹提供了丰富的语料实证，具有非同寻常的实证性意义。同时，也是构建、展现、解读汉语语言民俗景观语料资源的“无尽藏”。

以始见于汉代的“家私”为例，最初是指家庭私事，家务，即汉王粲《从军诗》所云“外参时明政，内不废家私”。宋苏轼《代吕大防乞录吕诲子孙札子》：“(吕诲)临终之日，召司马光面托后事，无一言及其家私，惟云朝廷事犹可救，愿公更且竭力。”后世用指家具、家财，则见于晚唐李商隐“俚俗常谈鄙事，可资戏笑，以类相从”(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笔记小品《义山杂纂·失本体》，“早晚不点检门户家私，失家长体”。至明代李翊《俗呼小录·世俗语音》亦有记述，“器用曰家生，一曰家火，又曰家私”。《义山杂纂》所谓“早晚不点检门户家私，失家长体”的“家私”，以其语境究其语义，需要“家长”“早晚点检门户”时“点检”的“家私”，当指包括家具在内的家中财物，即家财、家产，无论家具贵重与否，皆属私有家中财物。由此可知，以“家私”用指私有财物，义起唐代民间语言，若明李翊《俗呼小录·世俗语音》所述，至明代才衍生出语义缩小了的用指家具器用之义。

通过考索“民俗语言化石”的民俗语汇词义源流演变轨迹，可以综合考辨还原具体历史文化事物、现象的原生态场境。例如，考“措大”之民俗语源本为“醋大”。又如，根据有关文献考释由“锦标”和“保镖”两个词系构成的语族得知，“镖行”“保镖”之“镖”，本字应是“标”，与“锦标”同源，均出自传统的民间“竞标”游艺民俗[5]。此即扬雄所道“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扬雄《方言》卷一)。

再如，考释解读不同历史时期的民俗语汇珍稀文献，往往为传承扩布过程中出现的民俗字、俗体字所困惑，直接关系着版本认定和语义辨析。《江湖切要》是迄今继《永乐大典·净发须知》而外记述中国古代江湖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典籍。但是，坊刻本《江湖切要》生成年代的认定一直扑朔迷离。今所见版本，主要是晚清光绪年间署名“卓亭子”的增广本《新刻江湖切要》和翟灏《通俗编·识余》的部分引述。关于此书的成书年代，历来众说分歧。最终以《新刻江湖切要》沿用“嫖”的明代“俗字”“闝” 为主证，辅之以明嘉靖晁瑮编的《宝文堂书目》卷中《乐府》类目之下《江湖切要》名目的著录为佐证，认定下这部民俗语汇特殊珍稀文献生成于明代，为相关的多领域研究提供了语文学和版本的可靠信息[6]。

(二)关于语言民俗景观的社会史意义

发掘、展现和探析语言民俗景观，旨在以民俗语言还原生活情境，重返语言民俗的历史现场，进而通过在此知识丛林中正本清源、辨风正俗，获取符合文明准则的认知。其特点是以民俗语言语料和语言民俗事象为主要资源，力求通过微观的具体个案准确、精致地展示、印证社会生活史的宏观叙事，还原进入社会历史场景，对话感悟当初生活原貌，展示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多个视角和层面。

通常，或以为采风问俗、田野作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伴随人类学、民俗学引入国门之后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方法，其实不然。中国历史上，一向有着透过民俗语汇等民俗语言考察社会文化与风尚的传统，《诗经》《乐府》《方言》《山海经》等，都是出于采风问俗目的的硕果。周秦之际，朝廷每于秋季派出一些使者乘坐一种轻便小车至各地采辑民歌、童谣与方言，作为考察风俗民情的材料。这也正是《方言》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的由来。对于这一背景，汉末应劭《风俗通义序》里交代得尤为清楚：“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采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及嬴氏之亡，遗脱漏弃，无见之者。蜀人严君平，有千余言，林闾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扬雄好之，天下孝廉卫卒交会，周章质问，以次注续。二十七年，尔乃治正，凡九千字。”这是关于《方言》成书背景始末记载最早也最全面的一份史料。稍后，曾担任东晋散骑常侍官职的史家常璩在其《华阳国志》卷十《光贤女士总赞》中为此提供了更为明晰的重要佐证：“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也。扬雄闻而师之，因此作《方言》。”而且，《华阳国志》的这一记载，比《〈风俗通义〉序》更为明确地阐明《方言》之作，在于“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显然，通过采风采集歌谣、方言，在先秦时代是出于“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的统治需要的一项政治制度。

在李商隐的《义山杂纂》中，“入境问风俗”被视为“有智能”；“入境不顺风仪”则是“不达时宜”。其所本，仍是《礼记·曲礼上》的“入竟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古训。文化是个复杂的事物，尤其是处于深层结构层面的底层文化或说是民间文化，不经深入了解和解析处于社会底层隐性层面的民间文化就难以客观地把握社会。古往今来，采风问俗一直是一种考察民间文化的有效方法，久而久之，则成为一种文化传统乃至文化制度。

古代的采风问俗传统和训诂学的“以俗证雅”“以俗释雅”，为后世积淀了蕴藏深厚的汉语语言民俗景观，是多方位地还原历史现场的丰富民俗语言化石。

(三)还原、展现社会历史现场意在辨风正俗、洞鉴古今

源远流长的采风问俗传统，积淀了蕴藏深厚的汉语语言民俗景观“无尽藏”。语言民俗景观多方位地还原、展现社会历史现场，意义在于辨风正俗、洞鉴古今。

民间流行语和民俗语汇是印证人类社会各时期历史文化的最重要的“语言化石”。日本民俗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五卷本《改订综合日本民俗语汇》(1955年)，20世纪70年代苏联学者编辑出版的《国俗语言学词典》，和此间出版的由英、俄学者合编的《英国国俗词典》，均属以民俗语汇作为主要文本进行研究的产物。

一般说来，“大锅饭”指不论各人贡献大小或有无贡献均可当然地分享一份利益，出自比喻式构词方法。改革开放之初，首先是从观念、制度到实践层面解除“大锅饭”的禁锢。若从古文献考其语源，尚未见于诸子百家、经史子集等汉语古文献中有所载录，而现代汉语辞书较早将之收为词条的当为《现代汉语词典》。但是，考其民俗语源，展示的则是源出于古老的宗族聚居习俗惯制的一个现代民俗语汇。“大锅饭”这一习俗形态成为维系着中华民族(主要是汉族)生息繁衍的基本制度。

“大锅饭”这个民俗语汇从其形成起即不是字面所反映的“用大锅所烧的饭”的意思，而是比喻性语义。谚语有“大锅饭，小锅菜”“大锅费水，小锅费米”之说，而“大锅饭”主要是汉族经济习俗以及与之关系比较密切的居住、饮食习俗、家族制度等民间文化的历史遗存。从原始社会起，家庭即是以火为中心的，至今世界上仍有许多民族或地区以灶或烟来计算户数，家庭的构筑是人类文化的缩影。常识告诉我们，多立一个锅灶即多费一把火。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生产力低下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制约，以及传统宗族观念和制度的关系，以直系血统关系的三世、四世乃至五世同堂的大家庭，成为维护生产资料集中使用和私有财产积累的典型血族经济单位。在最高辈分家长的统治下，几代老小聚居生息，相互依存，共食大锅饭菜则积淀为传统的经济、饮居习俗形态。

过去的几千年里，正是“大锅饭”这一习俗形态成为维系着中华民族(主要是汉族)生息繁衍的基本制度。

“大锅饭”派生了许多与之相关联的现代民俗语汇，例如“单位”。《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有两个义项：一是指“计量事物的标准量的名称”；二是指“机关、团体等或属于一个机关、团体等的各个部门”。在几十年的现实社会生活的日常口语中，其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意义，是指一切在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供职的人，他们吃国家供应的商品粮，享有相应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习称“有单位”的公家人。没有“单位”的，被称作“社会闲散人员”。为什么呢？因为在“大锅饭”的旧体制下，一旦成了“有单位”的公家人，就等于端上了终生有靠头的“铁饭碗”。在“大锅饭”的旧体制下，农民，包括当年的下乡知识青年，统统不在“单位”之内。区别就在于没有资格享受“单位”的“铁饭碗”待遇。所以，“铁饭碗”也是一个由“大锅饭”派生的与之相关联的现代民俗语汇。

又如社会流行语中的隐语现象。民间流行习语，是一种社会言语时尚，是印证近现代社会时尚的民俗语言景观的独特风景线。据分析认为，“五四运动”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期和改革开放之后的40多年来，尤其是网络流行语的异军突起、波涛汹涌，是近百年来中国出现的三个新词语诞生高峰期。目前，仍处于第三次高峰期。社会流行语，可谓典型的新词语。这些流行语语源宽泛，或是新词新义，或是老词儿新说，或是古为今用，或是采自方言土语，或是借自外来语，或是新造语词，不一而足。

日本语言学家米川明彦认为，“流行语是适应时代，具有强烈的感化意味，并广泛地被大众所使用的词语”；《日本国语学大辞典》的界定说，“流行语”是“在某个时期中，引起多数人的兴趣并广泛地被使用的词语”(3)[日]米川明彦《新语と流行语》，日本：南云堂,1989.[日]国语学会《日本语学大辞典》，日本：东京堂，1976. 转引自王敏东、陈锦怡《与日语相应的流行语——台湾的情形》[J].香港：《语文建设通讯》2002.71.。中国的社会语言学家陈原先生给出的定义说，“凡是在一定时间里面，在一定的地区里，在一定的群体中(例如在大学生中，在中学生中，甚至在某些小学生中，或者在某些行业里，特别在青年从业人员中)流行的语词就是流行语”[7]。近年来，“大腕(蔓)儿”“走穴(踅)”“跳槽”“托儿”“腥”“爆棚”“结梁子”之类旧时的隐语行话陆续进入社会流行语。《北京现代流行语》《上海话流行语辞典》(4)周一民,《北京现代流行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阮恒辉、吴继平,《上海话流行语辞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两部篇幅并不大的当代流行语专书和《北京土语词典》分别选录几十条这类语汇。《上海话流行语辞典》的前言指出，“80年代，流行语出现很多，原先的隐语、俚语，在各个社会阶层都使用得很普遍”，如旧时的乞丐切口“孵豆芽”(取暖)等。《北京现代流行语》前言指出，“黑话、行话”之类，“局外人不懂，乍一听到会有陌生感和新鲜感，求知欲促使人们去究其所以然，因此，黑话和行话使用一段时间后会逐渐为外部了解，进而流行开来，成为流行语”。例如，把人民币单位称作“分”“张儿”“棵”“吨”“方”等[8]。吕叔湘先生提出，“现在一般的倾向是偏于保守。要想到人们的生活在发展，在前进，专门词语，方言词语都在不断地涌进一般词汇。有些新词新义是不是来去匆匆的过客，还是要就此定居下来，也难于预测”[9]。但是，“无论在哪里，只要风俗与时尚腐败了，语言也会腐败。它模仿公众的骄奢淫逸”(5)[英]本·琼森《木材，或关于人与物的发现》，转引自《世界名言大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面对民间流行语的良莠混杂、美丑混淆的语言景观事实，显然有必要通过辨风正俗、洞鉴古今，引导、净化语言民俗景观生态。

四、路径：发现、发掘、保护与研究并行

古今中外的相关研究实践，为我们今天研究汉语文化的语言民俗景观的路径与方法积淀了丰厚的经验。究其实，主要有三。首先，是力求穷尽似的通过发掘、收集和整理以前述历代民俗语言珍稀文献为核心的语料文本与相关文献资料，在整理的过程中以现代学术视野进行解读，从而获得最新的科学认知。其次，有鉴于海外汉学研究源远流长，需要广泛收集、整理海外流传存世的有关文献并借鉴其研究成果，作为国内民俗语言文献语料文本的必要补充。最后，在上述过程中，广角、多层面地发掘、发现和梳理、积累语言民俗景观的具体选题，努力创建宏观叙事与微观专题的专门博物馆，作为展示、保护和深入开展学术研究的专业基地。

笔者曾借用法国物理学家奥古斯特·布拉菲(1811—1863)于1850年，用数学群论的方法推导出的关于三维晶体原子排列的点阵结构学说，提出如果把人类社会生活史比作“点阵”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史点阵”所应展示的，就是一个通过抉隐发微、正本清源而出现的点面交集、立体通观的“点阵”。历史以其不同历史时空条件下所发生的各种事件，所产生的事物、人物(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因果以及各种关系的关联与制衡等要素)显现出的多维度、多层面的“阵点”，构成错综复杂的历史“点阵”。或言之，社会生活、社会史是以“社会史点阵”为基础按照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进程规则及其节点连接而来；社会史研究应特别关注那些由各种微观的具体的乃至一向被忽略的社会事物、事件和人物构成的“社会史点阵”。

共时的语言民俗景观场景现场，是其历时的断面。历时的语言民俗景观，不是简单叠加的线性轨迹，亦非毫无来由的平面或截面图。语言民俗文化景观可谓一个庞大的“社会史点阵”版块。或言之，语言民俗文化景观研究，旨在通过抉隐发微、正本清源，精致还原、辨析和解读“阵点”，从种种微观的细节语境还原的社会生活现场的“阵点”连接，展示的是社会文化历史图景，呈现的是一种微观发现与印证宏观叙事的“点阵”关系。

语言民俗景观正是构成全部社会生活史不可或缺的一个庞大的“点阵”版块。

不妨以近代蔚为大观的“上海俗语图说”系列为例。清末民初汪仲贤的《上海俗语图说》《上海俗语图说续集》，尉迟梦等《上海词俗语新编》，萧萧等的《海派俗语图解》，严芙孙等的《上海俗语大辞典》，徐卓呆等《洋泾浜图说》，姜太公的《上海闲话新篇》《图画日报·俗语画》，浅草的《新语林》，以及亚凯、文徐润的《舞场俗语图解》，尤金、佩卿的《舞场术语图解》和之明的《骂人辞典》，甚至是伴随烟草行业兴起而借鉴外国烟草广告做法置于香烟包装盒中的俗语题材的系列烟画，合而构成了一道以吴方言为方言母体的独特的语言民俗景观风景线。这个以一个时代俗语流行语构成的独特的语言民俗景观风景线，是生动地展示、印证上海近现代开埠以来百余年历史风云和社会时尚的民俗语言化石累积的特别化石群，是积淀“海派文化”的主要渊源所在。这个民俗语言化石群合而构建了一个视窗独到的上海近代社会生活史的语言民俗景观。

又如，一部《成都通览》所辑流行言词，即为一轴清末成都语言民俗景观长卷图景。

明代李实(1597—1674)所著《蜀语》，辑释四川方言词语563条，忠实地反映了明代四川方言的基本面貌，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断域为书”的方言词汇著作，经清代藏书家李调元(1734—1803)辑入始辑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丛书《函海》而刊行于世。其中，主要辑释了饮食、婚娶、农业、手工业、贸易、矿产、水利、交通等方面社会风俗有关的条目多达半数以上，有300余条之多。但囿于其篇幅有限，只可看作明末清初巴蜀地方语言民俗景观的一个视窗。相去《蜀语》行世百余年之后的清宣统元年(1909)，傅崇矩(1875—1917)编纂的《成都通览》，在百科似的记述当时成都地方市井社会生活基本事务与事物过程中，写实性地、详尽地记述了成都的街巷名、成都之民情风俗、成都之赌具及各种赌目名词、成都之船业(船上避讳之言语)、成都人之称谓、成都人之执业及种类、七十二行现相图、成都人百工价目、成都之小儿女歌谣、成都之小儿各咒语、成都之普通应酬话、成都之口前语、成都之歇后语、成都之土语方言、成都之双声土语、成都之谜语言子、成都之呼物混名、成都之各行人通用买卖言词、成都之袍哥话、成都之江湖言词等等，一时流行用语，犹如《清明上河图》似的风俗画，通过写实历史场景，图文并茂地构成了一部珍贵的清末成都语言民俗景观长卷图景。

再如发端于唐代李商隐的《义山杂纂》及其历代续仿“杂纂体”作品之例。《义山杂纂》又常常简称《杂纂》，两者既是一回事儿,又不是一回事儿。《义山杂纂》专指由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分类辑录歇后语等俗语的专书。《杂纂》可作为其简称，但更主要是指发端于《义山杂纂》并包括其在内的历代续仿之作。例如，唐代的《敦煌写本杂钞》(佚名)，宋代的《杂纂续》(王君玉)、《杂纂二续》(苏轼)，明代的《杂纂三续》(黄允交)、《风俗粲》(徐树丕)、《西湖渔隐杂纂》(西湖渔隐主人)，清代的《杂纂新续》(韦光黻)、《广杂纂》(顾禄)、《纂得确》(石成金)、《金园杂纂》(方绚)等等，再加上未冠以“杂纂”名义的同类专辑，就笔者所发现并认定者，已经多达120余种。

晚清宋泽元亦云：“《义山杂纂》一书泐于《唐人说荟》，家弦而户诵矣。惟王、苏二家续纂，世所帘觏。予爱其独能熟谙世味，曲绘人情，如鉴取形，如水照影，使读者粲然笑，憬然悟。可以资谈柄，可以助格言，可以作当头棒喝。岂不戛戛乎文章家滑稽之雄也哉！”至现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道：“书皆集俚俗常谈鄙事，以类相从，虽止于琐缀，而颇亦穿世务之幽隐，盖不特聊资笑噱而已。”其内容、形式，如《义山杂纂·煞风景》：“松下喝道；看花泪下；苔上铺席；斫却垂杨；花下晒裩；游春重载；石笋系马；月下把火；步行将军；背山起高楼；果园种菜；花架下养鸡鸭；妓筵说俗事；清泉濯足；烧琴煮鹤；对花啜茶。”再如《迟滞》之例：“老长官上任；佐官勾追人；谒致仕官；新媳妇见客；休官后出入；穷汉醵率；老剩员传语；贫家作会；孕妇行步。”“煞风景”这个民俗语汇即最初见于《义山杂纂》所辑唐代民间口头俗语。

值得关注的是，《义山杂纂》与“杂纂体”远在李商隐(约813—约858年)身后一百多年就传入东邻日本，显证即仿照《义山杂纂》段式、风格而成的日本平安时代女作家清少纳言的随笔集《枕草子》。日本宝历十二年(公元1762年，相当于清乾隆二十七年)秋，由玉树堂发行(末暑“平安书肆，唐本屋吉左卫门”)日本学者冈田白驹(1692—1767)所译《杂纂译解》，亦可见其影响。至晚于16世纪中叶，还传到了朝鲜，如朝鲜末期学者鱼叔权(号也足堂，1500—1560)的笔记《稗官杂记》卷四《无用之事》所记：“谚以春雨数来，石墙饱腹，沙钵缺耳，老人泼皮，小儿捷口，僧人醉酒，泥佛渡川，家母手钜，食箪有声，为无用之事。”“柳大容尝戏采此语赠余诗曰：‘石墙饱腹真无用，稚子能言亦匪贤。不愿如今春雨数，愿君家母手如椽。’是春适多雨，故接雨云。李义山以‘清家濯足，花在晒裈，背山起楼，烧琴煮鹤，对花啜茶，松间喝道’，为‘杀风景’。本国谚语，谓事之不相称者，曰轺轩马鞭，藁履丁粉，荐门铁枢，纱帽缨子，蒯笠刷子，僧斋胡舞。言虽鄙俚，亦足资一笑也。”

鲁迅评论所谓“炼话”时提出：“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各就各处的方言，将语法和词汇，更加提炼，使他们发达上去的，这于文学，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但专化又有专化的危险。言语学我不知道，看生物，就是专化，往往要灭亡的。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有意思。……年深月久之后，语文更加一致，和‘炼话’一样好，比‘古典’还要活的东西，也渐渐的形成，文学就更加精采了。”[10]绵延千年的《义山杂纂》及120余种历代续仿的“杂纂体”作品，何曾不是唐宋明清直至清末民初的社会风俗史长卷——由千万个俗语民俗语汇“炼话”所勾勒绘制的语言民俗景观！

五、文创：语言民俗景观系列博物馆

语言文化景观是社会生活史的“无尽藏”，也是文创产业得天独厚的丰厚资源。语言民俗景观更是有待开发的处女地，一座资源深厚的富矿。作为基于文化符号学和语言景观学说孕育而生的一个新的学说理念，更为创建语言民俗景观博物馆等文化创意产业开辟了新的前景。

研究、开发语言民俗景观文创资源，创办相关的文化产业，是发现、发掘、保护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路径和载体形式。

几年前创建的，由国家工商总局批准建设、被誉称台儿庄古城博物馆群“百馆之首”的“中国运河招幌博物馆”，不失为语言民俗景观系列专题博物馆产业的前瞻性的成功实践。

且以几年前笔者倡建中国隐语行话博物馆为例[11]。

社会语言学认为，语码(code)是用来指语言或语言的任何一种变体(language variety)。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可以发生语码转换现象。作为语言社会变体的隐语行话的言语活动，是因其社会功能发生的语码转换。通过考释民间秘密语的语源与流变，可以透视一些相关社会群体或职事集团的当行行事、习俗惯制、社会心理等历史文化背景，为研究社会史和民俗提供一些来自特殊层面的线索、数据或印证。例如，清末的一部传写本《江湖走镖隐语行话谱》，是迄今研究中国传统保安业史的颇为稀见的珍贵文献；有幸收录于《永乐大典》得以留存下来的《净发须知》记述中夹杂有许多当行隐语行话，是研究中国理发业史和发饰民俗不可多得的重要数据。

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9)》第二部分“专题篇”的研究报告《社会生活中的民间隐语》[12]显示，在当代现实社会生活中，隐语行话在众多社会群体的语言生活中仍然十分活跃，而且是其生存或谋求生存所必需，是构成其日常生活的一种言语习俗。古往今来，许多传统民间艺术和技艺大都是口耳相传。诸般技艺关系着世代的生计利害，甚至立下了“传男不传女”的不成文规矩。其“口耳相传”，大都是用当行隐语行话进行传承的。有学者指出，对文学作品中运用隐语这一客观现象，历代均存在一些偏见。偏见的产生主要是由对汉语隐语缺乏科学认知，以及受代表正统意识的主流审美文化观影响使然。指出，汉语隐语在文学创作中具有阐发主旨、突出主题，塑造人物、烘托环境，避免粗鄙、增强婉约以及反映现实、讽刺世情等审美文化功能[13]。显然，把隐语行话概然笼统泛称“黑话”，实在是一种有悖语言事实的偏见和误解。

古往今来，许多传统行业的技艺大都是口耳相传。由于这些技艺关系着世代的生计利害，甚至立下了“传男不传女”的不成文规矩。并且其“口耳相传”，大都是用当行隐语行话进行传承的。如粤剧行业、昆曲行业和相声等众多的传统戏曲曲艺艺术群体的隐语行话，以及吉林的采参业的隐语行话，湖北木瓦工的隐语行话，浙江龙泉、庆元等地的“菇民”中流行的“菇山话”，福建永安豆腐行业的隐语行话，山西理发行业的隐语行话，河北乐亭皮影艺人的隐语行话，澳门博彩业的隐语行话，乃至当今各地古董古玩业的隐语行话，可谓各有各的当行隐语行话，而又各自具有不同行业的特点。隐语行话是这些行业技艺乃至绝技传承的最重要的工具、最基本的信息载体。再如，宋代蹴鞠兴盛，至今留有一部辑录了130多条当时蹴鞠行当的隐语行话的《蹴鞠谱·圆社锦语》。至当代，宋代的这些蹴鞠隐语虽然已不在足球运动员和球迷中继续流行使用，但它业已成为中国是世界上足球运动发源地的一项重要“语言化石”佐证。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荀子·正名篇》)古往今来，汉语隐语行话的称谓用语多达数十种，十分芜杂。把隐语行话概然笼统泛称“黑话”，不仅有悖语言事实和历史本原，也是对除了少数涉嫌丑恶事象而外的占绝大多数的使用隐语行话的各类群体的严重不公与不尊，乃至一种侮辱。根据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9)》的有关专题研究报告，纠正把民间隐语行话泛称为“黑话”的偏见和误解，是历史的必然，也是这座专题博物馆的使命之一。因而，笔者曾提出主张于历代众多的称谓用语中筛取由来有自而又文化意蕴深厚的宋元以来蹴鞠(古代足球)行业隐语行话《园社锦语》之“锦语”，用为与“隐语行话”同质并行的别名“雅号”，以文化的视野对隐语行话称谓用语进行洗礼“雅正”。以期使之走出以往称谓用语的尴尬困境，助益这一特殊的“语言文化化石”珍稀资源的研究乃至获得更为有效的保护、传承和使用[14]。

貌似谜语一般的民间隐语行话，可谓语言的诡谲，亦是人们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而形成的特别的言语习俗和语言智慧，是特殊的民俗语言文化遗产。对民间隐语行话的保存与保护将开启世人了解千百年来中国古今诸行百业的民间文化的独特视野，打开一扇别有洞天、富有情趣的知识窗口[15]。例如，从宋代流传至今的《蹴鞠谱》《蹴鞠图谱》及其辑释的130多条当行隐语行话“圆社锦语”，可谓世界足球运动史上别有洞天的奇葩；不仅是佐证中国是世界上足球运动发源地的重要“语言化石”，而且是世界足球运动史上十分珍稀的足球专业技术语料专辑，解析中国古代和世界足球文化的密钥。

侨批是广泛分布在广东省潮汕地区、福建、海南等地侨乡的一种具有特殊私密性的信、汇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侨批档案于2013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含有隐语的“侨批”是稀世珍品，“侨批”中的隐语是解读其内容和社会背景故事的密钥。传统中医药业的隐语行话集锦，堪谓别番景象的百草园药物志；金华锡匠炼锡配方的隐秘“锡语”，至今仍在应用实践中传承；潮汕香菇业的“菇山话”，业已是行业史乃至核心技术的密码；昆曲、京剧、皮影、二人转等戏曲曲艺以及杂技和五行八作等国家非遗保护名录中的众多项目的核心内容，均为当行隐语行话。澳门博彩业的博彩隐语，更是行业出新中仍然存活着的隐语行话。至于通过解读江湖巾行与娼毒赌乞涉黑群体的隐语行话，则可淋漓尽致地从本质到现象深刻揭示所谓“江湖社会”的正义与邪恶，警示世人，防范犯罪。

凡此种种，内容神秘、新奇而密切关联现实社会生活，探秘社会生活多种层面的特别视窗，同样的事物在此获得新解。因而可见，创建的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第一座也是迄今唯一的一座中国隐语行话博物馆，必将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最具规模的中国民间隐语行话信息中心、研究基地和固定的展示场馆。因其专题内容特色各异，别有洞天，是独具意义的语言文化类专题博物馆，无疑是各类专题博物馆中的奇葩，必会独领风骚。当然，亦势将成为一个颇具吸引力的同时还可以联动相关旅游景点的文创产业。

语言民俗景观是个五彩斑斓韵味无穷的诱人世界。笔者相信，文化符号学与当代新起的语言景观学说的跨域联姻，不仅仅造就出语言民俗景观学说，还会因之产生更多的新鲜学术领域。笔者也相信，深藏诸多瑰宝的语言民俗景观资源的发掘、开发与利用，势将造就诸多种类创新型的相关文化产业，是其研究“经学致用”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