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典籍翻译研究：成就、问题与方法❋

张志强

杨宁伟

河南师范大学

【提 要】本文对典籍翻译研究领域近十年CSSCI期刊上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认为该领域研究既有显著成就，又有明显不足，主要表现为成果数量增加，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视角更加多元，但对该领域的基本问题和核心问题的研究仍不够系统和深入。基于当前研究现状，作者在方法论层面上对该领域研究中的“问题”与“方法”进行了反思，认为学术社团和学术期刊应该更好地发挥引领作用，共同体成员应遵从循序渐进原则，首先加强对典籍翻译的基本问题，如研究对象、典籍翻译的个性的研究，其次是对关键性核心问题，如批评标准和方法等的研究，并呼吁人们在注重学术创新的同时，也要遵循该领域理论构造的内在结构和内在逻辑顺序。

1.引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典籍翻译及其研究受到了广泛关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大中华文库”“经典中国”等一系列对外出版工程的启动，标志着典籍翻译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英国帕斯国际出版社接连出版了王宏主持英译的《梦溪笔谈》和《明清小品文》，被视为中国译者典籍外译的重大突破；（2）全国典籍翻译研讨会已历经二届，会议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参会学者达到300余人，其中不少为青年学者，作为会议论文集的《典籍翻译研究》已出版九辑，对典籍英译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3）南开大学、大连理工大学、苏州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和汕头大学等一批高校建立了典籍英译研究中心（所），借助于博士点和硕士点建设积极推进相关研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出版（发表）了一系列具有较大影响的专著（文章）。

笔者认为，为了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为了促进我国典籍翻译及其研究领域能不断创新发展，有必要对该领域以前的研究加以总结回顾和反思，探析我国典籍翻译研究的成绩与不足，并对该领域研究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与建议。

2.近十年国内典籍英译研究述评

依据《辞海》，“典籍”泛指国家重要文献。从时间上讲，“典籍”指“中国清代末年（19世纪中叶近现代汉语分界处）以前的重要文献和书籍”（杨自俭2005：62）。“狭义的文化典籍不包括文学，它应该偏重于理论的方面，就是哲学、思想性的东西，社会科学的很多方面，如宗教典籍等。……广义的文化典籍既包括哲学的、宗教的典籍，像儒释道三教，诸子百家等经典，也包括文学的，像《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等，也包括散文、小说和戏剧”（王宏印2013：4）。可见，中华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对以前所有典籍翻译的研究加以综述困难重重，因此，本文仅选取国内15种CSSCI（含扩展版）期刊，对近十年（2012-2021）相关文献进行分类述评。

2.1 对理论层面的宏观研究

对典籍翻译理论层面的宏观思考，在第六届（2010年）全国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上才首次作为主要议题提出，所以这方面成果相对较少。王宏印（2013：5）对此的解释是，“……国内做理论研究的人本来就不多，而把典籍翻译作为选题进行理论研究的人就更少，因为这需要古文基础和对中国文化典籍本身有认识，而外语界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比较少。”王宏印（2017：19）曾对我国典籍翻译和传播史进行了较全面梳理，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汉族汉籍阶段，民族典籍阶段和海外汉学阶段。罗选民、杨文地（2012：63-66）探讨了文化自觉之于典籍翻译的意义，认为文化自觉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在不损害中国文化精神的前提下，以最合适的方式来解读和翻译最合适的典籍材料，从而达到消解分歧，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极大地满足西方受众阅读中国典籍的需要。潘智丹、杨俊峰（2013：96-102）提出可以在“扎根理论”指导下，通过各种方法的资料收集、观察、概括，提炼出基本概念、范畴，并对它们之间关系进行详细分析，归纳出典籍翻译的理论体系，还对建立明清传奇英译理论体系的建构进行了有益尝试。郭尚兴（2014：30-35）把翻译实践的范式归为“以文本为中心”和“相关性”两种范式，在对《道德经》译本考察的基础上，考虑到文本的历史功能、客观意义以及自身的重要性等因素，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典籍的英译应首先遵循“以文本为中心”的范式，以达成维护民族文化核心成分、促进全球文化多样性的目标。罗选民、李婕（2020：83-88）从本质属性、基本特征和研究领域三方面对典籍翻译的内涵做了详细阐释。文章将典籍翻译定义为一种将中国文化典籍翻译成外国语言的翻译，其英文为“trans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认为典籍翻译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翻译行为并存在一个二度翻译过程，其中语内翻译的作用不容忽视。文章还将典籍翻译研究分为译本内部研究和译本外部研究,科技典籍翻译研究和文化典籍翻译研究四类，指出典籍翻译研究应克服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相对单一的问题。

2.2 对典籍解读、翻译策略与方法的研究

对典籍翻译涉及到的文本解读、翻译策略与方法的研究，一直是近十年的研究热点。“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作为一种翻译策略，是指通过注释、评注等方法将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使源语文化的特征得以保留，目的在于促进目的语文化对他者文化给予更充分的理解和更深切的尊重（Appiah 2000：427）。王雪明、杨子（2012：103-108）对《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一书中作为副文本的注释进行了类型学和功能分析，划分出专有名词解析、背景信息、文言句法英释、译名解析、文内互文和文外互文六种注释类型，认为“深度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途径，对弘扬中华文化、向世界译介中国文化典籍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宋晓春（2014：939-948）对《中庸》三个英译本中的“深度翻译”现象进行了考察，验证了“深度翻译”阐释性和工具性的双重性质，认为三个译本分别呈现出哲学、诗学和史学不同的阐释取向，结合中国阐释学的境域论，将这种多样化解释为译者与其最为切近层次存在境域之间张力的产物。蒋辰雪（2019：112-120）从“深度翻译”角度对《黄帝内经》文树德译本进行了剖析，认为“深度翻译”策略的阐释作用、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学术本质有助于推动中医典籍的译介与传播。桑仲刚（2021：94-102）则认为如果过多采用“厚译”或“深度翻译”，势必会降低目标语读者的认知连续性。基于叙事典籍翻译，他提出“声音”策略，即通过一种在目标语叙事文本增添叙述评论，介入译文叙述者和受述者的交际行为，对叙述内容或话语进行解释、概括、判断或评价的翻译策略，可作为译者维持目标语叙事连贯性的一种途径。

语言学视角一直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视角。何伟、张娇（2014：78-84）借助于功能语言学中的语旨变量，以《论语·为政篇第六》的四个译本为例，探讨了“隐性语旨”和“显性语旨”在典籍翻译中的重要作用。指出译者不仅要关注“显性语旨”，也要关注“隐性语旨”，译文是译者对两者反复权衡后所做的选择。张新民（2018：67-73）运用现代符号学和符号翻译学之理论，从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之角度探讨《周易》三个英译本中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翻译策略，认为把该理论应用到《周易》英译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促进了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也给典籍翻译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李文中（2017：1-10）借助语料库分析了《道德经》首章的意义构建过程与英语复译的共性与个性特征及其呈现方式。指出复译中高频重复的、或接受性强的翻译不一定是“好”的翻译，“错误”的翻译也会被重复采用。复译的动因可能需要从更为宏阔复杂的文化影响及市场需求等方面进行考量。

钟书能、杨康（2019：157-164）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出发，运用“压制”这一概念对比了话题压制现象在现代英语、现代汉语以及古代汉语中的句法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三种涉及典籍中话题压制的汉译英技巧。

文化语境是多数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汉英两种语言分属高低语境文化，汉语的隐性特征显著，句法结构具有柔性特点；英语的信息传达相对明确，句法结构具有刚性特点。汉英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汉语典籍英译时出现信息不对等或信息空缺，这决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对语境信息进行补缺。韩孟奇（2016：73-76）提出明晰化是语境补缺的重要手段，通过增补、转换、释义、具体化、归化等方法，可使译文更符合目的语受众的阅读习惯。

汉语典籍中的修辞是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范祥涛（2017：84-88）探讨了汉语文化典籍中的链式转喻及其英译方法，发现汉语典籍中的链式转喻在英译中单独保存的程度很低，绝大多数链式转喻的翻译需要译出喻体，以明确意义。何立芳、李丝贝（2017：99-103）以道教典籍中的隐喻现象为研究目标，认为借助“中国英语”可有效传播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为世界英语注入中国元素。

2.3 典籍翻译的海外接受情况研究

译作的传播与接受是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对传播效果的研究一直是典籍翻译研究较为薄弱的一项。谢天振（2014：3）认为典籍外译不能闭门造车，“不仅要关注如何翻译的问题，还要关注译作的传播与接受等问题”。《大中华文库》是国家宏观文化战略的重大译介工程，殷丽（2017：33-43）的调查显示，无论从海外图书馆馆藏情况、海外权威期刊上发表的异域同行专家书评，还是亚马逊网站海外普通读者发表的评论来看，其中的《黄帝内经》英译本在海外的接受度较低。为此，她提出了应加强与海外知名译者和出版社合作、拓宽推广渠道，并争取更多异域同行专家的评荐等建议。一套书的出版，如果没有读者的广泛接受，自然就达不到传播的有效性，其译介与出版的价值就值得质疑。针对这些质疑，许多、许钧（2015：13-17）认为评价像《大中华文库》这样具有战略意义的出版物，仅仅以当下的市场销售与读者接受情况来衡量便得出否定性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他们认为《大中华文库》的出版顺应了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构建了系统的中国文化价值观基础，对于国内高水平翻译人才和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也有积极的作用。因而，该文库的出版发行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

2.4 民族典籍的译介研究

李正栓、叶红婷（2016：107-112）在对藏族格言诗中的《水树格言》英译文本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忠实对等”翻译原则的运用及效果，认为典籍英译应追求“忠实对等”的原则，让目标读者像原语读者那样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典籍。王宏、曹灵美（2017：45-52）将图式理论引入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指出译者应尽量选择“民译英”翻译途径，最大程度保留少数民族典籍的“活态”特征，采用深度翻译引介异质民族文化。该文还阐述了图式理论视域下少数民族典籍英译过程，即包含少数民族典籍图式入库、源语图式解码、译语图式编码的三步骤。朱晓烽（2019：19-24）借助美国民俗学的表演理论，对《苗族史诗》本德尔译本的副文本进行了解读，他肯定了副文本在语境重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副文本的使用是英译过程中的核心环节。他强调口传文学外译不仅涉及“原作-译本”的单一对应关系或文本层面的等值关系，更应注重文本内容、文化语境与表演语境的多重再现。冯丽君、张威（2021：100-103）在生态翻译学本体理论视域下对民族典籍译介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在文本选择上，可优先选择文化或生态价值较高的民族典籍；在译者选择上，可依靠精通民族语言的本地译者和国外译者合作翻译；在策略选择上，可采取异质化的文化翻译策略与流畅的语言翻译策略相结合的翻译方法,通过多形式、多媒介推动民族典籍译作在译入语国家的传播和接受,促进民族典籍译作在译入语环境的生态生存和长存。

2.5 译者主体意识形态及其对译作的影响研究

当代翻译研究已不仅仅局限于“为什么译”以及“如何译”的问题，而更加关注“谁来译”的社会意义（Davis 2004：91）。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担负着延续原作生命和传承作者思想的重任，其重要性理应得到凸显。许多、许钧（2017：81）认为应通过研究典籍译者主体以及由此产生的译本形态，考察这些因素对翻译产品接受效果的影响以及对不同读者群体的影响，从而为多种译本寻找存在的现实依据和理论支撑。王亚光（2015：85-90）简要介绍了刘殿爵典籍英译的成就，并结合译例对其在原作理解上坚持“知人论世”，在语义选择上秉承“正本清源”的译者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刘殿爵译本之所以能够享誉西方汉学界，得益于其扎实的语文功底、深厚的学术修养和严谨的工作态度，这也是后人需要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费周瑛、辛红娟（2017：82-89）探讨了陈荣捷向世界传播中国哲学典籍的比较哲学路径，结合他的《传习录》译本，分析了他在翻译过程中遵循的“有词必释，有名必传，有引必溯其源”的原则。夏婉璐（2016：49-53）对林语堂在《孔子的智慧》一书中采取的编译策略进行了考察，认为该书在宏观层面上，可概括为对儒家思想普世价值的主题提炼、对儒家思想的分流与筛选以及对儒家思想的重构及体系化；微观层面上，主要以适时增删、以西喻中和强调异质为特点。她肯定了林语堂对孔子思想的编译和重构，并指出我们在翻译典籍时，应重视译语文化的诉求，加强文化自觉意识。邓联健（2019：92-97）通过对马礼逊一生汉籍英译事业的梳理和分析，认为其翻译主要采用了“直译”，综合了直译、意译、逐字译以及“翻译加注释”等多种方法，肯定了译者为中国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做出的开创性贡献。邵飞（2020：85-89）通过阐述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论及其翻译思想，提出须从加强顶层设计、提供政策支撑、鼓励“借帆出海”、搭建世界舞台、储备优秀人才、挖掘民族瑰宝、增添中国故事等多方面来提升中国典籍翻译的文化自信。

2.6 教学、教材与词典英译研究

我国翻译学科发展很快，基于现已出版的几种辞书对典籍英译关注度不够的问题，文军（2012：88-92）提出了编纂一部《中国文学典籍英译词典》的想法，并从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两方面阐述了编写构想，强调编者要特别注重资料收集的全面性、入选词目的系统性。与典籍英译所形成的热潮相比，对典籍英译教学的关注较少，韩子满（2012：76-80）认为这种现象源于对典籍英译的学术性与专业翻译人才培养的应用型目标之间存在矛盾的错误认识。他认为典籍英译教学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可作为学生熟悉传统文化、提高学术素养的重要渠道；其次是可作为语言学习，包括英语学习和汉语学习的手段；再次是可作为培养学生汉译英能力的重要途径。

2.7 综评：成就与不足

纵观以上文献，并结合更早时期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我国的典籍英译研究，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也存在显著的不足，分别概述如下：

2.7.1 成就

（1）成果数量增加迅速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我国的典籍英译研究已初具规模，尤其是近几年，论文数量增速明显。中国知网输入主题“典籍英译”查询，显示2002年仅4篇，如今总量已达千余篇（包括硕士、博士、期刊和会议论文，但不含2002年至今中国典籍翻译研究会收录在各辑《典籍翻译研究》中的论文）。可见，文化输出的硬性需求以及地方院所的学术支持，使得典籍翻译研究正在吸引越来越多中青年学者的目光。

（2）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典籍英译的研究范围已从传统的文学典籍扩展到了哲学、医学、科技等多种文本，越来越多的国内外译者、译本进入研究者视野。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典籍译介较少的问题，近几年已有较大改观。另外，对于典籍翻译教学、教材编写和词典编纂等现实性问题，部分学者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3）研究视角日趋多元

“典籍翻译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且研究成果不断呈现纵深化和学科多元交叉的特点”（董明伟2018：51）。的确，国内典籍英译的研究视角正日趋多元，涉及功能语言学、符号翻译学、语料库语言学、语境理论和图式理论等多种视角。多视角的解读使我们对典籍英译的复杂性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认识，更趋近事物的本质。另外，语料库技术的介入使典籍翻译批评呈现出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面貌，增强了批评的客观性。

2.7.2 不足

国内的典籍翻译研究，仍有以下主要不足之处：

（1）研究点面仍待开拓

由于典籍翻译通常要经过“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过程，这使得它在本质属性上不同于一般翻译研究，而多数学者关注较多的仍然是“语际翻译”，对“语内翻译”重要性缺乏认识，对古代汉语译成现代汉语这一过程中所涉及的不同版本、古今译注、注解和注疏等因素的研究还很少；此外，学者对于文史哲文本的翻译研究较多，而对涉及航海、军事、陶瓷等古代科技作品英译研究较少；再者，我们译出去的东西，是否都被理解和接受，相关研究还很不充分；还有，随着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和语料库分析软件的更新换代，定量研究渐成风气，但如何更好地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却亟待探究；最后，随着我国文化输出需求日益增强，对于典籍翻译课程、教材、教法方面的研究也应跟上时代脚步，对典籍翻译人才的培养与评价的研究也迫在眉睫。

（2）缺少综合或融合视野

王宏印（2017：19）指出，“关于中国文化典籍及其翻译传播研究已经有了多年各自为战的研究成果，但迄今为止，尚未达到一种综合状态或融合视野”。这一状态与前边提到的研究多视角相关，与学者的学术背景和知识储备相关，需要学术共同体进一步增进交流，加强合作。

（3）核心问题研究不足

对典籍英译批评的核心问题，如翻译本质、原则、标准和方法，人们虽然一向关注，也不乏真知灼见，如“以文本为中心”原则、“忠实对等”原则、“传神达意”标准等。但是，对典籍翻译批评标准的探讨仍不系统，批评方法上仍缺少规约性和可操作性，对其本质的探讨更是不够充分。而这些问题都是事关典籍翻译的重大理论问题，相关理论研究的匮乏无疑严重制约了相关研究的深入。

3.问题与方法：方法论层面的反思

方法论以方法为研究对象，主要关涉方法建立的原则、方法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运用方法等。方法论不解决具体问题，但却为解决具体问题提供理论支持。方法论基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可以引领人们深入到问题的底层、深挖现象背后的本质，进而找到问题的根源，探寻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因此，要解决我国典籍翻译研究以及整个翻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还必须从方法论层面上，认真审视一番现有研究，反思一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又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傅敬民（2016：14-19）认为，我国当今的翻译研究虽然已经是一门独立学科了，但它显然并不成熟，还缺乏学科自身的问题意识，该学科的发展还存在许多问题，如：“研究问题的视点散乱，学科边界模糊，学科自身的独立性漂浮不定；借鉴与应用其他学科研究成果和理论方法时急于求成，心浮气躁，缺乏系统性和传承性……”（同上）等其它问题。

蓝红军在其《面向问题的翻译理论研究》中对理论驱动和问题驱动两大模式进行较为深入的阐释。认为前者即从理论到理论的模式，指面向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经典理论原本，着眼于对既有理论的演绎、移植、继承和发展，通过细致的发掘和深入的诠释，走向理论的创造性重构；后者即从问题到理论的模式，指面向社会实践中的问题，在深厚的学理基础上，谨守学术规范，创新研究方法，以达成理论的开拓性建构（蓝红军2018：1-6，94）。蓝红军在该文中，主要论述了翻译研究者应该“面向问题”以及什么才是“真问题”。“面向问题”，研究者应立足、面向翻译实践，“真问题”研究者提出的问题不应是研究者主观臆想出的假问题（比如那些预设了唯一的答案的“问题”），而应是真实存在的、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它“不仅应是个体感到困惑的问题，更应是整个学术共同体都感到困惑的问题”（同上）。

以上两位学者的对我国现阶段翻译研究领域的观察与思考，对于我国的典籍翻译研究都有较大的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但对现存问题与解决办法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依笔者拙见，我国现阶段翻译研究特别是典籍翻译研究中，主要缺乏的是对翻译研究的“问题”与“方法”的真正理解和深刻认识。

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费拉姆·威尔斯（Wilfram Wilss）早在其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Problems and Methods（《翻译学———问题与方法》）一书中就指出，现代翻译学与传统译学所不同的是它对于方法论的兴趣和比以往更为清晰的对翻译所涉问题的意识。我国学者吕俊（2008：55-63）也早在《范式批评与问题意识》一文中指出，西方的译学研究是以范式批评的方式为主.而我国主要以“问题式”方式为主”。所谓“问题式”方式，是指研究者以某一学科领域中的共同关注的关键性问题为中心展开讨论和研究，并在不同的解决方案之间展开批评性讨论，最终通过排除错误达成共识形成最终解决的方式”（同上）。作者进一步指出，“问题式”方式“侧重于在实际研究中发现问题，并找出解释或解决该问题的理论和方法，探讨不同解决方案之间的理论关联和逻辑关系，在讨论中又引出新的问题”。

关于“问题式”方法中的“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以下几点。首先，它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而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拉瑞·劳丹在他的代表作《进步及其问题》中所说的科学研究要解决的两类问题：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即经验世界中的问题和理论所显示出的问题（见吕俊2008：57）。也就是说，“问题式”方法中的“问题”，不仅可以也应该来源于实践，还可以来自现有理论，即要有一定的理论背景。其次，它也不是某个研究者随意想到的某一领域的某个问题，而应是某一学术共同体共同关注的关键性问题。再则，它不能是一个假问题、伪问题，而应是“真问题”，即该问题必须是一个开放性结构。还有一点，也是常常被我国学者所忽视的一点，也是吕俊（2008：59）在上文中早已指出的一点，就是“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关系与顺序：问题的顺序是该领域理论构造的内在结构和内在逻辑的顺序，同时也标志着我们研究工作的由浅入深，由此及彼的发展顺序。它们之间不是任意的关联与无序的组合。本文引述的上述三位学者指出的我国翻译研究中的“研究问题的视点散乱”“跟风”，特别是“跟西方译学之风”以及“食洋不化”等等现象，都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关于“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关系与顺序，有必要多说几句。这里，我们不妨重温一下经典，看一看二百多年前的泰特勒（A.F.Tytler）在其《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ution）一书的开篇如下：若欲建立翻译规则，最好能先知道、先确立什么是“好的翻译”。也就是说，关于翻译标准的探讨，应当是翻译研究的首要问题、核心问题，与之密切相关的翻译批评问题，应当也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但是，反观我国的译学研究，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特别是在典籍翻译研究中，仍然很不充分。

在有了“问题”之后，还必须有探究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但不外乎蓝红军（2018：1-6，94）所说的“理论驱动和问题驱动”或是吕俊（2008：55-63）所讲的“范式批评式和问题式”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前者有助于研究者对翻译学科发展的总体脉络的把握和对翻译学科内部结构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后者有助于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和精细辨析。我们应当像吕俊（同上）提倡的那样，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兼收并蓄，取长补短。可以发挥注重“问题式”研究的特长，克服其中存在的缺点，发挥学术共同体、学会（研究会）和专业委员会以及学术期刊的引领作用，循序渐进地对译学研究中存在的理论问题或实践问题进行探讨。就典籍翻译研究而言，还要更加注重其与其他领域翻译研究的共性和个性，探讨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带来的特殊问题，彰显其自身研究价值。就当前形势而言，典籍翻译研究首先应探讨的是典籍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如研究对象、典籍翻译与其他翻译有何不同、翻译目的以及评价标准与方法等关键性核心问题，其次才是翻译策略与方法等问题。

4.余论

“问题”与“方法”之外，还有必要再谈一下创新意识与创新途径问题。当今对创新意识的呼唤，正说明这方面的薄弱，这在典籍翻译研究和整个翻译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翻译是一门极具综合性的独立学科，翻译在人类社会发展，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大变局中，其重要性日益凸显，涉及的面也越来越广，研究领域日益细化，需要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作为翻译的一个特殊领域，我国的典籍翻译研究也将更加繁荣，对典籍英译的批评研究也会日益受到重视。典籍翻译研究学者应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与理论创新的号召，进一步拓宽视野，广泛借鉴国内外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结合典籍英译的具体问题，不断创立新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但是，创新绝不是“跟新”，也不是故意标新立异，故弄玄虚，新理论、新方法的提出，必须要针对某一研究领域实际存在的“真问题”，还必须以系统的学理基础为依托，遵循该领域理论构造的内在结构和内在逻辑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