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略的汪曾祺的一生

※文/林秋铭

这些年，关于汪曾祺的讨论多了起来。年轻人把汪曾祺称作吃货作家，觉得他擅长吃吃喝喝，擅长写美食。

汪曾祺笔下的生活冒着热气，文字背后，藏着他的波折一生：出生高邮，在家乡生活了近20年后，赴西南联大就学，在昆明待了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劳动4年，最后在北京京剧团工作了近30年。他是一个甘愿游走在边缘的人，却难免被卷进漩涡之中。但他的文字里，从不流露这些冷遇和苦难。

汪朗记得最深的，是7岁那年，和母亲一同送父亲去张家口进行劳动改造。汪曾祺在张家口干的都是体力活，扛170多斤重的麻袋，在木板上折返，木板一颤，身子也跟着颤动。即使在这样的日子里，汪曾祺还是能掘出许多美意。汪朗记忆里，父亲从来不诉苦，也不抱怨。张家口的冬天太冷，公厕里的屎尿都冻成了大冰坨子，他得把它们掏出来，搬到一块儿。夫人施松卿问他，脏不脏，臭不臭啊？他笑起来，手舞足蹈地做了一个甩手的动作，没事，冰碴子落在我身上，抖抖就掉了！他的笑是特别的，把头歪着，缩起脖子，半掩着嘴笑，有一丝狡黠，也有一些稚气。

1960年10月，汪曾祺“右派”的帽子被摘，结束劳动，但日子并没有就此平顺，“文革”十年动荡，他未能幸免，进牛棚劳动，劈柴抬煤。子女们不懂父亲犯了什么错，去看大字报，结果碰上正准备去抬煤的父亲。本来是尴尬的局面，汪曾祺问他们的来意，应了一句，好好看吧，若无其事地继续扛他的煤去了。

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说，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潜伏的悲痛也忽略了。汪曾祺也有相似的说法，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幽默感。

“文革”拧干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写作的热忱，不少人都说不愿再写了，但汪曾祺对诗意与美依旧固执。

样板团需要排新戏，于是进了牛棚半年的汪曾祺又给放出来了。在样板团里写样板戏。“文革”结束后，其他人相继自由，他因为和江青的关系受到审查，被责令反复交代，还被空挂了两年。回家喝了酒，他发起了脾气，这些混蛋、王八蛋！一点都不懂政策，我以后什么都不写了，我要剁指明志！

但他放不下写作。汪曾祺的文章极少改动，唯独一次，他写《寂寞与温暖》，前后共有6稿。写这篇小说是夫人施松卿的提议。上世纪80年代，描写反右的文章渐多，家人觉得老头儿也可以写写，但写成之后，他们都不满意，发现汪曾祺和别人写得都不一样，他的作品里没有大苦大悲，不惨也不痛，这和当时作为主流的“伤痕文学”不符。家人盯着他，前前后后改了6次，却还是那么温情与温暖，他们没辙，只好任由他去。

汪曾祺从未在儿女面前提起过和家乡有关的过往。他不说，儿女们也不问自己的来处。一回，汪明看繁体字文章，问汪曾祺，郵字怎么念。父亲突然兴奋起来，邮局的邮，我的家乡高邮的邮呀！他指给汪明看，高邮在地图上的位置。还有一次，汪朗途经高邮，倒是比他早一步回到故乡，于是他每天追着汪朗，想要套出故乡的近况。

龙冬是汪曾祺的一位忘年交。偶然的一次，他得知汪曾祺在研究秦少游词中的高邮方言，他记录下那时候的汪曾祺——他是一个有怀旧心思的人，童年的经历，家乡的风物，过去的事情，他总是软软地怀在心里。77岁的汪曾祺拉着32岁的龙冬去跳迪斯科，在灯光四射的舞厅里，好奇张望，再回到地下餐厅，尽兴地喝鲜榨啤酒。

对这个世界，汪曾祺并不是没有批评，没有脾气，太多的情绪被掩盖在温暖的文字下。龙冬见过汪曾祺的愤怒，是在一场饭局上，他和作家苏北在汪曾祺家吃饭，苏北劝汪曾祺：汪先生，你现在啊，想写就写，文学史将来肯定留下你一笔了，不想写呢就不写，玩一玩！汪曾祺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生起气来，激动地拍桌子，写作对于我来说，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他顿了顿，又说：甚至是全部，甚至是全部！

那种苦闷和寂寞，只有见到彼此理解的人才会迸发出来。1987年9月，汪曾祺应聂华苓和她的丈夫安格尔的邀请，去美国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聂华苓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对家乡仍然怀有浓厚的感情，在聚会上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台湾作家陈映真也在席上讲起自己对祖国的感情，汪曾祺觉得触动，和陈映真拥抱在一起，哭了。聂华苓也激动，说，你真好！你真可爱！他扭头和聂华苓说，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哭过了。他后来给聂华苓写信：我像是一个包在硬壳里的坚果。到了这里，我的硬壳裂开了。我变得感情奔放，并且好像也聪明一点了。

另一次少见的哭泣发生在1991年，在云南大理，汪曾祺参加一个笔会。夜里，与会者谈起在云南度过的青春日子和后来的命运往复，相互望着，掉下泪来。汪曾祺哽咽着说，我们是一群多么好的人，一群多么美的人，而美是最容易消失的。

1997年5月，汪曾祺因为饮酒，造成消化道大出血。病床上，汪曾祺先生还念着外头，他抬头问汪朝，杏儿是不是该下来了？他馋春夏之交的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