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一抹军绿

※文/赵晓舟

我从小就很向往军中的那一抹绿色，这个当兵的愿望在我高中毕业后不到一年就不知不觉地实现了。临走那天，为了不愿看到父母因送我而泪流满面，便在家中茶盘底压了一张写有“胸怀红日跨征尘，甘洒热血志从军。年少自有凌云志，誓为祖国守乾坤”的纸条后，独自前往公社（即现在的乡政府）集合。

当时，我们新兵乘坐的是货运火车，历经五天四夜才到达临时指定地点。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挑选到轮训队当上了通信员，多半年后晋升为文书兼军械员，期间还被评为“雷锋式的先进战士”并荣立三等功。一年后，军地先后恢复高考，我顺利地考入某军校指挥专业。

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军校，可谓是百废待兴，有水平的老师是刚刚被解放出来的“臭老九”，有实践经验的老师大部分文化水平不高，文化水平高的老师有很多都是从地方院校调进来的。好在这些老师的敬业精神和刻苦钻研精神十分高昂，所以，教学严谨，校风清新，处处呈现出争分夺秒要把“文革”损失夺回来的氛围与状态。这“文革”后的第一届军校生年龄大小悬殊，文化程度高低不一，职务差别明显。我们班年龄大的同学都已经结婚并有了孩子，每逢节假日，这些同学的媳妇领着孩子来学校找丈夫团聚，我们这些“小字辈”就得自觉腾出宿舍回避。有时不慎冒失闯进宿舍，也常闹一些尴尬。在同学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初中文化程度，是保送进来的小兵，在文化课方面是我帮扶的对象。开学第一周，这个小同学晚上睡觉说梦话喊妈妈拉灯，叫醒后一问才知道他想上厕所。在职务方面，连、排、班长和战士都有。欣慰的是，在学校不论职务高低，最有威望的人是那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学员，我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在第一学期开设的4门课程考试中，我的成绩均在90分以上，总成绩列全班第二名，为此还受到了大队嘉奖。军校学习中最让人难忘的是实战演练，最有兴趣的是观看军事保密电影，最兴奋的是与地方大学生联欢。我学习的是指挥专业，按照教学大纲要求，除了公共课和专业课外，还必须学习通讯、驾驶、救护和军体课。实战演练就是把学员运送到一个不确定的地方，让每个人轮流担当一定级别的指挥员，按照假设敌情，运用所学的知识组织指挥作战，这是检验指挥员综合素质的基本方法，很有效也很具挑战性。

作为“文革”后第一批科班出身的军官，我在获得军校提前一个月晋级奖励后毕业了。在任职前的军事干部培训中，我又一次以总成绩第二的位次担任了某部高炮连指挥排长。初出茅庐的我，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在军事训练中新招频出，咄咄逼人。当年我被上级评为优秀教官和精神文明优秀干部。在赞扬声中也引来一些非议，什么“别出心裁、标新立异、出人头地”等等，最后终于引发了一场“舌战”，结果是两败俱伤：我被派往某军垦农场去种地，那位与我“舌战”的上级则被转业到地方工作。人常言：时有佳运，风调雨顺。那年我们种的千亩小麦、千亩水稻、百亩向日葵、几十亩西瓜均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一有空闲，我就带几个部下到田间地头欣赏自己的劳动杰作。在军垦农场我待了8个月，离开也纯属偶然。有一次，上级首长视察北部防线路过农场，恰逢我值班，汇报工作时领导问我“小鬼，是哪年提干的？”我回答：“去年从军校毕业提干的”。紧接着首长问“学的什么专业？”我回答：“指挥专业。”首长很严肃地说：“乱弹琴，学指挥用来种地。”一个月后，我接到了执行接新兵的命令，此后不久我就被调到部队机关工作，期间先后参加了协助地方严厉打击犯罪活动的追剿任务、抗洪抢险任务和部队实战演习，并多次受奖。1987年秋天，由于视力原因，我被迫结束了自己的10年军旅生涯。

我在军队这所大学校里学会了做人，懂得了责任，校正了自己的成长坐标，所以至今我依然难忘那一抹军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