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研究之旅

出生于20 世纪50 年代前期，一眨眼，六十余年的光阴，六十余年的沧桑，“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但对于文学的阅读兴趣，初心未减，痴迷依然，经常沉醉其间而不问今夕何夕。我曾经著文称谢冕先生是“为诗歌的一生”，在我自己，也可以说是“为小说的一生”了。

从小喜欢听故事，是因为母亲擅长讲故事，不但可以讲大量的民间传说，还能讲《秋翁遇仙记》，即“三言二拍”中的“灌园叟晚逢仙女”，讲巴金《家》中的鸣凤投湖。上小学的时候，北京的表姐送我一本名为《今天我喂鸡》的小学生优秀作文选，引发我精心写作文的心思。小学三年级开始阅读《林海雪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成为地道的书迷。

最难忘的是1966—1977年十年间的阅读。那也许是一种颇为有效的“饥饿疗法”。小学毕业，中学的大门却迟迟未开，从1966 年初夏到1970 年春天，足足在社会上晃悠了四年，无所事事又无书可读。此后又经历了上山下乡和回城当工人，仍然经常处在精神的饥渴之中，已经养成的阅读嗜好无法排解，尤其是前景的黯淡、心灵的郁结挥之不去，才下眉头却上心頭，于是，千方百计地搜寻各种可以阅读的文字作品，就成为那段时期的心灵救赎，能够暂时逃脱人生困境，能够生活在别处，到文字所提供的想象空间中去寻得逃避与解脱。因为无书可读，所以见书就读，从屠格涅夫的《前夜》、契诃夫的《契诃夫小说选》，到清人编印的佛家劝善变文小册子，从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到巴金的《家》《春》《秋》，从残缺的线装本《金瓶梅》到手抄本《一把铜尺》《绿色的尸体》，有时候在朋友处看到一本心仪的书，就接连几天前去把它读完，也顾不上看别人的脸色，有时候一本书无头无尾，也不妨碍我一头扎进去，急急忙忙地将其读完。读过杨荣国新编的《中国哲学史》，读过内部出版的《黑格尔传》，读过《第三帝国的兴亡》，读过吕振羽的《中国通史》。当读到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和柳宗元“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时，我对这两首唐诗非常喜欢，用半个时辰将其倒背如流。后来读过若干本中华书局编选的《宋诗一百首》《宋词一百首》《话本选注》和中国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古代诗歌选》。

如饥似渴的阅读，填充了我的青春岁月，也提高了我的文学修养。下乡当知青，体力劳动的繁重和日常生活的艰辛，年轻的活力可以抵御之，对人生之路的迷惘惶惑，却是痛彻骨髓的。家境贫寒，学历有限，笔头还算勤奋，于是开始写作，写新闻报道，写文艺表演需要的歌词、快书、说唱和小戏，以获得自我拯救，以超升社会评价，思想上不脱时代的窠臼，文字的娴熟也姑且赢得自我的肯定和他人的“高看”。

这是我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前史，却也决定了我后来的人生抉择。有一些不算成功的创作经验，让我对一部作品的创作过程和个中甘苦有切身的体会，解读作品也常常会从作品的发生学去进行考辨，从文本的构成去进行审美评判。1976 年之后，有幸参加1977 年的高考，进入山西大学中文系读书，这也成为我学术研究的起点。在山西大学读书期间，我和他人合作，先后完成两篇像模像样的论文，发表在母校的学报上：《论〈一个人的遭遇〉的成败得失》（戴屏吉、张志忠：《山西大学学报》1982 年第3 期）、《〈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读书札记》（张志忠、孙恭恒，《山西大学学报》1983 年第2 期）。许多年之后才发现，后者还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哲学类转载，这也是我唯一一篇被看作是哲学类的文章，其背景则是呼应刚刚兴起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思想论争。

在大学毕业之际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谢冕、张钟先生读硕士研究生。彼时，正当改革开放时代揭开大幕，文学的潮流风云激荡，从自身的浮沉感遇，生发出与时代命运的共振，也一直是立身于时代大潮中去感知现实体验文学的。同时，对于时代之走向，始终抱有一种审视与警觉，就像我追随多年的谢冕先生一样，着眼于推动主潮，不忘持批判的目光。文学与时代的互动，文学蕴含的文化品格，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大体上可以看作是我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几个着力点。

注重作品的时代感，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个人、民众与时代的共振。这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共振，是中国故事的核心所在，是中国文学叙事的巨大动力。在和顾彬先生同桌进餐的时候，我曾经以高考制度的恢复和他辨析中国作家为什么讲故事的充足理由。走遍全世界，只要你高中毕业，考试成绩优秀，就可以顺理成章进入大学，这可以讲每个人的小故事，但在1977 年的中国大陆，却是山回路转、柳暗花明的大故事，牵一发而动全身。1977 年夏，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每一项举措背后都有很多曲折，都决定着570 万考生和他们家庭的命运，决定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走向，决定着选拔人才的价值导向。

“我们命定遭逢这样的时代”，狄更斯的名言经常被人们引用，他用一系列的矛盾修辞法：“最好的年代”“最坏的年代”“充满希望的春天”“充满绝望的冬天”等描述时代的震荡与心灵的迷惘。鲁迅先生用呐喊彷徨、光明黑暗、希望绝望、鲜花坟墓等词语表达了对大时代的感受：“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鲁迅：《而已集·〈尘影〉题辞》）。一路高歌，飞流直下，不是大时代;西山日落，绕树三匝，也不是大时代;唯有跌宕起伏、波澜曲折、绝处逢生、惊魂未定，才足以形成我们所处的大时代的深刻面相。刚刚过去的2020年的中国与世界，惊险，传奇，大悲痛，大回转，提心吊胆，日日惊心，隔洋叫战，朋友圈拉黑，流言与病毒齐飞，良知与苦难俱现，让我们对此有了更为切近的体验。

讨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就是要发现作家怎样讲述中国故事，怎样表现时代变革和历史风云。20 世纪80 年代初期，正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浪潮，我也在顺应潮流的同时，寻找自己的独特角度。发表在《当代文艺思潮》（它从边缘处的甘肃兰州崛起，是国内第一家当代文学研究刊物）上的《奋战在经济改革的战线上——论近年小说中的工业干部形象》（1984）就是在对改革文学研究的现有基础上，较为深入地梳理改革者形象从一心抓管理的“铁腕人物”向关心群众生活困境、富有人道主义情怀的领导干部形象的转换。它问世之后很快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近几年还编入陈华积编选的《改革文学研究资料》再度面世。《宏阔博大的历史感——读刘心武长篇小说新作〈钟鼓楼〉》（1985）关注了作品揭示的改革开放时代巨变与普通的老北京市民日常生活的关联性，研究视野从时代的政治命题向古都北京的文化蕴含迁转，和文化寻根思潮的崛起有暗合之处，考察时代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有了更为开阔的视野。

政治与文化，两者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輔相成。在2017 年问世的《重建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路遥〈平凡的世界〉再评价》中，我就深入阐述了路遥对乡村政治权力运作的洞察与披示，以此对照和针砭当下一些乡土文学作品中对村支书和村主任的简单化、标签化的描写。我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现实主义理论，把被许多人看作是“励志小说”的《平凡的世界》予以高度评价，肯定其对时代变革既具有现实感又富有前瞻性的书写，肯定其乡村生活百科全书的品格，也对作品中乡村伦理重建的内容进行了更高层面上的解读。

1986 年秋天，时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做文学编辑的王中忱向我约稿，我由此进入《莫言论》的写作，这是我学术道路上的一大提升。卡西尔的《人论》刚有了中译本，让我得到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导引，从“生命的一体化”入手解读莫言笔下的农民、庄稼树木、家禽家畜、大地山川之间互相流转生生不息的有机链接;下乡当知青的生活经验和对如父兄般的农民的挚爱，使我对莫言作品中的乡村生活场景和农民形象有了极大的认同感;恩格斯在论述易卜生剧作时对挪威自耕农生产和生活地位的精到分析，让我对莫言笔下富有足够自信与尊严的独立自主的农民形象与他们的经济状况有了新的理解。对莫言作品中孩子的眼光造成的陌生化效果，梵高般色彩绚丽的意象和感觉化的叙述语言的分析，对莫言小说与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冯德英《苦菜花》的关联性的发现，则让我暗自得意。《莫言论》于1988 年提交出版社，1990年3 月问世，不但在本土，在日本也产生了积极反响。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先生在1991 年4 月翻译出版了莫言的短篇小说集《从中国的农村里来》，为译作“撰写近两万字的导读，介绍并数次引用张志忠的《莫言论》，肯定了作者对莫言持有的赞赏态度，认为该专著在评论莫言的创作方面‘达到了作家论、作品论的高度水准，还引用了张志忠的‘莫言的作品，是写生命的，但是，只要展现生命在时空环境和时代背景中运动的过程，就不能不带上历史的意味”（林敏洁等：《莫言文学在日本的接受与传播》）。2012 年，《莫言论》在大陆增订再版，2018 年以《论莫言》书名在台湾出版。

20 世纪80 年代的理想气息，遭遇重大的坎坷，市场化初期的思想价值混乱从另一个方面对文学和人文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挑战。它的集中表现就是关于人文精神危机的大讨论。我也曾经有过“思路轰毁”，情绪低迷，此种状况延续了两三年，在1992 年以后重新振作起来，进入一个思考与写作的高潮时期。除了散见于报刊的长短文字，先后出版《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主潮》《天涯觅美——军事文学论集》《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1993 ：世纪末的喧哗》《九十年代的文学地图》《1966 ：风乍起》等论著，在思想界面上，把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研究纳入自己的学术范畴。这是20 世纪90 年代文化人的一个普遍现象，走出有限的专业局限，在更为广阔的天空下思索。换言之，文学研究遭遇的困惑，无法在本学科的范围内加以解决，许多时候它是人文学科的共同困境。

同时，我的相关思考和20 世纪80 年代是相互关联的。在《莫言论》的“后记”中我表述过这样的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的资历最老——从古老的农耕时代走过来，人口比例最大——占据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农民，他们对20 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独一无二，举足轻重，研究莫言，研究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是我进入本命题的一个切口。我接受了钱理群先生提出的判断，中国农民和中国知识分子构成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两个群落，这是沉重的历史使然。我撰写《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正是以文学文本做依托，在更为廓大的舞台上聚焦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也是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文学创作中一个巨大的版块。

做当代文学研究，经常会感到它思想容量的有限性，所以情不自禁地越轨跨界到更为空阔的舞台上，而且，那是一个凭借个人兴趣随心所欲的时期。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任教，它的学术气氛不浓，却也给我更多的研究空间。此后离开军艺到首都师范大学工作，学术氛围浓郁，但相应地有关的限定也多了。首都师范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在20 世纪80 年代曾经是很活跃的，因为各种原因，新世纪之初，它的败相非常醒目，连硕士学位授予点都没有。我到首都师范大学之后，作为学科带头人，先是为本专业建立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2005 年开始招生，然后在十余年间，将本学科推进到全国排名前20 位之内，个中滋味，甘苦自知。我比较得意的是，本专业可成长性很强，有后劲儿，梯队配备合理，“70 后”为主力，“80 后”后继有人，全教研室10 位老师，人人有高级别刊物论文，人人有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而且不止一项。在尽力为学科建设尽心竭力的同时，专业论文写作，逐渐占据我的主要研究时间。

这一时段的研究重心有几个方面。一是参与了朱寨先生主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经验研究项目，借此机会把相关资料做了一次大范围的搜罗和阅读，由此写作了关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丁玲研究的一组文章，尤其是瞿秋白与葛兰西关于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比较研究，是我的得意之笔。二是对于从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兴起的以现代性理论解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范式转换，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与概括，对其中的含混嘈杂做了精心辨析。三是着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研究——对世界文学的关注，曾经用过很多力气。如果我没有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中国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另一个选项则是留在山西大学中文系做外国文学专业的助教。新世纪以来，我曾经两度在河北省的文学刊物上撰写专栏，前一次是专门做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写过整整两年共12 期，重点梳理艾特玛托夫和昆德拉与中国作家的比较研究，后一次是我在美国访学期间读到一批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论著，做一些有深度的介绍。这些研究，都有些远离当时的学术热点，没有大的反响，但这些命题，也是需要有人做研究，对丰富和总结中国当代文学经验，是很有必要的。

申请各级别科研项目，在各高校中也是一大工程。2012 年10 月，我在河北唐山参加笔会，正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名单公布的当晚，6 时许，我们在餐厅进餐，举起酒杯，突然灵光一闪，我提议为莫言荣获“诺奖”干杯。7 时刚过，有个学生发短信给我：“莫言获奖了。”我激动得大叫两声：“莫言获奖了！”“莫言获奖了！”许多年过去，有朋友还记得说我当时激动得声音都变了。2013 年我一口气申请到三个科研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莫言的文学世界研究”、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莫言与新时期文学创新经验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此前我还参加和主持过的国家项目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运动与文艺实践的历史经验研究”“社会大转型期北京作家群的形成、选择与困惑”等。“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是一个集体项目，要组建学术团队，培养学术新人，筛选和指导修订可以列为结项成果的书稿，组织一系列的学术研讨会，组织和推荐发表与项目相关的研究论文，还要掌握经费使用情况，也是一个很费心费力的事情。终于在2020 年夏季如期结项，也是我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的标识。

2019 年末，我到海南过冬，经历疫情跌宕起伏，前半场替武汉和中国担忧，后半场关注美国之纽约和加州，在扰攘不安中，一方面，我劝告青年教师们抓紧时间沉下心来做学问。我举的例子是，1966—1976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人却没有放松，李泽厚写出《批判哲学的批判》，刘再复写出《鲁迅美学论稿》，堪为榜样。一方面，我用10 个月的时间，完成酝酿已久的《徐小斌论》，共计25 万字。徐小斌是文坛的实力派作家，甘处边缘，于寂寞中探索，几乎每一部新作都可以看到她对艺术创新的戛戛生造与苦心经营。虽然说已经有多年的笔墨消磨，临到动笔，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记住了列宁所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因此尽力拓展自己的人文社会科学视野，提升思考和写作能力。此书即将问世，我自己还比较满意，不敢说它达到了新的高度，但超越了我此前所做的徐小斌研究，是可以确认的。

接下来还会继续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用苏东坡的诗句作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