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特征、瓶颈与策略探讨

马超平 林晓云

摘要：文章阐释了粤港澳湾区融合发展的内涵，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独立货币、三个法律框架、四个核心城市”的独有特征，找准其城市群落间的交聚点与契合点，探讨了化解龙头角力、协调城市定位、完善体制机制、协同生态治理的发展路径，以期促进湾区经济、产业、区域、教育、交通、文化全面融合，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全面开放的经济建设新格局。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特征;瓶颈

粤港澳大湾区主要指涵盖澳门、香港、江门、中山、珠海、惠州、东莞、深圳、肇庆、佛山、广州等十一地区的城市群落，是我国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是我国国际化发展的新契机与新方向。粤港澳大湾区在教育、文化、交通、经济、产业等方面的融合发展，能够整合珠三角地区的科技创新力量、文化教育理论以及所有交通运输优势、人力资源优势、产业协同优势、区域发展优势，推动我国港澳地区与内地的互通有无与协同发展，实现湾区经济发展的现代化、产业化与信息化，使不同区域的发展特征及优势更加突出、更加明显，进而使粤港澳大湾区更具有国际湾区的特征，以此为我国构建国际化城市群开辟新的发展方向。

一、粤港澳湾区融合发展的内涵

粤港澳湾区的融合发展是形成广东、香港、澳门全面合作的关键支点。融合不是简单的分工，实际上是每一个环节、技术上的合作。党和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多次高度强调：要推进澳门、香港融入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宏图中，努力以湾区经济建设、区域合作及产业融合作为发展契机，推进澳门、香港与内地的相互合作。因此，湾区经济建设、产业融合、区域整合的首要意义是促进粤港澳共同发展，帮助内地借助澳门与香港的外贸优势，提升我国的国际化建设质量;其次，湾区经济的有效融合是实现区域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构建现代化市场体系的关键举措。现阶段，我国社会市场经济正处于特殊的发展时期，从传统产业向高端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急需借助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培育并发展出推动经济增长的源动力。而在湾区国际化、市场化的优势下，我国能够逐步实现以点带面，以城带区的发展目标，进而为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开辟出全新的发展方向;最后，发展较高层次的经济体，构建全面开放的经济建设新格局，明确对外开放的战略方位，是我国湾区经济建设逐渐成为宏观经济战略有机组成部分的重要抓手。

二、粤港澳湾区融合发展的特征

（一）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一国两制”是我国党中央为全面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区域和谐发展而提出的国策。根据相关定义及内涵，“一国两制”主要指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台湾、澳门、香港保持原有政治制度的发展格局，即在坚持一个国家、一个执政政府的基础上，台湾、澳门、香港等地区依旧实行原有的资本主义体系，从而解决国家与地区相互融合、相互发展、共同治理的问题。该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实行，既为我国统一领土，构建社会主义经济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未来的体制统一、经济融合、产业融合奠定坚实的基础。“一国两制”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融合、区域融合及产业融合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同时，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也有利于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

（二）三个关税区

粤港澳大湾区在我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中具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其中三个关税区的有机合作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发展的基本方向。主要涉及到交通能源、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土地利用、产业布局等多个领域，如何发挥我国“一国两制”的政策优势，推动广州、深圳、香港的辐射作用，发挥核心城市的协同合作潜力，寻得融合发展的突破口，其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三个关税区的信息流、资金流、物流、人流的有效流通，实现关税区的协同发展作用，进而从战略发展的角度出发，构建出宏观与微观全面开放的经济格局。

（三）三种独立货币

现阶段，粤港澳融合发展，主要涉及到三种货币，这不仅是湾区协同建设、融合发展的主要优势，同时也是湾区发展的时代挑战。粤港澳湾区中的澳门、香港拥有較为成熟的经济体与贸易体，是国际著名的贸易港，在政府管理、规则标准、社会治理、经济运行等层面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更加密切，而广东省则是我国内地经济发展最为显著的城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区与先行区。因此，在经济、民俗、文化上拥有较大的融合优势。然而现实中三种独立货币的存在，使我国三地的货币交易、经济发展出现诸多不便，严重影响粤港澳经济的贸易发展。三种独立货币虽然能够推动湾区的国际交流，却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粤港澳湾区的经济沟通与货币流通，因此，需要从新角度探寻出全新的货币流通机制。

（四）三个法律框架

由于历史原因，香港、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并在原有的资本主义思想及规制下，形成有别于我国内地的法律制度。虽然三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与框架，能够有利于“一国两制”国策的贯彻与落实，然而在经济融合、产业融合与区域融合的过程中，却存在着相应的发展问题。从宏观角度来讲，法律框架的建立与发展，有利于粤港澳经济的快速推进与健康成长，然而法律框架的不同，将导致香港或澳门地区的经济行为，影响并威胁我国内地城市及企业的权利与利益。反之亦然，内地的经济行为也将影响到香港或澳门城市的基本权益。因此，如何构建出粤港澳大湾区统一的经济保障机制、湾区合作的法律框架体系，是粤港澳湾区经济发展与建设的根本性问题，同时也是粤港澳融合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五）四个核心城市

深圳、广州、澳门、香港是粤港澳融合发展的核心城市，是拥有辐射带动作用的基础城市。在湾区建设之前，不同城市在城市定位与经济发展中，具有较为系统、较为完善的发展体系及贸易特征，且侧重点与分工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譬如香港的城市定位是国际贸易、航运、金融中心;澳门是休闲旅游中心;广州则是我国增强交通枢纽，商贸中心的基础。深圳则拥有经济中心、经济特区、创新城市的功能与作用。然而在湾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国需要重新定位并明确核心城市的引领作用，将其作为湾区经济建设的基础与前提条件，进而抓住经济发展的时代机遇，使四个核心城市有机地融合在一起。2018年初，党中央构建了大湾区委员会部门，以此统筹香港、澳门等地区在湾区经济建设与融合发展中的工作部署与总体设计工作，提升四个核心城市的城市地位，做好城市重新定位，经济有效融合的举措，以此推动湾区经济、区域、产业的健康发展。

三、粤港澳湾区融合发展的瓶颈

粤港澳属于不同的社会制度及关税区域，在“一国两制”下，行政体系、法律体系及经济制度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不同要素的存在，又将无法实现自由灵活地流动，甚至有部分地区还存在着资源错配、同质竞争的问题，使得粤港澳城市群间的资源整合质量、力度及程度低下，难以充分呈现出粤港澳协同发展的经济优势，存在四个核心城市“龙头之争”问题。因此，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为使湾区城市逐渐形成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互通有无的发展态势，需要相关政府部门，破除制度与行政的窠臼，让不同的要素与资源流通起来，形成科学合理、系统完备的发展整体，从而释放功能，提升效率，促使粤港澳区域的产业、经济、区域得到有效地融合与发展，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的建设。

首先，协同机制构建问题。相比世界其它湾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体制机制较为复杂，主要涉及到“一国两制”、三种制度及三种法律框架，并且原有的“9+2”发展模式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城市群定位。因此，我国为有效提升粤港澳的融合发展质量，推动区域经济的长效发展，就必须促使种种行政或关税机制得到协调发展，推动粤港澳等地区的长期繁荣。然而要构建出科学合理的区域经济治理机制，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就必须改变我国传统的体制障碍因素，使资金、科技、人才得到有效流通。但是体制机制的打破与构建并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是需要长期谋划、试验及发展的过程，而这将严重影响到粤港澳融合发展的速度与进程，不利于湾区经济、区域及产业的有效融合。

其次，龙头角力与城市协调问题。龙头角力不仅体现在四大核心城市的经济竞争，更表现在企业集团的科技角斗与市场竞争，如果在经济融合中，出现不当竞争、恶性竞争等情况，将导致四大核心城市在经济、文化、市场等层面受到损害与影响。甚至将导致城市间难以形成有效的协调发展关系。此外，排除城市角力因素，四大核心城市，七大重点城市，如何协调城市与城市间的关系，如何发展拥有实效性的城市发展机制，依旧是我国粤港澳经济发展主要面临的问题。

再次，产业布局与发展问题。粤港澳产业布局也称为产业定位、城市定位，即将重点产业集中到特定的城市建设中，使城市获得经济、技术、科技、文化城领域的成果，推动城市自身的健康发展。根据粤港澳湾区政策文件能够发现，我国现已将人工智能产业作为深圳与广东的科技创新内容，将相关产业作为科技发展与技术副词的有机载体，使其在资源聚集与整合优势的支持下，吸引更多的国际专家与学者，参与到广东人工智能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中。因此，产业定位与布局上能够有效提升不同城市的市场影响力与国际竞争力。然而城市与城市间，如何形成协同发展，共同富裕，则成为产业布局的关键问题。

最后，生态治理问题。粤港澳大湾区位于我国南部临海地区，所涉及的生态问题较为复杂，如何明确不同地区及城市在生态环保领域的责任与义务，如何构建出系统全面的生态文明机制，依旧是我国湾区发展与建设的主要困难、障碍及壁垒。尤其在现代生态意识逐渐增强的背景下，湾区生态建设应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互通有无的发展格局，然而在一国两制及不同体系的法律框架下，针对生态治理的工作却难以得到有效地融合，严重制约了我国粤港澳经济湾区的快速发展，不利于我国香港、澳门、深圳、广东等城市的国际化建设。

四、粤港澳湾区融合发展的策略

粤港澳在发展阶段与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香港在金融、科技、人才、制度等层面拥有较大的优势，而广东、深圳、江门等城市在新型产业与制造业上拥有不俗的表现。至于澳门地区，则在市场规则及产业制造上需要转型与开拓。从宏观角度来分析，粤港澳三地在产业布局及经济整合上呈现着优势与弊端共存的特征及特点。因此，为推动我国城市群的构建与发展，充分发挥核心城市互补互益作用，则拥有较强的现实性与必要性。

一是找准城市群落间的交聚点与契合点。通过经济整合、区域整合，实现不同城市的互通有无，使三地核心城市在提升基础优势产业的前提下，寻求出产业的分工与结合，构建出全新的经济业态，进而在现代服务业、金融产业、高新产业、高端制造业上，进行转型升级，以产地优势，带动经济发展。譬如广东的人工智能产业较为发达，是典型的优势产业，而香港等地区在科技研发上拥有较大的成就，可以将产业进行分工布局，提升香港与广东的产业联系，提升合作力度。

二是化解龙头角力。龙头角力主要体现在城市与企业的竞争与合作上，为有效推动产业的整合与布局质量，推动大湾区融合发展的进程，相关政府部门应以机制改革的方式，明确三地城市在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关系，规避不正当竞争、恶性竞争的出现，提升城市竞争与企业竞争的质量，推动“9+2”发展模式快速发展。

三是协调城市定位。应着力实现城市间的协调发展，使不同城市、不同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产业等层面形成深度合作的发展格局，以此使自身的优势得到发挥，劣势得以弥补，进而在优势互补、相互协同的发展格局下，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定位、产业布局及融合发展指明新的发展方向。

四是完善体制机制。体制与机制的改革建设，是为了让三地的信息流、资金流、物流与人流得到有效的流通与发展，使其打破“一国两制”、“法律框架”、“货币币种”所形成的限制，真正地推动区域经济的流通与发展。在实际改革中，相关政府部门应从一国两制”的角度出发，在经济建设、区域融合、产业整合的层面上，制定出相应的规制机制，构建出全新的经济体制、法律机制及货币政策，使三地在融合发展中获得显著的经济成长。

五是协同生态治理。在生态文明建设层面，相关政府部门应在深化三地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部署等工作的前提下，提升三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协同出台相应的合作治理协议，使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建设工作得到更有效、更彻底、更全面的推动，继而为后续的国际城市集群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五、结语

三個关税区、两种制度不仅是粤港澳湾区融合发展的特征，同时也是影响粤港澳经济发展的瓶颈、难题及困境。三地在体制机制、制度上的难题，直接影响着大湾区经济发展的质量，影响着资金流、物流、人才流、功能整合及社会服务的流动与衔接。因此，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应在坚持“一国两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三地的城市优势、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将港澳地区的专业服务、成熟经验引入到内地，促使内地科研实力强、制造业发达的产业模式与港澳地区的经济模式相融合，共同推动我国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融合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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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广州工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