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男性统治批判理论视域下性别身份建构与自我认同研究
——以《艾迪的告别》为例

陈丽娟 田春雨

引 言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在其著作《男性统治》(Ladominationmasculine, 1998)中，通过对卡比尔社会(Kabylie)的分析，揭露了男性是如何通过象征暴力使得女性无意识地在经济、政治及文化场域内服从于他们的统治，从而保证“男性中心观念”的永久性。在此之前，美国女性主义学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1956-)在《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GenderTrouble:FeminismandtheSubversionofIdentity, 1990)一书中首次提出性别操演理论，认为性别实际上是“社会规范在我们身体上不断重复和操演的结果”(都岚岚，2011：122)。这两位学者均将性别与权力机制相结合，认为性别是构建的而非天生的，揭露了社会中的性别规范暴力。2014年，法国作家爱德华·路易斯(Edouard Louis)发表了处女作《艾迪的告别》(EnfiniravecEddyBellegueule)，这部自传体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讲述男主人公艾迪因其女性化的行为举止而遭受侮辱与暴力的成长经历。面对明确划分两性角色的社会性别规约，艾迪陷入迎合和抵触的两难境地，展开了对自我性别身份的追寻。作者采用“经验自我”与“叙事自我”相结合的叙事视角，在叙述童年经历的同时，加入追忆视角的感受，迷茫期的“我”与成功逃离后的“我”共同讲述那段痛苦的经历，展现出在男性统治社会中二元对立的性别框架对个体的束缚。本文将结合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和布尔迪厄的男性统治理论，通过分析小说《艾迪的告别》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探究社会性别规约对个体性别身份构建与自我认同的影响。

性别身份建构与自我认同困境

小说《艾迪的告别》中的故事发生在法国北部皮卡第地区一个经济落后的村庄阿朗库尔，对生活在这里的男人们来说，“重要的是不光是自己曾经是硬汉，还要会把儿子教育成硬汉。父亲们通过儿子们来加强自己的男性身份，把自己的男性价值传递给他们”①。艾迪母亲在第一段婚姻中已育有两个孩子，因此艾迪是父亲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亲生孩子，自然被寄予厚望。在他看来，父亲为他起名字“艾迪·贝勒格勒”，是“一个硬汉的名字”，而随着家族姓氏一起传给他的，还有“这个姓氏承载的过去”(15)。但一天天长大的艾迪却与父亲的期盼背道而驰，他自小表现出女性化的一面，声音尖锐，讲话时手舞足蹈，“我似乎生来如此，没人理解这股未知力量从何而来，我自己也成了自己躯体的傀儡”(16)。

当艾迪的哥哥沉迷于游戏机、说唱和足球时，他却偷偷穿着姐姐的裙子在屋里走秀，对着镜子自我欣赏。父亲努力想要改变艾迪。他拒绝艾迪和姐姐一起学舞蹈的请求，强迫他加入足球队，希望足球运动能够让他更有男人气概。但艾迪去过几次后便退出了，因为他“充满恐惧地”(20)发现球队使用的是公共浴室，而他无法忍受与其他男孩一起洗浴。虽然父亲的辱骂也没能逼迫他就范，但为了平息父亲的怒火，他开始努力接近村里的男孩。与同龄男性相处对于艾迪来说绝非易事，村里的男孩常常避开他一起玩耍，因为成为一个“娘娘腔”的朋友是一件耻辱的事，学校里还有两个男孩对他大打出手，他们辱骂艾迪是同性恋，这句话“永久地给我刻上了这样的印记，希腊人用烧红的烙铁或匕首给危险的异于常规的人刻上的印记，我完全无力反驳”(5)。即使是艾迪的哥哥也无法忍受他的行为方式，在一起出门闲逛时“他一路上都在教我怎么像个男孩那样走路”(65)，以免被偶然遇见的朋友耻笑。

在布尔迪厄看来，性关系展现了两性之间的统治关系，对于女性化的男性而言，他们的行为令他们完全丢失了原有的权威与特权，因为“进入和权力是男性领导精英的特权”(布尔迪厄，2017：26)。而在享受男性特权的同时，“男人在一切场合展现其男子气概的义务也是强加给每个男人的”(布尔迪厄，2017：69)。这项“义务”迫使男性通过暴力的、危险的行为获得他人尊敬，而艾迪恰恰表现出与其男性生理性别不相符的女性化心理及行为方式，自然被归入包含“弱者、瘦子、弱女子、被鸡奸者等典型的女性范畴”(布尔迪厄，2017：71)。艾迪的父亲及其他男性对艾迪的辱骂和暴力一方面来自对艾迪背离男性气概的愤怒，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贬低艾迪的女性化从而强化自我的优越感。

男性统治通过象征暴力得以实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这种“温柔的、其受害者本身不易察觉的、看不见的暴力”(布尔迪厄，2017：序)中达成统一，当男性希望拥有一个年轻、娇小且贤惠的配偶时，女性则相应地倾向于年长、高大且有能力的对象。这也表明女性在潜意识当中赞同并维护男性的尊严和优越地位，艾迪与周围女性相处时的困境正源于此。他的母亲对其表现出的女性化倾向同样无法接受，她要求艾迪停止做出那些动作以避免大家的嘲笑。在发现艾迪偷用她的女士香水时，她愤怒地质问艾迪是不是“疯了”，“她用疯了这个词来避免提到另一个词：娘娘腔……说服自己这就是疯了，也比有个娘娘腔的儿子强”(105)。在艾迪少年时期，唯一能够得到些许安慰的是和女孩们一起度过的游戏时间，他和她们一起玩化妆游戏，因为对这些女孩而言，艾迪只是一个单纯的玩伴，她们并不需要通过他的男性气质来认证自己。但对艾迪的前女友劳拉(Laura)来说，艾迪无法满足她对伴侣的幻想，他选择和劳拉交往只是为了躲避其他人的侮辱，在内心却厌恶和女朋友的一切亲密接触，和她保持着距离。而劳拉的新男友则和她一起看电影、做爱，还为她打架，就像艾迪的父亲曾为他母亲做的那样，这一切都是主人公无法做到的，他“是那个挨打的，而不是揍人的”(156)。

在家庭、学校以及村庄内遭遇的歧视与侮辱使主人公艾迪产生了自我认同的困惑，他期望改变，但是却无能为力。面对父母的绝望，他同样质疑自己：“为什么我不停哭？为什么我怕黑？为什么既然我是个小男孩，却不是像其他男孩那样有男孩样？”(68)他猜想母亲会在某一天独自离去，或是被父母扔在无人的树林中。为了能够摆脱自己的女性倾向，他甚至在网上搜索是否有矫正声音和步态的培训课程，期望有一个严厉的教官可以“在每次身体一流露出女态时就打我”(69)。艾迪的生理性别和他的行为表现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矛盾，他一方面无法接受自己的生理性别，一方面又希望改变自己的行为举止来摆脱两难困境。

支配性男性气质是男性气质中的“理想类型”，为主流文化所称颂，在社会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张晓娜、陈丽，2018: 52)。布尔迪厄指出男性统治下，主体对个人形象的自我评价标准取决于他人的态度，并自我内化。艾迪根据周围人的态度，在进行自我评价时也给自己贴上了“娘娘腔”“同性恋”的标签，认为自己矫揉造作，因此在其他人问他为何如此女性化时，他只能保持沉默，实际是对他人强加于他身上的标签的默认。

社会性别规范对个体性别建构的束缚

阿朗库尔村里的男女劳动分工十分明晰：大部分男性靠当地的一家黄铜工厂养家糊口，女性则做收银员或家庭主妇。在阿朗库尔，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需要变得强硬，暴力是展现男性气质的有力手段，他们喜欢去酒吧或花几天时间去钓鱼，为了尊严而打架斗殴，将强悍的身体作为男性气概的标准之一。而对于女性来说，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则需要经历生育孩子这一考验。初中毕业后，一部分女性会选择去做售货员，大多则成为家庭主妇，整日沉浸在琐碎的家务之中，闲暇时间就在学校前的广场上度过，一起闲聊并传播各种流言蜚语。在阿朗库尔这个小村庄中，男性和女性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是布尔迪厄所提出的男性统治社会的典型表现。在他看来，男性社会将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异作为象征途径，使男性统治的社会秩序合法化，自然生物学成为“性别之间从社会关系方面构造的差异的自然证据，尤其是劳动分工的自然证据”(布尔迪厄，2017：9)。身体强壮的男性主导着生产劳动，“男人负责完成短暂的、危险的和光荣的行为……女人，则被分配了所有的家务劳动”(布尔迪厄，2017：38)。

布尔迪厄认为人的身体是被感知的，一方面身体素养体现了人的心理和精神特征，另一方面身体特征在严格的社会秩序中被分级、评价从而得到理解。被感知的身体使主体为了不断贴近社会要求的性别形象而不断进行实践，将自己“扮演”成相对应的性别身份。巴特勒(2009：序)将此解释为：“性别是操演性的……性别的内在本质，是通过一套持续的行为生产、对身体进行性别的程式/风格化而稳固下来的”。阿朗库尔的男男女女都不断地在无意识中扮演着固定的性别形象，让自己无限接近性别规范。艾迪的父母是阿朗库尔地区典型的男女形象，他的父亲杰克(Jacky)跟随祖辈的脚步成为一名工人，负责养家糊口，母亲布里吉特(Brigitte)则在辍学后迅速结婚生子，整日看电视和打扫卫生。布丽吉特曾向艾迪抱怨自己的人生，她认为自己的生活不如意是因为过早地怀孕而辍学。但当作者在书中回顾母亲的经历时，他认识到“她所谓的错误却恰恰相反完全是符合逻辑，甚至可以说是事先注定、不可更改的……再正常不过的生活轨迹罢了”(56)。这个“事先注定”的生活轨迹并不单单受到社会性别规范对个体的控制，同时还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不仅是艾迪的母亲，阿朗库尔村的男女老少都面对着经济窘迫的问题，因此艾迪的母亲希望他继续上学只是为了领取家庭补助也就不足为奇了。艾迪的哥哥姐姐延续着父母的命运，哥哥文森特(Vincent)像父亲一样性格强硬，喜欢说唱歌手和足球，每个月都会从夜店带回新女友，“这是男孩们的特权”；但是当艾迪的姐姐克拉拉(Clara)带回新男友时却遭到父母的反对，因为“其他人肯定会说她水性杨花”(92-93)。阿朗库尔的女人们大都“除了村子就看不到别的什么了”(76)，克拉拉并非一开始就甘于跟随村子里其他女人的脚步，她在中学时曾希望能够成为一名西班牙语教师，但学校的就业指导老师却打破了她的梦想。老师告诉她因为国家缩减教育投入，成为教师已经不再是个好选择，另外她的成绩只够勉强完成会考，所以建议她选择“更有保障，风险更小的事，比如销售”(73)。克拉拉最初虽然十分坚持她的目标，但初中最后一年在村里的面包店实习几周后，她就开始满足于这种简单且能够赚钱的工作，最终成为一名售货员。

布尔迪厄认为性别是构造的产物，性别身份的象征性构造是一个深刻而持久的变化过程，而儿童阶段正是这个构造过程的开端。个体只有“经历一种统治的社会关系的躯体化过程”(布尔迪厄，2017：28)，才能成为具有男性气质的男人或具有女性气质的女人。“社会会按照人的性别而给予不同的社会行为模式；男女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是从儿童时期接受成人教育的结果”(陈会昌，等，1995：6)。父母和学校作为儿童成长过程中最主要的教育者，会根据其生理性别对幼儿有相应的性别期待，同时父母的性别观念及性别刻板印象也会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儿童，后者就在家庭和学校内逐渐完成性别身份的塑造。艾迪的哥哥和姐姐正是在这个教育过程中逐步建构了各自的性别身份，而艾迪面对自身的男性躯体与无法克制的女性化倾向之间的矛盾，在表演自己的过程中遭遇了阻碍。艾迪为了证明自己的男性气质，会下意识地模仿父亲的行为，像父亲一样在生病时拒绝医生和药物的帮助。作者在小说中以叙事自我的视角写道，“直到今天，想到要注射抗生素或是叫医生，我还是禁不住感到一阵抗拒”(105)。同时，母亲和村里其他女性的经历也让他在青少年时期一直相信女性只有在结婚生子之后“才叫女人”(47)。在离开阿朗库尔后，艾迪才重新发现“一个完整的女人应该是一个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事业负责、不要太早或太快生孩子的女人”(48)。在逐渐意识到自己对同性的欲望之后，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受父母影响形成的性别观念更加深了他的性别身份焦虑，他开始陷入疑虑之中：“我一直听到的都是女孩喜欢男孩。如果我喜欢男孩，那我就只能是个女孩”(Louis, 2014:154)。

布尔迪厄(2017：117)认为性别差异及两性关系是一个不断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男人和女人不断服从区分的恒定作用，区分作用使得他们通过将自己男性化或女性化而互相区别”。而在巴特勒看来，在男性统治社会中被自然化、合法化的社会性别规约强制主体反复表演自我，“作为社会规范的性别通过表演来创造主体”(巴特勒，2009：序5)。但同时她也表明社会规范的存在必定有其边界，那些不符合规范的特例就生活在边界之外，正如小说的主人公艾迪，他无法服从社会规范完成的自我性别的构建是其陷入性别身份认同困境的根本原因。

性别认同的自我选择

主人公艾迪初次真正直面自己的性取向问题，是在和男性朋友一起观看色情片之后，他第一次感受到身体的欲望，但却“被这些男孩在我身体里燃起的欲望和对我自己以及我充满渴望的身体的厌恶折磨着”(129)。但随后他还是同意和男孩们一起玩 “扮演游戏”，他被迫戴上偷来的姐姐的首饰，扮演成女生和他们模仿色情视频中的行为，而这种游戏让他成为一个性别倒错者，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个生活在男孩身体里的女孩，“我想看到自己的身体改变，我的生殖器能够有一天突然消失。我想象着它在晚上消失，在早上成为女性器官。我一直向流星许愿不再作男孩，我不止一次在日记里写下想成为女孩的秘密愿望”(Louis, 2014:154)。在和男孩们的游戏中扮演被占有的角色令艾迪感到终于成为真正的自己，但在这项秘密活动被母亲发现后，除了严厉的惩罚之外，男孩们散布谣言使他危机倍增，更多的人开始称他为“同性恋”，艾迪开始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

巴特勒(2009：69)在《性别麻烦》中转引了非朗茨(Ferenczi)的说法：“同性恋男人夸大他们的异性恋特质，作为对他们的同性情欲的防御机制”。在无法反抗的情况下，艾迪选择自我掩饰甚至想改变自己。艾迪在和男孩们一起玩耍时，会故意使用“同性恋”“娘娘腔”和“鸡奸者”这样的侮辱性词汇，而这样说是为了“和一切与同性恋有关的东西保持距离”(127)。他每天早上离家前都会对着镜子告诉自己“今天我会成为一个硬汉”(142)，放低讲话的声音，更频繁地参加足球训练，并且还像所有男孩应该做的那样，交了一个女朋友劳拉。这些行为实际上都是艾迪对自己的“装扮”，是他性别表演的具体表现，他“把自己当作另一个人，相信自己就是那个本不是自己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渐渐地，一步一步地，变成那样”(142)。

在一次和劳拉的亲吻之后，艾迪终于“感到了欲望：身体的欲望，不能模仿不能表演的欲望……我似乎痊愈了”(148)。艾迪在这里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自己是具有男性气质的，可以实现“成为硬汉”的梦想，将自己隐藏在面具之下，像村里的其他人一样贴近规范的性别形象。但是巴特勒强调性别的表演性和戏剧表演是截然不同的，“所谓的变装和戏拟所指的是基于社会建构基础上的重建，并非随心所欲或心血来潮的空中楼阁” (倪湛舸，2009：5)，性别表演不意味着主体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性别，自我性别形象的塑造并不都是成功的。没有人注意到艾迪自以为成功且重大的改变，在他们眼里艾迪依旧是那个“娘娘腔”，这让艾迪意识到“要让谎言变成现实，只有改变的意愿和对自己撒谎是不够的”(150)，而不久后在夜店偶遇一个男人更是打破了他的幻想，他发现自己对男性依旧存有欲望，自己的一切尝试实际上并未带来任何本质改变。艾迪共有两次恋爱尝试，和劳拉分手后，他姐姐又为他介绍一个女孩萨布丽娜(Sabrina)，因为村里大部分的男女在和他相同的年龄都已经有了稳定的交往对象，并且循规蹈矩地重复着父母的人生道路：辍学，结婚生子，接着男孩进入工厂工作赚钱，女孩负责家庭内的一切琐事，周而复始。但在第二段恋爱中，艾迪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与女性亲密接触的恶心感是无法遏制的，“我得鼓起越来越多的勇气才能不逃跑，不发出反感的尖叫”(159)。

两段失败的恋爱以及来自他人的不间断的侮辱让艾迪意识到他无法战胜自己的身体，也无法改变别人对他的认识，哪怕他再努力地压低声音，去踢足球、看摔跤，父亲还是骂他是个“娘们儿”。面对不可改变的失败，艾迪决定逃离阿朗库尔，既然无法成功地变成其他人那样，那他只能选择这一条道路来洗刷已经刻在身上的耻辱，重新开始。最终的逃离是在艾迪初中三年级时，他加入了戏剧俱乐部并且受到极大的赞扬，而戏剧不仅成为他获得承认的方式，也为他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艾迪参加了马德莱娜-米奇力高中的戏剧艺术科的选拔考试，把这场考试当作离开村子的唯一机会，他后来的戏剧老师回忆起艾迪面试的表现时说他似乎一直在绝望地乞求一次机会，就好像在说：“先生，请带我离开那儿吧。可怜一下我吧”(179)。他成功了，最终通过考试成为米奇力高中的学生，就此进入一个新的世界。

虽然男性统治的现实从未改变，但在女性主义运动的长期批判下，“至少在社会空间的某些地区……男性统治都以……某种需要维护自己或证明自己的事物出现”(布尔迪厄，2017：122)。布尔迪厄认为教育是影响性别观念的重要因素，高等教育让更多女性进入职场，并改变传统的家庭结构和婚育观念。这一变化在上层阶级表现尤为明显，他们所共享的社会性别规约减少了传统的束缚，正如艾迪开启高中生活后发出的感慨：“有产者对身体的使用是不同的”(188)。米奇力高中位于皮卡第大区索姆省的省会亚眠，这里的学生大都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男孩们穿着讲究，会相互拥抱，那些艾迪曾经避之不及的行为在这里很正常。他明白了对男子气概的定义并非唯一，即便这里仍然会有人称艾迪为“娘娘腔”，但他已经摆脱了这个称呼背后真正伤害他的那些侮辱与质疑，最终能够微笑以对。

结 语

小说《艾迪的告别》中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系列关于性别身份的迷茫与尝试体现了在男性统治社会以及异性恋矩阵中一个同性恋者的自我认同困境。社会性别规范重复书写着每一个人，自然性别使主体不得不扮演相应的性别角色。正如生为男儿身的艾迪面对着的是一系列来自家庭和社会已经约定俗成的预设，因此不由自主地以既定的性别规范审视自己。而身处规范之中的男男女女都在无意识中更加巩固了现有的性别等级和标准。但是在向社会性别规范靠拢的尝试中，像艾迪这样的案例恰恰证明了理所当然的异性恋假设并非是自然的，而是被建构出的一种规范暴力，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不断再生产，从而导致了不同的性别气质以及不同性取向之间的对立与冲突。阿朗库尔男男女女的人生轨迹并非个例，而是全世界大部分男性和女性的缩影，虽然性别平权运动在部分地区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传统的性别等级划分以及一分为二的两性对立从未真正消除，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公共父权制依旧统治着社会空间中的每一个人。

注释：

①文中《艾迪的告别》引文皆出自爱德华·路易斯著《艾迪的告别》，赵玥，译。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标出引文页码,不再另行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