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老人马识途：是革命家，也是文学家

2021年1月15日，农历腊月初三，中国文坛常青树马识途先生在成都家中迎来了自己的第106个生日。谈及长寿，他曾说道：“恐怕和我差不多生活了整个20世纪的经历有关。我这100年不知经历了多少沧桑巨变，尝够了多少惊险、危难、痛苦、悲伤和欢乐，经受了多年的锻炼和历练，养成了处变不惊、乐观看待人生的性格，自然就能长寿了。”

他已找到自己的道路，老马识途了

1915年，马识途生于重庆忠县的一个书香之家，当时他的名字还是马千木。

6岁那年，他进入私塾读书。教书的老先生要求他把四书全部背诵下来，学作对句，这让童年的他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后来他改学新学，校长是陶行知的学生，倡导“生活即教育”。他逐渐接触到一些新学杂志和讲述富国强兵的新书籍，在心底萌发了最初的革命意识。

读书对于马识途而言，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救国。1931年初中毕业后，他遵循“本家子弟16岁必须出峡”的教诲，乘船出三峡，前往北平，在北平大学附属高中继续自己的学业。老师教育他们要“工业救国”，所以当时的他立志成为工程师。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一边学习，一边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中。高中毕业后，他考进了当时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然后在“一二·九”运动中正式投身革命。

在现实面前，“工业救国”的梦破灭了，他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38年，他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钱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改名为“马识途”，意为“找到自己的道路，老马识途了”。

为了躲避特务袭击，马识途以“马千禾”的名字考入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日子里，马识途“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并受教于闻一多、沈从文、朱自清等诸多名家大师。

良好的学习环境，加上从小对文学的兴趣，马识途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其实，早在1935年，马识途就曾以“马质夫”的笔名，在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地方印象记”专栏发表过散文《万县》，并获得该杂志的征文奖。西南联大四年的学习和革命经历，激发了马识途的文学创作灵感，《夜谭十记》里的一些篇章就是当时写就的。

闻一多在交流相处中猜出了马识途的身份，与他的接触也更为亲密，二人时常一同商量学生运动的相关事务。在马识途的印象中，闻一多很尊重他的意见，“我们搞活动，只要我去请他，他都会答应参加”。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刺杀身亡，马识途匆匆赶回昆明，到闻一多灵前凭吊，写下“哲人其萎，我复何言”的挽联。

在闻一多的影响下，马识途曾想在中国文化方面进行一些研究，但由于与党的工作产生冲突，不得不搁置。调离昆明时，出于保密工作的需要，马识途忍痛将自己的所有文字资料一把火烧掉，并下定决心暂别文学，全心投入党的地下工作。

一起参加革命的烈士在他笔下复活

战乱年代的地下工作免不了流血和牺牲，为了摆脱特务跟踪，马识途需要不停变换身份，流浪汉、小摊贩、学校教员、生意人、县政府科员等等都是他地下工作中使用过的身份。在斗争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善于乔装。他有一顶罗宋帽，可以翻转过来戴，一面灰色一面黑色。他还有件可以翻过来穿的两用风雨衣。眼镜也是两副，黑框眼镜和假金架子眼镜。他嘴唇上还蓄留了两撇胡子，也是为了紧急时可以刮掉。

参加地下工作虽然曾迫使马识途放下文学创作，但恰恰是这些难得的经历，为他后来的写作积累了宝贵素材。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识途担任行政领导工作，每天都非常忙碌。尽管在西南联大受过专业的文学教育，也有文学创作的基础，但他始终不敢轻易踏足文坛。

1959年国庆前夕，《四川文学》主编沙汀找到马识途，希望他写一篇纪念文章。马识途盛情难却，便写下了《老三姐》。谁知这篇文章后来被《人民文学》转载，引起了中国作家协会有关领导的关注。时任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把马识途请到北京，对他说：“看你是个老革命，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生活积累；看你的文笔，能够写文学作品，且有自己的特色。我们要求你参加进作家的队伍里来。”

马识途起初犹豫，因为当时他正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科委副主任以及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的副院长，一肩挑起三副担子，没有太多时间再搞文学创作。邵荃麟劝说道：“你写革命文学作品，对青年很有教育作用，你多做一份工作，等于你的生命延长一倍，贡献更大，何乐不为？”

马识途被邵荃麟的这些话打动了，他终于下定决心，在业余时间重拾笔杆子。过去的生活和革命经历犹如一座亟待开采的富矿，一经动笔便一发而不可收。就这样，马识途陆续发表了《找红军》《接关系》《小交通员》等革命题材的中短篇佳作。

1961年，马识途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出版，在文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写作这部小说，是他创作生涯中最难忘的事情之一。而这部作品背后，则是他所经历的真实故事。

那是1941年，马识途和爱人刘惠馨一同在湖北恩施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时，被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刘惠馨时任中共鄂西特委妇女部长，被捕之后她在狱中进行了英勇斗争，最后壮烈牺牲。刘惠馨牺牲前，怀中紧紧抱着他们才出生一个月的女儿。后来，这个孩子下落不明。新中国成立之后，马识途一直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女儿的下落，却毫无结果。直到1960年，他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过程，才终于找到女儿。20年未见，女儿那时已经在北京工业学院读一年级了。马识途将这个故事付诸笔端，痛苦的情绪终于得到宣泄，感动了千万读者。

当时，他一边写，一边将完成的内容放在《四川文学》和《成都晚报》上连载。当时，大量读者给他写信，表达对《清江壮歌》的喜爱。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作品，一开印就是20万册。

紧接着，马识途又陆续出版了几部歌颂革命英烈的小说、追怀故人的散文集《景行集》及有关地下党工作总结的《在地下》。马识途说：“写得好与不好，我不计较，只要能使和我一起进行过惨烈革命斗争的烈士们在我的笔下复活，我就满足了。”

生活字典里没有“投降”二字

1982年，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的韦君宜向马识途邀约创作,希望他能用文字记录其“亲历或见闻过的许多奇人异事”，最后促成了《夜谭十记》的出版。

《夜谭十记》虽然借鉴了西方的写作技巧，但写的是中国的故事和人物。马识途认为，文学作品应该写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至于中国作风和气派，实质上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他谦虚地表示，自己做了很多努力，看起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不能说很成功。

《夜谭十记》出版后反响很好，韦君宜提议，让马识途把脑子里还存有的那些千奇百怪的故事拿出来，就用意大利著名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那样的形式，搞一个“夜谭文学系列”。马识途当即答应，但由于韦君宜突然中风，加之马识途公务繁忙，这个计划便搁置了。

2002年，马识途突患肾癌。得知病情时，他坦然地说：“我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多少战友都牺牲了，我这命是捡来的，得癌有什么大不了！”顺利完成手术后，他又风趣地说：“我没有做完我要做的事呢，阎王爷却打发几个小鬼来找我，我说我不去，不去，就是不去！结果我战胜了小鬼们，健康地活下来了！”

一场大病让马识途暂时放下了笔杆，但《夜谭续记》在他的脑子里保存了40年，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

2010年，《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被姜文改编成电影《让子弹飞》，搬上银幕。其原著小说《夜谭十记》，也因电影的走红而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几个出版社争着出版这部小说，连台湾的出版社也出了一版繁体字的。那时候韦君宜已因病去世多年了，马识途说自己“头脑又开始发热”，他想把原来和韦君宜一起计划好的《夜谭续记》完成，也算是纪念韦君宜。

这时，癌症再度来袭。“家里人为我的病情担忧之际，我却想起了司马迁发愤写《史记》的故事。这激励了我，我也要发愤而作。我曾经对朋友说过，我的生活字典里没有‘投降’二字，我决不会就此向病魔投降，我要和病魔斗争，和它抢时间，完成这本书稿的创作。”

马识途让子女把稿纸带到医院继续写作。“医院的医生护士认为我得了这么危险的病满不在乎，还奋力写作，真是怪人。其实这毫不可怪，我就是要和病魔战斗到底，正像当年我作地下革命斗争不畏死一样。”马识途说，“一个人只要不怕死，便会勇气百倍，一有勇气，更有力量战胜危险和痛苦。”

2020年，《夜谭续记》终于出版，马识途在图书扉页上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曾首创‘夜谭文学系列’并大力推出《夜谭十记》一书的韦君宜先生，以为纪念。”

在出版《夜谈续记》后，马识途宣布封笔。“我从来不想追求不朽，也不相信世上有永远不朽的东西。我乐意于让其速朽，让更新更好的作品来替代，发挥更好的作用。”

近几年，年过百岁的马识途多次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中国作协等各处的会议和活动。他说他的身体之所以硬朗，完全是凭着两种东西支撑：一是乐观，二是运动。另外还有两个字——战斗。“凡事要拿得起放得下，要乐观看待，包括面对疾病，既来之，则安之，然后战胜它。”

2020年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马识途为抗疫作词挥毫，支援捐款，并呼吁校友共同伸出援手。那一刻，这位笔尖潇洒的文学家仿佛又变回了当年那个激情奋斗的革命者。

马识途一生担任过许多行政领导职务，在文学界的头衔也多得连自己都数不清。他创作了那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曾评价说，他的作品“如同一面面镜子，折射着历史的沧桑，映现着时代的风云”，它们“大气磅礴、端严峥嵘”。可是他自己却不甚满意，始终遗憾没有将自己所亲历的百年中国动荡尽数写下。“旁人看我好像干了不少事，但我自己明白，我是‘门门会，样样蔫’，没有一门有大出息。”马识途说，自己最关心的还是文学创作，希望能有所成就。

2013年初，美洲华人作家协会会长冰凌曾亲到成都，为马识途颁发了“东方文豪终身成就奖”。马识途感慨道：“我这一生几乎与遗憾相伴而生，现在还是遗憾，偏偏又给我发什么‘终身成就奖’。我只能说我没有终身成就，只有终身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