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文化旅游研究知识图谱分析
——基于CSSCI数据库分析

宋 航，程 雨，程卫进

（河南大学 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47500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显著提升。随着居民消费结构持续改善，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消费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不断加大，文化需求和旅游需求不断提升。为加快文化发展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2017 年5 月7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了《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其中明确提出了“发展文化旅游，扩大休闲娱乐消费”的政策强音。［1］经济大环境的孵化、人民需求的扩大、国家政策的扶持鼓励等多种因素使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前景广阔，发展后劲十足。文旅融合既是优秀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有效途径，也是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优质资源强强联合、和谐共生、相互促进的有效载体，更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居民消费结构及理念合理升级的一剂良药。然而，国内学界文旅研究现状却与文化旅游产业异军突起、蓬勃发展并不十分吻合。首先，研究起步晚，大致发轫于20 世纪90 年代；其次，系统学术史的梳理也存在诸多不足。众所周知，问题意识和学术史是学术研究的起点，很多极富学术价值的问题往往缘起于对以往学术成果的梳理。正如《礼记·学记》所言：“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2］957基于此，笔者试图使用Cite Space 软件，以CSSCI 收录的1998—2020 年的文化旅游研究成果为样本来源，以客观计量方法对文旅研究近二十余年的发展路径和演化脉络进行梳理。一是对以往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回顾；二是找到目前研究的薄弱之处和问题所在；三是对未来文化旅游研究的思考及展望。

一 研究方案

（一）研究工具

Cite Space 是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的陈超美博士研发的主要用于统计分析科学文献数据信息的可视化软件。通过可视化软件分析某研究领域，可探究该领域的关键词、作者、机构共现等科学演化的网络图谱，更加清晰直观且多元动态展现该研究领域的发展全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并揭示该领域的发展脉络、研究热点以及学科前沿。Cite Space 通过科学知识图谱来解释该领域发展现状与预见该领域未来前景，正是Cite Space 知识图谱的鲜明特征而导致Cite Space 得到广泛迅速的应用。［3］242本研究采用Cite Space5.7 版本进行文献分析。

（二）数据来源

目前研究成果泥沙俱下，学术史并非是对所有研究成果的简单罗列，必须裁汰冗源。中文核心期刊是国内专业性和权威性核心期刊的集聚地，在此基础上收集与梳理文献，一定程度上达到源清流净。以中文核心期刊（CSSCI）为检索数据库，设置“关键词（精确）”为检索条件，选定“文化旅游”为检索词，检索时间段为1998 年1 月至2020 年6 月，共检索出488 篇文献。为保证文献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和代表性，通过剔除与主题无关的文献、报纸评论等，最终筛选有效文献443 篇，涵括标题、作者、摘要、关键词、作者单位、文献来源等字段。二十余年的文献摘录基本上横贯文化旅游发展的总体历程，囊括文化旅游发展的相关领域。

二 研究力量可视化分析

（一）研究机构可视化分析

通过Cite Space 对选取文献的研究机构进行可视化分析，生成文化旅游研究领域中各机构之间的合作情况（见图1）。字体大小表示各研究机构发文数量多寡，各研究机构间的学术合作（体现为引用）以连线表示。

图1 文化旅游研究领域机构合作网络

Cite Space 中，将网络节点选择为“institution”，频数设定发文3 篇以上的机构，生成363 个节点，1 条连线，构成网络密度为0 的机构合作知识图谱。对纳入研究的机构及其发文数量进行统计，纳入共现图谱的机构共有25 个。从研究机构发文数量上看，将学校的各个学院统一并置，位列前三的是四川大学、吉首大学、北京联合大学。从研究机构分布区域看，主要集中在西南及华北地区。从机构合作共现来看，节点之间联系较少，网络密度显示为0，表明机构之间的合作相对较少，学术合作密切程度有待提升。机构内学术圈层合作紧密，吉首大学商学院、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尤为明显。这在某些程度上与国内整体学术环境和风气有很大关系：学术团体比比皆是，但跨学科、跨领域、跨机构的学术共同体却较为稀少，学术互动表现较弱。因此，目前文化旅游的研究不仅需要研究特定机构内部人员的互相合作，也需要相关机构之间形成联系紧密的学术共同体，打破机构、学科、领域壁垒，改变以往跑马圈地的占地心理，形成开放、合作、共享、包容、共赢的局面，共同促进学术进步，生产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二）研究作者可视化分析

Cite Space 中，将网络节点选择为“author”，频数设定发文2 篇以上的作者，得到图2。对纳入研究的作者及其发文数量进行了统计，纳入共现图谱的作者共有40 个，频次107 次。从发文量来看，王兆峰在文化旅游研究发表的文献数量为9 篇。从网络共线来看，王兆峰和杨琴、侯兵和黄震方、刘家明和余玲、王忠云和张海燕等皆是杰出的学术合作者。

图2 文旅研究领域作者合作

在经过对文献梳理和可视化分析后，不难发现文化旅游研究机构和学者呈现两大特征：一是不乏杰出学者，但其学术旨趣多集中于文化旅游的宏观发展层面。如吉首大学的王兆峰教授深耕于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研究，侯兵教授则致力于文化旅游的区域协同研究，云南大学的张晓萍教授则聚焦在文化旅游开发研究等。二是文化旅游研究学者和机构相对独立，小范围的学术合作的现象无法掩盖学术壁垒存在的现实，学科、领域、机构之间的学术联系亟须加强，学术共同体的建设迫在眉睫。

三 研究内容可视化分析

关键词是整篇文章的精粹，通过可视化分析，可得出国内文化旅游研究热点与前沿问题。以“Keyword”为网络节点，裁剪后生成的关键词共现图谱中，共包含543 个节点、747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051（见图3）。Cite Space 依据网络结构和聚类的清晰度，提供了模块值（Q 值）和平均轮廓值（S 值）两个指标。在Cite Space 中进行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进行聚类分析，可以得出Q=0.7902，可知Q 值落在了［0，1）区间，表明划分的聚类结构是显著的；S=0.9644，S 值＞0.7，表明聚类结果是理想的。聚类值达到0.9，展现主题之间具有较高的关联性和紧密性，这从侧面表明文化旅游研究关注点比较集中。从频数和中心性来看，频次前5 的关键词依次为文化旅游、民族文化旅游、文化旅游资源、文化旅游产业、旅游开发（见表一）。

图3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表一 高频关键词列表（前14）

（一）研究主题的时间演变

笔者根据知网获取的数据整理成统计图，同时将分析结果以timezone 的形式展现，并且勾选“burst”得到突显知识图谱（见图4）。较为清晰地刻画了文化旅游研究的发展路径，便于探析其时间和主题的脉络演变。

图4 国内文化旅游关键词突显知识图谱

1.突现词分析。突现词是关键词在某时期突然增加或使用频次增长明显的关键性术语。［4］212通过对突现词的分析，可以初步管窥国内文化旅游研究的前沿。从图4 所示的五个突现关键词来分析，“旅游开发”与“旅游资源”突现持续时间较长，旅游资源与旅游开发持续备受关注，当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密切相关。民族文化旅游突现持续时间短，但强度最强高达5.4059。2005—2006 年迎来民族文化旅游研究的小高峰，这与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开发政策及资金投入有关。“创意产业”突显的时间最晚，因为“文化创意产业”这一概念是在2006 年9 月13 才首次出现在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之中。［5］北京等地甚至明确提出要使文化创意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随后，多家创意产业园区在北京、上海等城市落地，有学者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是当代经济、文化、科技融合发展在产业层面的具体表现，［6］8但笔者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研究同党和国家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策也密切相关。文旅研究以文旅发展为基础，而文旅发展又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因此从文旅突现词的变化，也可管窥国家文旅政策呈现出整体开发、重点扶持、众筹众智的取向。

2.时间线分析。运用Cite Space 绘制国内文化旅游共被引时区视图，时区视图更注重于展示各研究主题的演变趋势和相互影响。基于频数出现5 次以上的关键词设置聚类，设置“timezone”生成时间线图谱（见图5）。时区图中的每个时间段均是该时间段的所有新出现的关键词，关键词的圆圈越大，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多。

图5 国内文化旅游关键词共现时间线

结合图6，经过初步分析可知，文化旅游的研究与中国旅游发展实践基本同轨同频同行。从1998年至今，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98—2002 年的发轫期，此时部分学者逐渐认识到发展文化旅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居民收入来源扩展、总量显著增加，居民消费水平显著提升、消费结构日益完善，国内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文化需求和旅游需求等享受资料消费需求逐渐旺盛。同时，政府也对旅游景区不断升级改造，并加大资金、政策的支持。例如“旅游开发”主题首次出现在1988年，就与同年出台“假日制度”催生旅游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物质财富逐渐丰裕和政府大力支持引导这一背景之下，国内旅游业蓬勃发展，文化旅游也逐渐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独有偶，学界文化旅游研究也逐渐起步，“文化旅游”一词在1998 年正式出现。［7］

第二阶段是2003—2012 年的成长期。2005—2006 年相关论文数量陡然攀升，文化旅游研究在2006 年呈显著的高峰。可以发现2005—2006 年学者聚焦在“文化遗产”“遗产旅游”等主题上，此活跃度与2005 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颁发的《西安宣言》密不可分，该宣言将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扩大到遗产周边环境所包含的一切历史、社会、精神、习俗、经济和文化活动中［8］6。2006 年的小高峰则与同年国家大力提倡乡村旅游和制定《“十三五”旅游发展规划》有很大联系，规划中可窥见“民族村寨”“古村落”“民族文化旅游”等主题词，顶层设计助推文化旅游研究的高密度发展。然而2008 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旅游业遭受重创，因此从2008—2009 年，文化旅游研究数量明显下降。至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文化旅游的发展同其他休闲产业一样，主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政策两方面的影响，与之相伴则是相关研究的兴起和衰减。

第三阶段是2013 年至今的平稳发展期。这一阶段和前两个阶段显著不同，随着研究成果的积累，学者们开始从之前的宏观论述逐渐转向中微观议题的开拓。随着雄安新区的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8 年11 月发布《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引领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协同发展”。［9］“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协同发展”便成为2017 年、2018年学者颇为关注的焦点。结合图5 的时区共现，明显看出2018—2019 年“乡村振兴”的时代性，这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息息相关。而且文化先行政策的敲定，使得“乡村文化旅游”“传统文化与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热度不断提升。任何一个学科都必然经历从诞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但成熟期并不意味着学科使命的完结。前辈学者的辛勤开垦，让一片片不毛之地变成良田，后进学者或是继续开垦新的议题，或是在这肥沃的土地上精耕细作。目前的研究，不宜再对已有结论或成果作简单平面的叙述和包装，而是要在新问题、新角度、新方法、新理论方面有所建树，只有这样，文化旅游研究这片田地才能瓜果飘香、硕果累累，才能在未来有望实现质的突破。

（二）研究主题的热点领域

笔者对选取论文的关键词进行可视化聚类分析，共识别勾画20 个聚类，进一步点击“LLR”显示最高被引的关键词聚类，经过甄别，最终确定6 个聚类标签（见图7）。为高度凝练聚类主题，笔者又进一步将主题归纳为文化旅游、民族文化旅游以及文化旅游产业研究三个面向（见表二）。其中文化旅游涵括聚类有文化旅游及创意旅游，民族文化旅游涵盖聚类有民族文化旅游，文化旅游产业包括文化旅游产品、旅游资源、文旅融合以及文化旅游产业。

图7 国内文化旅游关键词聚类图谱

表二 国内文化旅游关键词聚类表

1.文化旅游。文化旅游主要涉及资源的开发，涵盖自然资源、人文景观、风土人情、环境保护、经济效益、人员安置等方面，也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宋振春认为旅游开发中要遵从文化遗产的基本属性和功能。［10］8庄志民认为旅游开发还需要注重旅游产品的创新设计开发。［11］5赵玉宗、潘永涛等认为文化的重复生产和商品化现象日益明显，导致了文化发展的“创意转向”。［12］69笔者对此观点非常赞同。任何一个国家、政府、企业，如果只是简单地模仿、复刻、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而没有基于自身特色，那注定要淹没在市场洪流之中。一个成功景区的开发，必须要在旅游市场体现出自身的优势，必须要以自身实际、市场需要为基准点，合理借鉴并非一味模仿某些成功案例或先进经验。向勇认为创意旅游是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创新产物。［13］64尹贻梅认为创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之路。［14］10

2.民族文化旅游。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等是文化旅游发展的核心要素。马骍认为实现民族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应坚持人、生态、社会、文化及经济增长五个方面，打造民族旅游品牌之路。［15］126雷新玉认为西部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业，应致力打造现代旅游产业体系。［16］193宋才发等认为在民族旅游管理中，主要问题就是农村土地所有权、林地所有权主体缺位或者虚化。［17］32李文琪进一步认为主体性的缺失会带来参与度下降、话语权丧失、文化传承断裂等问题。［18］106时少华等认为要认识到社区参与遗产的治理的作用，重点加强社区在利益关系网络中的参与机会与权力，对社区进行增权。［19］62陈志永等通过对郎德苗寨社区增权个案深入研究，认为旅游发展背景下农民组织化是社区增权的有效路径，制度构建为社区增权提供了有效保障，社区精英作用的有效发挥是社区增权的助推器，政府的有限介入有利于扩大社区增权的边界。［20］75曹新平认为文化绘图作为文化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及实践的新途径，有利于组织整合嵌入乡村社区的文化资源，可有效解决社区参与中社区本位的缺失问题。［21］72如上所述，学者们普遍认同社区参与在文化旅游开发中的重要作用，但开发可能意味着原住民生活方式、理念、心态的改变，如何合理安排社区中相关的人，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社区参与的道路上也必定会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刘相军等就从人本位出发，探究社区居民在生计方式转型中的传统文化适应问题，并认为传统规则在传统农牧业生计方式下对社区治理成效显著，但在旅游治理中失灵。［22］16

3.文化旅游产业。兰苑、陈艳珍等认为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达到一定的程度，一种新的产业将会代替原来的两种产业形式，即文化旅游业。［23］127但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载体，文化旅游业只能是双方合理因素的融合，不存在替代的问题。后来不少学者逐渐超越文化旅游融合、渗透的路径问题，着墨在文化旅游融合的深层次的内在逻辑层面。张朝枝认为寻找文化身份认同是旅游与文化关系的起点。［24］162傅才武进一步认为文化和旅游融合，不是为了融合而融合，而是要在文化和旅游两大主业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国家文化身份建构的目标。［25］90张朝枝进一步认为建构文化的身份认同与集体记忆增强其吸引物属性，并使之成为旅游资源，是践行文旅融合的第一层次路径，但也可能会引发关于文化工具性的批判。通过文化的可参观性生产提升文化的展示水平，是增强旅游者文化旅游体验的重要方式，也是践行文旅融合的第二层次的路径，但因此引起的文化商品化往往被批判为旅游导致文化衰落。文化旅游产品的进一步商业化与产业链延伸是践行文旅融合的第三层次路径。［26］70黄大勇认为文化旅游融合的基点在于服务体验，体验让文化旅游在精神、社会和产业发展方面充满价值。［27］141由此可见，文化认同与文化旅游体验的问题日益得到学者的关注与重视，尤其是“国家文化身份建构”等观点将文化放置在文旅建设的高地。同时，文旅融合的研究从市场路径到文化认同再到文化体验，文化要素的作用与功能日益凸显。

文化与旅游两个要素在强强联合的基础上，形成多层次、多要素创新系统。杨春宇、邢洋等认为空间融合、集聚已成为文化旅游产业的重要特征。［28］182目前学者通过构建指标对文化旅游产业融合、集聚进行科学量化分析，主要聚焦在区域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耦合度的测量，譬如程乾等基于生态位视角的波特钻石模型，构建由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以及企业四个维度的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29］183而张春香在以上四个维度的基础上，增加政府要素和机会构建区域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指标。研究结果表明，只有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支持性产业、企业发展、政府和机遇的共同作用，才能提升区域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30］1781-1786以上学者的竞争力指标选取更多从供需关系探析文化旅游产业的影响机理。而侯兵等阐述了城市文化旅游竞争力理论，构建以文化旅游品牌资源竞争力、文化展演和创意旅游竞争力、支撑保障竞争力和城市旅游市场收益竞争力四个维度的城市文化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31］167-168侯兵将市场收益竞争力纳入指标，凸显旅游经济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不同地区的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影响要素不尽相同，但是也应该跳出传统产业发展的窠臼，在新时代下赋予不同区域、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同时，文化旅游产业的研究方法的实证研究远远超过理论层面的深度剖析，缺乏从系统科学视角出发探讨其产业发展形成机制。

四 不足与展望

目前国内文化旅游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是也存在些许的不足，以下是笔者撰文时的点滴思考，仅作引玉之言。

（一）学术合作密切程度有待提升

机构内学术圈层合作紧密，但跨学科、跨领域、跨机构的学术共同体却较为稀少，学术互动表现较弱。因此，目前文化旅游的研究不仅需要研究机构内部人员的互相合作，也需要相关机构之间形成联系紧密的学术共同体，打破机构、学科、领域之间的壁垒，改变以往跑马圈地的占地心理，加强学术联系，促建学术共同体，形成开放、合作、共享、包容、共赢局面，共同促进学术进步，生产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二）文化建设稍显不足

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取得了丰厚成果，但是研究成果多偏向于旅游资源的开发，一个地区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和当地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其中涉及历史、民俗、心理、观念、认同等诸多因素。与政策性红利只是特定时期的产物一样，民族文化旅游研究会潮起潮落。因此地区发展不能过分依赖国家扶持，必须将国家政策同自身区位、资源、文化、民俗等优势相结合，在发展中突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方是长久之计。因此今后学术研究要对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等领域的优秀研究成果加以借鉴，以期文化旅游开发真正体现文化性、人文性。

（三）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等是文化旅游发展的核心要素

学者们普遍认同社区参与在文化旅游开发中的重要作用，但认识有余，研究不足。首先是研究视角僵化，缺少从下至上的民众视角，缺少民众呼声，民众话语体系有待建设。其次，研究成果多偏向理论论述，实证研究虽有不少，但也难以跳出既定理论框架的设计，难以跳出先入为主的观念预设。理论建构固然重要，但不能过分依赖，不能削足适履，不能陷入“理论饥渴症”的怪圈。最后，文化性的不足仍然是一个痼疾，仍需加强对特定民族、民俗、宗教内核的深入认识，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因此，今后的研究不宜再是对已有结论或成果的简单叙述和包装，而是要在新问题、新角度、新方法、新理论方面有所突破。只有这样，文化旅游研究才能在未来有望实现质的突破。

五 结语

运用Cite Space 这一科学计量学软件，清晰呈现了研究机构、学者、关键词图谱，勾勒出文化旅游研究的发展历程。文化旅游研究呈现出由浅入深、理论构建、视角转换的发展过程，热点研究问题与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从文献分布上看，国内文化旅游的研究较为连贯。从发文机构上看，四川大学、吉首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等高校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从研究学者上看，王兆峰、侯兵、张晓萍等学者对文化旅游研究贡献较大，研究机构与发文作者基本存在一致性。

研究视角从宏观、平面叙述的概念层面到中观、微观具体的实践层面。在研究内容上，呈现三个特点：（1）更多的学者立足文化旅游的具体领域，愈发关注民族文化旅游和遗产旅游，研究维度涉及保护与开发、遗产管理等研究；（2）遗产旅游、民族文化旅游、宗教文化旅游、乡村文化旅游以及民俗文化旅游之间存在交叉、互动的研究，将多领域、多层次的内容纳入文化旅游的大熔炉中，并且随着文旅融合的大趋势，会呈现更多以文化旅游为核心的复合旅游产品或业态；（3）从资源到产品、产业，愈发凸显创意的发展，从创意旅游到文化旅游创意产业，既是理论层面的突破，更是对旅游开发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