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步走”推进雅安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调查研究

包恒

摘   要：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供了根本遵循。雅安市通过基层减负、党建强基和授权赋能“三步走”勾勒出了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雅安方案。深化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应当尊重民族差异性，善于挖掘基层经验和推广市外经验，并强化基层治理的法治保障。

关键词：基层治理;基层减负;党建强基;授权赋能;法治保障

推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紧紧依靠基层、聚力建强基层。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必须破除基层任务繁重、组织不强、能力不足等问题。雅安，位于四川盆地西缘，素有“川西咽喉”“藏区门户”之称。近年来，雅安市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中精准发力，形成了具有示范效应和推广价值的“雅安经验”。

一、雅安市“三步走”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做法

（一）以基层减负为先手棋

基层减负是解绑基层政府工作压力、释放基层政府治理潜能的先手棋。针对职能部门滥用责任书、属地管理等方式下移责任、“甩锅”基层的情况，雅安市通过制定党内监督责任清单、厘清监督主体责权边界，做深做细日常监督、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督促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各负其责、各尽其责，防止责任层层转嫁。

1.严控“层层加码”。雅安市在区分各级党委（党组）、党委（党组）书记、班子成员、纪律检查机关、党的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6类监督主体的情况下，制定了《雅安市各级党委（党组）履行党内全面监督责任清单》《雅安市各级党委（党组）书记履行党内监督第一责任人清单》等6张责任清单。分门别类地梳理出31项责任事项、112条工作措施，明确6类责任主体不分层级普遍适用、不得层层加码，各级不再转发或重新制定清单，有效杜绝了层层制定责任清单、层层清单照抄照搬、层层转发印发、层层责任递减不落实等形式主义问题。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只需“照单办事”、抓好落实。

2.优化“监督考核”。雅安市采取“日常检查+专项督查”相结合的方式，把党内监督责任清单落实情况作为日常监督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的重要内容。按照“清单制+责任制”工作法，对照清单将检查事项具体化、项目化，增强监督考核工作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全面落实党内监督，真正牵住了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有力地推动了各级各部门主体责任的层层落实。2019年，雅安市年度督查检查考核事项从2018年的553项减为73项。除中央和四川省委明确规定的签订责任书和“一票否决”事项外，市、县两级自行设立的相关事项均被全部取消。但广大党员干部工作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基层干部有了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向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明显进步。

（二）以基层党建为主轴线

推进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增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确保基层治理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雅安市大力推进党的建设不断向基层延伸，以“大抓基层、大抓基础”为重点，在全市实施“先锋领航·全域提升”基层党建攻坚行动，突出全地域、全领域、全时域“三个全域”整体提升，抓住支部星级争创、党员积分管理、书记头雁培育“三个关键”分类推进，细化百日攻坚、示范培育、全域提升“三个步骤”接续实施，建立跟踪落实、结果挂钩、动态调整“三项机制”推动落实，全面增强基层政治功能、提升基层组织力，进一步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1.突出“三个全域”整体提升。聚焦党组织全面覆盖、有效覆盖，从地域、领域、时域三个维度入手。一是“全地域”提升。打破地域限制、产业壁垒，创新组织设置，探索党建功能区服务经济功能区的模式，推动党组织“上产业链”“进专合社”“入农业园”。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体系，做到无死角、无盲区。二是“全领域”建强。整体谋划、联动推进农村、社区、机关、中小学、国有企业、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7大领域的党建工作。农村重点紧扣“一抓四促”，抓好农民工“归雁计划”，发展好集体经济;社区重点围绕基层治理，抓好社区“党建三进”，探索社区管理改革;国企重点围绕体制创新，抓好“强基固本、铸魂兴企”;学校、医院重点整治“上热、中温、下冷”问题;机关重点整治“灯下黑”问题;“两新”组织重点解决“两个覆盖”质量不高的问题。三是“全时域”从严。保持全面从严定力，把严的要求贯穿于基层党建的全过程，推动党支部抓好基层建设、支部书记履行好带头作用、党员发挥好日常作用。

2.抓住“三个关键”分类推进。坚持“抓两头带中间”，紧紧抓住党支部、支部书记和党员三个关键，实施分类考评、分类定级、分类施策，建立一批基础扎实、攻坚克难的堡垒支部，培养一批勇于担当、能征善战的头雁书记，树立一批政治过硬、敢打硬仗的先锋党员。一是支部星级争创“强堡垒”。分类设置各领域党支部星级评定指标体系，结合“三分类三升级”开展党支部星级评定，推动各领域党支部晋位升级。二是书记头雁培育“作表率”。开展党支部书记星级管理，每两年在“五星书记”中培育评选一批“雅州好书记”并给予奖励，示范提升带头人队伍建设水平。三是党员积分管理“争先锋”。分类制定党员积分指标体系，采用“月积分、季公示、年评比”的方式，建立积分台账、规范积分管理，引导党员严规矩、明纪律、走在前。

3.细化“三个步骤”接续实施。通过百日攻坚、示范培育、全域提升三个步骤，接续推进基层党建攻坚行动。一是百日攻坚。聚焦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锁定36项重点攻坚任务，按照节点要求，一个一个补短板、一项一项抓落实，实现各领域党支部设置基本规范。二是示范培育。分地域、分领域选定260个基层党组织开展支部星级评定、书记头雁培育、党员积分管理试点，细化阶段任务、健全工作机制。三是全域提升。以点带面常态化、全领域推进支部星级争创、书记头雁培育和党员积分管理，形成支部争先、书记争带、党员争优的良好态势。

4.建立“三项机制”推动落实。坚持用抓项目的方式抓落实，着力建立体制机制，推动责任压实、部署落实、效果求实。一是建立跟踪落实机制。建立市季度例会、县乡月例会、片区推进会制度，定期分析研判，常态化调研指导，强化对攻坚行动过程的管控。二是建立结果挂钩制度。将星级评定与党建目标考核、表彰激励、评先评优等挂钩，加大对五星级党支部党建工作经费的支持力度。三是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打破“一评定终身”的传统模式，支部、书记和党员星级评定均采取一年一评的方式进行，每年按不低于5%的比例随机抽查复核得分和评星情况，严肃处理降低标准、弄虚作假的支部和个人。

（三）以授权赋能为源动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治理重心下移是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由虚入实的客观要求。授权赋能以激发人的内部动力，强化社会主体有效参与的方式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基层。

1.队伍赋能，强化基层治理人才支撑。针对基层人才“引进难、留下难、成長难”的问题，雅安市通过大力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能改革，引导人才向基层一线流动。一是建立引才工作机制，破解基层人才引进难题。通过改进引才方式，推动公务员招录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广泛开展干部人才交流活动、在校大学生交流活动，争取高层次人才来雅挂职。全面实施优秀农民工归雁计划，大力引导本土人才返乡就业创业。二是建立良好环境氛围，破解基层人才留下难的问题。通过改进人才管理模式，将基层一线人才纳入智慧人才云平台管理，实现人才动态及时掌握、人才事务适时办理。提高基层一线待遇，营造尚贤重才的社会氛围，推动事业留人、情感留人、待遇留人政策落实。三是建立干事创业平台，破解基层人才成长难题。加大基层人才内培力度，出台符合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实际的人才评价机制。推行“订单式培训、菜单式教学、跟踪式服务”等技能人才培训模式。通过上挂下派、技术下乡、帮扶到村等，搭建基层人才在改革最前沿、发展主战场和乡村第一线的广阔舞台。

2.要素赋能，加强基层治理技术保障。技术治理是超越外部协同和内部整合的治理模式[1]。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用科学技术管理社会，体现了科学管理的价值取向。技术治理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运用也颇为广泛，雅安市即通过强化智能系统技术支撑，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破除数据壁垒，提升基层治理的“精准度”。一是建设社区安防系统。注重将现代科技手段运用到社区治理中去，使城乡接合部基本实现“天网”工程全覆盖、“雪亮”工程管重点。二是建设智慧小区系统，试点智慧小区建设，智慧小区系统联网接入四川省公安厅“AI能力层”系统，做到及时响应、快速处理。三是建设群众网联系统。健全以政务外网为骨干、社区微信公众号为支撑、党员骨干和小区居民联系群为基础的网络体系，及时传递党委政府声音，宣传法律法规和民生政策，开展掌上问政、线上受理和情况反馈，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

3.群众赋能，夯实基层治理群众基础。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雅安市深化“自治治本治源、法治治恶治乱、德治治心治魂”的基层治理理念，推动基层自治、法治、德治齐头并进、相促相融。一是坚持居民自治。健全居委会主导、业委会主体、楼栋长领头、居民群众参与的四级自治体系，建立社区重要事项实行党委提议、两委商议、多方审议、会议决议、群众评议的“五议工作法”，让群众自己的事自己干，大家的事商量办。二是坚持厉行法治。开展法治宣传进家门，邀请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到社区参与基层治理、化解矛盾纠纷。健全县（区）、街道（乡镇）、社区三级矛盾纠纷调解平台和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相衔接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完善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做到小事不出小区、大事不出社区。三是崇尚德治。结合重要节庆和传统节日开办社区大舞台，举办道德小讲堂，评选身边微典型，开展爱心义剪、院坝晚会等公益活动，大力营造崇尚道德、亲邻互助的社会环境。

二、雅安市“三步走”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启示

雅安市通过实施基层减负、党建强基和授权赋能“三板斧”搭建起了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形成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治理的经验和做法。

（一）注重步步为营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决定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此前，在“属地管理”的原则下，上级政府常以“责任状”的方式将任务压到“第一责任人”（一般为乡镇主管领导）的头上。但是，一方面基层政府缺乏刚性执行政策的条件，具体表现为乡镇政府对政策执行资源（人、财、物） 的掌握不足和行政、  事业编制数量不够等[2]; 另一方面，随着“放管服”改革的大力推进，行政事权向基层转移成为一种趋势，然而以充分调动基层一线积极性和突出上级监督检查职能的“简政放权”改革在部分地方却异化成了上级政府将工作简单地转移给基层。“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在面临上级政府刚性考核的压力下，乡镇不得不拿出大量的人、财、物作为支撑，这就挤压了基层政府本身被赋予的建设基层政权、发展集体经济、服务基层群众等事项的资源和空间。

在此背景下，雅安市制定党内监督“六张责任清单”。其中，各级党委（党组）党内全面监督责任8项、党委（党组）书记党内监督第一责任人责任4项、班子成员党内监督分管领导责任4项、纪律检查机关党内专项监督责任8项、党的基层组织党内日常监督责任4项和普通党员党内民主监督责任3项，既确保人人都有“责任田”，又把抽象的责任转化为可操作、可量化的具体事项。督促各部门、人员各负其责、各尽其责，大大消解了责任转嫁给基层带来的政策执行资源张力。

在此基础上，雅安市以党建引领为主轴，建强基层治理“主心骨”，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基层治理的红线，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建立市、县（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协同推进的机制，制定“任务清单”，逐一明确领办单位，逐项推动落地落实。市级部门、县（区）、街道党组织书记分级分片联系社区和小区。二是强化组织力量。在街道全覆盖组建区域化党建工作指导委员会，83个城镇社区健全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街道、社区党组织横向联动驻区单位、结对单位600余个，每月召开区域化党建联席会。纵向推进组织覆盖“一竿子插到底”，125个安置小区、老旧大院成立党组织。三是强化组织基础。实施“先锋领航·全域提升”基层党建攻坚行动，开展支部星级评定、书记头雁培育、党员积分管理，量化考评、动态管理，推动实现20%以上基层党组织、10%以上基层党支部书记、60%以上基层党员达到五星。

姜晓萍教授认为：“新时代的基层治理已经不仅仅是资源驱动的治理，而是基于资源下沉条件下，以基层党组织为引领的整体性治理。”[3]因此，基层治理中的授权赋能必须是基于党建社建融合下的授权赋能，必须以党的组织优势、整合优势为基础，以基层党组织为轴心带动基层社会各主体、各要素有序运作。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雅安市在建强基层党建主轴的前提下进行授权赋能。一是赋能治理队伍，既注重引进高层次人才队伍，又注重培养专业化技术骨干。雅安市通过与复旦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共建大学实习基地，引进了2000名在校大学生到乡村实践和30余名博士研究生到县（区）开展课题调研、专题讲座。围绕根雕、茶叶等地方特色产业和当地企业用工需求，培育技能人才5000余名，让有劳动力的贫困家庭中每户至少有1个劳动力掌握一门就业技能。二是赋能治理技术，既注重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强化基层治安防控，又注重使用现代科学技术升级社会服务。通过“天网工程”“雪亮工程”点位的建设和改造，县（区）、乡、村三级综治中心的标准化建设等构筑基层风险防护体系。通过建立和运用“互联网+”人才管理平台，推进公共服务事项“上网”来优化社会服务。三是赋能基层群众，既鼓励让当地有威望、愿奉献、懂法律的人员参与到基层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中，又营造群策群议、共商共治的基层治理参与环境。

从基层减负到党建强基再到授权赋能呈现出梯次型层层递进的关系：基层减负释放基层潜能，党建强基建强基层核心，授权赋能激发治理活力，有序推进的基层治理方式让基层治理工作行稳致远。

（二）注重多措融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然而，基层社会治理头绪繁多、牵涉面广，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需要各方合力共治，需要注重多措融合。

1.基层减负与加强监督相融合。雅安市以监督加压的方式为基层减负，注重把党内监督与基层减负相融合。针对不同的责任主体，将31项责任事项细化分解为112条工作要求及措施，对监督对象、监督路径、监督方式和监督效果等做出规范，避免因监督职责不明、监督重点不突出、监督方式不完善等引起监督责任空转。

此外，雅安市落实紧盯领导干部“关键少数”，督促各级党委（党组）书记切实担负起党内监督第一责任人职责，做到既挂帅又出征;各级党委（党组）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在职责范围内履行监督职责，以“关键少数”的带头落实推动“绝大多数”的自觉落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协同同级党委抓好责任清单认领、执行、监督、考核，构建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务实管用的党内监督体系。

通过制定责任清单落实党内监督，各级各部门主体责任得到层层落实，转嫁责任、“甩锅”基层的情况得到极大改善。基层减负，关键在于理顺各级关系、提升治理效能，让“属地管理”权责分明、权责对等，实现基层事权与财权相匹配。此外，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部门依据哪些法律法规和通过怎样的程序、方式下放行政权力到基层，作出了明确规定，确保合法、合理下放事权，让基层政府真正接得住、用得好。

2.党政主导与群众自治相融合。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具有天然优势，必须发挥引领作用。雅安市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唱响党在基层治理中的“最强音”。通过实施“先锋引领·全域提升”基层党建攻坚行动等，狠抓基层党支部规范提升，建好、建强村（社区）党支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让党支部真正成为广大群众的主心骨、基层治理的主旗手。

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下，雅安市紧紧依靠基层群众推动基层治理。譬如，雅安市芦山县通过群众自愿自主、自建自管、自评自议的方式，在全县47个村（社区）和255个村民小组均成立了以村干部、“两代表一委员”、返乡“五老”、教师、医生等为主要成员的有威望、愿奉献、懂法律的基层劝慰组织，充实完善法律援助组织和矛盾纠纷调解专家库。雅安市石棉县构建了以人民为主体的“1+N”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建立工业、农业、农民工工资、水电移民、生态环保等9个行业性、专业性调解会，“万事好商量”“老万工作室”等8个调解工作室，12个乡镇（街道）调委会，100个村（社区）人民调解组织，形成了强大的基层群众治理力量。

雅安市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将党的领导和群众参与相結合，党政主导把好方向，群众参与发扬民主。通过持续扩大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支持和鼓励不同行业的人员充分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的各领域、全过程，激发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让人民群众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拥有更多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三、关于深化雅安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思考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形成具有雅安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需要不断深化对城乡基层治理的认识。这不仅要充分认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民族差异性，也要善于发掘和推广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成熟经验;不仅要充分借鉴先进地区的基层治理经验，也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障基层社会治理。

（一）因地制宜：充分认识基层社会治理的民族差异

雅安市接壤甘孜、阿坝、凉山等民族地区。境内有彝族、藏族等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地区（主要是民族乡）由于诸多因素交织，往往聚集于偏远农村地区，经济、宗教、民族等因素叠加使得民族地区形成了其独特的治理模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应当重视民族聚居区与非民族聚居区的差异性，总结民族聚居区对基层治理的特殊需求，并将现代化的治理要素嵌入到独特的民族文化中，增强民族聚居区与治理现代化的相适应性[4]。

以雅安市荥经县为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荥经县周边地区大量少数民族同胞因生活条件差等原因自发迁入荥经县农村。2005年9月起，荥经县公安机关派工作组为已定居的少数民族同胞对接办理户籍迁移手续，并于2006年申报成立了宝峰彝族乡和民建彝族乡两个民族乡，现共有彝族同胞3300人左右。按照川府函〔2017〕7号文件的政策，荥经县享受民族地区待遇。

荥经县充分尊重民族差异性，形成了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独特经验：一是充实工作力量，将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充实到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和两个民族乡。二是完善管理机构，2019年，根据机构改革的相关要求，荥经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与县委统战部合署办公，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加强。县人大、政协“民族宗教工作专委会”继续发挥监督指导、建言献策、促进团结等作用。三是加强社会服务，每年坚持开展彝族年、火把节等少数民族节庆活动，新建改建2所卫生院，新建塔子山幼儿园，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等。四是协调经济发展，通过与上级部门对接，将提升民族乡道路交通建设、发展民族乡茶产业、培育挖掘民族文化、提高旅游收入等作为重点发展方向。

除荥经县外，雅安市石棉县、汉源县、宝兴县等多地均拥有民族聚居区，应当继续坚持重视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差异性，挖掘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积极因素，并适当导入现代化的治理要素。

（二）自下而上：善于挖掘基层社会治理的成熟经验

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实现方式，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成熟经验同样值得总结和推广。发掘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成熟经验，分析其可复制可推广的可能，以点带面促进共同发展同样应当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雅安市名山区解放乡高岗村首创的“户分类、村收集、乡转运、区处理”的农村垃圾分类处理模式，解决了农村垃圾乱丢弃、难收集、难转运、难处理的问题，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被誉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高岗村模式”。“高岗村模式”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无缝对接、全面覆盖、责任到人”的原则，确定了“垃圾分类、源头减量、经费保障、长效管理”的工作思路，建立了乡村垃圾“区指导、乡监督、村落实、户分类、人人有责”的责任体系，明确了村委会为四级网格责任主体，延伸环境监督触角，采取“三方监督”等措施。近年来，雅安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农村垃圾治理、污水治理、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提升和畜禽养殖废物资源化利用为主攻方向，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努力实现乡村环境干净整洁有序。其抓手之一就是在全市全面推广农村垃圾处理的“高岗村模式”。

事实上，基层还有许多治理经验值得被挖掘。例如，石棉县探索的“多区叠加”基层治理模式面向老工矿区、水电移民库区、民族地区、全国地震监测重点地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多区叠加”地区，针对长期存在的移民后扶、旧城改造、地质灾害频发、农村权属争议、民族矛盾纠纷等突出问题，创新探索出了有效提升“多区叠加”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方式和途径。

（三）他山之石：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试验经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先进地区的基层治理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先行了一步，这对于发展落后地区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具有相当的参照价值。譬如，起源于广东和山东的“一肩挑”，也称“两委合一”模式。这种模式鼓励村党组织书记竞选村委会主任，或者通过党内选举程序让当选的村委会主任出任村党组织书记。“两委合一”意味着村党支部将直接行使管理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村党组织和村委会因“争权”而产生的摩擦[5]。中共四川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通过的《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行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到下一轮村‘两委换届完成后总体实现‘一肩挑。”城市社区同样如此。西部地区基层“两委”实施“一肩挑”和“交叉任职”则应更多地参考东部省市的成熟经验，既要在基层治理中将党的领导落到实处，避免党的领导被虚化，但同时也应坚持领导不包办，避免基层党组织权力泛化的现象。

此外，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方面，成都市在2017年9月专门成立了城市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以统筹推进城市社区治理工作，并形成了“一核多元”的治理体系。“一核”即能够发挥基层治理的主体整合权、组织整合权和功能整合权的基层党组织;“多元”即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元治理体系，例如社区自治体系、社会组织协同体系和社区居民参与体系等。在完善基层公共服务方面，广州市白云区率先设立了24小时自助服务区，并围绕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46类民生事项开展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工作。成都市武侯区推行集中审批服务，将全区128项行政许可事项和45项其他行政权力集中办理，所有审批事项只要加盖“行政审批专用章”即生效，等等[6]。

雅安市要在基层党委领导下结合自身资源条件，充分借鉴先行地区的试验经验，这对推进雅安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促进作用。

（四）强法固基：不断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必须发挥法治固根本、保预期、利长远的作用，将基层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7]。中共四川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提出要“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地方立法”“推动加快制定四川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推动街道办事处工作地方立法”“推动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地方立法”“推动修订《四川省物业管理条例》”等。这彰显出党委政府把基层社会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充分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法治保障的决心。

新修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赋予设区的市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雅安市可充分运用法治手段，在立法、执法、司法和普法各个方面充分运用法治思维，推动法治建设向基层延伸。比如，已经实施的“‘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方案、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等应当继续坚持落实。

四、结语

基层是社会的细胞和基础，基层的治理水平将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仅要有序推进、多措并举，而且应当充分尊重基层社会治理的民族差异，发掘推广基层治理的成熟经验，善于借鉴先进地区的试验经验，强化巩固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共同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参考文献：

[1]陈晓运.技术治理：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向[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06）：123-127，191.

[2]赵天航，田秀娟.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刚性的再审视：基于冀南C县B乡政府的田野调研[J].天府新论，2019（02）：86-93.

[3]姜晓萍，田昭.授权赋能：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新样本[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05）：64-71.

[4]胡业勋.民族地区社区治理的结构异质性及其法治化：以四川藏彝地区为例[J].行政管理改革，2019（07）：75-82.

[5]翟昌民.“一肩挑”模式效果迥异背后的体制根源：党组织对村民自治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体制探索[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0（06）：8-11.

[6]贺玲，薛成有.公共服务事项下放后基层承接能力研究：以成都市龙泉驿区为例[J].行政与法，2019（02）：68-76.

[7]本报评论员.把城乡基层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论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精神[N].四川日报，2019-12-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