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应急医学救援队向“三防”医学救援队转化的必要性和建议

张 达，姚叶豹，殷爱民，罗莹莹，刘承军

据研究显示，新型冠状病毒于2019-09已经在国外爆发[1]，截止2021-09-26，全球累积感染患者达232 149 248例，累积死亡病例达4 751 577例[2]。自2019-12在武汉发现SARSCoV-2后，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现已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社会生产生活已全面恢复，进入疫情防控的常态化，现有病例主要为境外输入。海军第九七一医院崂山医疗区作为核应急二级医疗救治机构，承担核事故应急医学救援的现场救治和专科收治任务。在面临此次疫情时，该医疗区主动承担防治任务，完成了“核应急医学救援”向“疫情防治”的职能转变。第一时间展开病房改造工作，设立了 “确诊病人隔离救治病房”和“疑似病人隔离观察区”，并顺利完成一例确诊病人的收治以及200余例密切接触人员的隔离观察任务。同时，该医疗区还抽组六名核应急医学救援队队员驰援武汉。此次疫情是对中国公共卫生应急响应系统的一次考验，也促使该医疗区开始思考核应急医学救援队向“三防”救援队转化的必要性。

1 核应急医学救援队向三防医学救援队转化的必要性

1.1 国家安全战略的时代要求 2020-03，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加快生物安全防御能力建设”也成为重要的议题。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等国也已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在面对传统生物安全威胁的同时，也应关注新的生物安全威胁，包括：军事空间拓展带来的威胁和生物科技进步带来的威胁。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是我国当前的重要任务。因此，核应急医学救援队向更全面的“三防”救援队转化是时代的必然要求。

1.2 重大公共安全应急事件频发的现实要求 2019-09《中国核安全》白皮书指出，中国长期保持良好的核安全记录，核电安全运营指标居世界前列，核技术利用安全水平不断提升，核材料管控有力，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得到充分保障[3]。在核安全一切向好的同时，我国的化工和生物安全却面临严峻的形势。一方面，我国是工业大国，安全事故风险较高，近年来更是发生多起大型化工事故，如天津港危险品大爆炸事件、“11·22”青岛输油管道爆炸事件、江苏响水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等。另一方面，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频发，比如2003年的“非典”、2006年禽流感、2009年于美国爆发的甲型H1N1，2012年和2015年分别于沙特阿拉伯和韩国爆发中东呼吸综合征，2014年几内亚、西非等国爆发的埃博拉疫情，2015年至2016年的“寨卡”疫情，以及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给我国公共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结合该医疗区实际多年备战执行任务的情况，我们发现功能单一的核应急医学救援队无法满足公共安全应急事件频发的现实要求。

1.3 全球核生化恐怖事件频发的潜在要求 生物化学恐怖事件的发生率远高于核恐怖事故的发生率。从1950年至2005年，全球化学恐怖事件发生最多，占56%，且造成的死亡人数最多，生物恐怖事件和核恐怖事件发生数量相当，但生物恐怖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明显高于核恐怖事件死亡人数。Margaret E. Kosal博士分析了“蒙特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数据库”，预测在核生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事件中，化学恐怖袭击的发生概率最高，占总量的59%；核恐怖事件发生的概率最低，估计为4%[4]。在当前严峻的国际形势影响下，我国所面临核生化安全形势同样不容乐观。根据2016年经济与和平学会（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IEP）的报告，在163个面临恐怖威胁的国家，中国属于恐怖主义威胁较高风险的国家，排名第23位[5]，截至2021年，IEP的最新全球和平指数报告（2021 Global Peace Index）指出，我国排名虽已降至100位，但仍处于中等风险国家[6]。核应急救援队应做好执行多样化的任务的准备。

1.4 建设现代化军队的必然要求 新时期习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完备的后勤保障能力和医学救援能力是现代化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未来战争是核生化威胁条件下的信息联合作战[7]，功能单一的核应急医学救援将无法满足复杂条件下的战争应急救援任务。因此提升军队生物安全事件的处置和救治能力也是建设现代化军队的必然要求。

1.5 核应急医学救援队职能扩充的内在动力 一支合格的核应急医学救援队在多年的建设和发展中会积累越来越多的经验，相关救援能力、专业技能也会提升，并不断突破自我，具备完成多样化使命任务的能力。

以该医疗区为例，作为一家核辐射损伤二级救治专科医院，长期以来担负军地多项救援使命任务，通过不断探索研究，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2020年疫情爆发后，在国内外尚无成功救治案例可参考的情况下，边实践边总结，将以往开展核应急医学救治相关操作规范应用于疫情防控救治，成功救治1名确诊病例，并完成上百余人次密接和次密接者的隔离保障工作，在核生化救治领域实现了共融共生。

综上，完善核应急医学救援队功能，加强全面能力建设显得更为必要和迫切。

2 核应急医学救援队向“三防”医学救援队转化的几点建议

2.1 完善组织管理体系 军队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医学救援组织指挥体系为：全军、战区和军兵种卫生应急办公室是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卫勤应急处置的协调机构。防原专家组由军内放射医学、防原医学、辐射剂量学、辐射防护、放射病临床医学和卫生勤务学等专家组成。专家咨询组在卫生应急办公室组织下开展工作。但目前我国的核应急救援与防化、生物安全应急救援尚属于不同的组织体系，我军在战略层面已基本明确“三防”医学救援队的组织管理机构，但在军区和任务部队的层面，部分单位还只是在有演练或任务时，才临时成立部门负责指挥协调“三防”医学救援工作，严重影响了救援行动的效率效能。此外，相关的指挥和保障关系不顺畅，如参与地方突发事件救援时如何指挥、军地力量协同职能不清[8]。笔者建议在执行“三防”医学救援任务时，各级指挥机构增设卫勤指挥席位，让卫勤指挥员参加到各级军事指挥部或地方指挥机构中，确保医学救援力量集中指挥、统筹使用，提升保障效能。此外，在军地联合救援时，应遵循“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统一指挥，前后协同”的原则。

2.2 健全法规预案体系 目前国家和军队已经制订了多部相关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军队处置核与辐射、化学、生物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以及《军队“三防”医学救援队建设暂行规定》等，构建了我军处置核生化事件应急卫勤保障法规预案体系框架。但是，现有法规预案对医学救援行动规范和指导比较宏观，在任务区分、部门配合、救治流程、协同指挥等方面有待细化。

笔者建议，核应急医学救援队可依据现有国家和军队法规预案，结合保障实践，深化理论研究，完善与自身相关的方案预案，如《核应急医学救援队与消防救援队的协同救援行动预案》、《核应急医学救援队与地方卫生机构协同救援的行动预案》。建立健全军地统一的“三防”医学救援行动规范、技术流程、救治标准以及协同联动机制组成的法规预案体系，进一步细化明确纵向组织层次和横向职能部门的职责、权利与义务，使救援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提高组织指挥效率。

2.3 加强人才培养 专业人才是核应急医学救援队转向“三防”医学救援队的决定性因素，相应的人才储备是完成转化的基础，因此要大力加强人才的培养。（1）加强对现有人才的培训以及进修学习。（2）建议从相关高校或科研院所引进相关人才，及时补充新鲜血液；加快现有设备更新换代，确保相关技术和理念的不落伍。（3）按一人胜任多岗要求，加大“一专多能”人才培养力度。（4）定期邀请专家进行培训，着力培养复合型人才，发掘培养技术过硬、独当一面的专业技术骨干人才。（5）救援不止是身体上的愈合，也包括心灵上的抚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无论是患者、普通群众还是一线医护人员都出现一定程度的心理问题[9]，因此一方面要加强对救援队队员的心理调节能力的培训，另一方面要引进和培养心理专业人才，建设一支心理专业梯队，对出现心理危机的人员及时地进行干预治疗。

2.4 拓展提升专业技能 与专家团队建立帮扶关系，医疗区每年选派核应急救援队骨干到海军军医大学参加核应急医学救援班、到苏大二院参加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先后与某基地、海军军医大学成立联合演训基地，与青岛大学建立特种医学联合培养计划等。结合核应急医学救援发展趋势，参加新型装备论证。同时还派出骨干力量参加生化应急救援培训，邀请专家在方案预案制定、专业技能、专业知识、装备需求、训练方式方法等方面进行授课和理论指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借鉴国内已成型的专业“三防”医学救援队的宝贵经验，避免闭门造车。主动参与或组织训练、演练任务，邀请同行比武竞技、沟通交流。

核生化事故发生后，必然是多部门协作、多支队伍联动，因此救援队应与防化部队、环境辐射监测站、军地医院、消防队，以及核物理学、流行病学、健康卫生与职业病学等研究机构建立协作关系，增强应急保障中军地部门的协作能力。救援队要制定阶段性的培训与考核计划，确保每名队员在理论和技术上达到训练标准。

2.5 完善核生化事件应急装备 在向“三防”医学救援转化的过程中，应急装备的发展建设是必不可少的。核生化事件应急装备是保证救援人员或伤病员在放射性核素、毒剂、生物战剂、化工原材料等污染环境下免受或减少进一步伤害的必要物资，主要包括：侦检装备、防护装备、洗消装备、医疗救治、通信和运输装备等。随着科学技术不断更新进步，核生化应急装备正向智能化、无人化、信息化、便携化、模块化以及通用化的方向发展。笔者建议应加快传统专业装备的信息化改造，使之与作战指挥信息平台互联互通，以实时辅助指挥决策。加快单兵装备以及个人、群体防护装备的通用化改造，使之适应多种作业环境，与陆海空多种作战平台兼容。

2.6 宣传与动员 在核生化突发事件发生后，及时将核生化救援情况汇报给上级和专家组，争取让主流媒体第一时间发布真实消息，从而避免谣言传播，引发公众恐慌。建立权威和专业的宣传渠道如短视频、公众号等，要加强对公众核生化科普知识的宣传教育，指导公众在事故条件下采取的有效防护措施，加深公众对核生化事件的认识。此外，面对此次新型疫情，我们看到一个事实：人民群众是最强大的后勤保障力量。疫情爆发后，国内收到了许多国内外华人从世界各地搜集的大量医用防护物资，群众自发组织地进行保障活动，保障了各地救援物资的有效利用，保障了医务人员的衣食住行，所有人员配合居家隔离的举措，分别用10天和12天建成了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我们看到军民一家、全国一体所爆发的惊人力量。因此，无论在平时训练还是发生核生化事故时，我们要注重团结人民群众的力量。

2.7 重点建设区域 沿海地区是我国核电站分布的主要区域，截至2019年底，中国大陆地区在运核电机组47台，装机容量全球第三，在建核电机组11台，在建核电规模世界第一[10]，核安全潜在风险也随之增加。作为工业大国，工业产能密集区发生生化事故的风险也相对较高。因此，沿海以及工业产能密集区应为重点建设区域。

3 总 结

目前国内的核应急医学救援队大多处于“备而不用”“演训多实战少”的状态，且平时训练实战化程度低，导致人员出现“理论强、实操弱”的现象。受该医疗区对新冠疫情处置的启发，笔者认为核应急医学救援队具备职能扩充的巨大潜力，可转向“三防”医学救援，以打破现状，突破瓶颈。最后笔者强调，核应急医学救援队向“三防”医学应急救援队转化既需要加强人才储备、提升专业技能，又必须立足自身职能定位，结合任务实践充分论证，不能一蹴而就、舍本逐末。同时更需要路径清晰的顶层设计，“自上而下”组织架构、制度建设和政策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