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译介与文学及思想再认识

李林荣

一

史学家张灏在他的学术代表作《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中，曾论证指出：谭嗣同受王船山和清季实学思想影响，形成了致用方可达至完美的理想主义人格信念，而这种奉致用为完美人格践履正途的信念，已经突破了洋务派所宗所行的那种仅以功利收益和制度鼎革为目标的寻常实学的境界。①参阅[美]张灏：《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崔志海、葛夫平译，第9-25、27-36 页，北京：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鲁迅留日后期所倡的“立人”主张，其实也正有与谭嗣同的这一信念在价值取向上极其相似的一面。青年鲁迅的“立人”期望中，同样明显地闪现着中国传统思想深处的“君子八德”②“ 君子八德”，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语出《大学》，又称“《 大学》八目”。或“完人”“圣人”等理想人格范型的色彩。完整考察相关的著译文本，可以确知，在鲁迅笔下，“立人”从未被简单地勾画成改造国家和民族图强的一条权宜之计或可选路径，“立人”之于鲁迅，既是工具理性意义上的起点，又是价值理性意义上的终点。

而引发和支撑这种立于价值信念顶层的完美人格理想的精神力量，却往往来自那种让理想主义者暗自牺牲在追求理想的中途、让完美的人格在不完美的现实泥泞里彻底灭顶的社会生存伦理困境的强烈挤压。它迫使发现理想和相信完美的人们，不得不像鲁迅1920 年代初期译过《工人绥惠略夫》①《 工人绥惠略夫》是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的中篇小说。鲁迅以S. Bugow 和A. Billard 两人合译的阿尔志跋绥夫中短篇小说集《革命的故事》德文版为底本，将它从德文译作中文，1920 年10 月22 日完成，先于1921 年在《小说月报》第12 卷第7、8、9 号和第11、12 号连载，后于1922 年5 月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翻译过程中，鲁迅得到了有德国留学背景的教育部同事及好友齐宗颐的帮助。参阅鲁迅：《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鲁迅全集》第十卷，第169-170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之后的那几年一样，常被一个莫比乌斯圈式的自我拷问所纠缠：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②在1920 年9 月发表的小说《头发的故事》和1923 年12 月在北京女子高师所做的讲演《娜拉走后怎样》（1924 年整理发表为文本）中，鲁迅都引述过这句话，字句细节略有差异。对此，在1920年10 月发表的小说《头发的故事》里，鲁迅并未借小说人物之口给出明确回答。到了1923 年12 月，鲁迅才在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所作的讲演《娜拉走后怎样》中，用自己的口吻直接回应了这一“阿尔志跋绥夫之问”：

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③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6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这段替阿尔志跋绥夫所质疑（其实也是鲁迅自己正在怀疑）的“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并且因为要造成这世界，所以“先唤起许多人来受苦”的“理想家”们回答问题，进而还对这回答作出阐发的话，似乎已经脱离了现场讲演的气氛，带上了讲演词刊载当年（1924 年）鲁迅进入《野草》系列创作状态的诗意、思辨和生命哲学交汇的韵味。从另一面看，这也恰好表明，在青年鲁迅高调的“立人”主张和中年鲁迅为“理想家”的梦和希望设譬问难的忧思中，理想人格的达成或牺牲者生命价值的实现，始终都需要能够落实在当下的自我体验和自我认同来确证，不能寄放到超现实的来世梦境去延期兑现，更不能授权给非自我的“他们”或超个人的群体去代行验收。而这一点，恰是中国传统思想底色中的人本和人文主义的体现。④关于中国思想传统根基在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有关文献和论述，参阅陈荣捷编著：《中国哲学文献选编》，杨儒宾、吴有能、朱荣贵、万先法译，第12-51页，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域外种种言说和史据的引入，只是印证和激发鲁迅这一意识的外因和外力。鲁迅经由译介与创作所表达的思想认识，在这个意义上也就与照搬或移植东洋西洋某些学说的作为，有了质的区别。

如所周知，鲁迅身为留学生的一段经历，对于他个人，及至现代中国文学观念和知识分子思想的演变，都很要紧。没有这段经历，就没有鲁迅思想特质和鲁迅文学人格的生成。但同时，也应看到另一面，自求学江南水师学堂和陆师矿路学堂至留学日本，鲁迅之所以能放开心胸，向外择取，并且择取的知识与思想资源驳杂而丰富，与时人流习多有差异，根本的心因仍在离乡去国之前即已形成的文化旨趣、思维习惯和精神视野。这种旨趣、习惯和视野已具备了容人我于一体、合中外于一域的机制。1921 年9 月8日，鲁迅在为俄国作家安特莱夫的小说《黯澹的烟霭里》所写的译者附记中，多少有些夫子自道似的感慨：“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⑤鲁迅《：〈 黯澹的烟霭里〉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十卷，第185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仿此说法，鲁迅早年也在被动与主动之间，养成了一种将自我意识的“内面世界”和生活际遇的“外面表现”逐渐消融为灵肉一致的心理结构、认知模式和人格气质的习惯。

在鲁迅留日时期的文言论作和译文里，延纳、引入的西方原生的或日本语境转述的外来文化和知识要素，在随鲁迅人生和思想道路的延伸而进行的拼贴、组合和关联、呼应中，不断发生结构性的形态变化和功能性的旨归迁移。如鲁迅早先在文言著译中以“灵明”“个人”等字眼标举的人学思想，到了1920 年代，就和世界主义、国际主义的博爱观念（如爱罗先珂式的“大心”、武者小路实笃的“人类的爱”和《野草·复仇（其二）》中耶稣对全体世人的悲悯）连接、熔铸在了一起。鲁迅的译介不仅是自外而内地贩运了一些中国本无或稀缺的知识营养和精神薪火的“拿来”，更是基于精心的选择和持续的阐释，通过语言和思想的转换重塑，对外建构和拓展自己的世界观、他者观和价值观的创造性生产。在这一过程中，他对外来材料的利用远未停留在碎片堆积和局部修补的量变层次，更重要的是做了整体化的结构重建和肌理改造。这后一点，正是近年海内外鲁迅研究界的一派实证研究所轻视、忽视乃至刻意盲视的。

二

鲁迅的文学成就和思想遗产，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神话叙事的性质。作为这一叙事的生发背景，鲁迅早年的家世变故和成长遭遇，向来总被描绘得色调暗沉、凄清惨淡。而之后鲁迅出乡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人们的求学、谋生和闯文坛的经历，则顺势被铺排成了一段段废柴逆袭和打怪升级式的传奇剧情，愈挫愈勇，愈战愈强，正义性益强而片面性益减，神性和圣迹都显露得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分明。这和鲁迅本人直到晚年也远未排除殆尽、相反还表现得越发严重的那种在绝望中反抗绝望的写作症候和思想纠结，存在极大偏差。

也正因此，鲁迅神话的周边和背后，滋生着大量贬鲁和讽鲁的黑叙事。圣化鲁迅的许多轩昂豪迈的论断，激发了种种唱反调的观点。鲁迅生平史实中的某些无据可考的空白，被堆叠上内容一再重复、花样不时翻新的谣传故事。这些情形说明，鲁迅在神话叙事中已无路可退，圣化的鲁迅也注定要在褒贬两种声浪之间彷徨或者沉浮，无处隐遁，难以安宁。即使要低调地谈论和认识鲁迅，也非得从峨冠博带的神话叙事的情境中开始，非得凭借高光朗照的圣化历史人物的话语祭坛和理论舞台。否则，所思所言都很容易流于聚焦不明、头绪不清。

鲁迅的思想探索发端在先，文学实践尾随在后。鲁迅以文学为业的选择，首先是基于他对中外文学传统的感知、学习和认同，而不是他对文学应该如何和必将如何的预先设计或单方面想象。这本来是被鲁迅生平史料明明白白印证了的一个事实。但以往多将这一事实曲解成鲁迅所选择和所从事的文学比当时既存的文学更崇高、更庄严、更纯正，似乎鲁迅弃医从文之际，已经笃定自信能够亲手创制一种亘古未有的新的文学形态，并且以之发挥新的社会功用。1922 年12 月鲁迅在为刚编好的《呐喊》作序时，已经是他因文学创作而成名的第五年，于情于理都该很有几分文学家的自信了。但在这篇从头到尾弥漫着浓烈怀旧味和生动画面感的自序里，他渲染和强调最多的，仍是自己决计走上文学道路之前和之后心态是何等地谦卑、抱负是何等地低抑。学洋务是母亲“由我的自便”。而弃医从文，又只是因为那时自觉学医并非一件紧要事。①参阅鲁迅：《〈 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15-420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固然，这样的选择，也可称得上是出于陈寅恪为王国维写的挽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里所标榜的“独立”和“自由”。但在鲁迅当初做这些选择时，他所感受到的“独立”更多的只是压根找不到任何依靠，而他的“自由”也不过是那种免于被迫做些什么或从某种状态、某种压力下躲开逃走的消极自由。

至于改造国民精神是不是中国图强的第一要著，以及文艺是不是这第一要著里最易见效的一招，鲁迅即便是在时隔16 年之后的忆述中，其实也并未表现出十足的确信。不然，他又何必把自己1918 年至1922 年写的15 篇小说称作“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而不是自诩为主将的号令或英雄挥斥方遒、激扬文字的战书？以常人所言，鲁迅的这些人生抉择都属逆境求生之举，无奈而又不得不为之，或者说是如孔子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但也恰由此，鲁迅与一般随波逐流的自暴自弃之徒，拉开了行与止、进与退、求生与待死的显豁间距。归结到底，他的选择是偏向于行动、偏向于实干、偏于进取的。既量力而行，又执著于行动，既是被动和消极的，又在被动和消极中竭力把握住一点勇于有所为的积极和主动。

在一个低姿态的起点之后，鲁迅切实地刻画出了自己矢志不渝的事业轨迹。步步为营，步步踏实，也步步向前，尽管有一再的停顿，一再的迟疑，但没有退缩和折返。这使他后来有资格也有脾气，去批评国人大多万事敷衍、万事以徒具其表的做戏和摆形式为全功。与这些惰性十足、惯性强大的庸众不同，鲁迅忠诚于自己尽管是消极的但终究还是独立和自由的那份选择，纵使中途改变目标，也一定是在亲身体尝了自己先前的信念、奢望和侥幸心理已被不可抗力彻底摧毁的现实冲击之后，抱着只能由自己来对自己负全部责任的态度，重作打算，另行选择。身临此境，他无可推脱，不得不自负其责。所以，每一次重新开始的新探索，都是同样地坚决。唯一能改变他选择的目标和方向的，只有实际发生的挫败。这种挫败并不证明目标和方向本身是错的，只是证明选择这样的目标和方向不适合彼时彼地的鲁迅。弃医之后，鲁迅并不反对或否定医学，反倒还很乐于承认自己的某些小说名作，如《狂人日记》，受到自己所具备的医学知识的支撑。退出政界，告别了靠官俸维生的岁月，鲁迅言行两方面也都不曾表露出逢官必反、遇政事必规避的清高做派或愤世嘴脸。

就深层观念来讲，鲁迅登上文坛以后阅人阅世和为文论事的原则或标准，不是唯我独尊式的一元论，而是历尽沧桑、推人及己的多元论。1906 年3 月自仙台返回东京，表面上是一度学医的周树人向立志毕生从文的鲁迅过渡的一个转折点，实际上，更是文学著述和翻译的爱好者周豫才，从业余著译推进到专事著译这一连续状态的衔接点。将近两年的仙台学医经历究竟是从反面强化了鲁迅的文学兴趣，还是仅仅让这种兴趣稍微搁置、消歇了一个阶段？以往鲁迅研究的主流叙述过多过分地突出了鲁迅生平与思想历程中诸如此类的某些关键“情节”的断裂、突转和跃变的一面，忽略或者排斥了鲁迅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位神的生命和精神的延续性。身为血肉之躯的真实的人，更像一列加足了水与煤的蒸汽机头牵引的火车，每一段行程靠的都是预先储备好的燃料提供动力。在真切的凡俗人生常景中，先定的命数或超验的神启都是不会现形和显灵的。把鲁迅理解成神，或者情愿以膜拜神、崇敬神的态度去描述、赞颂鲁迅，自然也是一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但鲁迅实际的人生并非如此，——这同样是常情常理所容许和支持的一种可靠可信的真相。

三

进入文学事业的天地之初，鲁迅先为自己储备的是身为文学业者的一份充足的精神资源。1909 年自日本回国前在《河南》月刊发表的文言论文，尤其是1908 年发表的《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这五篇，知识视野之开阔，批判锋芒之锐利，时代忧患之深广，思想理路之独异，都呈现出了超越五年前他尚在东京弘文学院求学时期发表于《浙江潮》的那两篇专谈自然科学的论文《说》《中国地质略说》的新气象。但贯穿在鲁迅弘文学院时期的小说译作《哀尘》《斯巴达之魂》《地底旅行》《月界旅行》之中的对世间弱者和遭奴役者的同情，对伸张人类正义的期许，对人仰仗科技而获得更大自由和更强能力的渴望，这些联结着人的平等、自由和从社会压迫和自然束缚中争取解放等人文、人本主旨的殷切关注，到他临归国之际，也并未改变。不止如此，这种早先已有的思想旨趣和精神情结，在文言五论中，凝聚起来，最终指向了“摩罗诗人”这一人格理想。

不容于庸众、为当世所忌的“摩罗诗人”，在鲁迅的译述中，化身为欧洲各国从世纪末的文明幽暗和历史转机中焕发活力、开辟新路的精神先行者和思想引领者。哪怕其中一些人在这一关头，只是发出了绝望的战叫，尚未规划出前进的明确方向，但他们也终归有别于那些枉负文人学者声名、却听任自己所属的社会和民族一起堕入昏沉死寂的卑怯之辈。依文化思想的历史流脉和派别谱系看，鲁迅所谓的“摩罗诗人”属于浪漫主义一宗。其外在的表现以高度张扬个性、大力推重个人为著，内在的理念根柢则是对于尼采式的超人或者近乎马克斯·韦伯所称的卡里斯玛（Chrisma）型的非凡领袖的执着崇信。踏着这样的观念基石，重返东京的鲁迅才振作起足够的力量，起步进向自己身为文学家的人生志业目标。

此后十年，归国之初厕身教界以至混迹官场的岁月，尽管鲁迅像航船搁浅或时钟停摆似的流落在了未能专事文学的落寞而边缘的境地，但实际上，他在绍兴执教之余的办刊办报，在教育部任职时掌管文博图书馆和小说等通俗文艺创作及出版物事务，还有忙里偷闲坚持辑校古籍和偶借公务刊物一角发表少量关乎艺术美育的译作这些经历，若非后来更为显赫昭彰的个人著译成就的反衬、比照，或许也满可以算得上是尽心尽力、郑重其事的文学奉献。

《新青年》时期的鲁迅，以本出于低调的《呐喊》诸篇亮相，收到的即时反响却调门走高。进入1930 年代，余波后浪更在冲撞、激荡中升温为滚滚热潮。鲁迅“五四”前后的《呐喊》等作品也顺势被笼而统之地抬升到时代强音和战斗号角的高度。盛论之下，《呐喊》中情绪低回、意味婉曲的大多数篇目，被置之不理或存而不论。值得细究的有关文本肌理和作品内涵的种种问题，自此被长期晾在一旁。《呐喊》中孤愤的觉醒者、善良者、明白人或革命家们，《彷徨》中可悲可怜可叹的零余者和叙述他们故事的有心无力的怯懦者或避世者，其实都一概被置于这些作品的创造者鲁迅本人的俯瞰视角之下。一个上帝般的凌空俯视和居高临下的元叙事者，用他特别的腔调和声音，把这些作品的整体故事情境和其中的人与事，都压到了低模仿的世界。这世界里的各种角色，都因此而显出了像是被押上良知法庭或推进生命火湖似的狼狈，不能不去面对程度或有不同、感觉却都十分难堪的罪与罚。这个隐身的元叙事者，正对应着鲁迅赖以展开文学创作的那种自我意识，它从“摩罗诗人”的论述与构想中逐步滋长，经过时文时白、且译且著的一番番曲折摸索，总算在《呐喊》中稳稳地站立了起来，又在《彷徨》中变得饱满、丰富和壮实起来，成为思想主体的骨骼和文学人格的血肉有机合一的健全精神生命形态。循乎此，凡在鲁迅的创作中展示的内容，不管是人与事、情与理，还是针对现实或指涉历史的一切，都已属于他从理想主义的遥望和现实主义的经验反复交叠的视域中，充分审视和深入剖析过的对象，而不再是单纯的见闻荟萃或概念图解。

1920 年代中期以降，走出《彷徨》，南下复又北上，定居上海的鲁迅渐渐疏离了虚构写作。即使在1934-1935 年续写的五篇《故事新编》（《非攻》《理水》《采薇》《出关》《起死》）中，对于现实的影射和反讽，也时时流露在人物形象和言行的细节描写中，与处理、安顿史料文献的考虑，达成了势均力敌的匹配。像匕首和投枪，也像万花筒和博物馆似的杂文写作，这时发展到了几乎跟窃火煮肉的翻译、替人作嫁衣或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书刊编辑等量并行的地步，将鲁迅笔墨劳动的时间挤占得满满当当。这种从速消耗自己生命的工作方式和精神姿态，既可以理解为牺牲、殉道的悲凉壮举，也可以理解为“摩罗诗人”浪漫主义情怀臻于极致、诗意化的个体价值信念“我便是唯一的光”①鲁迅：《随感录·四十一》，《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2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落到实地的写照。

终其一生，鲁迅的思想和行动都牢牢紧贴在他生活的大地上。没有什么文本和言行证据显示他曾飘飞在耽于幻想或梦境的半空里。《野草》中每一个梦的出现，都紧随着梦的惊醒或破碎。《朝花夕拾》忆旧的深情和善意的修饰，也只不过是为叙述往事时的心境妆点些许亮色和暖意，使疲于辗转奔波的叙述者“我”在整装之余、待发之际，能够多一点于人于己的信心，并不是真的在为人生履历中的过往一页“画梦”“织梦”。不拘体裁，鲁迅作品中常常闪出极具穿透力的言辞句段，不仅读来上口，而且能够迅速直击人们内心深处柔软的一角。这与他平生眷念现实世相的认知习惯密切相关。鲁迅艺术素养和为文风格的最动人之处，就在于他对“爱憎不相离，不但不离而且相争的无意识的本能”②鲁迅《：〈 幸福〉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十卷，第1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不仅有诚恳的体会，还能坦率地欣赏，更能做出精妙的表达。面对自己不能放弃针砭和批判，更不能忘情或绝情的日常生活和世俗社会，他总是可以从中发掘、提炼出独特的审美意象，让同样对自我的人生来路和人生经验有所留恋、有所眷念的读者，借以感触细腻深长的世情，进而懂得保持爱憎相和、哀乐相伴的人生趣味。

四

对现实人生和现实社会的眷念，还使鲁迅在“摩罗诗人”浪漫主义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并且转化、贯彻为实际行动的道路上，避开了尼采式的超人终归于离世太远、愤世过度的险境。在政治认识上，他最后同情、赞美了“新兴国家”苏联，也为苏联做过辩护。在社会和人性的认识上，他接受了阶级论。但与其说他对苏联的同情、赞美和辩护是在为苏联，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是在为他获悉苏联情形的信息源和信息渠道。

这里真正值得遗憾的，不是鲁迅的误判和错认，而是他当时所遇到的质疑和批驳，都依托了比他直接翻译和阅读相关书刊及报道的方式更不可靠的多手中转的流言和传闻，比较之下，鲁迅只能坚守自己相对可靠的信源和获信途径。如果有更直接更切实的信息，他的判断是否会改变？一如当年从北京到厦门，再到广州，他终于对自己所谓的“民党”①“ 民党”是民国时期文言形式的行政呈文中，为契合行文措辞的节奏感，对三个字组成的“国民党”一词所作的缩略。鲁迅从1926 年9 月刚到厦门时起，到1927 年8 月准备离开广州时为止，在写给许广平、孙伏园的信中，以及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刊出稿中，都曾一度以“民党”来称“国民党”。在此前后，鲁迅书信和作品中提到“国民党”时写的都是全称。彻底绝望，或如他生命最后两年在“左联”内部斗争中，渐渐感受到年轻一代人中巧借党派外衣、力行奴隶总管之实的逆流，而终以给徐懋庸公开复信中的一段对“四条汉子”的犀利刻画，阐明决绝立场。

在采用阶级论的社会和人性分析方法的同时，鲁迅并没有放弃他留日初期在译文《哀尘》附记中就已表露过，到了1920 年代在北京，尤其是和盲诗人爱罗先珂相处时期更有显著发展的爱护幼弱者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根基，并不仅是鲁迅在1925 年5 月30 日致许广平的信里所表白过的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相消长的“人道主义”②鲁迅：《250530 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493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932 年12 月鲁迅把这封信编进《两地书》时，对“个人的无治主义”等个别字句有所删改。，更有与爱罗先珂、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等域外作家相呼应的以幼弱者为美的生命美学和社会伦理观念。③对于鲁迅文学与思想中的“幼者本位”伦理观和美学观的渊源及表现，近年已见有专文论析。参阅董炳月：《幼者本位：从伦理到美学——鲁迅思想与文学再认识》，《齐鲁学刊》2019 年第2 期。强者为美，幼弱者也同样为美，鲁迅思想里同时容纳和发展了这两种价值观和道德观。即使自己已被目为强者，遇事也依然在精神立场上跟幼弱者站在同一边。激于义愤，更激于对幼弱者本身所具有的社会价值与道德意义上的美的认同和珍惜，为幼弱者站台、说话、出力，以至付出某些看似过多过度的牺牲（如1920 年代在京时期对于高长虹等狂飙社同仁的热忱提携、1930 年以后对“左联”的倾力支持），在鲁迅的思想和行为中，之所以成为一种标志性的积习，根本的原由即在于鲁迅自青年时期已形成幼弱者为美的坚定认识。

或许，这也是鲁迅独特思想形成进程中的一种自我成长经验的反向投射或早年生活感受的升华和定格。幼弱者之美，源于其蕴含了未来可能的美与善，像含苞待放的花蕾、十年成材的树苗、万里征途的起步，或以鲁迅在为白莽诗集所作的序文中所述，“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④鲁迅：《白莽作〈孩儿塔〉序》，《鲁迅全集》第六卷，第493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总之，是社会和人类指向光明的希望。即便这希望也可能靠不住，但宁可与这希望相伴相随而一同被毁灭，也无法冷面铁心，在幼弱的希望担当者遭受打压、摧残之际，袖手旁观，畏缩不前，沦为看客和帮凶。这种观念和思想，逻辑上讲，已不再仅仅是人道主义或浪漫主义，更不是卡里斯玛或查拉图斯特拉式的超人意识，更不是其他精英至上、强者独存的民粹或乌托邦畅想，而是绝对的个体化了的悲剧精神和悲剧情怀。

这种由自知存在多重深刻局限的个体生命承担起来的悲剧精神和悲剧情怀，使得从“摩罗诗人”的浪漫主义追求中一路走来的鲁迅避免了自我意识的极端膨胀，并且对那种仿佛可以自外于凡尘、永远高踞人性和社会的裁判席或观众席，用隔岸观火的眼光去睥睨众生、评断天下的超凡架势，产生时时自省的警觉和戒备。不是外在于善恶、正邪并存的世界，而是与这个世界混融一体，只有通过牺牲自我，才能向救人救世的理想高标有所迈进，同时也才能实现让自己免于沦落到善恶、正邪的分际线另一边的自我救赎——这样的自我意识和世界观，其心理图式，恰如展现在《野草·墓碣文》里的那块沙石墓碑上的残缺文句所示：“不以啮人，自啮其身”，“抉心自食，欲知本味”。①鲁迅：《野草·墓碣文》，《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02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正是它，构成了鲁迅悲剧精神和悲剧情怀的内核。就这一点看，鲁迅的文学和人生实践最终延展和归结在了“两间余一卒”似的价值极端的杂合状态或伦理分野的边界地带，明与暗、正与反、公与私、新与旧、中与洋、浪漫的乌托邦与经验的现实感，以及理性与非理性、想象与祛想象、英雄与非英雄，都共于一体、连为一线。世界或许将要进化，或许只会循环，在一切如流的变化中假如灭亡或牺牲不可回避，那么，鲁迅所确信和争取的，只是与其被动如此，不如争取主动实现。

1984 年2 月，劫后余生的鲁迅晚年弟子胡风，已到八十二岁的风烛残年。在长篇回忆录《鲁迅先生》中，他写道：“有一个漫画家到上海，付两元或五元就为人画一张漫画像。鲁迅让他画了。他把画像给我看，说：‘不能说不像，也不能说像。’于是笑了。画像背面还题了字：‘想凭奇骨在这一代求得贯彻’。这个画家是画骨的。”②胡风：《鲁迅先生》，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第1394 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查考鲁迅日记和留存至今的完好实物，这张漫画像和它背后的题辞，都出自1936 年1月13 日和鲁迅在上海内山书店巧遇的日本画家堀尾纯一之手。③1936 年1 月13 日的鲁迅日记中与此有关的记载是：“十三日 昙。午后往内山书店，遇堀尾纯一君，为作漫画肖像一枚，其值二元。”参阅鲁迅：《日记二十五（一九三六年）》，《鲁迅全集》第十五卷，第278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堀尾纯一所作的这幅鲁迅漫画像原件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复制品长年在鲁迅生平基本陈列中展出。以这幅漫画为底本，已开发制作了多种样式的文创产品。原以日文写成竖列四行的“奇骨以つて一代を贯かん意気と情心”这句题辞，字面上准确详尽的意思是：以奇特风骨贯彻一生的气概与慈悲心。④关于堀尾纯一在这幅画像背面题辞的日文辨识和准确完整的中文译法，承蒙赵京华教授悉心指教释疑，在此谨致谢忱。今天看来，无论是胡风精粹有力的转译，还是堀尾纯一绵联盘结的原话，都堪称警句。如果要给鲁迅文学实践与思想历程的特质做一个最简练的概括，兴许在汉语和日语里，都很难找得着能比这更恰切更传神的说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