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八卷本）与顾炎武“实学”
——纪念《日知录》（八卷本）面世350 周年

徐正兴

顾炎武（1613-1682）是江苏昆山人，《日知录》是他“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①潘耒：《日知录序》，见《顾炎武全集》卷18《日知录序》，第12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的著作，文稿内容涉及经济社会、典章制度、风俗民情、经史艺文等众多领域，被称为明清实学思潮中的代表作之一，在我国学术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顾炎武27 岁（1639 年）“秋闱被摈，退而读书”，开始辑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主要素材来源是“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这标志着顾炎武正式踏上了“实学”之路。根据顾炎武自述：《日知录》（三十二卷本，遂初堂刻本）为“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而且还说：“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惟多写数本以贻之同好。”②顾炎武：《与友人论门人书》，见《顾炎武全集》卷21《亭林文集卷之三》，第101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一方面，从成果质量看，《日知录》是顾炎武三十余年如一日精心撰写的作品，他自视其为毕生治学研究的结晶。另一方面，从写作时间看，《日知录》始撰时间以顾炎武“临终绝笔为定”①顾炎武：《与潘次耕书》，见《顾炎武全集》卷21《亭林文集卷之四》，第130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倒推三十年，大致应在1650 年前后。由此推断，顾炎武写作“实学”巨著《日知录》之前，已先行撰写其他“实学”著作，积累了大约十年的“实学”研究经验。根据考证，《日知录》（八卷本，符山堂初刻本）的刻印时间为1670 年。从1650 年前后到1670 年，《日知录》（八卷本）是顾炎武耗时二十年左右撰写“实学”研究成果，不仅阶段性地展现了顾炎武的“实学”研究概况，而且在他的学术生命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一、《日知录》（八卷本）的面世时间及初刻原因

据顾炎武《初刻日知录自序》记载：“炎武所著《日知录》，因友人多欲钞写，患不能给，遂于上章阉茂之岁刻此八卷本。”②顾炎武：《初刻日知录自序》，见《顾炎武全集》卷21《亭林文集卷之二》，第75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这句话交代了初刻《日知录》（八卷本）的时间及原因。

一是初刻时间：公元1670 年。顾炎武在《自序》中自述是上章阉茂年。按照天干地支纪年法，上章阉茂是指庚戌年，由此推算出刻印时间为康熙九年，即公元1670 年。另外，先生在《与友人书》中说：“ 《日知录》初刻本乃辛亥年刻。”③顾炎武：《与友人书》，见《顾炎武全集》卷21《亭林文集卷之八》，第242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辛亥年即康熙十年（公元1671 年），顾炎武初刻《日知录》是大事，为何会在自述时出现庚戌、辛亥两个刻印时间？按照我国传统刻印技术的周期，显然应该理解为：《日知录》（八卷本）系康熙九年（公元1670 年）始刻，于康熙十年（公元1671 年）刻印完成。

二是初刻原因：友人索要。初刻《日知录》，是为了满足好友钞写的需求，本质上必然是出于友人阅读、学习的需要。由此可见，初刻《日知录》是被动的，而非主动付梓；虽是被动刻印，但顾炎武主观上也是乐意为之的。从“多”和“患”的用字可以判断，不止一位友人要钞写，之所以同意刻印《日知录》（八卷本）（符山堂初刻本），顾炎武势必对当时的《日知录》（八卷本）（符山堂初刻本）比较满意，因而自信地交由符山堂刻印了，否则不会印刻。如程先贞（1607-1673）所言：“亭林先生……今年结夏，于此与二三同人讲《易》，复得发其《日知录》一书观之，多考古论世之学，而其大旨在于明经术、抉王道，为之三叹服膺，劝其出以惠学者。”④程先贞：《赠顾征君亭林序》，见《顾炎武全集》卷22《附录·亭林先生同志赠言》，第214-215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670 年，顾炎武在德州讲《易》。刻印《日知录》（八卷本）与此“二三同人”有关，其中必定有程先贞。

我们知道，顾炎武始终未曾把已经完成的三十二卷《日知录》再度付刻。直到顾炎武逝世十三年之后，即康熙三十四年（1695 年），潘耒根据顾炎武遗稿整理而成并刻印。因而，《日知录》（八卷本）既是初刻本，也是顾炎武在世时刻印的唯一版本。虽然没有重刻《日知录》，但是有重印和抄本传世，只是流传不广，所以曾被误认为已经亡佚⑤陈祖武：《从〈日知录〉到〈日知录集释〉》，见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点校：《日知录集释：全校本》，第8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现存八卷本《日知录》刻本，有国家图书馆藏两部及上海图书馆藏一部。⑥袁晶靖：《八卷本〈日知录〉之早印本》，《文史》2014年第4 辑。

二、《日知录》（八卷本）的“实学”价值

对照《日知录》（三十二卷本），初刻本《日知录》（八卷本）只是顾炎武“实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从形式和内容分析，《日知录》（八卷本）虽未完全成熟，但在顾炎武“实学”研究道路上却具有奠基石意义，也为其创作《日知录》（三十二卷本）后续条目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一是树立了实学研究的基本框架。根据陈祖武先生的考证：“全书共录札记一百四十条。就目录次第而论，我们即可窥见三十二卷本的雏形, 在八卷本时已经大致定下来了。”①陈祖武：《〈 日知录〉八卷本未佚》，《读书》1982 年第1 期。初刻《日知录》（八卷本）共收录读书札记140 条。其中，卷一14 条，卷二25 条，卷三7 条，卷四25 条，卷五16 条，卷六17 条，卷七19 条，卷八17 条。从内容上看，卷一讲《周易》《尚书》《诗经》，卷二、三讲《春秋》《礼》《四书》，卷四、五、六讲治道，卷七、八为杂考证。与《日知录》（三十二卷本）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的编纂框架基本一致，可见《日知录》（八卷本）刻印时已经大体形成了《日知录》（三十二卷本）的基本框架，潘耒编辑整理《日知录》（三十二卷本）时只是将《日知录》（八卷本）的条目归入了其他卷。当然，其中诸多条目的内容，顾炎武也早已作了修改与完善。

二是圈定了实学研究的基本内容。“炎武也谈心、理、性、命诸范畴，但他否定这些范畴的旧理解，而把它重新规定为可以经验的所谓实学，以所见所闻为准。”②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第209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年。从内容分析，《日知录》（八卷本）已经涵盖了经学、史学、金石学等范畴，并统统纳入到了顾炎武“实学”之中。顾炎武的“实学”，内容十分丰富，契合明清实学思潮内容的“会通”特征。顾炎武“实学”离不开其家学的影响。嗣祖顾绍芾（1563-1641）曾对先生提出明确的要求，即“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③顾炎武：《三朝纪事阙文序》，见《顾炎武全集》卷21《亭林文集卷之七》，第216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顾炎武自己也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④顾炎武：《与人书二十五》，见《顾炎武全集》卷21《亭林文集卷之四》，第148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突出经世致用，构建“修己治人之实学”⑤顾炎武：《夫子之言性与天道》，见《顾炎武全集》卷18《日知录卷之七》，第308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包含习“六艺之文”、考“百王之典”、综“当代之务”、问“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等等。《日知录》（八卷本）条目的内容不仅关注传统经典，而且注重对各类实务的研究。正如张岂之先生所述:“书本知识与实际知识相结合的札记——这也表现了顾炎武‘实学’的特色。”⑥张岂之：《儒学·理学·实学·新学》，第177 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三是彰显了实学研究的精品意识。事实上，顾炎武已下定决心将《日知录》写成“抚世宰物”“后王”的精品。从文本看，《初刻〈日知录〉自序》并不是1670 年写的，而是六七年之后打算重刻却又未刻时所作。为什么没有重刻？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日知录》（八卷本）初次刻印六七年之后，顾炎武表露出了对文本的不满，“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书已行于世，不可掩”⑦顾炎武：《初刻日知录自序》，见《顾炎武全集》卷21《亭林文集卷之二》，第75、76、76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为了避免再有类似情况，顾炎武自然不急于重新刻印。这或许也是《日知录》（三十二卷本）生前不刻定本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先生说：“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⑧顾炎武：《初刻日知录自序》，见《顾炎武全集》卷21《亭林文集卷之二》，第75、76、76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初刻本《日知录》经历了六七年的传播之后，顾炎武更加坚定了学无止境、精益求精的治学理念。事实上，“ 《日知录》一书，稿本在顾炎武生前是一直变动着的，盖历来伟大学者写作态度是极度严肃负责，绝不肯粗制滥造，贻误后学。”⑨赵俪生：《顾炎武〈日知录〉研究——为纪念顾炎武诞生350 周年而作》，《兰州大学学报》1964 年第1 期。为了达到“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的目标，顾炎武《初刻〈日知录〉自序》认为：“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⑩顾炎武：《初刻日知录自序》，见《顾炎武全集》卷21《亭林文集卷之二》，第75、76、76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他打算在《日知录》定本之后再刻印，进而有从政治民者加以运用。这也是顾炎武与潘耒讲“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日知录》再待十年，如不及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彼时自有受之者，而非可预期也”⑪顾炎武：《与潘次耕书》，见《顾炎武全集》卷21《亭林文集卷之四》，第130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的原因所在。

三、《日知录》（八卷本）的“实学”写法

截至1670 年，顾炎武从事“实学”研究已有三十载，内容上逐渐形成体系，而研究方法也相当成熟。《日知录》（八卷本）的面世，实质性地显示了顾炎武“实学”研究的基本写作方法。

一是札记的方法。顾炎武从小接受了读书做札记的良好教育，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钞书”①顾炎武：《钞书自序》，见《顾炎武全集》卷21《亭林文集卷之二》，第78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他撰写《日知录》，采取了在阅读材料的基础上筛选并摘记所需的章句，进而撰写体会、作出评论并汇集条目成册的方法。因而，《日知录》的写作是边札记、边修改，持续增改、评论的过程。以《日知录》（八卷本）卷四为例，《乡亭之职》条增写近千字、《部刺史》条增写至千余字，而《以钱为赋》条从五十四字增改至一千三百余字。顾炎武在《初刻〈日知录〉自序》中写到：“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渐次增改，得二十余卷。”②顾炎武：《初刻日知录自序》，见《顾炎武全集》卷21《亭林文集卷之二》，第75-76、142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可见，《日知录》（八卷本）刻印六七年之后，先生的学问有所精进，累计发现了一些疏漏，自然对《日知录》（八卷本）有所不满，而且已经将八卷逐渐增改至二十余卷了。如顾炎武在《又与杨雪臣书》中写到：“向者《日知录》之刻，谬承许可，比来学业稍进，亦多刊改。”③顾炎武：《与杨雪臣书》，见《顾炎武全集》卷21《亭林文集卷之六》，第203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札记的方法，可以说是“让他人为自己代言”的表述方式。这在顾炎武的其他著作中也有充分的体现。表面上，这似乎是“述而不作”，实际上并不是随意钞写，而是经过了大量地阅读、精心地筛选、深度地提炼才提炼出契合自己思想见解的话语。梁启超曾作出评价：“ 《日知录》各条多相衔接，含有意义。……实前后照应，共明一义，剪裁组织，煞费苦心。”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0 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这就涉及了另一种研究方法，即史论结合。其实，顾炎武也十分赞同司马迁“于序事中寓论断”⑤顾炎武：《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见《顾炎武全集》卷19《日知录卷之二十六》，第979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的做法。顾炎武通过钞录（札记的一种具体形式）别人的话语，往往是来自数人的同类见解，做出自己的推断；而增改、评论的写作是持续改进的过程，也显示了顾炎武愈益成熟的治学水平以及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

二是实证的方法。《日知录》（三十二卷本）的写作耗时三十多年，直至顾炎武临终绝笔尚未定本。其实，《日知录》（八卷本）面世之后几年，顾炎武写作《日知录》的速度比较快，六七年之后便“渐次增改，得二十余卷”。但是为什么迟迟未定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顾炎武耗费了大量时间进行查找、求证。这个过程，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充分显示了他坚毅的治学品格。而更为重要的是，顾炎武开拓性地运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所谓实证研究，主要是指研究者亲自收集和观察资料，进而得出结论假设或者检验理论假设的研究。那么实证方法，就具有鲜明的直接经验或者第一手资料的特征，包括数理实证和案例实证。顾炎武把他的搜集、鉴别资料的方法称为“采山之铜”⑥许苏民：《顾炎武评传》，第337 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他在《与人书十》中谈到《日知录》的写作方法：“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釆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以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釆山之铜也。”⑦顾炎武：《初刻日知录自序》，见《顾炎武全集》卷21《亭林文集卷之二》，第75-76、142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顾炎武以铸钱比喻治学，赞赏古人著书立说立足社会生活的实践，在实践中取材再创作，即“采铜于山”；贬斥今人“买旧钱”“充铸”，依傍古人成果，以模拟、剽窃等手段编造文章的行为。顾炎武认为，论一事，必举证。⑧中国实学研究会：《实学文化与当代思潮》，第57 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他写作《日知录》，坚持“早夜诵读，反复寻究”的方法，通过对古籍的整理、校勘、注疏、辑佚增写、增改条目，以详实的案例作为有力的佐证材料，以期实事求是、无征不信。

顾炎武“实学”研究的实证方法，是个体独立完成的，与现今流行的“大数据”有相似之处，即使用计算机从数据库中查找指定的信息。可惜顾炎武不是计算机，大量的书籍也未录入数据库，所以顾炎武采取“采铜于山”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属于“慢工出细活”的过程，自然也是十分艰苦的。

三是研讨的方法。顾炎武治学注重向友人征求共识，认为交友是自身经术、治道的重要途径。顾炎武写到：“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①顾炎武：《与人书一》，见《顾炎武全集》卷21《亭林文集卷之四》，第138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又说：“古人之为学焉而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②顾炎武：《广宋遗民录序》，见《顾炎武全集》卷21《亭林文集卷之二》，第83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顾炎武晚年撰写的《广师》，从学术见地、坚苦力学、博闻强记、好学不倦等方面对十位“同学之士”大加赞许，自愧不如。顾炎武将为学与交友相结合，善于发现友人的优点，以友为师。或许正是这个原因，顾炎武的“朋友圈”十分广泛，交往频繁。可见，与友人研讨、对标友人的优点进行互动，是顾炎武治学的基本方法。顾炎武没有急于重刻《日知录》，而是“欲更刻之，而犹未敢自以为定，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③顾炎武：《初刻日知录自序》，见《顾炎武全集》卷21《亭林文集卷之二》，第76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古人讲:“同门为朋，同志为友。”为了完善《日知录》，先生以《日知录》（八卷本）为基础，采取征求、质询志同道合的友人对文稿的意见。这当然也是求证方式之一，通过友人（其他专家）的意见检验自己的观点。如顾炎武1676 年写给黄宗羲的书信中谈到：“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但鄙著恒自改窜，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钱粮论》二篇，乃数年前笔也，先附呈大教。”④顾炎武：《与黄太冲书》，见《顾炎武全集》卷21《亭林文集卷之九》，第299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这是以书信的方式“出户”，不仅显示了顾炎武注重寻求知识主体的共识，而且也表明了先他谦虚谨慎的治学态度，其目的当然是通过这样的“研讨”方式将《日知录》写成“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⑤顾炎武：《与友人论门人书》，见《顾炎武全集》卷21《亭林文集卷之三》，第101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的精品。在这个意义上，《日知录》（八卷本）是顾炎武完善《日知录》（三十二卷本）的“试金石”。

顾炎武的研讨式“实学”，并不局限于友人，普通民众也是他质询的对象。顾氏经学的实证方法更有区别于一般考据法之特点，即进行足迹半天下的实地考察和广泛求证于学友的认知交往性实证。⑥周可真《：江南儒学的实学品格——以顾炎武为典型》，《社会科学战线》2020 年第4 期。顾炎武治学以“行万里路”著称，他“以二马三骡载书自随，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⑦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见《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之《鲒埼亭集卷第十二》，朱铸禹汇校集注，第230-231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顾炎武晚年自述：“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⑧顾炎武：《与戴耘野》，见《顾炎武全集》卷21《亭林文集卷之六》，第204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他治学采取了“晚明考据学家都十分注重实地考察取证的方法”⑨葛荣晋：《中国实学思想史》中卷《第二编 明中叶至清中叶的实学思想》，第6 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果断“出户”而“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⑩潘耒：《日知录序》，见《顾炎武全集》卷18《日知录序》，第11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在交往中获取直接经验或间接经验。在复杂的生活轨迹中，顾炎武通过不间断地调研求证，用各种直接或间接经验检验个人治学的正确性，逐步完善相关“实学”研究的成果。

以上三种基本方法，从札记、到实证、再到研讨并最终定稿，反映了顾炎武“实学”研究的一般过程。从“钞书”札记接受知识开始，经过个人的主观分析与学术综合，借鉴友人等评价，最终创新地形成自己的学术成果。这个过程使顾炎武“实学”研究的认知结果日趋科学化、合理化。从认知发展看，这与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法（Bloom’s Taxonomy）对“认知过程维度”从低阶到高阶的基本判断，即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基本一致。顾炎武“札记”是知道或记忆层次的低阶认知，但其基础性价值至关重要，实证、研讨的层次越来越高，其复杂性也同步增长。从认知形式与学习有效性看，与埃德加·戴尔的“学习金字塔”（Cone of Learning）”理论也相类似，顾炎武“实学”研究从“札记”式被动学习趋向“实证”和“研讨”式主动学习阶段，也是从低知识保留率趋向高知识保留率。

四、结 语

顾炎武治学的涉猎面非常广，对标现行的学科门类进行梳理，其治学成果覆盖了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军事学、管理学等近10 个学科，因而被称为千百年来屈指可数的“通儒”。也就是说，顾炎武的“实学”是一个内容庞大的知识系统。相较《日知录》（三十二卷本）1019条，《日知录》（八卷本）140 条只能说是管中窥豹而已，甚至“八卷本与三十二卷本比较，一百四十条中，文注均同者仅十八条”①陈祖武：《〈 日知录〉八卷本未佚》，《读书》1982 年第1 期。。尽管如此，《日知录》（八卷本）的影响仍然十分深远。初刻《日知录》（八卷本）不仅传播了顾炎武“实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扩大了先生治学的影响力，而且奠定了顾炎武“实学”的历史地位。

《日知录》（八卷本）反映了顾炎武“实学”的目标指向。“符山堂初刻本为顾炎武亲刻，反映着作者作为亡明遗臣的政治立场和文化心态。”②张京华：《〈 日知录〉的版本与研究》，《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 年第4 期。顾炎武自评《日知录》：“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起者，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③顾炎武：《与人书二十五》，见《顾炎武全集》卷21《亭林文集卷之四》，第148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日知录》（三十二卷本）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的撰写布局是延续了《日知录》（八卷本）。可见，“明道”与“救世”是顾炎武撰写《日知录》时始终坚持的目标指向。他反复强调的是学习不是为了个人猎取名和利，而在于明道救世、拨乱反正。④沈嘉荣：《顾炎武论考》，第244 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从单一性看，《日知录》（八卷本）的各个条目，虽篇幅有长有短，但都是寻求知识本原的“形而上学”，具有明显的思辨性，也就是“明道”，即掌握真理、认识世界。从整体性看，《日知录》（八卷本）包含讲经、治道、杂考证共140 条，在形式上无疑是知识总汇的典型，目的当然是服务“救世”，即改造世界。顾炎武的哲学是实践哲学，认为认识世界（“明道”）是为了改造世界（“救世”、“淑人”）。⑤周可真：《顾炎武哲学思想研究》，第111 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由此可知，顾炎武“实学”以“明道”为出发点，而其“实学”的外在表现则是“救世”，这也契合其倡导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⑥顾炎武：《正始》，见《顾炎武全集》卷18《日知录卷之十三》，第527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在这个意义上，顾炎武“实学”具有“尊德性”与“道问学”相统一的特征。《日知录》（八卷本）作为顾炎武治“修己治人之实学”的阶段性成果，已经显示了其形式上的治学目的是“明道”，即“道问学”；而其德性自觉的本质是“救世”，即尊德性。道问学又以尊德性为前提和基础，从而表现为“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⑦顾炎武：《与友人论门人书》，见《顾炎武全集》卷21《亭林文集卷之三》，第101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与朱熹以“道问学”为主、陆九渊以“尊德性”为宗的学术具有鲜明的差异，顾炎武“实学”突出强调经世致用，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