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的“文学本土化”
——论贺仲明的文论思想

祁春风

与乡土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之公认相比，贺仲明有关“文学本土化”的研究实绩、理论建构和倡导在学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受到过质疑，近些年才逐渐获得一些认可和响应，开始显露其文论思想和方法的前瞻性、有效性。当然，面对质疑和争论是学术进步的必要步骤，是追求真理的正途。贺仲明曾发表《关于文学本土化问题答客问》一文，对某些反对意见予以辩驳，并试图将问题讨论引向深处。然而，有的反对意见仅仅建立在对“本土化”的望文生义式的浅显理解上，作者只好用归谬法回应。“在学术界，也有学者持你这样的看法，认为作者是中国人，写的又是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事，就已经是中国化（本土化）了，没有必要再来谈中国化（本土化）问题了。但其实，文学本土化不是字面这么简单——如果这么简单的话，那么，也就没有必要谈文学世界性了，我们谁不是同处于一个世界上呢？”①贺仲明：《关于文学本土化问题答客问》，《文艺争鸣》2014 年第10 期。贺仲明的“文学本土化”主张既不意味着反现代性，也不是鼓吹文化保守主义，而是一直警惕着这两条歧路。“还需要指出的是，提倡文学本土化，有两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一是避免陷入文化保守主义。”“二是避免陷入封闭和自我中心主义当中。”①贺仲明：《关于文学本土化问题答客问》，《文艺争鸣》2014 年第10 期。在我看来，他立足于文学本身，考辨新文学发展，针砭当代文学弊病，经过多年的思索和实践，建构了统摄而兼容的“文学本土化”理论和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而且，他的“文学本土化”思想秉承新文学“为人生”“平民文学”的主旨和现实主义的主流，又兼具当下现实人生的关怀和理想主义的情怀。

一、统摄而兼容的“文学本土化”

“本土化”一词，本来只是与“全球化”相对，是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一对概念。在经济领域和日常生活中，本土化不带褒贬意义地描述了外来商品和服务为了适应本土市场的形态变化。在文化和学术领域，也有类似的用法，比如研究某种文化现象、某种理论的中国化、本土化过程。但更严肃的用法中大多包含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文化霸权的反应和抗拒。有研究者进行了术语溯源，“在1990 年代之前，华人学术圈习惯用‘中国化’这一概念，之后由于政治因素以及‘本土化’一词更加广泛的学术蕴涵，台湾早期倡导‘中国化’研究的学者如杨国枢、黄光国、叶启政等均将其改称为‘本土化’，这一变动直接影响到香港和大陆的研究。”②李怡、李直飞：《是“本土化”问题还是“主体性”问题？——兼谈“民国机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1 期。所以，作为学术词汇的本土化（中国化），确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胎记。而用“本土化”替代“中国化”，大陆学者自然是看重其“更加广泛的学术蕴涵”，因为“本土化”不仅包含了“中国化”所要求的民族国家叙事和民族文化内涵，还有其他可以阐发的广阔空间。然而，“本土化”在当前主要用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即便用于文学研究，也主要在外国文学、外国文论等领域，运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文章并不多见。这并不是说中国现当代文学没有“本土化”问题，恰恰相反，中国新文学主要移植于西方世界，从一开始就是向外国文学学习，同时也就有本土化的潜流。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过去一直围绕着民族性、民族形式、中国气派等术语展开。正如有学者指出，“只不过在当时它是以‘民族性’和‘世界性’的重大关系问题被认识和实践，即中国文学在现代世界潮流中如何具有自己民族的特色与个性，又如何使本土文学具有世界性。因此，它仍然是百年老课题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延续。”③赵学勇：《中国文学的本土化意义及前瞻》，《社会科学战线》2001 年第4 期。在以“本土化”来观照这个“百年老课题”的为数不多的学者当中，贺仲明是较早运用、坚持至今、成果比较突出的一位。那么，他为何弃用民族性、民族形式、中国气派等旧术语，而采用后起的术语“本土化”呢？很可能，他也看重“本土化”的宽泛，可以容纳“更加广泛的学术蕴涵”，因为他逐渐建构起一个统摄而兼容的“文学本土化”整体观，既可以涵盖百年新文学史上曾经出现的相关文学运动和术语，还可以探讨“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问题。

一方面，贺仲明以“文学本土化”统摄了文学大众化、民族形式、文学寻根等文学论争和运动。他指出：“自新文学诞生之日起，就有许多作家在努力探求着本土化和民族化的道路。就主要的说，曾经出现过三个高峰。”“一是……也就是一般所称的‘大众化讨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形成的过程。”“二是‘十七年文学’。”“三是20 世纪80 年代的‘寻根文学’。”④贺仲明：《本土经验与民族精神》，第13-14、15 页，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这种统摄和整体观照既是“同”的归类，也是“异”的辨析。在相同的文学发展趋势中，相互参照，从而发现具体文学运动和实践的得失。比如对于文学大众化的反思，“但是，完全单一地将它作为首要原则，自然会忽略文学的其他要素，甚至最根本的文学要素，变成了文学完全为迎合大众的通俗化审美趣味而进行创作。民族文学中那些更深层和内在的因素就被弃置了，更丰富的内涵被单一化，形成了狭隘而局促的民族化和本土化。”⑤贺仲明：《本土经验与民族精神》，第13-14、15 页，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文学大众化运动经历了“五四”时期启蒙主义的“平民文学”的立场，到1930 年代左联时期对于无产阶级大众的强调，再到抗战期间文学大众化与民族形式讨论相互渗透的嬗变，而在“文学本土化”框架中得以论述某个阶段文学大众化的价值和缺陷。当然，选择的术语不同，或者说观照新文学史的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和价值判断也存在差异。比如，贺桂梅强调“民族形式”，认为在民族形式论争中，“一种不同于五四新文艺之现代文学的当代文学构想也渐次成型。”①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第2、32、578-579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她也进而阐发“大众化”与“民族形式”的差异，“究其实质，民族形式与大众化问题有着根本的不同，原因在于民族形式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提出的国家构想。”②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第2、32、578-579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贺桂梅强调断裂，从“民族形式”论争中寻找到“当代文学”的起源，而她的论述也带有了“中国化”这一民族国家叙事特征。所以，尽管两位学者的研究都称得上“是一种站在21 世纪的当代性立场上，开放性地调动全部的中国经验（也包括世界经验）以寻求新的历史可能性的理论实践”③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第2、32、578-579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但由于选择的术语和视角的不同，研究的侧重点和结论并不一样。而贺仲明选择并建构了统摄性的“文学本土化”，实际上承认中国新文学的延续性，并且始终站在文学主体性的立场上。

另一方面，贺仲明的“文学本土化”兼容现代性、世界性。他主张“文学本土化”是对中国新文学追求“现代性”的纠偏，是在全球化时代促进中国文学寻求“民族个性”，也是企图推动新文学主流研究范式的转变。也就是说，他承认中国新文学追求“现代性”“世界性”的历史合理性，但在当下应该适时地倡导“文学本土化”。“如果说在冷战时期或者说在改革开放之前，提倡本土化是一种保守和封闭，那么，在进入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被西方文化大面积覆盖的时候，对本土性的倡导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本土性是一种比现代性更重要也更切时的文学品格。至少，本土性可以与现代性并存。”④贺仲明：《本土经验与民族精神》，第21、269 页，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虽然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新文学的现代性是一种事实，是不可逆的，但只追求现代化和现代性，将会在全球化时代被同质化。实际上，由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独特性，也不可能完全复制西方现代性。近年来，陈晓明以“无法终结的现代性”来描述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和存在方式。他认为，先锋派小说本来已显露后现代主义的倾向，但1990 年代却是乡土叙事的崛起。“就是这种延搁的现代性，这种无法割舍的既激进又固守的传统性，使之无法脱离现代性的境遇。今天中国社会就最为鲜明地重合了这两方面的内容。”⑤陈晓明：《无法终结的现代性：中国文学的当代境遇》，第17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陈晓明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和文学现状的描述无疑是十分深刻的，而他认可现代性、世界性的价值，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状况隐含着一种惋惜。对此，贺仲明的“文学本土化”主张恰好构成了一种对话，文学追求（后）现代性的当下“境遇”，正说明本土性“更重要也更切时”。他乐见文学本土化借机获得较大发展，起码两者能够“并存”。

贺仲明的“文学本土化”思想既具有统摄性、整体性，又是兼容并包和开放的，他借此有力地反思百年新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并在全球化时代思考着中国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

二、文学史问题、批评标准与研究方法

关于“文学本土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贺仲明认为与自己的乡土小说研究密不可分。“我最初对文学本土化问题的思考就是源于乡土小说研究中的一些困惑。最早大概是在十几年前，在思考想乡土小说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时，很疑惑为什么乡土小说距离乡村如此之远。”“这令我更深入地思考整个新文学与大众之间的关系，以及新文学与本土生活、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⑥贺仲明：《本土经验与民族精神》，第21、269 页，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总体上，他对文学本土化的探讨与乡土小说研究一路相伴而来。但关于思想起点，我觉得应早于他把主要精力集中于乡土小说研究之时。他在探讨新时期文学思潮，如新历史小说、寻根小说过程中就萌发了“本土化”思想。《无“根”之累——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精神关系试论》一文写道：“中国新文学主体源流出自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而非中国传统民族文学，这先天性地决定了它的无‘根’性”，主张中国新文学应当“反思自己与传统文学疏隔的历史，加强自己对于传统文学的认识了解和联系，并努力实现传统文学精神向现代的转化，使自己融汇进民族传统文学和民族现实生活的广阔海洋中去，是它重新振作走向新生的必由之路”。①贺仲明：《无“根”之累——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精神关系试论》，《社会科学辑刊》1998 年第1 期。这篇文章主要论述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但不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古”倾向，而是提倡新文学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学的精神，强调“民族现实生活”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这实际上已经是他的“文学本土化”理论构想的雏形了。

在集中而全面的展开乡土小说研究之后，贺仲明对于“文学本土化”探讨的文章逐渐增多，一些衍生而来的相关问题的提出也更加尖锐，得出了许多新颖的颠覆性的见解。首先，从农民、乡村的角度重构和反思新文学传统。《 “农民文化小说”：乡村的自审与张望》一文，在鲁迅和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创作传统之外，提出从赵树理到高晓声再到刘震云，形成了一个“农民文化小说”传统。进而，在《启蒙与自我启蒙——对中国启蒙运动的一种解读》《再思启蒙——兼论“五四”文化批判传统》中，提出知识分子“启蒙者”要进行自我启蒙，除了批判，还要实践启蒙。甚至质疑国民性问题的合法性，如《阿Q 为什么是农民？》《国民性批判：一个文化的谎言》，引发了争论。其次，讨论新文学史中“大众化”问题，高度评价其意义。《 “大众化”讨论与中国新文学的自觉》一文指出，“发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化’讨论，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次重要的精神和文体自觉，是五四文学自我更新和发展的体现。‘大众化’讨论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民族化觉醒，也为新文学与大众之间实现良好的接受关系作出了探索。”②贺仲明：《“ 大众化”讨论与中国新文学的自觉》，《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6 期。还指出“大众化”讨论对于全球化语境下当前文学创作也具有重要启迪意义。之后，他从“文学本土化”角度重新阐释和评价“十七年”文学，肯定“十七年”文学中的本土化实践，如《文学本土化的深层探索者——论周立波的文学成就及文学史意义》《从本土化角度看“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语言的意义》。再次，正式建构自己的“文学本土化”理论体系，代表论文有《从本土化与民族化角度反思新文学》《如何重估百年新文学的成就——兼论新文学的本土化与民族化》《文学价值与本土精神》《重论新文学的本土化与民族化问题》《本土化：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另一面》《新文学本土化理论引论》等。这方面内容上文已有评述。最后，不断思考和重评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如果说贺仲明最早从两者关系的论述中形成“文学本土化”思想，那么他在“文学本土化”的视域中对于这一问题总能够推陈出新。如《五四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学经典的重构》一文提出：“经典重构为新文学寻找到与传统文学的密切关联点，有效促进了新文学被大众接受，并给作家提供了民族化的创作资源，从而使新文学避免走向对民族传统虚无化的道路。这种立足于本土去发现和创造现代的方式，走出了‘西化’与‘化西’的二元对立，在近现代中西文化关系中具有方法学的意义。”③贺仲明《：五四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学经典的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16 年第9 期。

贺仲明对于当前文学的评论也充满锐气，具有批判性和启迪意义。尽管他的文学批评标准是多层次的、宽泛的，贴近文学创作本身，但也有“文学本土化”的思想底色。这在《关于新文学评价标准的思考》《关于文学本土化答客问》等文章中有相关论述，他认为文学批评标准应该是普遍性与民族个性的结合，进而提出“在思想艺术上的民族特性”“能否深入到民族生活和大众心灵中”等标准。④贺仲明：《关于新文学评价标准的思考》，《上海文学》2012 年第7 期。以此为思想武器，无论对于当前文学现状、文学现象，还是具体作家作品，他常常能够发出自己独特的评论声音。如《重审文学中的个人主义》《论当前文学人物形象的弱化与变异趋向——以格非〈江南三部曲〉为中心》《重启中国文学的“寻根”旗帜》等评论文章，既是对当前文学的精彩分析，又是针砭文坛时弊的振聋发聩的呼声。

经过多年的思考和实践，贺仲明的“文学本土化”思想也从文学史问题意识、文学批评标准上升为“方法”。“甚至于说，在我近年来的研究工作中，本土化已经不只是一个问题，也成了一种方法。”①贺仲明：《本土经验与民族精神》，第269、8 页，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他的“文学本土化”作为“方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他对于文学本土化的观照，贯穿文学活动全领域。既有纵向的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也有横向的当前文坛、文学生活的透视；既论述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文学与大众的关系、文学生产机制，也考察文学创作、文学文本、文学传播和阅读，等等。比如《农民工当代文学阅读状况调查》《农民工文学阅读情况再调查》《大学中文系学生文学阅读调查》《当前中国文学的本土化与西方化问题——以一次作家文学阅读调查为中心》等一系列文学阅读调查研究。其二，坚持文学主体性。他十分熟悉新时期以来的各种文化潮流和西方理论，但从不盲从，从不把文学作为流行理论和方法的演练场。在1990 年代的后殖民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流行的语境中，他形成“文学本土化”思想和研究路径，很难说没有受到时代文化的一点熏染，但他几乎没有援引过这些文化理论，更不会把文学作为某种文化理论的例证。而他对于“十七年文学”的重新阐释和积极评价，也是出于“文学本土化”逻辑，并不属于唐小兵、刘禾、黄子平、李杨、贺桂梅等人运用各种新起的文化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再解读”。其三，适时强调文学本土化的价值，力推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他在全球化语境中，强调文学与本土生活的联系，文学对于大众读者的意义，认为这是中国新文学自我更新的机遇，也力推文学研究范式从“现代性”向“本土化”转变。与当前流行的相互联系的“社会史视野”“史料学转向”等研究动向相比，他的“文学本土化”研究方法和范式依然坚持的是文学研究，切中肯綮，具有方法论意义。

三、现实关怀与理想色彩

从研究对象中内生出“方法”的表述来源于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沟口雄三反思日本“汉学传统的没有中国的中国学”和“战后以中国的复权为目标的中国学”，提倡“以中国为方法的中国学”。②[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第127、130 页，孙军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与此同时，美国汉学界舍弃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理论，出现“在中国发现历史”思潮，代表性著作有巴菲尔德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等等。海外汉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并不是从世界视野中退却，而是更加重视中国本土历史，细查中国社会的内部变化和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应该说，更加逼近了研究对象本身。与此路径类似，贺仲明的文学本土化思想和研究方法同样根植于中国新文学本身，他发现新文学的局限性和潜流，坚持新文学的基本立场，从新文学内部去寻找解决之道，进而探讨文学本土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他的文学本土化思想和主张，还包含对“为什么人写作”这一文学根本问题的追问，带有身处本土的现实关怀和理想色彩。

其一，特别重视文学的大众接受问题，是对“为人生”和“平民文学”等新文学精神的弘扬，包含着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怀。他尖锐地批评新文学的弊端，“在新文学已经发展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它依然游离于大众之外，甚至是更远地离开了大众。”③贺仲明：《本土经验与民族精神》，第269、8 页，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他对于新文学与大众的疏离感到痛心疾首，所以反思知识分子“启蒙者”和国民性问题，反思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他倡导作家为本土大众写作，文学应当饱含本土精神，深受大众欢迎和认可，从而弥合被现代性撕裂的精英与大众。

其二，强调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对新文学中现实主义文学主流的认可，体现了对本土现实生活的关怀。当然，现实主义曾经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扭曲，新时期又出现过各种写实文学潮流，对现实主义的内涵众说纷纭。贺仲明主张“搁置对现实主义的概念内涵之争”，“我们先不去纠缠到底什么是现实主义，而是回到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本身，强调文学真正深刻地反映生活，展现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①贺仲明：《本土经验与民族精神》，第88-89、13、23、42 页，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迄今，现实主义文学，比如大多数乡土小说，更能够写出本土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他对于先锋派小说批评较多，同样是用“文学与生活”的标准来衡量的结果，先锋派无疑热衷于移植西方文学中各种叙事话语形式，对于本土生活表现不够。当然，他认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一般原则，高于创作方法，所以，如果现代派能够有力地表现本土生活，或者中国社会已普遍达到高度的现代化，从本土生活中生长出独特的现代派，他一定也是认可的。

其三，提倡文学本土化，实际上怀有文化多元世界的理想。贺仲明认为文学本土性与世界性是共通的。“说到底，文学的终极目的还是人类，文学的最深处既是个人的、民族的，也自然是世界的。抵达民族生活的深处，也就自然达到了世界价值的深处。反之亦然。”②贺仲明：《本土经验与民族精神》，第88-89、13、23、42 页，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但他反对过分强调或者单一地追求现代性、世界性，因为在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民族文学很容易被遮蔽，现代化、世界性很可能成为西方化，同质化。“文学本土化”是十分迫切的任务，当前研究者较少关注这一命题，很可能延误时机，造成文学民族个性的丧失和文化多元世界的失落。正如沟口雄三所说，“以中国为方法的世界，就是把中国作为构成要素之一，把欧洲也作为构成要素之一的多元的世界。”“把中国作为方法，就是要迈向原理的创造——同时也是世界本身的创造。”③贺仲明：《本土经验与民族精神》，第88-89、13、23、42 页，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文学本土化”也是如此，目的是构建多元世界，抵达“世界价值的深处”。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同时也是迫切而艰巨的工作。

余 论

贺仲明对于“文学本土化”的研究、思考和倡导，主要针对中国新文学。当然，他在批评新文学与大众疏离的状况时，多次提及通俗文学、网络文学深受大众欢迎的现象。“它在对待大众和文学接受时，一直强调自身启蒙者的身份，对大众持永远的俯视和批判姿态，对以大众审美为目的的通俗文学（包括信息时代的网络文学）持鄙视和排斥的态度。”④贺仲明：《本土经验与民族精神》，第88-89、13、23、42 页，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又如，“相比于当前文学（主流文学）的接受颓况，网络文学、通俗文学依然有广大的市场，古典文学名著、外国文学名著的读者也比当代文学更多。”⑤[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第131、133 页，孙军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从鸳鸯蝴蝶派、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到新世纪网络文学，一直不缺乏大众读者。通俗文学、网络文学也与古典文学、传统文化、传统思想和伦理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然而，这并不能简单地推论，通俗文学、网络文学比新文学更具有“本土性”，甚至不存在本土化问题。如果运用贺仲明的“文学本土化”理论来考察，就会发现并非如此。一方面，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的本土性是浅层次的。它们主要继承了古典文学、传统文化的浅显的、保守的层面，要么言辞典雅一些，要么追求一点古典意境，而网络仙侠、穿越等小说类型对于古代和传统的表现，也主要为了满足大众的猎奇心理。另一方面，通俗文学、网络文学与本土现实生活距离较远。通俗文学、网络文学受到商业和资本的巨大影响，以营利为目的，是一种“粉丝经济”，从而不可避免地迎合大众。它们不能够深刻地表现本土生活，提升民族文化精神，只是片面追求娱乐性，最终成为畅销书或者“爽文”。所以说，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的本土化同样重要，方向是提升表现民族文化的层次，加强表现本土生活的力度。当然，反过来说，如果一代代青少年被通俗文学、网络文学所捕获，新文学的未来岂不更加堪忧？新文学的本土化显得更加必要和紧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