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国家场域的人民美好政治生活构建

摘要：政治生活需要，既体现人的社会属性，也受制于国情场域制约。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所蕴含的国家秩序优先性及制度惯性导致改革开放前人民美好政治生活更加侧重宏观集体性利益维护。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拨乱反正”，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优化人民微观美好政治生活提供了基础性条件。新时代条件下，满足人民美好美好生活新期待，服从人民美好政治生活的宏观集体性到微观个体性的重心转移规律，需要在有序政治参与中不断提升政治人的政治参与能力，进而培育一个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又有统一意志的政治局面。

关键词：人民;政治生活;社会主义;政治参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时代条件下，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要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2];[3]。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一方面要持续有效提升人民美好生活中的物质、精神、社会与生态等各领域美好生活，离不开人民美好政治生活的进一步优化提升，另一方面集中表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的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从内容上看也主要是人民美好政治生活。因此，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学者们对人民美好生活中彰显人民民主属性和显著优势，且集中表征国情场域“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美好生活新期待的人民美好政治生活等集中给予多方面理论关注。

学者普遍认为人民美好生活中的美好政治生活是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的突出方面（包心鉴，2018;郑永年，2017）;人民日益增长的略显不平衡不充分的美好生活需要从领域看主要是美好政治生活需要（桑玉成，2017）;新时代要实现更高水平人民美好政治生活，彰显人民民主显著优势，需要进一步建构符合中国特色的人民美好政治生活话语体系（王炳权，2019;王浦劬，2018）。学者集中认为实现我国人民美好政治生活，需要摈弃西方政治生活既有道路，规避前苏联政治生活结构形式化弊端（高民政，2018），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相匹配的良好政治文化、政治思维、政治话语与政治生态等。总体而言，学者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实现人民美好政治生活提供了制度性前提条件，应当建构符合中国时代特色，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民美好政治生活学术话语体系。应当承认众多政治学者已有研究为后来研究者进一步开展人民美好政治生活学术研究提供了学术范式与学术智慧，但限于人民美好政治生活学术命题提出时间相对较短，研究者还未能就人民美好政治生活学术话语体系形成较为统一共识。本研究拟从政治生活入手，从人民美好政治生活的二重性及其转化规律出发，揭示我国国情场域的人民美好政治生活演进路径与优化方案。

一、政治生活：社会属性与时空制约

亚里士多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曾指出：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4]（P23），仅仅为了共同的利益，为了生存本身，也要生活在一起，结成政治共同体，各自按自己应得的一份享有美好生活。亚里士多德强调凡是人都是政治人，都离不开政治生活，都要从政治生活中寻找其独特的“生存意義”，实现最高的“善业”。托马斯·阿奎那也认为作为类本质的人，如若想达到适当目的以及人生与德行的最高形式，就必须参加政治生活[5]（P14）。汉娜·阿伦特更强调人只有透过政治生活才能挣脱私人领域：狭窄的存在模式，去面对“共同的世界”，达到“尘世之不朽”的境界[6]（P74）。学者们普遍相信人类是群居动物，政治是人类的本能。人类正是因为参与了政治才称其为人，实现政治生活，是人难以摆脱的天然社会属性[7]。

经典作家马克思认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8]（P79），“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精神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过程[9]（P72）。”亚里士多德跟马克思看法总体一致，既承认物质生活对政治生活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告诫我们不能仅仅“无限地聚敛财富”，追求“物化”的物质生活。只追求物化的生活那样，只会使人们仅仅知道生活而不去追求美好的生活[10]（P4-8）。这就启示我们：物质生活是政治生活等其他一切其他生活的基础与根基，但是仅仅过物质生活是不全面的美好生活，特别是当社会物质生活达到一定阶段以后，要强化对政治生活的关注，使物质生活与政治生活达到协同促进。

在政治生活领域，亚里士多德，既指出人的政治生活的“天然”社会属性以及物质生活与政治生活等的关系，同时也指明美好政治生活只能在国家视域内完成。亚里士多德强调，国家本身只是人们为了实现最合乎美好生活而联合起来的共同体，国家的目的决定谁可以成为美好生活的成员以及可以过什么样的生活[11]（P132）。

文明社会以来，国家作为公共生活的政治共同体，主要承担了构建人类政治生活的空间场域角色。囿于政治共同体中只有国家具有被其所统治、管理与治理的对象（包括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所承认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人类政治生活，也只有在国家这一“合法强制性”的“利维坦”政治共同体组织中才可能实现。囿于政治共同体的国家本身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故尽管作为类本质的每个人（包括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都在寻求美好政治生活，但是国家的阶级属性规律，决定了在每个国家真正能够实现美好政治生活的并不是作为全部类本质的人的所有个体。从政治生活的实质内容看，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到来之前的“人对物的依赖阶段”，国家视域内的美好政治生活实质上都只是部分统治阶级群体的特有权利。在此阶段，被统治阶级美好政治生活需要，总体上处于一种压抑和受奴役的状态。具体而言：奴隶社会的美好政治生活从形式到内容都是由奴隶主所掌控，其主要实现的也是奴隶主的美好政治生活;封建社会的美好政治生活由封建地主阶级所掌控，其主要维护的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美好政治生活;从资产阶级革命孕育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始从形式上主张实现每个个体的人的美好政治生活，但是囿于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从实质内容看，也只是实现了资产阶级自身的“民主”美好政治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本能地想“在其中满足自己，得到自己的真理[12]（P180），得到自己的美好政治生活，但则恰恰相反。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在最早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英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无产阶级，实际上就被剥夺了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和可能性”，“因为在资产阶级看来，人民的中心永远是他们”。一旦资产阶级革命成功，资产阶级就容易膨胀，就容易特别自信，它就会试图压制自己的前提一一市民社会及其要素[13]（P33）。查尔斯·林德布洛姆经过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剖析，深刻认识到当代美国资本家精英对政治生活的渗透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难以克服的问题。资产阶级已经通过公司和其他商业企业进入政治生活。资产阶级通过自身影响，掌握舆论偏好，推销自身政治生活主张[14]（P3328），资产阶级的需求和偏好成为了立法的取向。从历史和现实的政治实践看，资本主义社会，美好政治生活实质表现为资产阶级的美好政治生活，而作为普通人民大众的无产阶级则被排除在外。

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定，首次在人类历史上实现了绝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在我国则具体表现为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作为国家法源意义上的统治阶级：人民，首次从形式到内容具有了实现自身美好政治生活的可能性。

二、美好政治生活：“主义”定向与场域选择

美好政治生活，作为人的本质社会需求，是其与生俱来的“天然”社会属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从国家制度属性看，从形式到内容都具备了实现人民美好政治生活的可能性，但人民具体如何实现美好政治生活以及人民美好政治生活的实然态势，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场域国情所具体规定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突出强调尽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们“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党中央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国情的精准判断，是我们研究当前一切理论与现实问题（包括人民美好政治生活）的根本依据。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看，我们既不能忽视我国社会主义质的方向规定性，又不能离开初级阶段这一发展程度的量的现实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尽管从发展历史进程看，我国已由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正经历着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下一阶段过渡。但在此过渡时期内，必须承认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同必然存在着的非社会主义（尤指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外国资本主义，还指前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將长期共存、合作、竞争和斗争。我们既要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因素的主体性，同时又不能回避非主体的非社会主义因素对主体社会主义因素的影响，不能人为地消灭作为非主体因素存在的非社会主义因素的阶段合理性[15]（P15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一方面决定了人民美好政治生活必须以社会主义为定向性发展方向，另一方面，限于我国尚处于初级阶段，是“不够格”（邓小平语）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阶段，作为上层建筑的美好政治生活需要不能人为主观地寻求社会主义“纯净度过高”的美好政治生活。人民美好政治生活的选择只能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定向性发展方向过程中，谨慎遵从政治生活的现存条件，服从社会生产的历史规律和结果[13]。否则，一旦人为主观地急剧改造人民政治生活条件，只会产生害多益少的结果[16]（P206）。事实上，在为人民谋取美好政治生活的政治实践过程中，我们曾经不顾“政治生活的现存条件”，犯过好高骛远的历史错误，认为“毕其功于一役”，“共和国政权诞生之日即人民民主实现之时”。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国情，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生产方式基础，去高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设想[17]（P19），结果受到了历史发展规律的无情教训。因此，实现人民美好政治生活，不能好高骛远，要依托我国现实国情，久久为功，不断予以艰辛探索与努力[18]。

我们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场域规定性决定了我们只能走中国特色的人民美好政治生活发展道路，只能逐步提高社会生产方式以达到理想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社会基础，而不能人为拔苗助长地违背客观历史唯物主义规律去实现“纯净度过高”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去追求“纯净度”过高地人民美好政治生活。因此，国家视域内的人民只能追求符合其社会发展阶段性规律的可能性美好政治生活。人民美好政治生活，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定向性发展，又要根据非社会主义因素的客观存在做审慎选择。

三、宏观集体性美好政治生活：历史生成与制度惯性

政治生活伴随人类社会始终。根据人民的集体性与个体性的双重政治元素特色[19]，人民美好政治生活亦可分为人民宏观集体性美好政治生活与微观个体性美好政治生活两个方面。其中，宏观集体性美好政治生活与微观个体性美好政治生活分别解决的是集体公域与个体私域与的领域需求问题。限于我国现阶段人民美好政治生活是在历史国情场域基础上“生成”。因此，研究现阶段美好政治生活，离不开对既往近现代美好政治生活的国情考察。

费正清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中国，“重建强大国家以及畅通人民民主专政二者的二元优先性以及平衡性问题始终是近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绕不开的重大关系问题”[20]（P51）。人民宏观集体性美好政治生活，主要表现为通过民族独立重建强大国家，以民族革命完成国家政治秩序;人民微观个体性美好政治生活主要表现为通过民主政治参与，以民主革命实现政治民主。

在近代中国，为了完成宏观集体性与微观个体性美好政治生活目标，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场域历史现实，无数仁人志士苦苦追寻。特别是当十九世纪后半叶，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救中国运动、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开明派救中国运动、以戊戌维新变法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救中国运动先后失败，中国人民通过民族民主革命完成自身美好政治生活的梦想仍遥遥无期的时候，中国的先进仁人志士陷入了沉思与彷徨。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风声涌起，中华大地人民美好政治生活的历史梦想，呼之欲出。于是一段时期内，政党林立、主义纵横，但随着反动势力阻挠，军阀混战兴起，中国人民通过“毕其功于一役”，从而彻底实现自身美好政治生活的梦想迅速破灭。中国人民经过革命洗礼，通过对多样美好政治生活道路的反复甄别与选择，开始逐渐意识到，面对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局”，只有先选择新民主主义道路，完成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才能可能实现自身美好政治生活。对此，毛泽东同志曾形象地把其比作为中国革命的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21]（P276）。历史证明：“毕其功于一役”，同时实现人民宏观美好政治生活与微观美好政治生活的国情场域条件并不具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实现宏观集体性美好政治生活的民族革命必须优先于微观个体性美好政治生活的民主革命。于是基于国家秩序的优先性考量，民族独立的民族革命历史任务就成为了中国人民实现美好政治生活的第一阶段选择。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通过民族革命实现自身美好政治生活的第一阶段目标开始出现，但南京国民政府的“官僚资产阶级”性质以及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千丝万缕关系，决定了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才真正完成了民族革命。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在完成民族革命的同时，也同时初步实现了民主革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但随着“三大改造”以后，人民在经济领域所有制的翻身做主，“从形式上看”，近代民主革命的美好政治生活目标彻底完成;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一方面，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限制人民微观个体性美好政治生活需要的所有制阶级基础在我国大陆总体消失，主体社会主义的所有制规定性，确保了非对抗性矛盾为主的人民内部矛盾范围内，人民美好政治生活总体利益需求具有一致性，但另一方面，囿于长时期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民族革命秩序优先性的时间序列与重建强大国家，持续实现民族独立的革命宏大目标，导致国家更加侧重对人民宏观集体性美好政治需要的秩序满足。这些因素，促使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中所内涵的民主革命目标，所实现的人民美好政治生活，也并不是以分离的、独自姿态出现的微观个体性美好政治生活，而主要是他们的阶级整体利益[22]（P160-161），侧重实现的也只是其宏观集体性美好政治生活。种种因素，导致当民族民主革命都彻底实现时，历史生成中的政治秩序优先性制度惯性，使民主革命的政治民主被无形淹没，导致社会主义国情场域本应当实现的人民微观美好政治生活难以实现“形式民主”与“内容民主”的二者统一，微观意义上的人民仍然总体上“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23]。这样，随着民族民主革命目标的彻底完成，伴随民族革命对民主革命的历史生成的秩序优先性，政治秩序对政治民主活力的秩序优先性，导致人民微观个体性美好政治生活的彻底实现困难重重。

基于此，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主体性确立，为解决宏观集体性与微观个体性人民美好政治生活的“冲突”，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有过积极地理论与实践尝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开始后，伴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现实政治实践要求，1956年《论十大关系》问题的提出，特别是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公开发表，毛泽东同志开始针对人民宏观集体与微观个体性美好政治生活需要的不平衡问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微观个体性美好政治生活相对不充分问题给予积极关注。毛泽东同志提倡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要建立“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24]（P466）。其中，从集中、纪律、统一意志的角度看，主要体现人民宏观集体性美好政治生活，目标指向侧重政治秩序维护;从民主、自由、个人心情舒畅的角度看，主要突出强调人民微观个体性美好政治生活，目标指向更加侧重政治民主。应当承认的是，在毛泽东同志提出“六有”政治生活局面以后的一定时期内，体现政治秩序与政治民主有机协调，注重对人民微观性美好政治生活的实践在一定范围内曾出现。但是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期，重新把阶级对抗性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追求纯而又纯的国家政治生活的整齐划一。“僵化性的政治秩序”很快打破了刚刚兴起的表征微观个体性美好政治生活政治民主的政治活力特征，愈演愈烈的政治秩序极化现象，导致此后20多年的政治生活中，稳定性始终处于一种紧绷而不是弹性状态。政治秩序的极化现象，使体现宏观集体性的“集中、纪律、统一意志”的政治秩序政治生活，始终占据政治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体现微观个体性“民主、自由、个人心情舒畅”的政治民主的政治生活，则始终处于政治生活的次要部分。

国家政治生活的历史生成以及制度惯性中的主要矛盾错乱，导致表征政治活力的人民微观性美好政治生活始終被宏观性美好政治生活的秩序优先性目标所淹没。这也导致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一直没有很好地处理好宏观集体性与微观个体性人民美好政治生活需要的关系问题，没有及时顺应历史发展规律把人民微观美好政治生活的实现作为施政重点，进而实现从宏观集体性到微观个体性的重心转移。

国家场域的历史生成与制度惯性决定了相较于微观个体性美好政治生活而言，近代中国宏观集体性美好政治生活具有秩序优先性;但是当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主体地位地确立，本应当及时实现由宏观集体性美好政治生活的政治秩序性优先向以微观个体性美好政治生活的政治民主重心转移时，囿于制度惯性，我们没有很好地处理好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主题始终徘徊在阶级对抗性矛盾的政治生活主题之外，这就导致改革开放前人民微观个体性美好政治生活总体上处于受压抑且相对不充分的历史状态。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重新把正确处理人民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拨乱反正，为我国正确处理人民宏观集体性与微观个体性美好政治生活的不平衡性，解决人民微观个体性美好政治生活的相对不充分性问题提供了政治基础。

四、微观个体性美好政治生活：拨乱反正与吁求引导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以非对抗性矛盾为主的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集中、纪律、统一意志”的政治秩序与“民主、自由、个人心情舒畅”的政治民主的有机协调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尤其随着改革开放之后，顺应生产力场域发展规律出现的非社会主义因素，多种所有制经济基础的成长以及多种分配方式的客观存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经济利益差异，导致传统单一侧重宏观集体性美好政治生活的秩序优先性惯性被逐步打破，微观个体性的美好政治生活政治参与吁求与日俱增。在此基础上，我们一方面要充分满足人民微观个体性美好政治生活的政治参与吁求，同时也应当积极引导政治参与吁求，在降低政治参与门栏、畅通政治参与渠道、强化政治参与吸纳、摈弃政治参与极化效应等方面有所作为。

其一，降低政治参与门栏。社会主义国家场域的质的方向规定性，要确保政治权力始终真正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并在人民中间培育并构建共享参与式的美好政治生活[25]（P33）。这就要求我们要进一步降低政治参与门栏，防止政治参与仅仅变成政治精英的事[26]（P78），防止现实中的人民大众，仅仅处在远离现实政治生活的“围墙”（“篱笆”）之外，成为美好政治生活遗弃的“政治孤儿”的不正常现象。

其二，畅通政治参与渠道。要适应人民微观美好政治生活的个体差异性吁求，不断畅通政治参与渠道，使各阶层和利益群体在相互忍耐和妥协精神的美好政治生活参与中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微观个体性的美好政治生活要求在政治生活中制造一种政治参与热情而不是疏远、冷漠的政治参与空气。通过创造条件，畅通政治参与渠道，使人民有机会、有条件对国家的各种事务发表意见。使作为主人的人民，不断亲近与关心政治，让绝大多数人民实质参与政治生活。

其三，强化政治参与吸纳。要通过动态稳定而非僵化稳定的多种制度吸纳方式，有效吸纳那些不断涌现地新兴社会阶层，通过大统战思维，把各阶层、各行各业涌现的。通过利益表达、利益吸纳与整合，让更多地人民有能力，有闲暇、有意愿参与到自身美好政治生活的构建中来;通过对政治参与的有效吸纳，满足不同阶层的现实人民政治参与意愿，使“天生是政治的动物”的人民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主角，自主支配自己的命运[27]（P97）。

其四，摒弃政治极化幻象。要警惕“千人一面”的美好政治生活极化幻象。实现人民美好政治生活，并不等于所有类本质的人都享有不含任何差异性的、过同样结果的无和平道德秩序的美好政治生活。同等的政治参与权并不意味着每个个体意义上的人民，其决策权一样大。如若那样，只是对美好政治生活的粗浅和蛮横解释[28]（P264）。特别是对于我们超大规模国家，要求每个个体意义上的人民在政治生活中做同样的事情的政治参与极化情结，只会导致政治秩序的混乱或者“专制主义”的产生。合理政治参与的人民微观个体性美好政治生活倾向于多姿多彩而不是千人一面，倾向于和谐而不是统一[29]（P79）。

总体而言：一个接近野蛮的社会往往表现为大多数社会成员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政治生活只是极少数人的奢侈品;一个渐趋文明的社会则往往表现为大多数社会成员参和或置身于社会的政治生活之中。政治生活不再成为极少数人的奢侈品，而成为社会所有政治人的共享[30]。“民主、自由、个人心情舒畅”的政治民主参与活力，要求我们既要顺应政治参与吁求的萌发，“确保我们的政治生活在日常是自由而公开的，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自由和宽恕的”[31]（P14），同时更要做好政治参与吁求的引导。以此，在国家场域所允许的制度空间内，使宪法所赋予的人民美好政治生活权利从“形式”真正走向“内容”，使人民微观美好政治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稳步提升，实现主权者的人民”与“权利主体的人民”的有效嫁接[32]。

五、新时代微观个体性美好政治生活：政治人的综合政治素质培育

在新时代条件下，随着改革开放40年以来政治参与门栏的不断“社会化”，政治参与渠道的不断畅通，政治吸纳机制的不断健全，政治极化幻象的不断消失，国家场域层面的政治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处于不断成熟之中。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彰显人民民主属性和显著优势，满足人民微观性美好政治生活，既要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政治生活参与吁求，并做好积极引导，同时更要做好政治人的综合政治素质培育，把人民微观个体性美好政治生活的着重点转移到对政治生活主体的政治人综合政治素质的培育上来。

对政治人的综合政治素质培育，旨在让所有政治人，首先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不能一味追求“纯净度”过高地人民美好政治生活。政治人只能依托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成长，才有可能实现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美好政治生活。同时也要对政治人进行制度自信的“滋潤”，让所有的政治人意识到：作为比资本主义更为文明进步的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33]（P322），确保人民实现自身微观性美好政治生活，绝不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

新时代条件下，作为以人民性为其目标指向的国家，要想方设法通过社会、国家、政府以及宣传教育部门及时普及政治知识和政治常识，不断提高现实的中国人民的综合政治素质。培育政治人的综合政治素质，要把握好综合政治素质的理论培育与实践培育的辩证关系。既要通过家庭、学校、社会、政府等多方面协同培育政治人的政治理论，同时更要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着重培育政治人的政治实践能力。如通过借鉴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会思路，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搭建干群交流平台。充分挖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制度优势，强化各级人民代表培育各层次政治人多方面政治素质的有效机制。以各种仿真实验室，尝试性地建立政治人的综合政治素质实验实训基地，特别是做好利用好基层居委会社区自我治理、基层村委会社区自我治理、职工代表大会等有效培育政治人综合政治素质的实践机会，不断提升政治人的综合政治素质，进而实现政治人政治生活的“共建共治共享”。

要使中国人民彻底实现自身微观美好政治生活，就必须勇于和善于从现实的政治人出发，从其实际所具有综合政治素质这个根本问题出发，让其关心自身的美好政治生活、参与属于自身的政治生活。有鉴于此，作为主体的政治人，要想方设法把自我修炼为政治人，提高自己的政治思维、政治知识、政治技能，提高政治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技术水平及能力，为积极创造条件，主动参与社会、国家不同层次的政治生活做好必要准备[34]，进而让美好政治生活进一步“飞入寻常百姓家”。

邓小平同志早在“南方谈话”中就告诫我们：“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35]（P379-380）”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实现政治人的综合政治素质提升，需要一代代天然的“政治人”不断艰辛努力与探索。

结语

伯利克里曾稱赞和谐的政治生活是一种总体上中道平衡的政治生活，这种政治生活满足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有机协调[36]（P71）。新时代条件下，面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宏观集体性与微观个体性人民美好政治生活不平衡不充分性的现实窘境，在遵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国家场域条件下，一方面应当寻求“中道”的政治发展思路[37]，确保人民宏观集体性与微观个体性美好政治生活的有机协调，另一方面也应当把人民美好政治生活的重心由宏观集体性转移到微观个体性，以彻底满足人民的美好政治生活需要——人民民主[38]（P29）。解决作为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性短板的微观个体性美好政治生活，并在充分满足人民微观个体性政治参与吁求基础上，强化对政治人的政治参与能力培育。通过国家政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处理好私域与公域的政治秩序与政治参与，以此实现“一个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又有统一意志的这样一种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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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乔耀章，巩建青.现实的中国个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逻辑起点[J].江苏社会科学，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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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3] 乔耀章，巩建青.现实的中国个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逻辑起点[J].江苏社会科学，2017（05）.

[34]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5]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6] 乔耀章，巩建青.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秘钥——“中”“道”思维的理论视角[J].阅江学刊，2017（6）;乔耀章，巩建青.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秘钥——“中”“道”思维的理论视角[J].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18（4）.

[37] 巩建青，乔耀章.从“化大众”到“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二阶性——兼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的路径转向[J].广西社会科学，20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