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世界历史”语境中全球化的发展脉络：缘起、困境与出路

孟宏斌 任倚步

摘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呈现出了全球化的发展脉络。通过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唯物主义改造，马克思指明了全球化是世界历史的生产逻辑和资本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生产逻辑勾勒出了人类历史必将由地域性的民族历史走向全球性的世界历史的宏观趋势，资本逻辑开启并主导了全方位的全球化。因此，全球化一开始便被资本的阴影所笼罩，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以全球化为载体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凸显致使全球化陷入发展的困境。并且，实践证明了资本主义所做出的各种调整只是其自身的续命之举，并不能带领全球化走出困境。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祛魅了资本逻辑的非理性主导，通过构建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构筑更为合理、公正的全球秩序，重塑“现实的人”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实现对从属于资本逻辑的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纠偏，是全球化走出困境的未来出路。

关键词：世界历史理论;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

时至今日，全球化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人人得以享受其带来的成果，但同时人人也都也面临着随之而来的问题的威胁与挑战。就微观而言，局部战争、贸易壁垒、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的广度和深度由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而越发突出。就宏观而言，国家间发展的不平等、社会成员之间发展的不平等以及全球经济秩序愈加不稳定等问题也都显露出了全球化在当下陷入的困境。在客观事实面前，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全球化会面临这样的困境，什么是全球化困境的实质，全球化何以走出困境？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以唯物史观为切口对全球化问题做出过深入剖析，并且，实践证明其科学性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有丝毫减弱。因此，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当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的视角，追溯全球化的源头，探寻全球化困境的实质，展望全球化发展的未来。

一、全球化肇始于世界历史的“生产”与“资本”双重逻辑

关于“全球化”概念的界定学界一直以来众说纷纭，罗宾·科恩和保罗·肯尼迪在《全球社会学》一书中归纳了对“全球化”的六种理解，包括时间及空间概念的转变、文化互动的增强、全世界所有居民共同面对的问题的增加、相互间联系和依存关系的加强、跨国行为的发展以及全方位的一体化。[1]马克思虽然并未对“全球化”给出过明确定义，但其立足于“现实的人”，通过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唯物主义改造说明了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内在的生产逻辑发展所必然导致的结果，并且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走向发展的极致。同时指明了全球化的发展过程同步于由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

（一）黑格尔辩证唯心的“世界历史”理论

“世界历史”作为理论概念并非马克思首创，在马克思以前，黑格尔便试图以“世界历史”这一概念来回答“如何理解实际存在的历史”的问题。不同于传统的历史学家将实际存在的历史或外在的历史作为关注的主题，黑格尔所关注的是以理性作为一切自然和精神生活基础的“哲学的世界历史”，并且认为只有通过哲学的方式，即“通过‘精神的辨证运动来把握世界历史的本质，唯其如此，现实发生的历史才是可理解的。”[2]绝对精神（理性）是贯穿于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一条主线，既是宇宙的实体又是宇宙的本体。以此为逻辑起点，黑格尔构建了其“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框架。首先，世界历史以绝对精神为主体。在黑格尔看来，一切思想观念、文学、宗教、科学技术乃至社会制度等等都是直接的精神现象。现实的历史向可以理解的历史转变的过程即是精神不断发展的过程。其次，世界历史以绝对精神的自我表现和实现为发展动力。“自由”是绝对精神的内核，自由意识通过人类生活不断表现和实现推动世界历史不断展开。如黑格尔所说：“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3]（P8）再次，世界历史以追求和实现绝对精神的自由和完满为旨归。世界历史即是实现自由的历史，绝对精神只有围绕自由这一内核辨证地运动才具有意义和价值。“自由本身便是它追求的目的和‘精神的唯一的目的，这个最后目的便是世界历史。”[3]（P17-18）需要注意的是，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虽然“头足倒置”地赋予了绝对精神以历史主体的地位，但并未完全否定客观存在的人及其活动的意义与合理性。绝對精神要求自己实现自己从而获得现实的存在，但这一过程仅仅依靠绝对精神自身是无能为力的，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人类的活动。“那个使他们行动，给他们决定的存在的原动力，便是人类的需要、本能、兴趣和热情。”[3]（P20-21）绝对精神与人类活动共同铸造了世界历史。同时黑格尔又贬低了人类活动的价值，认为人类活动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仅仅是工具性的和手段性的，人类并不能认识和理解这一过程，只是盲目、被动的为这一过程服务，人只是作为绝对精神的从属物而存在。一言以蔽之，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中，世界历史是一个不断辨证运动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一切内容都从属于以自由为核心的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在时间维度上的辨证运动和在现实维度上的不断实现构成了世界历史的本质。

（二）马克思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唯物主义改造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尤其是关于世界历史是一个合理过程的观点极大程度地影响了马克思对历史的看法。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所赋予崇高地位的绝对精神，关注“现实的人”，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展开了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唯物主义改造，指明了世界历史是社会经济内在的生产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4]（P146）一方面，社会生产实践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与人之间逐步建立起普遍的交往，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4]（P166）另一方面，这一发展既生产了社会物质生活资料，又生产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二者综合为社会生产关系并且逐渐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象征社会的思想、文化、宗教等内容的上层建筑，生成了与生产关系相匹配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唯物史观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理论初步萌芽。历史的基础是来源于物质生产并与物质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由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也并非是黑格尔声称的以绝对精神为主体的纯粹抽象的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4]（P169）。“现实的人”代替绝对精神成为世界历史的主体，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断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实现“现实的人”的本质自由取代实现绝对精神的自由和完满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旨归。伴随生产逻辑的发展而来的人与人之间不断扩大的联系与交往勾勒出了世界历史的图景。但是，社会生产实践发展带来的交往方式的扩大并不能完全呈现出全球化的面貌，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需要一个推动因素。马克思将这一推动因素归结为资本主义大工业，引入了“资本”及相关概念进一步分析全球化。

（三）资本主义大工业及世界市场开启了全方位的全球化

唯物史观揭示了全球化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尹始伴随生产的发展、分工的细化、科技的进步、交往的扩大而逐步加深的宏观趋势，但关于为何全球化在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后发展如此迅猛，以至于资本主义大工业通过世界市场将一切都纳为资本的从属物，实现了一切要素，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各种类型的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相互影响、相互流动，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进一步研究给出了答案。即“资本”的力量是开启全方位全球化的关键所在。资本主义时代即是资本居于统治地位的时代，而资本以实现其自身的增殖为唯一目的，表面上依托于物质财富的形式存在，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价值不断从无产者向资产者转移这一生产关系的反映。资本是死劳动，必须依靠对活劳动的吮吸才能存活，因此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必须一刻不停的为资本寻找市场，为资本的增殖寻找更为广阔的空间，“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5]，从而满足其追逐剩余价值的诉求。本国的市场消耗殆尽，资本的触角便伸向世界其他国家，由此生成了资产者建立世界市场的需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坚船利炮”突破了民族国家的限制，打破了不同民族的分工差异继而建立起世界市场，“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6]（P404）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资本在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资产阶级为了更好地实现无止境扩张的目的，必然要将资本积累生成的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上的统治力与文化上的价值导向。”[7]一切民族和国家通过世界市场这张无形的网络被纳入到资本主导的世界经济与文明体系之中，“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8]在由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资本逐渐开启了全方位的全球化并将其发展推向极致。

二、世界历史的资本逻辑是全球化陷入困境的始作俑者

全球化的发展过程并不尽是充斥着田园牧歌式的和谐，而是一个汇集了矛盾与冲突的过程。全球化在迎来发展的一个又一个高潮的同时，也必须面对与之相伴的诸多威胁与挑战。但事实上，全球化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并非在于全球化本身，而在于资本对其的主导和驱使。

（一）以往历史的全球化是完全由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

资本这一生产要素产生以前，人类社会的历史仅仅是狭隘的地域性的民族历史，并不存在全球化一说。诚然，广义上的全球化意指“人类通过长期的交易、交往、交流活动，逐步地交融，趋向于组成全球社会的历史过程或趋势。”[9]从这一意义上讲，传统社会中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全球化性质的交往，但这种交往并非是由生产方式的发展所驱使，更多的是出于政治、文化或宗教的目的，因而仅仅是一种“挑战-应战”[10]（P5）的方式。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一开始就被资本的阴影所笼罩，全球化的发展历史也即是资本主义膨胀的历史。从中世纪后期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中海沿岸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开始，资本主义通过新航路的开辟、对外殖民掠夺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获得了时代的统治权。由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从来不是静止的”[11]，凭借工业革命带来的强大经济力量与科技飞跃，资产阶级通过殖民的方式强行打开了所有封闭国家的大门，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实现直接导致了全球化。历史发展的进程表明，全球化一开始就是从属于资本的全球化，是沿着资本所设定的既定路线不断演进的全球化。随后的几百年时间里资本主义虽然有过不断调整，但资本“靠剥削剩余价值而存活”的本质决定了只要其自身的发展还未达到实现自我否定的程度，就必将居于全球化发展的主导地位。这一方面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另一方面也使“世界范围内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公正进一步加剧了。”[12]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全球化陷入了困境。

（二）全球化困境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在世界范围的凸显

资本主导全球化的直接后果除了构建起“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文明体系”，还包括使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以全球化为载体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因此，全球化陷入困境的命运是无法避免的，困境的实质也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或政治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首先，在资本的主导下，生产的社会化已经演变为生产的全球化，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性质并未改变，“相反资本主义垄断性和私有性大大加强”[13]，资本越来越集中于作为全球化主要载体的跨国公司。据《2019世界投资报告》统计，全球化进程中受益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所集中的资本，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全球化的生产形成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从而使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放大。其次，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外化为经济关系上由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拓展为世界范围内的贫富悬殊。据《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显示，截至2016年，全球最富有的1%人群占有全球33%的财富份额，而在1980年至2016年的近40年间，底层75%的人群占有全球财富的份额则一直停留在10%左右。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6]（P405）可见，全球化不仅未能缓解两极分化，反而呈现出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趋势。再次，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单个企业生产的计划性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放大为全球化生产的有序性与世界经济的无序性的矛盾，从而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动荡扩张为全球性的经济动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爆发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石油危机、股市危机、金融危机、信贷危机等皆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连锁反应，破坏了全球经济秩序。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从属于资本逻辑的各个经济单元仍以追求全球范围内的最大利润为最终目的，其结果必然导致全球性的盲目生產，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动荡。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生产扩张的无限性与世界市场需求的有限性所造成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所造成的世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无不表明，全球化的困境实则是资本主义的困境，全球化困境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在世界范围的凸显。

（三）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无法带领全球化走出困境

面对随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而来的资本主义在生产力水平、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资本的社会化程度等方面出现的新特征以及全球化愈发陷入发展困境的客观事实，资本主义不得不作出相应调整，试图以此矫治全球化，使其走出困境，但结果却与预期大相径庭。但正如赫尔德和麦克格鲁所言，“从定义上说，全球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它是在市场原则和为利润而生产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14]资本主义以维护世界经济秩序之名做出调整，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自身在全球化博弈过程中的既得利益。比如，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应对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迫切要求促成了理论上由“古典主义”向加强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继而再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和实践上“罗斯福新政”“里根经济学”“撒切尔革命”的相继展开。但调整所换来的仅仅是世界经济短暂的“和谐”，全球化在资本的旋涡里越陷越深。客观而言，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各种关系的调整确实延续了资本主义的寿命，缓和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但却并未消除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而是通过“中心与外围”体系将其转移到边远地区，资本继续居于全球化的主导地位，全球化带来的饥馑、动荡、对立、差距仍然随处可见。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以来，英国脱欧公投、美国总统大选、欧洲难民危机以及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无不释放出“逆全球化”的信号，这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是对全球化出现的矛盾与问题采取的阶段性应对举措。”[15]资本主义国家试图以此来逆转全球化，维护自身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既得利益。但当今世界需要的不是围绕少数超强资本主义国家循环往复的全球化格局，而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能平等参与、能够实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最终有利于全人类的自由与解放的新型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提出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为全球化走出困境贡献了中国智慧。可见，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全球化无法通过调整走出困境，唯有跳出资本逻辑，突破固有的西化思维的束缚，全球化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走出困境的未来出路

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语境中，全球化是资本逻辑影响范围不断扩大而必然导致的结果，“资本主义对全球化的主导具有阶段必然性。”[16]但“从其发展的趋势和未来结果来看，全球化又是指向共产主义的。”[10]（P38）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应当是愈加开放包容，愈加合理公正并且愈加尊重人的存在本身的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不能马上灭亡和共产主义不能马上来临的一种解决方案”[17]，既是对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纠偏，更是全球化走出困境的未来出路。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通过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推动全球经济均衡快速发展。不同于资本以实现自身增殖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合作共赢的发展观，提倡“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18]，从而避免了形成“中心”支配“外围”和“外围”依附于“中心”的全球化格局。在马克思看来，消除资本逻辑带来的异化的前提条件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全球化条件下资本聚合各种资源生成的巨大生产力必然不适应以个别国家或集团为利益主导的生产方式，任何突破生产力发展的尝试都要以牺牲“外围”国家的利益为代价，世界范围内的“南北差距”也因此不断拉开。相比之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中驱动经济发展的是世界各国在合作共赢发展观引领下共同生成的合力，这不仅解除了生产力发展的禁锢，而且通过提升全球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行动给出了让全球化走出经济失衡、贫富悬殊等现实困境的可行方案。比如，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秉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建立起了沟通东西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通道，实现了区域间科技、劳动力、市场等各种类型要素的最优配置，极大程度地推动了沿线国家经济的增长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成果更加印证了其塑造的既是越来越开放的全球化，更是越来越包容的全球化。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筑更为合理、公正的全球秩序

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以真正的平等、公正等价值理念构筑更为合理的全球秩序，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维度缓解乃至消除根源于资本逻辑并上升至全球化层面的“异化”。在既往的全球化历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倡导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被鼓吹为真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全球秩序自然也是绝对“合理、公正”的。但所谓“合理与公正的全球秩序”所掩盖的却是以保障少数国家的既得利益而不择手段的原则。正如马克思所言，“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6]（P402）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更多地强调共同参与，通过多元化国际行为主体共同的全球治理营造真正能保障所有国家稳定发展的外部环境。比如，在经济交往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打破从属于资本逻辑的“中心-外围”全球利益分配格局，塑造真正涵盖“合理”“公正”等价值理念的世界市场体系。不仅要把全球经济这个蛋糕做大，还要将这个蛋糕分好，避免以牺牲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逐步缩小第三世界国家与全球经济平均发展水平的差距，实现经济交往层面真正的合理与公正。在政治与文化交往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忽视客观存在的各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又摒弃了西方国家所推崇的零和博弈、文化霸权的思维方式，倡导求同存异，寻找彼此的共同之处，通过“和而不同”的方式来化解矛盾和冲突，通过多边协商来共同应对全球性的问题，推动全球化过程真正成为各国和谐共融的过程。總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构筑的全球秩序让所有国家和民族都能平等地参与全球化，享受全球化，高度契合了当前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发展格局，有利于开辟更为合理与公正的新型全球秩序。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塑“现实的人”在世界历史中的主体性地位

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并非是就历史来谈论历史，而是紧紧围绕“人类解放”这一主题来阐述世界历史。而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全球化却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背道而驰，“物”取代了“现实的人”成为世界历史的主体，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的无限增殖代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旨归。人类开启了全球化，但资本的支配致使日益细化、扩大的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成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桎梏，人类不仅受到由自己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的异化，而且这一异化通过全球化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性质。人类命运共同体扬弃了抽象，转而关注“现实的人”本身，将“人类解放”这一深厚理论变为了伟大实践，通过增进多元价值主体间的理解和认同来消除异化、实现人类本质的复归。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关切人的存在本身。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同体这一范畴在时空上的延伸和扩展”[19]，是最高层次的命运共同体。其着眼点并非是经济、政治或文化领域的某些具体现象，而是现象背后人之为人的本质问题。其思路是各国意识到在全球化浪潮中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共存共荣的命运共同体，并且通过加强彼此间的联系与合作来构建这一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世界性的问题与挑战。这无疑彰显了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关怀。其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塑造“现实的人”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马克思指明了只有满足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这一前提条件，世界历史才能真正跳出资本逻辑，只有成熟的生产力系统才能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必需的物质资料。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在理念上肯定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且通过推行“一带一路”战略，建设亚投行等现实举措助推了世界经济发展，从物质生产的角度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契机。最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體创造了重塑“现实的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精神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不仅需要表征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高度，还需要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价值理念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自由人共同体”思想与时俱进的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即是践行其蕴含的“公平”“正义”“共赢”等社会主义性质的价值理念的过程，从而提供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必须的精神支撑。

总言之，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语境中，全球化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所必然要经历的过程。资本开启了全方位的全球化，但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全球化不可避免的会陷入困境。虽然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还远未达到直接扬弃资本主义的地步，但社会主义性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契合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迎合了当前多元利益主体对共同参与全球化、塑造全球化、享受全球化的呼吁，是全球化跳出资本逻辑，走出困境的未来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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