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的阐释”：都市青年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实践

凤 仙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一、研究背景

在我们这个时代，全球化对自我和身份的影响越来越大，不确定性越来越大，不确定性的体验促使个人和群体为身份的建构寻找地方性的定位。[1]自我面临着由社会秩序转变所带来的挑战，每个人自出生便将花费毕生精力去解答“生活计划”的难题。[2]在这之中，作为社会重要形态之一的“个性化”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它首先意味着新的生活方式对工业社会的旧生活方式的抽离，其次意味着再嵌入，在此过程中，个人必须自己生产、上演和聚拢自己的生活经历。[3]这一反思性的组织过程已经深入到自我的核心部位，变化的自我作为链接个人改变和社会变迁的反思过程的一部分，被人们不断探索和建构，在现实中，更多的抽象系统和制度的介入都逐渐显现在自我的型塑之中。[4]对个人来说，因为与事件和情境的直接接触变得越来越稀少，日常生活愈发显现出肤浅和乏味。[5]选择和制造事件本身，成为个人生活计划中的重要选项，它也与城市生活日益节日化的趋势相呼应。[6]就一般意义而言，已有的传统节日、政治纪念日、职业节日、宗教节日和国家法定节日等种类繁多，遑论那些被冠以“节日”的各种活动。但本文无意对节日进行本质的阐释与探讨，而关注基于个人自主安排和策划的节日类型，它们反映出个体如何理解当前节日与自身日常生活和自我实践之间的关系。由此，以拥有都市生活和节日经验的青年为对象，本文通过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深描”他们的节日实践。

如后现代理论家们所持的反启蒙的立场那样，自我本身并非总是稳定的、有中心的主体。它们会随着时间、空间而流动变化，适时“显现”出角色/身份认同的“群”。这些“群”寻找区别化的体验形式作为出口，依据其伸展出不同面向的认同，这是自我作为生活计划的重要实践策略。这一策略处于制度环境的背景之中。制度环境，一方面是指制度化语境，另一方面则指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地方环境，地方环境是除了经济、政体或家庭等抽象的制度之外的环境，它是微观意义上的社会制度。[7]

因此，制度环境包括制度层面上对象化的意义和语义系统，也牵涉作为地方环境的具身过程的组织化行动，前者作为社会规范中的“角色”制约着个体复数的“自我”。[8]对象化的意义建立在对语言在文化意义上的锚定之上，这些文化意义有足够的共识基础去支持日常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往来、社会协作和制度运作，它是自我、认同的形成与维系所依赖的重要情境。[9]而作为地方环境则融合了文化意义网络和组织化的表现，这种表现影响和指导着社会成员的信仰、情感的模式和规律；换言之，地方环境作为一种社会结构，体现在人们之间的互动模式或规律中；[10]地方环境小到人们见面时握手的习惯性动作，大到植根于认知和理性系统的组织。[11]

就具体情境而言，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节日是关于个人如何在日益城市化的条件下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并与他人沟通的重要议题。[12][13][14][15]各种新兴的音乐节、电影节和艺术节近年来备受青睐，并逐渐成为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对此，已有研究从生活方式理论出发，并结合具有古典政治哲学传统的大都市美学主义，将节日空间理解为超越日常生活世俗空间，是提供相遇与交换的场所。[16]其具体实践是围绕物品和符号资源进行自反性参与过程的产物，并生产出附着在品味和表达上的区别认同，节日正是这一过程的重要节点，个人在参与之中创造、管理和表达自身的身份认同。[17]

不过，对情境的理解容易被忽视的是如何理解城市和媒介的作用。从传播学角度看，城市不仅仅只关涉建筑，媒介也从来不仅仅只关涉象征符号的交换。[18]对于两者的勾连，也能为我们加深对各自的理解提供重要基础。比如，移动媒体不仅改变了那些身处城市空间的人的体验，而且还通过网络化的受众对事件进行（再）现/表征的方式进行表征化的再创造。[19]另一方面，在对认同的能动性组织中，学者们很少关注事件，尤其是城市事件（包括节日、抗议、日常经验和城市物品）及它们的（再）现/表征是如何被改变的。[20]由此，正是通过观察现代节日如何打破日常秩序以激发行动者的能动过程，本文试图将城市、媒介和事件的发生勾连起来，并将其视为自我构建新的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

现实中，青年作出节日参与的“选择”的依据在于它们是否对各自的“日常性”，即对重复性的日常生活内容形成打破，打破可能表现为作为安排特定活动的时间参照点，[21]也可能是某种“故事性”或“事件性”的提供。[22]因此，在制度环境具有结构性因素与微观行动的张力中，本文将聚焦个人对自我的组织过程和反思。

二、研究方法

研究资料的搜集包括两个时段，A1-A6、B1-B4为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在上海进行的10次半结构化访谈，B7为2021年2月在上海补充的受访者之一，访谈平均时长为60～95分钟。

受访者按照A（男）、B（女）进行编号（年龄/职业/教育）：A1（22岁/全日制大学生/本科）、A2（21岁/全日制大学生/本科）、A3（28岁/全日制大学生/研究生）、A4（24岁/公务员/本科）、A5（29岁/新媒体广告/研究生）、A6（29岁/全日制大学生/研究生）；B1（27岁/互联网企业/研究生）、B2（27岁/全日制大学/研究生）、B3（27岁/记者/研究生）、B4（29岁/大学教师/研究生）、B7（30岁/互联网医疗/研究生）。

受访者的招募，首先通过对研究者身边的节日参与爱好者进行目的性抽样，接着以滚雪球方式进行补充。目的性抽样是指选择信息丰富的实例来回答所需的研究问题。[23]样本地选择标准：1. 被访者年龄在20～30岁之间。本文从“青年”——处于对自我进行并逐渐完成建构的转变过程——这一社会化历程的身份状态去理解和选择；[24][25][26]2.受访者周期性地计划、安排除传统节日以外的其他节日事件；3. 组织与参与过程中会涉及移动终端如手机的使用。[27]

研究主题围绕受访者在日常生活中“选择”参与的节日展开，分为四个部分：节日的列举和分类；节日对应的社会关系类型及活动；电影节/音乐节/艺术节中的社会互动；青年在“双十一”购物节的情况。对经验内容的分析，本文采取阐释现象学的研究路径，它是对人类生存经验的基本结构进行有克制的反思的方法[28]，通常用于描述“特定个体”对一个概念或现象的生活经验的共同意义[29]，这些经验是有意识的经验，个体通过话语的方式赋予其具体的“叙述”，这是被视为对现象本质的描述，而非个人的解释或者分析。[30]这一路径也作为对样本中不同职业的比重的补充解释：首先，研究主题关注的是受访者在节日现象中的具体经验；其次，学生身份作为分类指标不构成为研究主题的阐释要素；最后，个体的经验总是与更广阔的社会现实之间相互作用而非孤立的镜像呈现。

三、结果与分析

“双十一”被纳入讨论的原因在于，它的盛行与信息传播技术的软件和硬件条件密不可分，剧烈且迅速地改变了城市日常生活的习惯与方式。它作为媒介技术、城市生活与个人日常生活实践的典型案例，为其他形式节日的兴起提供了相似的模式，比如电影节、音乐节等，它们都可视为制度环境在不同层面对物、信息、人等不同资源的组织、协调与转化，这些是新兴节日得以成形的重要制度环境。

（一）“底色”：在家庭与个人的张力之间

受访者们对传统节日的共同认知潜在地指向家庭成员之间义务与责任的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而其他两种类型指向的则是凑热闹的放松状态和对开放性体验的积极参与。这一差异造成了个人采取的不同立场。“我们自己的（传统）节日最主要的是关于家庭和亲情。只有在其他节日中，我们才有机会跟同龄人一起出去瞎玩。中国的传统节日又多数与吃绑在一起，一家人和亲戚朋友一起，那不可避免就要被问各种问题，青年就比较烦。”（A4）

之所以如此，A2给出了一个普遍的原因：“每次我回家过年，就要应付那些不太熟悉的亲戚。我家是一个大家庭，有很多亲戚，但是大家平时不怎么来往，尤其是我现在又在外地念书。他们对我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了解，却总是问我很多尴尬的问题，比如说有没有女朋友之类的。我猜他们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的，但我还是觉得很不舒服。我不希望他们干涉我的私人生活，我也不指望他们能够理解我的私人生活……我也许会跟我的朋友去分享这一部分的生活而不是跟我的亲戚，我觉得没必要。”（A2）

这与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与个人相处的方式有着密切关系。比如，对中国家庭关系变化的考察，从私人生活的线索上看：一是家庭作为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制度演变为私人生活的中心以及个人的避风港；二是在家庭成为私人圣地的同时，家庭内部的成员进一步地拥有个人化的空间。[31]家庭生活在不同代际的认识之间，显然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有所差异。在家庭生活中出现的私人生活的进一步分化和区隔，反过来又改变了前者的重要性和意义所在。

大多数受访者是在异地求学或工作，空间上的距离使得他们与除了父母之外的亲戚很少能有频繁的交流，“尤其我觉得是一些新节日，青年过得比较多，大家会一起出去庆祝，但传统节日更多的是会和家人在一块。和家人的话，其实只是身体的放松。跟朋友在一起的愉悦是偏精神的，身体其实一点都不轻松。”（B4）受访者们对不同节日类型表现出差异化的偏好，如认为传统节日是出于责任感需要与家人共同度过的时光，但是受限于具体的活动内容，这些活动很少具有趣味性，更多时候表现为父母—子女关系上的单方向的表达，诸如少玩手机和合理饮食等健康生活方式的要求。

外来的文化传统节日，诸如圣诞节、元旦（跨年）等，在外部环境的“氛围”烘托上，经由商业利益的推动，人们会看到铺天盖地的手机广告，还有大众交通和公共场所中的媒体宣传，这时候外部的环境因素成为促使个人加入其中的“借口”，“圣诞节这种我想要出去的这个意愿，大多是来自当时周围环境的影响。周末出去的意愿是在一个线性的条件下，比如我上了一周的班，作为休息需要放松一下。但另外，比如今天跨年，大家事都没做完，还是有很多人想出去浪，就是因为大环境就是这样告诉你快出来玩啦。”（A3）

这些“氛围”提供了滑入与其他人产生交集的时空“窗口”，同时，对个人而言，也是逃离日常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契机。“逃避”是受访者在谈论非传统节日时提到最多的词语。既然可以选择逃避，那么反过来，这也意味着个人可以按照自身的生活轨迹形成对日常性秩序的“打破”和回归正轨。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受访者在之后涉及的两种节日类型中，既拥有暧昧性质的“双十一”购物节和基于个人趣味的文化节日之中。这些节日活动的时空范畴及其相应的规划安排，反映出个人选择的活动领域从家庭向社会城市空间的游移。同时，个人在时间和空间维度对流动资源的调动和安排，依赖于移动互联网与城市实体时空之间的调和与衔接；伴随着节日进程的具体展开，人们也从亲缘群体滑动到陌生关系的这端，在脱离权利与义务关系形式中，个人以不确定和流动的体验充实“真实”自我的部分。

（二）“偏离”：“双十一”作为“在手”的参与

“双十一”在受访者中引发了不同观点，然而在它具有仪式感这一点上，大家达成了共识。已有的“双十一”研究很少分析参与者的视角，如他们如何理解自身参与的目的和诉求，而通常以消费者的统一角色规范个体行为的复杂性，[32][33][34]也因此，对“双十一”的经济属性执着遮蔽了其内部具有的张力关系。比如，依赖于大众媒体机构所组织的“媒介事件”，其主体实际上还同时涌现出互联网企业及海量的个人用户，行动主体的调整不可避免地改变着何种事件以何种方式被打造。甚至，现代社会中的“集体性”，不仅仅是指人，还指那些被个人用以组织和参与过程中动员使用的物和技术。[35]

“天猫第一年有‘双十一’的时候，我可能会很早就检查自己的网络是不是OK，购物车的东西有没有加好，会反复确认，我觉得是有仪式感……就你会去做这些准备工作，会提早了解‘双十一’可能会有什么东西打折，你想要什么东西，然后怎么样找这种优惠券，你就了解这个流程……以前我认为我对节日的理解肯定会有情感的因素，传统节日可能多一些历史、故事、传统，有家人在里面才成为一种仪式。另一方面，我觉得电商也算节日的一种，因为它有那种仪式感。而节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仪式感。”（A5）A5肯定了“双十一”切实地具备某种仪式感，这在他的筹备过程中有所体现。当以传统节日做参考时，他表现出了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体验到两种不同的仪式感，另一方面“双十一”不符合一般意义的节日特性。最后，他反思性地归纳到，仪式本身并非一成不变。

受访者还描述了购物节中充满乐趣的购物清单的分享，“我觉得节日不分线上线下……商家也没有逼着你去买，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无论电影节还是‘双十一’，都是自发的，有一个特别团体的行为，是不受传统观念影响的自发行为……这几年你应该会看到有很多人组队一起买，商家还会让你组群……我跟我朋友就会这样，比如有人说‘快要到零点了，我还没有决定要买什么，谁有推荐’，大家就会在群里给发，在朋友圈留言说有什么值得买……给了我一个借口让我更好地消费，然后推荐了很多我以前不了解的东西。”（B1）购物节不仅仅是消费者与商品之间建立关系，它也是个人和朋友以及网友之间建立关系的渠道，这些渠道虽然寄托在购物清单的交换，但对物品本身的探索和挖掘，对受访者来说是将未知和新奇之物引入日常生活的方式之一。

甚至，等待包裹的焦虑过程最终也被兑现为收到和打开快递时的刺激和快感。“‘双十一’的时候我非常喜欢收快递，平时的话还好。因为就很多东西，很急迫地等待那些东西。因为你前面可能一直没买，就为了等到这一天买，然后其实它那个喜悦感也是增加的……我一般正常的作息是十一点睡觉，‘双十一’的时候我会半夜1点醒，把东西下单了才睡。”（B2）“买东西是一个快乐的源泉，我很喜欢收包裹的感觉……所有的节日都是为大家提供一个契机。而消费的形式很符合现代生活的特点，好像是社会建构，它划分出一个个的节点，为人们提供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间隔，提供一种生活的动力……我感受到的现代社会是一种消费社会，因为人们所有的行动，所涉及的话题，聊的内容，都跟消费有关。比如出去玩，跟朋友看电影、吃饭等，而且它是想要跟别人聊天时，很好的切入点。”（A2）从时间上看，一年一度的采购计划成为协调其他日常性消费和购物的重要参考和调整的标准；从空间上看，它从单一的淘宝和天猫电商平台转型到备受关注的社会事件的打造。

受访者们通过自己的方式去介入到对节日的意义生产，以个人对时间的感知方式，作为“我的时间”，并对“我的生活”进行安排。它是一种更加本质的个人与时间的再关联的形式，这里的时间，包括历史、周期和过程。[36]

（三）再现：社交网络中的认同生产

在本研究中，节日与日常的联系不仅表现在对区别性认同的塑造，还在于其所依赖的特定关系路径的互动、维系与实现。在虚拟和现实的再现/表征中，一种被调动的自我意识出现了。这一转变同现代城市的发展密不可分，后者不仅带来对新的社会公共生活的营造契机，还由此提供了机会让人们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彼此建立关联。[37]“很多人喜欢在朋友圈或者微博上发去过的演唱会。我觉得这就是种自我的表达，或者自我的认同方式。比如说，有的人很喜欢跟别人分享他们喜爱的乐队。我经常在我的朋友圈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这可能是表达他们好的品味的一种方式。我是这样理解的，一种自我的表达。”（B3）

社交网络上的自我呈现依赖于对各种作为区别体验的节日参与进行再现/表征，它的产生不亚于现实环境中的真实效果。“我觉得这是一个人从别人那里寻求认同的方式，他/她要受到相应的待遇。比如，一个人是文艺青年，就会有意识地通过他/她发的东西来强化这种形象……我也是这样。我觉得这是给他人留下印象的一种必要的方式。”（A6）

不同的社交平台成为受访者投射和维护个人形象的重要场所。“我有个不同的地方，不知道算不算社交，感觉它可能偏向于自我形象的建构。我非常喜欢玩微博……就觉得它囊括了比较多的本我的状态……微博跟微信不同，它承载了更多真实的自我，微信可能更加是建构的。”（B2）而不同社交平台在使用上所呈现出的差别，则表明技术环境与自我之间的互动作用所造成的认同在不同面向上的投射，甚至带来了关于自我“真实”与否的意识。

这些场所连接着现实中专属于青年自己的小世界。“我非常确定的一点是，我对于这个身份感到挺自豪——影迷，我很喜欢这个标签。我没有很多身份标签，在今天粉丝是个非常普遍的标签。的确，在这些粉丝圈子里你仍然会遇到很多类似工作环境中的问题，但是你拥有更多的可能去遇到跟你有同样想法的人。”（B1），因而他们十分积极地在家庭与工作时间和空间之外，去探索不同的体验方式。

由此，它带来了青年在家庭和工作领域之外，对更广阔社会领域的探索。比如，就这些具有节日意义的文化活动的理解，就产生了围绕公共意涵的不同解释。“我觉得音乐节/电影节它们在形式上是公共的，就是接触渠道上每个人都可以进入。但在更高层次上，它可能就不是公共的，他/她还是有自己的想法……比如电影节对我来说，门槛比较高，我很难介入进去……这个门槛可能源于个人的生活赏识，就是品味问题。”（B2）B2讨论的实际上是活动本身的开放程度，比如只需买票就能看的演出或其他活动，但“在更高的层次上又不是公共的”，则指个体如果想要真正融入特定的文化群体，则需要有专业的素养——这实际上是文化资本的象征，它等同于时间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累积与转换。不过这一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式的视角忽视了现代社会中，时空要素本身与技术环境之间的紧密纠缠，因为个人在具体的媒体使用层面上具备协调策略的可能条件。

正如B7所言，节日参与作为具有自主选择的行为，它的“游戏规则”依靠参与其中的每个成员，“我觉得影迷群体是一个共同体的概念。我的理解不是说每个人要成为好朋友，而是说它有一个公共的氛围在，我们一起来维护秩序……它不是具体到你的品味，不是说我跟你都喜欢这个电影，而是说我们共同喜欢电影的大概念和电影对我们都很有意义，然后我们愿意去创造一个更好的观影环境，能把电影节整个事情让它每一年都更好……包括影迷群里面大家的讨论，我觉得它是一种公共性在里面的。因为你提出的每个给电影节工作者的建议，或者说给群友的一些提醒，都不是针对某个人……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小型的公共论坛一样的东西，每个人都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会有组织者来应答你的这个意见，你的意见是被认真对待的。”（B7）影迷群体，连同电影节的工作人员及其背后的组织机构，实际上都是建设和维护电影节文化环境的重要行动者。

至此，本文从上述三方面梳理了受访者们对日常中节日活动的实践和认识。节日活动的范畴从以传统节日为载体的家庭亲缘关系时空为基点，逐渐向社会文化领域蔓延，并在亲缘与陌生关系之间滑动，新兴节日中个体对开放体验与陌生关系的诉求，最终还指向身份认同的分化与再拼接。在动态的建构过程中，受访者们以节日的名义作为建构区别性认同的策略。同时，还应看到，新兴节日的参与过程本身，也可能促成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

四、结语

围绕青年在都市生活中的节日体验，本文从受访者们在日常中参与的节日出发，通过他们对不同节日类型的划分、参与和叙述中，可以看到，节日之于青年的日常生活所扮演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这一转变表现出从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节日向社会文化生活领域的延展和偏好，人们立于既定生活环境的同时也有着对更广阔世界的渴望。[38]建立在对自我愈加反思和开放的组织之上，人们诉诸自身所处的环境及其拥有的不同资源，以塑造一个相对稳定连贯却又具备不同面向的现代个体。[39]

在既定的社会关系之外，受访者们寻求更加“真实”的自我认同。在对这一认同的运营过程中，个人进入到移动终端、社交平台、机构组织等不同结构语境的交叠与互动中。这表明个体在媒体使用的微观层面与制度环境之间能够产生相互作用的张力，节日活动成为这一自反性组织的重要实践场景，为青年提供认同建构的新资源和场域。

最终，通过将节日参与作为个体建构区别性认同的落点，本文旨在从传播视角考察城市生活与媒介实践之间的关联。事实上，节日的嬗变可以看作个人自反性地协调与制度环境间的关系所促发的诸多现象之一。协调之所以可能，乃在于制度环境中日益显现为在当前主导生活方式的城市语境，它同时拥有虚拟和现实取向上的信息技术设备和基础设施，[40]流动的身体被赋予了权力，它们通过进入具体的节日场景，随时从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信息系统抽离和再进入。[41]基于移动终端等媒体技术支持，个人行动的灵活性激活出以现代文化节日为代表的新的自我实践，它不仅在空间意义上模糊了“此/彼处”的区隔，也在时间上模糊了历史/未来的衔接。在自我的实践被置于媒介的结构与行动的语境中，可以看到，节日的实践指向了对多面向认同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