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基督徒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

崔 琪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随着进城务工人员的不断增加，农民工随迁子女群体也在不断扩大，这一群体的成长问题成为社会各界日益关注的重要议题。这不仅关系到城镇化率的实现，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及农民工子女尊严的保障。[1][2]增强农民工子女教育，促进随迁子女群体与流入地相融合，这不仅对随迁子女群体发展及城市和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关系到城市有序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3][4]随迁子女跟随农民工父母来到城市生活学习，一方面，随迁子女得到父母更多的关爱和陪伴；另一方面，父母可以更好地陪伴子女，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家庭是个体的生活之基，潜移默化地影响并塑造着个体的价值观念和行动策略选择。[5]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指出，家庭在形成和传递代际之间不平等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家庭文化和社会背景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儿童的发展轨迹和学习准备。[6]从微观家庭视角来看，农民工家庭营造的氛围对随迁子女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农民工基督徒作为“城乡双重边缘人”，他们的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现状既有非信教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共性，亦有区别信教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个性。本文通过访谈B市Z教会农民工基督徒及其子女，探讨基督教教育在农民工基督徒身上呈现出何种特质，对其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和城市融入具有什么影响，随迁子女如何看待这种影响，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基督教教育。

一、作为“问题”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研究

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研究，大多集中于阐述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教育观念、教育方法、家庭关系、家庭环境等，无一例外以“问题”的形式从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家庭因素予以呈现，并据此提出相关意见建议。具体而言，主要表述为缺乏社会关注和家校合作，家长职业地位低，文化素质低，教育观念落后，教育方法简单粗暴，亲子关系疏远，缺乏良好的家庭环境（氛围）等。[6][7][8][9]为此，有学者将上述问题归纳为家庭教育张力问题，包括时间张力、环境张力、知识张力、习性和观念的张力等四个方面。[10][11]

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农民工因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子女所造成的家庭教育问题；另一方面，家庭作为一个具有“面对面”交往特点的基础群体，父母对子女的影响是通过情感的互动展开的，在互动中传递着情感能量。[12]子女作为家庭教育中的另一方，对他们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扮演，现有研究尚显不足。目前，关于随迁子女的教育关注，更多的是深入农民工子弟学校，沿袭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一书中所描绘的工人阶级的“小子”反学校文化特征，试图概括农民工子弟的“反学校文化”及其对于社会阶级再生产的意义。[13][14][15][16]不可否认，通过对农民工子弟的就学文化、同辈群体互动的探讨，呈现出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求学的鲜明特征。但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和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人的发展[17]，对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其父母的家庭互动层面的研究，可以更加全面地呈现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现状。

当前有关农民工基督徒的研究，大多探讨这一群体在“基督徒”和“农民工”双重身份下的身份认同和城市融入[18][19][20][21]，并未进一步涉及此群体的家庭教育面向。宗教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必然会影响到农民工基督徒的家庭关系和教育观念，进而对其家庭教育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民族志田野调查方法。在近一年的田野调查中，笔者以慕道友的身份参与B市Z教会的日常宗教活动，通过观察及访谈的方式了解农民工基督徒的信仰情况，关注他们“如何运用基督教的教义与知识去解释性地理解与建构自我生活世界的意义”[22]。笔者除了在信徒周末聚会期间观察并参与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活动，还对农民工基督徒随迁子女家庭进行多次访谈，搜集资料。

Z教会位于B市城郊的F社区，现有固定信徒近百人，绝大多数为租住在F社区及周边的外来流动人口。信徒年龄跨度从20多岁到70多岁不等，其中，中老年女性占绝大多数，男性信徒10余人。教会信徒学历普遍较低，甚至部分信徒为文盲。教会男性信徒多从事装修、保安、司机等工作，月收入集中在4000～10000元；女性信徒因为识字不多或文盲，多从事商场保洁、家政小时工等工作，月收入集中在3000～7000元。与很多农村教会相似，该教会没有对信徒进行专门登记，信徒数量没有精确统计。[23]信徒随迁子女的年龄大多集中在3～11岁，既有在公立学校就读的，也有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的。他们从小在B市长大，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性格普遍开朗，受家庭影响，均从小参加教会的儿童主日学聚会。由于受入学教育政策影响，部分面临升学的随迁子女已经陆续离B市返乡，因此，近年来参加教会儿童主日学的信徒子女明显减少。

三、农民工基督徒随迁子女的教育困境

（一）回乡与留京

农民工基督徒家庭与其他农民工家庭一样，面临子女升学困境。对于面临子女幼升小的部分农民工而言，由于缺乏劳务合同或者劳务合同不健全，无法提供在京务工证明，子女只能就读农民工子弟学校。就Z教会信徒随迁子女的入学现状来看，年龄较大的子女均就读于F社区的SY公立小学和邻近社区的QA公立小学，并无在京就读初中的信徒子女；年龄较小的子女大多在本社区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随迁子女入读不同学校，与当地的教育政策密切相关。前几年，政策比较宽松，只要“五证”齐全，便可入读公立学校；近年来，由于B市严控人口，政策明显收紧，很多随迁子女难以入读公立学校，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终究要面对无法在随迁地参加中高考的难题。

无奈之下，有的信徒选择提早全家回乡，有的选择将孩子寄托给家里长辈或亲戚照看。比如，WA基督徒，女，64岁，小时工，黑龙江人，作为随迁老人在京务工8年，在农村老家信仰基督教并接受洗礼近20年。在面临孙子女入学困境时，他们考虑全家回乡。再如，小学生EY，11岁，BL基督徒的女儿，目前在F社区的QA公立小学读书，明年秋季将面临初中入学的选择。父母打算在她小学毕业后，直接送她回老家读初中，而不是像她哥哥那样在初三时再转回老家学校就读。尽管她更倾向于留在B市读书，但她也知道毕竟无法在B市参加中高考，而且老家的教材与B市的教材并不相同。为了能够尽早适应老家的教学，参加日后的中高考，未来考取一个不错的大学，她只能遵从父母的建议。BL信徒对此也颇为无奈：“现在政策越改越严，不是说要减少留守儿童嘛，我看着现在这么越改留守儿童越多了！”也有的信徒思想观念比较开明，考虑到当前大学生毕业后同样面临就业难题，因此，他们并没有将高考作为子女成才的唯一出路，而认为职业教育在日后的就业环境中更具竞争优势。相比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们并不会给子女施加过多压力，当前子女的健康成长才最为重要。他们相信在上帝的保守下，子女在未来的社会生存中会有立足之地。例如ZC与LX夫妻两人早年来B市务工，不久便把女儿从老家接到身边亲自抚育。现在女儿10岁，日后也要面临中学入学难题，回老家还是在北京就读，夫妻两人尚不确定。女儿目前在农民工子弟学校读五年级，每年需缴纳5000元学费。妻子LX信徒心态更为平和，她认为，如果女儿以后考不上大学，那么选择高等职业教育也未尝不可。又如，LM和SU夫妇两人由于来B市较早，且有正式工作，“五证”齐全，所以儿女均就读公立小学。对于B市当前越来越严格的幼升小、小升初政策，LM告诉笔者，许多随迁子女都被迫返回老家，参加儿童主日学的人数逐渐减少便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证明。妻子SU指出：“回老家读书也面临不少难题，如果老家的长辈身体健康还好，可以帮忙照顾孩子；如果老家无长辈照看，那只能一人回乡或夫妻两人都回去。”至于他们的孩子未来道路怎么走，夫妇两人认为只能“求神带领”。夫妇两人均表示尊重子女的意愿，如果选择回老家，那便读寄宿制学校，看他们自身的适应能力。

（二）区隔与融入

从城市融入的视角来看，农民工子女更倾向于群体内部的交往，很少与当地儿童交朋友，生活圈子相对封闭。[24]居住在F社区的农民工子女，不论是就读于公立学校，还是农民工子弟学校，他们始终被贴有“他者”的标签，处于“隔离教育”的境地，并无机会与B市本地的学生融合相处。有学者就曾指出：“研究调查所涉及的接纳农民工子女的公办中学，均位于城乡结合部，从教育教学设施到师资力量，都无法与城市儿童集中就读的学校相媲美。用教师的话说，‘来我们学校就读的城市儿童也是比较差的’。即使进入了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也只能接受相对较差的义务教育。”[25]现实中，多数农民工随迁子女是进入城市边缘化的公立学校或农民工子弟学校接受义务教育。[15]虽然在师资配备、教学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但作为服务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机构，这两类学校在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无本质区别。甚至说，它们并不能从根本上促进随迁子女的城市融入，显性的教育区隔显而易见，隐形的教育区隔“俯拾即是”。这种区隔从笔者对F社区公益图书馆的调查中可进一步了解。F社区除了拥有若干所幼儿园、小学外，还有一所公益图书馆和一所儿童之家活动室，致力于服务社区的外来务工群体。农民工基督徒家庭的子女大多在课后、周末或者假期去图书馆和儿童之家，免费接受志愿者的辅导教育。辅导项目主要有亲子阅读、绘画、音乐、英语、数学等。在该图书馆工作人员看来，教育上的城乡差距不仅仅体现在制度层面，农民工本身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远不如城市居民。她向笔者举例，就亲子阅读这项活动而言，市场化的教辅培训机构费用不低，城市家长会积极陪伴孩子开展阅读训练。在这里，不仅免费举办活动，而且免费借阅图书，但参与的家长寥寥无几。

刘谦在对北京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田野调查时发现，农民工面对现实的城市生存压力：一方面，盼着孩子将来上大学，圆自己“这辈子就算没白活”的“大学梦”；另一方面，是“他要是自己不争气，我就没办法了”“走一步看一步”的迟疑与迷惘。[32]农民工基督徒随迁子女同样面临户籍制度、城乡分治、教育政策等制度性困境，[26]即使进入公立学校就读，他们仍面临着高考的制度约束、家庭和社区的影响。[15]因此，在这种困境下，他们与非信教农民工一样：一种选择是把孩子送回老家参加中高考，将来考取大学；另一种选择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是无奈之下的妥协，选择走职业教育之路。

四、嵌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中的宗教信仰

虽然受到相同外部环境因素制约，但内部家庭因素在农民工基督徒随迁子女成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于培养孩子的道德观念、宗教情感、卫生观念、语言能力，以及观察自然及人事的能力功不可没。[27]在笔者的调研中发现，教会信徒学历普遍较低，他们也没有能力对子女进行课业辅导。相比于其他农民工忽视家庭教育，采取专制型或放任型教养方式，农民工基督徒更多的是将基督信仰融入日常家庭教育之中，即“属灵的生命”宗教信仰教育。

在谈及基督教育在子女的成长道路上扮演的角色时，农民工信徒均表示让孩子接触基督教的主要目的在于让其信耶稣。在他们看来，从小培养基督信仰，有助于子女更好地适应社会，懂得“爱”与“感恩”，知足常乐，行事光明，“活出基督的样式”等。正如乌尔利希·贝克在《自己的上帝》一书中所写：“世俗社会赋予宗教以‘道德的学校’这一新的功能和权威，即使身为怀疑论者的父母们仍然选择将子女送到教会幼儿园，以求他们习得个体化的社会道德。”[28]这与Z教会的一些信徒家庭十分类似，即使夫妻单方成员信主，其伴侣也支持自己的子女参加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接受基督教教育。农民工基督徒认为，基督教育是“属灵的生命”，与世俗教育并无冲突，相比于后者的“知识性”，前者更注重“爱”和“属灵”，注重道德养成，更有助于对后者的理解领悟。比如，QE基督徒，女，36岁，安徽人，小时工，来京务工10年，在京信仰基督教并接受了洗礼。她表示，信仰基督后明白与子女要平等相处，做女儿的好榜样。把女儿带到教会参加儿童主日学，就是为了让她信耶稣。QE认为，在教会中长大的孩子，以后的人生道路会少些曲折，而那些不信耶稣的孩子在日后则容易贪恋虚荣、钱财等，会经历更多的挫折。自从把女儿带到教会后，她发现女儿的身心发生了不少变化：相信上帝的存在，遇到困难，自己也会祷告。而且，她认为基督教育与世俗教育是两码事，并不冲突。学校更多的是教授书本知识，道德教育有所欠缺，而主日学教育则有效弥补了这一缺陷，通过强调“爱”来提高孩子的道德修养。她也指出，书本知识需要学习，基督教育则是“属灵的生命”，两者均不可或缺。笔者提出“她女儿参加儿童主日学是否为自愿行为”这一疑问，QE回应称：“去教会当然要告知女儿，征得她的同意。因为她从小就被带着去教会，所以并不存在是否自愿的担忧。她愿意去，这不能说是习惯，这说明是圣灵的感动！”再如，FA和KT夫妇两人同为安徽人，丈夫FA为快递员，妻子KT为小时工，夫妻两人育有两个儿子，均在F社区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读书，一家四口十分和睦。他们让儿子接触基督教育，是希望孩子可以尽早信仰耶稣、信基督。在他们看来：“这是一条正道，能够把人往正路上引，不让你走邪路，只有在耶稣里面才有希望。而且信仰耶稣，阅读《圣经》，可以让他们从小就学会尊老爱幼。”关于基督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关系，KT信徒认为两者并不存在冲突，学校教育有时过于死板，不太注重心理层面的教育，反而基督教育是对学校教育的一种补充，更强调“爱”。他们夫妇两人均认为让孩子从小接受基督教育，对他们的身心成长大有裨益：“学校也是教育你怎么团结同学，尊敬他人，但是基督里面不光要叫你爱你所爱的人，连你的仇敌你都要爱。”

除了强调基督教育作为“属灵的生命”与世俗教育相配合外，他们还将基督信仰融入日常家庭关系相处之中，以他们所理解的解经方式，将信仰与家庭教养相结合，期冀透过信仰的力量，增益子女的家庭教育。例如，SU信徒认为：“咱们先不从信仰方面谈《圣经》，我认为它也是一本正能量的书。它从各方面鼓励你，所以哪怕你不信，去看《圣经》都会得到很多益处。它教你怎么做人，怎么接待人，怎么服侍人。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就不担忧了。因为他们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们自己没那么多智慧，让他们自己明白《圣经》，让神来教导他们。只要他们走到正路上，走到耶稣那条路上，我就不怕他们怎么样，就怕他们走偏了。我还是这种观点，《圣经》就是一本正能量的书，不是引导人走异路的书。虽然老师们都不信耶稣，但我们在开家长会时，老师们总是提犹太人聪明。为什么犹太人聪明？因为他们有上帝，有神的保守！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犹太人也最多，具体我们也不懂，但是我们结合信仰来说，为什么他们这么聪明，因为他们有信仰。我们从小给孩子讲《圣经》，说不定以后我们的孩子也可以像犹太人的孩子一样聪明，获得诺贝尔奖也不是没可能。就看你根基扎在什么上面了。”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农民工基督徒十分重视后代的“属灵成长”，注重将信仰融入俗世日常，相信“神对子女的保守是最大的恩赐”；基督信仰也让他们可以更好地尊重子女，以身作则，亲子关系比较和谐。他们认为后代拥有基督信仰，可以在人生道路上“依靠神的指引，少走弯路、歧路”。为人父母，望子成龙，他们均认为基督信仰有助于后代的健康成长。

作为随迁子女，又是如何看待他们所接受的这种基督教育？在笔者的调查中发现，他们都是从小被带到教会参加儿童主日学。Z教会的主日学老师会通过做游戏、播放《圣经》动画片，以寓教于乐的方式给教会中的随迁子女传递基督信仰。在这种方式下，儿童大多乐于参加活动，与同辈群体共同接受基督教育的熏陶。由于从小在这种氛围下成长，他们都能够向老师和同学坦诚自己的信仰，并不对此有所避讳。由于“三观”尚未成型，对信仰的认识还处于模糊、朦胧阶段，但他们依旧认同基督信仰在成长道路上的价值。例如，LD是教会LM和SU夫妇的儿子，在QA公立小学读书，爱好篮球、画画。从小到大，他十分懂事，活泼开朗，学习成绩位列班级中上游，夫妇两人对此表示这是蒙神的恩典。尽管随迁的生活条件略微艰辛，但LD和妹妹十分理解父母，从不乱花钱。关于自己的基督信仰，他丝毫不避讳，老师和同学也都知道他的家庭信仰情况。从小被父母带到教会参加儿童主日学，他视此为理所当然。除不可抗拒的因素外，他每个周日都会与妹妹一起去教会参加主日学。在平时，除了去教会参加儿童主日学聚会之外，他和妹妹也会在家跟着父母阅读《圣经》和《圣经故事》，学唱赞美诗。因为信仰耶稣基督，相信神的保守，所以，每当遇到困难时他都会主动祷告。他十分坦率地告诉笔者，虽然自己以后很可能回老家读书，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但他并无太大的忧虑，相信上帝会带领他，回老家后也会定期聚会敬拜神，成年后就接受洗礼。

五、农民工基督徒随迁子女家庭教育与城市融入的思考

移民群体的城市融入是一个代际渐入的过程。随着农民工随迁子女群体的不断扩大，尽快完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就学政策，这是促进外来务工人员更好地融入城市的前提基础。现有研究也证实，子女随迁确实显著增进了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感和融入感。[29][30]由于存在着城乡二元体制的区隔，以及主观层面农民工对子女教育的忽视，导致一些随迁子女读完小学或初中后便辍学务工，甚至不到法定婚龄就结婚生子。这意味着农民工子女向上流动和城市代际融入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社会纵向流动的停滞最终将加剧阶层的固化，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此同时，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尽管农民工基督徒整体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们均重视子女教育，尤其是基督教的宗教信仰教育。他们较一般农民工而言，更认同宗教教育和学校教育在子女成长中的重要性，不主张子女早婚早育。在户籍制度等因素的限制下，学校教育存在一定程度的区隔现象，但宗教教育促使信徒子女更加乐观、积极地面对当下的学习生活。随迁子女通过接受基督教宗教文化的浸染，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农民工基督徒子女的教育困境，这对城市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农民工基督徒文化程度偏低，无法给予子女足够的课业知识辅导，他们只能间接“倚靠神，求神赐予孩子以聪明和才智”。

基督信仰对农民工基督徒随迁子女的基础教育和人格型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子女从小被带往教会接受宗教教育，“明白神的道”，懂得“爱”与“感恩”，学习成绩普遍较好，不至于像其他农民工子弟混日子般地消极读书。[31]但城乡二元体制使农民工后代面临城市教育区隔，难以真正融入城市教育体系。农民工基督徒所看重的基督教宗教教育在下一代的城市融入中亦具有融入与隔离并存的特征：一方面，它强调信仰意义，轻视世俗的功利取向，注重培育子女的“爱”与“感恩”等理念，这无疑有利于下一代的城市融入。另一方面，农民工基督徒群体将后代在基督信仰上的“信”与“不信”划分为“正路”和“邪路”，这种简单的二分法显然有夸大基督教教育价值的嫌疑，对基督教宗教教育的过分注重，必然对后代的社会认知产生负面效应，容易使其对外在的现实社会产生认知失调，甚至造成身份认同的混乱，这无助于下一代的城市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