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阐释与理论拓展

朱 尉周文豪

(1.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陕西师范大学〕，陕西 西安 710119;2.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党的十九大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研究随之成为多学科关注的焦点问题。面对学界既有的探索，笔者试图对当前的知识生产脉络进行整体性梳理，对理论拓展的研究进路进行系统性分析。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建构

目前，学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切入，在理论探源、内涵分析与实践路径等维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开系统化的理论研究。其最早表述可追溯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涉及两个研究主题，即“爱国主义教育”和有关文化整合的“民族议题”[1]。“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概念是党的民族工作发展过程中在历史经验、当下形势与发展需要的综合基础上逐步明确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建设各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而确定了该思想的发展逻辑和指导要求。这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其实践方案和研究内容也应当同步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建构经历了元概念引入、主体概念生成、内涵和结构要素整合等发展过程，为该理论的意义拓展和实践探索提供了基本的知识框架。

(一)元概念“共同体”的引入与本质性生发

在学术领域,“共同体”作为元概念，通常指的是一种平等互助的社会群体关系，既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实在，也是人们价值观念的反映，是主客观的有机统一[2]。马克思此前在分析共同体的意义时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3]。马克思对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关系的强调，已经超越了基本的伦理道德的契约维度，而上升为两大实体间的依存关系。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推进，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基于自然、历史和思想积淀的“共同体”概念解读式微，学界开始展开对共同体内部要素的结构关系及其社会功用的讨论。从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出发，在“共同体”这个混合体中，回归到探索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构成了对现代社会进行观察和研究的视角和方法”[4]。在哲学层面，学界主张从共同目标、认同和归属感三大要素重构“共同体”概念。随之，共同体概念逐渐引入政治学、民族学领域，其拓展和重构成为了国家层面优化社会治理并以此应对现代化和全球化所造成的文化冲击和现实挑战的重要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凝聚思想共识、打造共同关怀的思想理论逐渐形成。

(二)主体概念的生成逻辑

共同体的存在决定共同体意识，共同体意识是对共同体存在的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客观存在的，其形成的过程伴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塑与发展，并作为价值观念内化于国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伴随着历史发展和思想自觉而变迁，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中华民族史、中华文明史长期发展的产物[5]。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须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客观实在出发来建构该理论的主体概念，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梳理其理论来源，同时着眼于现实语境来凸显其理论价值。

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中国历史变迁的最终结果。从纵向的历史视角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到自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自在到自觉，都离不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实践。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并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历程作了初步探索。费孝通认为，近百年来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一个自在实体走向自觉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经过了历史逻辑的演进，从古代的华夷有别到“大一统”思想的确立，从近代中国社会背景影响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巩固，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代发展[6]，其概念逐渐清晰和明确。

如果从发生学的视角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超越从具体事件与现象发展的历史性分析，而发展为观念与认识的逻辑性思辨。詹进伟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演化和不断强化、深化的过程，既是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重要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从‘自觉’达到一种‘更大的自觉’的逻辑过程”，强调以辩证的思维来分析两者产生的基本逻辑关系”[7]。系统论的视角更是对发生学特别是对逻辑关系的整体性拓展。青觉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人脑中形成的主观映像，是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情感、态度、评价和认同等一系列心理活动的总和[8]。

其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是中国现实语境的必然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民族地区和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理论指引，是从最根本的精神层面入手解决民族问题，实现民族平等、团结发展的关键路径。目前，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面临着内外部双重影响。一方面，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阻碍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特别是“三股势力”及其幕后支持者西方敌对势力严重威胁着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另一方面，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残余依然存在，某些消极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是一个流动的过程。无论是从历史演进、发生学、系统论的多维视角探析生成的来源，还是从现实语境中寻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问题，其生成都是历史必然和现实需求、理论进步和实践发展的统一。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要素的结构整合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内涵和要素整合是理论研究的重点，只有明确了其理论的具体内涵，才能在实践中凸显方向性和把握着力点。姜永志等将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内涵总结为“认同”与“认知”的双维视角。从认同视角来看，其内涵强调了各民族成员对国家和中华民族情感心理层面的归属转变。从认知视角来看，则强调了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和理解，是意识层面的感知及心理生成的过程[9]。青觉等也将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归纳为两种代表性的视角，即“认同视角”和“本体与意识视角”[8]。其中，“本体与意识视角”与“认知视角”的本质是一致的，是学者们基于不同的学科知识背景的表达。这表明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阐释基本可以归入这两种理解范畴。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同时，各民族成员的个体差异和心理等因素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各族人民的认知体验、价值信念和行为意愿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内涵阐释是基于共同的历史和现实所建立的互动联系，连接着共同体成员和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维系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动态平衡。从民族共同体出发，“共建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共意识、共享中华文化的共有精神家园意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心理认同意识、共同发展的团结互助意识等协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内核”[10]，这其中包含了认知、心理和行为等层面共通的精神价值，是对复杂概念的结构性整合。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发展经历了元概念引入、主体概念生成、内涵和结构要素整合等阶段，其概念建构将是一项长久的基础性工程，不断地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完善。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认知和发展，需要在内涵具象化、概念主体明确化、实践主体与内容之间的结构关系等问题上进行深耕。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拓展

在概念建构基础上，理论拓展是要围绕核心概念进行发展性研究和深层次追问。也就是说，要讨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其相关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何，有哪些可行的实践路径。学界对理论的拓展有着高度的学术自觉，不少学者从“多元一体”的格局出发，探讨文化认同的路径，通过对文化认同的路径分析来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方案，这也符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文化认同之间内在的辨证关系。

(一)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理论拓展的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11]这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回顾中华民族历史并由此进行展望的逻辑演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客观认知，影响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和实践路径的选择。同时，也是将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多元统一体”[12]等理论上升为现代国家治理层面的思想表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现实格局必然要求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的多元共存与和谐统一。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在文化层面体现为中华文化的“多元与同一”，其包含了各少数民族多元的文化形态和价值内涵，但同时各少数民族文化都是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的，统一于中华文化共同体中，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整体，即实质是文化整体与部分的统一，是“同一”基础上的“多元”。因此，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现实基础上，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拓展，需探讨该思想理论与“认同”“文化认同”等的逻辑关系。

(二)把握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辩证逻辑是理论拓展的根本

文化认同是个体对所在群体的价值和意义的归属，在对所属群体的文化认知的基础上确认个体的国家身份和民族身份，以及对所属共同体的认知和心理认同。文化认同是在意识层面构筑符合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使得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通约整合、互译转化成为可能。林尚立主张把健全国家制度、优化国家结构体系同深化国家认同结合起来，总结了现代国家的三个基本特点，其中包含了社会全体成员聚合为共同体的民族或民族国家。他认为，人是社会的主体力量，国家认同不是简单的国家观念或国家意识问题，而应该是国家建设本身的问题，通过国家的现代化治理提升个体与国家的双向认同[13]。韩震指出，在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关系上，必须把国家认同放在高于民族认同的地位，国家的文化认同必须大于族群的文化认同[14]。文化认同在认知和厘清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中起着互通融合的作用。因此，建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关系取向，要“增强二者的互辅共生性，培育二者在功能与方向性上的耦合与同构”[15]。

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16]，其中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从目前的文献来看，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基本都绕不开对“文化”的探讨，无论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探源，还是内涵阐释、实践选择，最终都回归到了“文化”的问题，比如“文化机制”“文化结构”“文化路径”等。文化认同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灵魂，中华文化不仅是文化认同的对象，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来源和主要内容[17]。

(三)以文化为依托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是理论拓展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民族关系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将“坚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国家治理的经验总结[16]。在日常交往中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为各民族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的表达自觉，尤其是将文化实践这种柔性的、潜移默化的方式作为问题解决的突破口，是以文化认同铸牢共同体意识的必然选择。从现有文献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探索占比较大，可以概括为具体的路径探索和不同维度的指导性要求[9]。

1.物质基础方面，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制度完善。公民精神文化建设离不开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支撑和保障，尤其是离不开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后者为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均衡发展提供了基础性前提。在当前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制度建设，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探索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模式。一方面，在国家政策和制度保障上给予民族地区更大的支持。比如加大公共财政的政策支持，提升对外开放程度、公共服务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重视民族地区特色和优势产业发展等[18]。当然，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建立改革发展成果的共享机制。另一方面，不能忽视民族发展的内生潜力，将其与政策动力有机结合[19]。国家实施了精准扶贫战略、对口支援政策和“一带一路”倡议等，推进了民族地区的物质文明建设，缩小了民族间发展的差距。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要靠国家政策的驱动，还要注重激发群众的内生潜力，提升自我发展的能力，处理好资源开发与当地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在经济产业发展中互通互联、合作共赢[20]，建立共同的利益关系，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富裕。

此外，政治制度和相关机制的建设同样至关重要，维系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运转。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善国家法治建设，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制度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贯穿于民族发展的各个方面，通过政治制度共建、经济发展共享、文化交流互鉴，建立民族间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的双向互动，创造民族间和谐的发展关系。此外，政治和法治制度建设更应该体现与时俱进的特征，为最广大人民服务，避免和防止对其片面化理解和误读[21]。

2.精神动力方面，强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认知自觉。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水平是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中之重，意在引领社会风尚、形成认知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观教育的现实指向，通过“优化民族观教育的话语、内容与方式”，实现了民族观教育的系统整合，必须将其贯穿于国民教育的全过程，引导时代新人树立正确的民族观[22]。“掌握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其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践行这一“根本”的具体内容[23]。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发挥其引领作用和纽带功能，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牢固的价值观基础。

除了关注和聚焦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方式和内容创新外，一些学者将共同体意识的教育普及与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强调在课堂教学中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协调教育主体、内容资源和引导方式等要素的聚合转化，以此来构建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路径[24]，建立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常态机制[19]，探索适合国家治理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模式。

3.文化连接方面，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构建共有精神家园。从目前的研究和实践探索来看，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成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和必然选择[18]。

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地扎根于各民族成员思想意识的价值指引。通过对中华文化资源的整合和各民族共同历史记忆的勾连，构建共通、共融的精神价值。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共在性、共生性和共意性”的关系同构，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能够以此凸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秉承、基本原则和文化方法[10]。而从整合文化资源、培育中华文化认同和遵循文化发展规律三个方面进行系统阐释也成为学界的关注重点，包含了在文化建设中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和指导作用、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文化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体的广泛性等多个方面[25]。通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实践，勾连其各成员的情感联系和共同历史记忆，这种最直接、柔性的话语方式成为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重点探讨的方向。

综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协调统一实现的。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为其提供了思想培育的基础和保障，在实践过程中，通过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各成员对中华文化的自觉认同。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进路

从研究问题的概述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内涵、困境、意义、实践”构成了该研究的基本框架，尤其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本质为线索探求实践的可能性。但目前也存在着对该理论内涵理解片面化、研究内容同质化、研究问题偏于宏观化等不足。首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不能仅限于少数民族成员，少数民族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面临着内外某些不和谐因素干扰、多元文化价值观念冲突等诸多挑战，但多数民族成员在某些情况下存在的大民族主义优越感也会阻碍共同体意识的铸牢[19]。因此，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都应该纳入研究范围之内[26]。其次，存在着研究同质化的趋向。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理论生成的历史逻辑、实践的重要意义和路径等方面有重复或相似的内容表述，无法脱离既定的分析框架和学科思维。虽然当前的研究呈现出理论的拓展性，但又容易陷入研究视野的内卷化。最后，从研究的问题来看，基本围绕“思想的生成逻辑、内涵意义和培育路径”的框架展开分析，或是同时探讨几个问题，或是着重论述培育路径，从具体的实际问题切入的文献较少。至于实践内容的分析，也多侧重于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横向维度的宏观性指导策略，或是文化层面的理论性建议。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身就是跨学科的研究对象，不仅要对民族事务治理思想进行理论阐释和对策分析，也要观照国家治理、政治建设、文化自信、对外传播、公众教育、社会心理等多维度、多领域的发展。根据以上的概要式梳理可以看出，学界已在进行除民族学、人类学之外的跨学科研究，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其他多学科角度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机制与传播策略。通过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和问题切入，在不同学科的对话中“发现”和“转化”问题，通过多元、科学的研究方法，拓展研究议题的外延意义，挖掘研究议题的内在规律，最终协同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笔者在此仅就多学科视角研究方法的优化提供一些关于研究进路的思考。

(一)基于效果评估和意见反馈的社会学视角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关系着各民族成员交往互动的空间拓展，以及社会合作基础上的资源共享。因此，要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绩效评估，整合民族文化资源，强调“记忆”的社会建构，共建民族和国家记忆，营造各民族和谐的社会空间。未来的研究探索应该对特定群体的共同体意识现状展开调查研究和效果评估，并及时反馈优化的建议，调整战略决策，使该议题的研究更具可操作性。

从社会学视角切入，将文化建设置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通过对社会群体展开研究和调查，透析文化发展的现状，实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效果的评估、预测和反馈，可以为该议题的研究提供更多方法论的指导。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需要多元化的方法，运用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等方法，分析包括各民族青年在内的当代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现状和影响因素，将会进一步丰富该议题研究的内容和范式。如张宇峰等运用OLS回归模型对上海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状与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分析，以此检验家庭状况、民族交往情况和生活融入对该群体共同体意识的影响[27]，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参考。运用民族志的方法论，在田野调查中，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式将静态的文化形式纳入到动态的文化互动中，去感受各民族文化中蕴含的多样性魅力与共性价值的统一，凝聚力量，达成社会共识。对该议题的社会学视角的探索，有助于拓展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二)基于个体与共同体认同的心理学视角

各民族成员是文化互动过程的主体，其个体心理特征的复杂性通过认知、情感、行为等表达方面，影响着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心理路径，将该议题的研究聚焦在各成员的情绪表达方面，易于观察和检测。因此，从心理层面的认同机制上找原因，以文化认同为突破口，强调各成员的主体性和实践路径的有效性，可以更好地凝聚社会共识和公众心理。从目前的文献来看，一些研究涉及到心理层面的分析，沈桂萍、彭谦等提出通过构建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共享，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和心理基础[28-29]。麻国庆在论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多重面向时，阐释了社会心态在共建精神家园中的作用[30]。从文化实践的主体出发，基于个体和共同体心理特点的分析，将会为该议题的研究提供个体化、微观化层面的理论参考和应用路径。

目前，学界还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展开了对该议题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持有的一种包含积极认知、情感、态度和行为的趋同心理倾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不仅需要理论的深入探析，还要结合不同群体的社会心理特点开展实证研究。比如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探究各民族成员对共同体的认知和态度，揭示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社会心理形成机制，进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心理培育及促进机制[9]。青觉等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与意识关系出发，以系统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框架，包含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感觉、态度等心理活动，也包含了判断、推理、认同等心理过程[8]。

(三)基于文化传承与互动的传播学视角

目前，社会交往、大众传播等社会化媒介成为各成员进行文化传播与表达，感知中华民族共同体客观存在的主要方式。公众借助网络移动设备，在网络空间实现了信息的自主传播和民族文化的自我呈现，文化政策和各种文化再现形式的传播不再是单一的“灌输式”宣传，呈现出网状的对话互动格局。利用现代数字化媒介，遵循文化传播规律，成为扩大文化影响力、强化文化认同最为有效和直接的方式。因此，该议题未来的研究应加强对社会化媒介影响因素作用的分析[8]，探讨如何利用数字媒介技术实现各民族文化资源的共享、交流以及一体化的发展。

一些学者在研究中提及文化传播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尤其是文化的交流互鉴过程中要不断创新和丰富中华文化的传播形式和载体，重视中华文化的价值表达形式和传播手段创新[10][20]。从社会成员与社会的互动来考量，更应该关注现代媒介技术和网络传播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逐渐适应当前的媒介环境和网络化社会，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地在社交媒体等应用平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实现民族政策和国家治理理念大众化方式的培育。从当前文化创新和发展现状来看，新媒介技术的应用对提升中华文化传播的影响力，增强文化认同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传播学的视角和理论探索能够为该议题的研究带来更多切实可行的实践指导。

(四)基于制度完善和国家治理视角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1]。在此治理视角下，如何完善制度建设，体现制度优势，发挥治理效能，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成为关键。比如要研究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过程中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和历史观宣传教育，建立和完善具体的机制体制，增强各族人民反对民族分裂、加强民族团结的思想自觉，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要研究在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过程中，如何发挥党委领导协调各方的作用，提升集约高效的政府治理能力，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公众参与机制，让各族人民在社会生活、文化实践、集体参与中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要研究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保证我国思想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以此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协同机制。基于制度完善和国家治理视角的研究，有助于从制度建设、机制完善、体制优化的角度系统思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外部保障。

随着媒介技术的变革和社会环境的复杂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会面临更多的现实挑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着多学科视野和多元方法的引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建构会日趋完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实践与文化实践会日益科学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的思想动力必将越来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