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美论坛”专题

编者按：2021年1月26—28日，中国国家经济交流中心联合香港中美交流基金会主办了“香港中美论坛——当前的中美关系：方向与路径”。本期本刊专论整理了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美国前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中国生态环境部气候变化事务特别顾问解振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毕井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朱民、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原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等12位嘉宾，在论坛上围绕中美关系的挑战与前景、贸易与经济、科技与全球挑战、人文交流等主题的发言，特别刊发。

中美欧三个经济体应进行平等对话

罗马诺·普罗迪

笔者之前曾分别在中美两国的大学任过教授，因此对中美关系有一些体会。从欧洲人的角度来看，笔者不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会有太大的变化。目前美国政界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会对中美关系带来积极的影响。当然这需要进行深入的双边对话，双方都需要强化交流与沟通。多年以来，欧洲同美国的双边贸易一直占据欧洲的榜首。但是2020年，欧洲同中国的贸易超过了欧美之间的贸易量，这在历史上是个很重要的变化。2020年，欧盟和中国达成了非常重要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这是一个互惠关系的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也印证了中欧之间贸易关系的重要变化。美方对这个协定的签定有一些激烈的反应。当然这个协议还需要欧洲议会最终通过，欧洲议会可能会有一些讨论，也包括从政治上进一步审视这个协定。但这是中欧双方关系向前推进的很好的机遇。

当今世界的竞争格局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疫情造成了中美之间的摩擦，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世界竞争的格局，使我们不能简单地回归到正常的贸易状态。但笔者相信，全球化还会继续推进。各个经济体会有各自不同的经济恢复状态，中美欧三个经济体需要重塑全球产业链。在未来一定还会有很多的包括同技术有关的摩擦，一些新的竞争形态会带来越来越多的摩擦。因此，中美欧三个主要经济体之间需要进行平等的对话，需要新的进一步的讨论。另外，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未来的环境问题。《京都议定书》是世界上第一个关于环境保护的国际协议，现在欧洲、中国和美国共同在环保领域开展合作，这是全新的合作视角。环保问题有可能可以促成中美欧三个经济体之间的对话。所以，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有担忧，也有挑战，但是笔者更相信会有合作，首先可以在环保领域开展合作，这也会带来全球的合作。未来可能只顾及双边关系的时期也会结束，世界主要的大国都会在国际合作方面发力。

（作者为意大利前总理）

中美两国应发挥领导作用

福田康夫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的背景之下，美国从特朗普政权平稳过渡到了拜登政权。拜登新总统任职之后，面临着内忧外患，无论是国内与国外都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协调和稳定，以避免分裂。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期待。

首先，美国必须要解决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问题。截至2021年1月底，美国新冠肺炎感染人数累计超过了2500万人，死亡人数在40万人以上，疫情肆虐。其次，各国为应对疫情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会对今后的经济运行产生困扰。在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過程中，除中国以外，几乎所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都呈现负增长的态势，生产和消费都逐渐萎缩，世界经济在逐渐萎缩。美国目前可能没有更多的余力去帮助其他国家，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在当今世界依然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应当肩负相应的责任，特别是在国际贸易及金融领域其作用尤为突出。再次，外交问题，特别是中美关系，美国新总统拜登今后与中国习近平主席将如何构建中美两国的关系。目前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十分显著，根据经济研究机构的估算，预计在2027年中国的GDP将与美国并驾齐驱，届时中美两国的GDP总额将超过全世界的40%。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中美两国肩负的责任也是巨大的。作为稳定世界局势不可或缺的国家，中国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全世界都拭目以待。中美两国存在的贸易摩擦问题也需要尽快解决，应该通过某种途径，采取某种方式解决。此外，还有安保等一系列问题也急需解决，两国需要经谈判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中美两个大国，目前可以说占据着世界经济的半壁江山，如果上述问题得到解决，不仅是对中美两个国家，对整个世界都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两国需要在不同阶段向世界呼吁，并且能发挥各自的领导作用。

（作者为日本前首相）

中美不能继续持对抗心态

卡洛斯·古铁雷斯

第一，笔者想强调的是，在过去的四年里发生的很多事情并不是常态，应该是个例外。过去的四年不应被视作是未来前进道路的一个范式，也没办法来塑造中美之间的关系和未来。笔者不认为中国是一个战略的对手，美国不是中国的敌人;笔者也不相信中国是美国的敌人。新一届拜登政府有哪些新的国家安全方面的战略，对此我们拭目以待。中美脱钩是不可能实施的战略。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利益是相互交织、相互依赖的，为整个世界做出了如此多的贡献，是没办法脱钩的。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是一件好事，中国推动了世界经济贸易的繁荣，应该欢迎中国的崛起。

第二，必须千方百计地采取措施避免技术上的冷战。中美两个经济体在技术上也是没法脱钩的。技术上的脱钩会让中国成为孤岛，会让中国割裂;也会让美国成为孤岛，让美国割裂。这对任何一方来讲都是不利的。笔者希望美国能够继续拥有技术霸权和持久的创新力，但不要以中国的技术进步受阻为代价;同时也希望中国的技术进步不要以美国为代价。我们可以各自管理好自己国家的进步，而不用成为对方国家的敌人。

第三，中美关系不应该只是交易型的关系。我们的贸易现在看上去就是一种交易型的关系。中美关系不能只安于交易型的关系，我们可以给中国做出更多的贡献。但前提是双方要有一个战略合作关系，以此为发展目标，并成为工作指引。需要认同的是，美国需要中国的帮助才能增长，而中国的增长，中国为人民造福也需要美国的帮助，这是双方战略合作关系的体现。

第四，不应把商贸问题与国家安全关系挂钩，也不能同地缘政治问题挂钩。商贸投资有自己的轨道，不应该把它同地缘政治、同国家安全问题混为一谈。如果混为一谈的话，就会让事情变得非常复杂。

第五，需要重启对话机制。之前中美双方有一些很好的已经形成惯例的对话、论坛、会议等形式，比如中美商贸联委会、发展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在这些场合我们讨论问题，开展对话，双方都非常尊重对方的立场，去倾听，去讨论。这样的一些对话机制我们不能丢掉，必须要重启。我们需要回到谈判桌上，我们的友谊，我们互相之间有如此多的内容需要讨论。比如，如何给惩罚性的关税降温。关税问题可能需要逐渐削减，可能需要先达成一个意向，然后再逐步退出之前的惩罚性关税的协议。在我们双边的议程里应该把这项事务放在首位。

第六，如果中美继续按照这种对抗的心态走下去，那将导致双方俱损，也会让世界受损。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全球灾难。相信全球的人民都在等待所谓后疫情时代的到来。笔者相信，当到达后疫情时代的时候，将会有一个增长和繁荣的黄金时代。但是这个黄金时代的到来，首先需要有一个坚实互信的中美关系作为基础。笔者也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关系中添砖加瓦。

（作者为美国商务部前部长）

中美双方必须增进合作领域

卡拉·希尔斯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动荡，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它对经济造成的损害影响到全球各国，尤其是美国。中美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四年是非常动荡、非常不确定的。2020年尤其是疫情所带来的冲击以及特朗普总统采取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得两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关系迅速恶化。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先生是个多边主义者，崇尚自由的市场。所以他对中美关系的定义同特朗普可能不太一样，笔者认为会有一些实质性的变化。新的中美关系会是什么样呢？拜登总统谈到他对中国的政策是方方面面的，可以更多地依赖于双方的合作，但是在必要的情况下也会有竞争。谈到与中国的合作笔者认为拜登总统可能会先关注有共同目标的领域，比如气候变化、世界防疫与卫生，尤其是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两国政府能够有建设性的合作。他谈到在这些核心领域，如果没有中美之间的合作是不可能解决的。拜登总统上任的第一天就签署了加入巴黎气候协定，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和疫苗组织。他也看到了美国的弱点，说美国要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要保持自己的竞争力，要首先提升和强化自身的经濟水平及能力。他提出要增加研发的投入，提升教育和基建，尤其提出要重建高速公路、能源电网以及互联网的基础设施。

笔者认为拜登会把钢铁和铝的关税，尤其欧盟的关税取消，因为会影响到美国的工人、农民和企业的利益。另外，他会很快取消对中国的加征关税。当然，迫于国内各方的压力，他也不愿意显示出他对中国会“手软”。

笔者认为不要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我们也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吸引外国的直接投资，因为这既会使得中国的经济受益，也会使得中美双方建立一种联系，来共同应对世界经济更加严峻的挑战。

2021年是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化的42周年，在过去的40多年里，合作使得双方有诸多受益。因此双方必须要增进合作领域，减少摩擦领域。老布什总统曾说过，他对世界的梦想，就是中美这两个巨人能够继续合作，建立一种全面的合作关系和友谊，为各国人民带来安全和繁荣。笔者希望中美能够长久合作，实现老布什总统的梦想。

（作者为美国前贸易代表）

中美合作 未来可期

董建华

我们均认同世界需要恢复，不仅从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引致的经济衰退中恢复，还要从谎言、非理性和猜疑中恢复。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在就职演讲中呼吁美国人回归真理、尊重包容、相互理解以及求同存异。这是非常正确的呼吁，不仅对美国，对世界也适用。现在是翻开新一页的时候，向过去几年的负面事物道别，并重启相互间的合作。我们面临诸多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一个警钟，警醒人类可能会遭遇不可预料的自然灾难。不管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对此都未做好准备。全球经济韧性不足，民众并未获得公平与公正的待遇。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应对下一次疫情来袭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

笔者12年前创建中美交流基金会，旨在促进中美之间的互相理解与合作。中美两国主要在贸易与经济政策方面，一直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在教育、体育、文化和人文交流方面也开展了重要合作。最值得称道的是，两国领导层曾三次携手应对全球挑战。第一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就中美两国共同刺激并稳定全球金融市场，乔治·布什总统致电胡锦涛主席。美国提出800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并请中国尽力提供相应计划，最终中国提出6000亿美元的方案，两国的共同努力取得了扭转危机的效果。第二次是2014年西非爆发埃博拉病毒时，中美共同提供医疗物资，派遣医疗人员，并在物流和安保方面开展合作，疫情在半年内就得到了控制。第三次是2016年面临气候变化时，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携手，两国共同的领导能力促使170个国家签署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这些是人类共同应对挑战的范例。

遗憾的是，这种合作精神在过去几年丧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焦虑、怨恨和拒绝，且多数来自于美国。笔者认为，之所以有这些消极情绪，是因为缺乏对中国的理解。为什么中国能够发展得如此之快？中国的意图是什么？在新世界秩序中，美国将扮演什么角色？这些问题引发了疑虑，随之而来的是不信任。我们都知道，每个国家均有自身的特质和历史，在地理文化、资源禀赋、发展路径和人力资本方面都不同。单独一个国家不可能具备所有的能力。借助各国的比较优势，相互借鉴、互取其长，国家之间可以实现共赢。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巨大的市场，较成熟和一体化的制造业以及物流基础设施，勤劳、具有企业家精神和满怀希望的人民，中国愿意以自身的比较优势，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机遇和空间。

在过去的40多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在中国继续推动实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目标的进程中，将坚持改革开放。在过去的两百年中，中国的历史形成了现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理体系。很多美国人对共产主义政府有着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忧虑和排斥。然而，如果我们问中国人，大多数人都认为现有的中国体系对国家有益。哈佛大学阿什中心近期的研究表明，中国超过90%的人赞同政府的领导方向，并对国家未来充满信心。这一比例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很难辩称超过10亿人的想法是错误的。

还需要强调一点，中国没有霸权野心。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一样，中国也要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我们认为，需要与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和平共处。我们也多次强调，即使在中国朝代的鼎盛时期，汉族人从未侵略过其他国家。我们也理解，世界需要确信所有国家都遵守基于规则的体系，中国秉持同样的理念，并将致力于保护和完善现有基于规则的体系。习近平主席说得非常好，中国承诺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最为重要的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可在很多领域开展合作。拜登总统公布了施政大纲的四项重点工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发展经济、应对气候变化和消除种族不平等。中美至少可以在前三个问题上开展合作。两国应携手加快发展，为世界人民生产并分发安全疫苗，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这将有助于解决失业以及企业和家庭的困境问题。应让专家和机构开展对话，让学生之间进行交流。应为全球热点问题和冲突，找到和平解决的方案。应找到保护我们星球的方式，使之免受人类的破坏。

2021年1月25日，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习近平主席敦促国际社会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同时他也警示，历史已经表明单边主义必然失败。习近平主席呼吁，全球携起手来，让多边主义照亮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行之路。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可以从现在开始。

（作者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美应重启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从遏制竞争走向共赢

解振华

推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在中美关系当中的作用会日益凸显。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就职当天就宣布美国将重返巴黎气候协定。我们期待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多边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也愿意与美国重启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并希望这一领域的合作对改善中美关系有所作为。为此，提出如下四点思考。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是当前全球最紧迫、最严峻的挑战。在这些挑战面前，世界各国命运休戚与共，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中美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也是最大的经济体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两国的排放量占全球比重超过40%。两国理应携手，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强合作，战胜疫情，应对气候变化，与各国一道承担起保护人类共同未来的责任。疫情期间，笔者与美国的一些机构及很多同行开展了十几场线上对话，一直保持沟通与交流，探讨重启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可能性。通过参加线上国际会议，笔者也深切感受到国际社会对此期待很高。

第二，中美两国已具备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基础。2020年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力争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还宣布了更新后的2030年自主贡献目标。目前中国政府各级部门正将气候目标纳入“十四五”规划，乃至2035年中期发展规划。拜登总统已经宣布重返巴黎气候协定，颁布了应对国内外气候危机的行政命令，很快将提出2030年自主贡献目标，以及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与政策措施。气候变化已经被列为美国四大优先领域之一。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理念、路径、政策方面比较接近，也都致力于细化相应的措施与行动，两国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已经在相向而行，这是重启中美气候变化领域合作的政治基础。

第三，中美应该围绕实现各自碳中和的场景目标、路径和自主贡献目标的政策，开展务实合作。基于最近与美国一些同行的讨论，笔者认为应包括两方面。其一是开展政策对话。应恢复过去坚持多年的中美气候变化政策对话，既包括政府间的对话，也包括政府与智库之间的一轨对话，还包括智库之间的二轨对话。万事开头难，先谈起来，加强沟通，增进理解和互信，在此基础上交流最佳实践，取长补短，推动务实合作。同时要继续开展双方地方政府、企业、研究机构、民间组织之间的对话交流与合作，恢复、建立结队伙伴，开展项目合作。虽然两国政府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在过去四年中断了，但是两国民间的对话合作从未中断。应通过民间交流合作，夯实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社会基础，促进双边合作。

其二是合作内容应当务实广泛。经两国专家层面探讨，可以围绕节能，提高能效，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开展合作。笔者与美国前能源部长朱棣文先生曾组织开展在能源领域提高能效的合作，发展可再生能源、绿色氢能、智能电网和储能、碳普及利用和封存、绿色低碳、智慧交通、电动汽车、氢燃料汽车、绿色節能建筑、低碳基础设施、低碳智慧城市;也建立了中美低碳城市联盟，开展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以及发展气候友好型农业，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增加碳汇，绿色金融和碳市场等。两国在这些领域都有合作基础。2020年11月，美国的一些同事曾与笔者讨论，建议双方在零碳电力、零碳交通、零排放汽车、零排放建筑和零废物生产等优先领域开展合作。由此可见，中美有开展合作的共同内容，这是两国合作的客观需求。

第四，实现碳中和可以作为双方克服障碍、打破坚冰的突破口。当前受中美双边关系整体氛围和美国国内政治影响，重启双边合作有困难，但我们要沉住气，理性处理，总能够找到合作契合点和很好的时机。

现在美国一些人士对开展中美气候合作还持有疑虑，甚至还有批评和反对的声音。对此我们认为，战胜疫情、绿色复苏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关系人类生存发展，关系子孙后代的福祉，中美应当共同承担起对全球未来高度负责任的大国担当，都不应该将这些关系人类命运的问题政治化。对有分歧的问题，应当继承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达成的共识，彼此相互交底，尊重对方核心关切，不公开指责对方，理性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在多边问题上，应统筹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寻求最大公约数，体现最大包容性。2021年对两国最大的考验是能否重启合作，应确保2021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以及联合国第26届气候变化大会成功举办，以此来证明多边主义的有效性。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任何一方寻求零和博弈就意味着失败，只有合作共赢才有希望，才能成功。

2020年11月，笔者同新就任美国总统气候特使的克里先生以及加州前州长布朗先生开展跨太平洋气候伙伴对话，我们都是推动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和巴黎气候协定谈判成功的参与者和亲历者，我们都十分怀念曾经的合作。笔者与克里特使在对话中均表示，愿意努力推动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并以此改善中美关系，进而推动多边合作进程。我们由衷希望中美借鉴以往合作经验，恢复气候变化合作。相信事在人为，只要两国开展沟通对话，增进互信、求同存异，就一定能够在气候变化领域，率先从遏制竞争走向合作共赢。

（作者为中国生态环境部气候变化事务特别顾问）

全球化和中美经贸关系

毕井泉

一年多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深刻改变，世界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国际交流和人员往来严重受阻，全球贸易和投资大幅下降。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强化了全球化的低迷态势，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持续发酵。同时，我们也看到许多积极的变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全球数字化转型提速，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更加注重效率和安全的平衡。面对这些机遇和挑战，中美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可以合作的事情很多。在此就全球化和中美经济贸易关系谈谈看法。

一是全球化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收益。20世纪70年代至今，受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经济总量、全球贸易和投资金额明显上升，贫困人口比例大幅下降。近50年来，全球生产总值（GDP）增长3倍多，人均GDP增长1倍多，全球贸易额占GDP比重由27%升至60%，直接投资净流出从130亿美元升至1万多亿美元。全球贫困人口比例已经由1981年的42.3%下降至2017年的9.2%。全球化使国家不论大小都能够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经济效率大幅提升。各经济体都在全球分工中不同程度分享贸易、投资、创新所形成的收益，发达经济体从世界市场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发展中经济体获得技术进步、知识积累并参与全球产业体系的调整和优化。

二是中美两国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中美两国的经济都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并日益相互依赖。中国有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已成长为全球生产制造中心。美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发达经济体，在技术创新领域独占鳌头，拥有美元体系的金融优势，引领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2001—2019年，中国GDP增长了近4倍，对外贸易额增长了3倍，年实际使用外资增长了97%。同期，美国GDP增长40%，对外贸易额增长90%，年实际使用外资增长了40%。中美两国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两国经济关系深化的受益者。

三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美关系中的矛盾摩擦。中美之间的文明传统和历史传承存在明显差异，两国会有一些矛盾和摩擦，经济贸易发展过程中也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只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彼此照顾对方关切，互谅互让，这些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的20年，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中美两国间巨大的经贸往来，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

四是努力促进两国关系重回正轨。过去四年，中美关系经历的挑战前所未有，双方关系跌入低谷。大家都认识到，中美之间的摩擦和矛盾不能无止境地任其发展下去，要坐下来商量讨论解决的办法。2021年1月，美国已顺利实现新老政府交替，这是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的重要契机。建议尽快恢复两国高层战略对话和交往，恢复两国政府多领域、多层面的对话，研究取消两国互相加征的关税，恢复正常的人员贸易往来，研究取消对中资企业赴美投资的不合理限制，重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这些都是造福于两国人民的重要举措，对应对新冠疫情、恢复经济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

五是加强中美在多边机制的合作。中美两国在全球化及多边治理中承担重大的责任。拜登总统已经宣布重回巴黎协定、重回世界卫生组织，这是非常重要的信号。我们希望美国发挥重要作用，当前较为迫切的是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公共卫生健康领域开展合作，在世贸组织改革议题上协调立场，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重启全球经济增长引擎。中美还需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的沟通和协调，加强在贸易、国际金融、数字经济、公共卫生、全球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六是中国将继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基本任务。在2021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通过“十四五”规划纲要。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并通过开放促进改革，促进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已经与有关国家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欧盟达成全面投资协定，提出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進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国将更加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这是改善营商环境的需要，更是实现创新型发展的需要。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未来。无论是应对眼下的危机，还是共创美好的未来，人类都需要同舟共济、团结合作”。新冠肺炎疫情虽给经济全球化造成阻力，但各国走向开放、走向合作的大势不会改变。希望中美两国加强沟通与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和未知的风险，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几点看法

张晓强

过去的一年极不平凡，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影响深重，新冠肺炎疫情漫延，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拜登总统已经正式就任，大家都很关注美国的政策走向。值此关键时刻，我们就中美关系进行交流，意义重大。在此就贸易与经济问题谈几点看法。

第一，当前世界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交织的经贸格局，中美彼此不能分离也不会分离。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贸易战，不仅没有促使制造业向美国回流，反而造成两败俱伤，美国消费者为此承担了巨大的利益损失，中国的企业也受到影响。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0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约587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4520亿美元，自美国进口1350亿美元，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近3170亿美元。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大流行后，中国对美国防疫物资出口急剧增长。这些数据充分说明贸易战无助于削减贸易逆差，中美贸易关系是割不断的，双方谁也离不开谁。

第二，目前中美在贸易、投资和高技术领域合作遇到很大困难，但基于规则的互利合作还是主流，是符合双方利益的。近两年来，美国当局对中国企业不断打压，动用政府机器将一大批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强行割裂中美企业供应链合作;收紧投资管制，也加大对中美科技交流合作的限制。这些做法对双方的损害都很大。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额2018年为391.4亿美元，2019年下降至339.1亿美元，2020年1—11月为278亿美元，同比又下降10.2%。“损人害己”的特征十分明显。例如，美国行政当局严格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的集成电路出口，虽然给中国方面造成了困难，但一大批美国半导体公司也遭受了巨大损失。而2020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达350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6%;中国生产的集成电路达2600亿块，比上年增长16.2%。欧盟、日本、韩国及中国半导体公司不论从短期数据看，还是着眼长远，反而成了真正的赢家。

此外，就像美国企业希望来华投资一样，中国企业也希望在美国寻求更多投资机遇。但美国对中国投资的无理限制，使中国对美国投资直线下降。美国荣鼎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2017年以来，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从高峰时的450亿美元一路下降至2019年的50亿美元。2020年上半年中美双向投资同比下降16.2%至109亿美元。投资下降虽然有疫情因素影响，但也与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密切相关，也影响到中国企业投资美国的信心和预期。而中国对美国企业来华投资一直秉持开放姿态，2020年初中国全面实施了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2020年7月施行了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自2021年2月1日起施行《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美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机遇越来越大。比如，特斯拉上海工厂一期产能规模20万辆，投产后公司产能大幅度提升，2020年特斯拉全球产量首次超过50万辆。在市场方面，该公司在中国销售14.7万辆，占全球销量的近30%，今后有可能占40%以上。又如，美国友邦保险公司2020年6月顺利获批将上海分公司改建为独资人身保险公司，为中国内地首家;该公司首席执行官（CEO）认为，这是其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美国高盛公司正在申请将其在华的合资公司变成独资公司。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不久按特朗普行政当局要求，美国纽交所强迫要求3家完全合规经营的中国电信公司退市。一方面要求中方进一步扩大对美国企业的市场开放力度;另一方面又以各种捏造的理由，无理限制美国市场对中国的开放。这种违反平等互利的单边主义做法，完全违反市场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中美企业界对此都表示了强烈不满。美国某些人经常讲市场开放、经贸合作要公平、对等，但其做法实际上却是典型的双重标准。我们必须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为企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和发展空间。

第三，中美需要共同努力，恢复和发展经贸关系，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善尽大国责任。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扩散后，中国在防控疫情的同时，积极向海外国家和地区出口防疫物资，3月至12月末，中国出口主要防疫物资约630亿美元，其中出口口罩近2240亿只，仅对美国出口即达400亿只，每位美国人约120只，为全球和美国的疫情防控做出了贡献。中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之一，并没有竖起高墙，阻碍物资和技术跨境流动。中国相信全球化有利于参与各方的共同利益，正在以实际行动为全球经济复苏贡献力量。2020年11月，中国与日本、韩国及东盟国家等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12月与欧盟完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这些展示了中国与各方在共同努力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成就。美国广大工商界人士也愿意使双边经贸关系能走上正轨。中美作为世界前两位的经济体，在推动全球化中不能开历史倒车。中美企业界克服困难推进合作，必将共同为中美关系健康发展、造福两国人民贡献力量，真正实现合作双赢。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宏观经济层面的关键合作领域

朱民

2021年给我们带来希望，通过疫苗我们可能会控制住新冠疫情，而且有可能看到全球经济反弹。但不确定性是巨大的，而且复苏是不平衡的，也是温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之间的宏观政策合作，对这两个国家，特别是对整个世界，以及对低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可以从以下关键领域开始采取行动。

第一，新刺激政策和退出策略的协调。鉴于增长乏力，许多国家政府都考虑在2021年进一步出台更多的刺激政策。比如，美国拜登总统提出了1.9万亿美元的新刺激计划。这是一笔巨大的投入。可以理解这种需求，但我们要避免狂轰滥炸，避免未来增长路径的波动。我们也要避免未来的债务危机，因为主权债务大幅增加，可能在未来引发债务危机。我们需要平衡这两件事。中国和美国如何共同协调未来的刺激计划，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经济复苏不平衡，退出策略会有很大不同，将产生深远的全球影响。笔者认为，中美两国需要就退出策略进行对话，给世界提供一个政策框架。我们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吸取的一个教训就是推出策略的全球协调特别重要，今天看来仍然是有意义的。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

第二，货币政策协调。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美联储的零利率使得美元资本从美国流向全世界。回想一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对全球资本流动和增长产生了深遠的影响。今天，中国的货币政策也能够产生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亚洲地区。如果美国采取现代货币理论（MMT），流动性继续宽松，但通货膨胀可能上升，美国可能提前撤出。因此，货币政策协调非常重要。货币政策合作才能保持汇率稳定和资本流动稳定，这是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货币政策要维持足够的信贷额度以支持实体经济，同时避免资本市场出现泡沫。

第三，双方合作维持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也很重要。我们看到，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政治层面，世界各国确实在考虑供应链的重新配置问题。笔者认为，中美两国应该坐下来商谈如何稳定全球供应链，以确保强劲和可持续的经济复苏。

第四，贸易相关问题。2020年全球贸易疲软，2021年有望恢复，但笔者认为恢复势头不会太强。美国的关税已经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税也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对中美和世界都不利。中美需要重新梳理贸易政策和关税水平及结构，推进双边贸易的发展。在贸易领域，双方可以采取很多行动。从全球看，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相关问题上，中美两国要确保它运转正常，这对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

第五，双方合作支持新兴市场和低收入经济体。我们看到，在新冠疫情危机中，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的财政刺激差别很大，发达国家平均用了12%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做财政刺激，新兴经济体用了6%的GDP， 低收入国家只有3%。 他们之间的GDP差距也变得更大了。我们预计，未来几年，这种不均衡的差距将继续扩大。特别要提出的是，低收入国家变得更加脆弱，因为他们没有储备货币地位，无法实施大规模的刺激计划。因此，中美双方合作支持他们是很重要的事情。

第六，笔者认为中国和美国应该共同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制的改革，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包括世界银行。例如支持IMF增发新的特别提款权（SDR）用于支持低收入国家和高债务国家的流动性， 推进新一轮额度改革， 使得IMF治理机制更平衡。

我们有很多可以做、也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共同努力，确保强劲、可持续的经济复苏。

（作者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

重建更具建设性的中美经贸关系

王一鸣

美国新一届政府上任，对改善中美经贸关系可能是一个好消息，这也使得当前的对话变得更有意义。尽管就目前而言，美国新政府将优先考虑控制疫情、重振经济、弥合分歧等国内优先事项，难以在短时间内腾出精力修复中美关系，我们也难以期望美国新政府会大幅扭转上一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因为这将受到国内因素的牵制，新政府不会显示出对华政策更加软弱，但新政府上任还是让人们看到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希望。

特朗普政府在任期内挑起了中美贸易战，并将贸易问题政治化，但特朗普政府想要解决的问题，包括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和阻断中国技术进步等，并未如他希望的那样得到解决。贸易战并没有大幅缩减美对华贸易逆差，恰恰相反，贸易逆差反而有所扩大;限制美国技术出口，给中国高科技企业带来冲击，但也损害了美国高科技企业利益。事实表明，贸易战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

重建中美经贸关系，一个重要前提是对中美关系有合理的定位。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但中美彼此之间不是敌人。中美竞争应该是可控的，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不挑战对方的底线，中美竞争也应该是公平公正、基于规则基础上的竞争。中美竞争并不意味着没有合作空间，而通过沟通对话寻求合作，将有利于使这种竞争更加良性。

当前，中美应从最紧要的事项入手，恢复和重建中美开展合作所必须拥有的信任。第一，共同应对新冠疫情。2014年，西非出现埃博拉病毒，中美合作派遣医疗队并提供医疗物资，表明在应对疫情上中美是可以合作的。中美可以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内开展合作，包括在全球疫苗分配上加强协调，这对重建信任至关重要。第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2015年中美开展合作，为签署《巴黎气候协定》铺平了道路。拜登总统已签署行政命令，美国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习近平主席已宣布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有巨大合作空间。第三，推动中美贸易重回正轨。考虑到疫情的影响，双方可通过协商，就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提供一个宽限期，同时启动并逐步取消加征的关税。在评估第一阶段协议基础上，就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开展新一轮谈判，可与恢复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结合起来。第四，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中美两国通过政策协调和合作，对全球经济摆脱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在新冠疫情冲击之下，全球经济复苏仍面临不确定性，中美可以在二十国集团（G20）的框架下开展对话和协调，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稳定。

总之，与过去四年相比，虽然中美两国间复杂的竞争和博弈仍难以避免，改善经贸关系仍将迂回曲折，但我们有理由期待，只要双方有意愿共同努力，中美能够重建更为稳定更具建设性的经贸关系，这将造福两国人民。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疫情后扩大中美人文交流、加强旅游交流与合作

邵琪伟

2020年初，全球范围内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蔓延，使全球旅游业出现断崖式下跌。时至今日，全球旅游业仍然处于寒冬期。2020年四季度，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预测，2020年国际旅游业将下降70%;UNWTO专家小组预测，国际旅游业最快要到2021年第三季度甚至是2022年才会逐步复苏反弹。世界旅游业理事会（WTTC）预测，疫情造成全球7500万个旅游工作岗位面临威胁，2020年国际旅游业产值预计将损失2.1万亿美元，其中亚太地区4900万名旅游从业者可能失业，行业产值预计损失近8000亿美元;美国旅游协会指出，与旅游相关的美国失业人口已超过800万人，行业产值已减少5190亿美元。中国旅游研究院预计，2020年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国内旅游收入下降将超过60%。据相关机构统计，中国至少有超過70%的旅游企业和从业者的旅游收入不及往年同期的20%;2020年中国总计有超过5000家旅行社及相关企业注销。很多中小旅游企业面临经营困难、转型、停摆甚至破产，大量旅游及相关从业人员面临失业、隐形失业或再就业困境。特别是进入冬季以来，受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全球旅游及相关行业损失将进一步增加，且复苏的具体时日目前尚不明朗。

中美两国是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也是全球最大的旅游市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特别是疫情后全球旅游市场的恢复和发展，中美两国都应承担重要责任、发挥重要作用。这对当今世界发展背景下，中美关系以及中美两国自身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增加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岗位，乃至对全球经济的恢复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研究中美关系，需要在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变化中加以审视和研判。但无论如何，中美关系新一轮发展，离不开两国人民的参与和支持，其中人文交流和旅游合作，恰恰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已形成重要共识，认为旅游是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历史、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特别是人民之间交流、交往和发展友谊、增强亲近感的最好方式之一。实践证明，旅游合作是中美双方共识最多、矛盾最少、投入最低、效果最好的领域，在为中美友好发展奠定民意基础的同时，更可为促进两国经济合作注入强劲动力，有利于巩固和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21世纪以来，中美两国旅游交流与合作曾经有过很好的发展时期。2008年中国旅游团队赴美旅游正式启动，经过双方共同努力，2016年中美人员往来超过500万人次，其中美国访华224.7万人次，中国访美306.8万人次，平均每天约1.7万人往来于中美之间，每17分钟就起降一个航班。此后，中美双方持续保持高水平、高频率人员互动往来。在两国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中美先后建立了若干工作机制，包括中美商贸联委会旅游工作组、中美省州（31+50）旅游局长合作发展对话会议、中美旅游合作论坛、中美互办旅游年活动等等。据美方统计，在两国旅游合作顺畅时期，中国游客在美国人均消费高达6000美元，每65个中国游客就可为美国创造一个就业机会。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赴美游客规模不断下滑。相关调查显示，受新冠疫情、美方签证政策等限制影响，中国公民赴美留学、旅游意愿也持续下降。

为更好发挥旅游合作在中美关系新一轮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建议：一是坚持巩固并扩大中美人文交流不动摇。双方应鼓励和扩大两国人民友好往来，拓宽地方、智庫、媒体、青年、旅游等交流渠道，不断夯实中美友好的社会和民众基础。二是在充分协商基础上，根据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展情况，分阶段开展人员交流和旅游合作。近期可以通过线上交流、在线视频会议、网上或新媒体推广等方式开展研究讨论和活动，充分发挥两国旅游主管部门、旅游协会、旅游企业和智库作用，做好政策储备、工作准备、措施筹备等工作。一旦疫情进入尾声，各方面条件许可，就可以迅速扩大人员流动，启动旅游交流活动。其中团队旅游可以率先开展，因为团队旅游相对易控制、易管理。在此方面，中美双方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三是适时恢复或建立新的工作机制。可以适时启动中美旅游高层对话等原有机制，推动两国旅游主管部门直接对话，回应两国旅游及相关业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同时，双方还可以在二十国集团（G20）旅游部长会议、亚太经合组织（APEC）旅游工作组会议等多边机制框架下，就双方关心的话题积极开展探讨。此外，双方还可根据新形势新变化，适时建立新的旅游交流合作机制，推动双方更好开展务实合作。四是推动开展全产业链合作。中美作为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产业门类广，产业链条长，科技水平高，具有广泛的合作基础和空间。双方可从旅游产业化角度入手，推动全产业链合作，包括人员交流、旅游金融合作、旅游装备制造合作及旅游智能化、数字化合作，进一步开放旅游投资，共同投资建设宾馆饭店、旅游景区景点以及相关旅游设施，开展旅游教育机构合作等。建议两国政府和各有关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继续将旅游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加以支持、扶持。

只要双方坚持坦诚相待、互利共赢，我们相信中美两国旅游产业发展的前景是光明的！中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前景也是光明的！

（作者为原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

2021是中美经贸关系修复之年

陈文玲

第一，2021年相对于2020年来说是一个修复之年。需要修复疫情带来的创伤，修复世界经济大衰退带来的危机，修复中美关系恶化带来的困难，也修复世界秩序。因此，2021年特别重要，能不能战胜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困难，实现修复、恢复，走向正常的和平发展与建设，决定了中美关系的未来，也决定了世界的命运。

第二，在中美关系中，中美经贸关系是修复的重点。中美经贸关系修复的目标，是推动中美经贸关系重新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

首先，中美经贸关系40多年的发展进程是双方的客观需求，而不是一个国家强加给另一个国家的结果，这一点非常重要。1979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才25亿美元，经过40多年发展，2017年达到5837亿美元;2018年是一个高峰，6335亿美元;2019年因为中美贸易战，下降了15.3%，当然这一年的下降是人为的结果;2020年，在疫情中，反而上升了8.8%。这说明美国市场对于中国市场有刚性的需求，不是中国把生产的商品硬推给了美国，而是美国市场的内在需求，美国政客出台了各种阻碍贸易发展的政策，发起了举世罕见的贸易战，但是挡不住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这是一种客观需求。

其次，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是客观规律。因为国际的产业分工、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使全球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四轮大的转移，要素重组随时在进行中。因此，国际分工和交易、贸易形态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二战时期，美国的制造业曾经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0%，当前只占11%，全球有102个国家对美国出口，也就是与美国有贸易逆差。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前，美国是贸易顺差国;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和黄金不再挂钩，美国逐渐成为逆差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历史分歧点，或者称为美国与全球贸易历史的拐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成为贸易逆差国，一是由于制造业向外转移，本国制造业生产的产品不能满足本国市场需求;二是因为美元脱离了黄金，成为可以印制，购买其他国家商品的纸币。因此，美国成为贸易逆差国，其中有内在的客观规律。

再次，中美经贸合作是一种客观趋势。分析现在的中美贸易结构，中间品占2/3以上。笔者粗略计算了一下，美国2018年之后提出对中国5500亿美元贸易额加征的关税中，特别是前面的500亿美元、2000亿美元、3000亿美元中的1200亿美元，其中2/3是中间品。这说明中美两国的产业链已经高度链接、高度联系、相互支撑，它确实是切不断的。中美经贸关系的另一个趋势是贸易的便利化、自由化、减税化、低税率（甚至零税率），这是一个必然趋势。还有，数字经济形态下，数字贸易也是一个必然趋势。特别应指出的是，贸易的多边主义，基于贸易规则的平等对等经贸关系是大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是大趋势。中美之间的关系超过双边的意义，具有全球的意义，中美经贸关系同样具有全球意义。

第三，拜登执政以后，美国政府应该尽快回到多边贸易。美国应该在多边贸易发挥正确作用，发挥作用决不应该是联合盟友向中国施压，而是与中国合作，联合全世界朋友重建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和秩序，解决当前处理国际贸易问题不讲规则的矛盾，解决把一个国家的利益凌驾在世界规则和世界利益之上，坚决反对和对冲这种霸权主义及霸凌主义行径。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责任编辑：谷 岳、李 蕊、郭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