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涉外金融安全问题与对策

摘要：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涉外金融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资本账户开放的安全问题、外汇储备资产或外汇资产的安全问题、国际支付结算体系的安全问题。导致中国涉外金融安全问题的外部原因是本币不具备储备货币的国际地位，需要从外部获得储备货币，必然缺乏安全;人民币汇率的信用依靠美元等储备货币背书，中国经济崛起也曾经依赖美元顺差;美国可以利用美元账户对资金、资产交易、跨境支付结算等，实施行政处罚、限制、冻结等制裁，乃至剔除出账户系统。内部原因是中国经济崛起，美国要打压和制裁;金融开放如果在汇率制度选择、外汇管制和管控上处理不当，允许储备货币资金完全自由进出而无约束，则必然存在金融危机的可能;国际收支失衡导致涉外金融缺乏安全。解决涉外金融安全问题应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通過货币互换和多元化投资等方式保障外汇（储备）资产安全;二是通过提倡主权货币计价、支付、结算、融资，以及开展相关制度设计等方式建设好交易和支付结算系统;三是把握好资本账户开放;四是做好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工作。

关键词：涉外金融安全 外汇储备资产 资本账户开放 国际支付结算体系 主权货币结算

作者简介：

陈炳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巡视员、研究员、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

涉外金融安全是纸币制度下特有的一种现象，主要是非储备货币国家才会出现，储备货币国家一般不会出现（储备货币国家之间可能也有涉外金融安全，但不同于非储备货币国家）。它主要表现为：一是债务安全，因为债务规模巨大，超越本国的偿还能力和创汇偿还能力而出现债务违约，并导致汇率大幅度贬值，从而出现严重通货膨胀;二是外汇储备或外汇资产安全，外汇资产经营、投资和投机失败带来巨大损失，资产被冻结、挪用，或者账户资金被扣留不能动用;三是汇率安全，主要是汇率制度选择不当，缺乏足够的外汇储备保障汇率稳定，导致本币汇率大幅度贬值;四是支付结算体系的安全，使用美元支付结算体系的国家，一旦与美国因各种原因出现争执、纠纷、战争或不服从美国的意愿和要求，乃至相互成为敌人，个人、企业、中央银行甚至国家有可能被禁止使用该支付体系甚至被剔除出这个系统，或者相关交易方被要求关闭账户、冻结资金;五是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危机，包括境外上市企业被勒令退出美国市场，或者投机资本大量进入本国，投机股票、债券、楼宇市场等，控制本国的金融业，谋取巨大利益，导致本国股市、汇市、楼市乃至金融体系崩溃。

上述安全问题本质上都是外币、外汇资产的风险或安全。本文探讨的涉外金融安全，主要是指中国崛起背景下，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制度，对中国涉外经济金融活动中的交易、支付、结算（包括资本账户开放或跨境资金流动）进行禁止、限制，以及冻结、挪用涉外资产，由此所带来的冲击、影响乃至危机问题。

一、中国涉外金融安全问题的演绎

中国涉外金融安全问题的研究大体从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开始，逐渐讨论资本账户开放与汇率制度改革等安全问题。1995年巴林银行危机使得国内对涉外金融安全更加关注，国内对海外证券资本投资实行严格管制，未经审批，不得从事境外期货、证券投资交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尤其是香港汇率保卫战，是中国保卫国家金融安全的一次实战，当时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加强资本管制和外汇管制，并实行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那时提出开放与国际接轨，但要防范金融危机，建立起防范危机的预警体系，建立金融安全的决策系统和操作系统。

孙健：《金融危机与国家安全》，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9页。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国内开始重视并研究金融开放对金融机构和体系安全的影响，当时最典型的一种看法认为，花旗银行一年的利润可以把整个中国银行业的资产买下来，可见对金融尤其是银行业的安全非常担心。

2003年为应对中国台湾地区选举中闹独立，存在大陆可能对中国台湾地区动用武力，美国可能加入台海战争的猜想。国内开始考虑美国是否会冻结我国的外汇储备资产，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问题开始受到重视。朝鲜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暴发时，美国冻结了这些国家在美国的资产，中国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的发生是与战争相连的，如果没有战争，原则上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不断扩大与中国贸易战的规模，并从贸易领域延伸到科技、人才、金融领域，而且开始使用美元账户系统对中国企业和个人账户及交易进行禁止、限制乃至资产扣留。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蔓延以后，美国国内有人提出要求中国赔偿病毒蔓延导致的损失，其总量从数十亿美元到一万多亿美元，而且特朗普表示，即使与中国达成100个贸易协议，也弥补不了疫情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损失，这再次引起人们对中国外汇储备资产安全的担心。

2020年5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后，美国参众两院通过《香港自治法案》，7月14日特朗普签署所谓的《香港自治法案》。该法案授权美国政府部门使用金融制裁手段，惩罚所谓实施恶法、侵蚀香港自治的中国内地与香港官员、镇压香港示威者的警察，以及与制裁对象进行业务往来的相关实体。《香港自治法案》对外国金融机构的制裁措施有10条，其中关键的有两条，即“禁止美国拥有管辖权的、涉及该外国金融机构的外汇交易”和“禁止该外国金融机构与任何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信用转让或支付，只要该转让或支付受美国管辖且涉及该外国金融机构”。

美国这种制裁广泛运用于很多国家，包括俄罗斯、伊朗、伊拉克、利比亚、朝鲜、古巴等。如2018年5月美国政府要求所有国家于2018年11月4日前停止与伊朗石油交易，否则个人、实体、央行和商业银行等面临账户和交易资产的冻结。2019年1月28日美国冻结委内瑞拉一家石油公司在美资产70亿美元。2019年8月5日美国宣布对委内瑞拉新的制裁，委内瑞拉政府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及资产权益都被封锁，不得转让、交付、出口、撤销或以其他方式处理。美国对伊朗、委内瑞拉的石油交易限制，也使得中国企业无法再次从伊朗和委内瑞拉进口石油，中国涉外经济活动的交易、支付以及资产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涉外金融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资本账户开放的安全问题、外汇储备资产或外汇资产的安全问题、国际支付结算体系的安全问题。

二、中国涉外金融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中国涉外金融安全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涉外金融的货币本国不能印刷，必须通过出口、吸引外资、借债、企业境外上市而获得。同时，这些交易、支付、结算体系，以及外汇资产的经营、投资、运用等，使用的是美国可以控制及支配的技术和系统，这是无法避免的问题。具体来说，有如下几个因素。

1.储备货币的特征导致非储备货币国家涉外金融不安全

首先是纸币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制度的缺陷。20世纪70年代以來的所有危机都表现为与美元汇率联系的价格危机，或者表现为缺乏美元不能清偿债务，或者表现为缺乏美元不能保障汇率干预的成功，或者是没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应对投机资本冲击，或者是美元本身的资产价格危机。这是纸币美元与黄金脱钩成为世界货币后出现的现象，而之前没有这种危机或不安全。

其次，金融资产规模不对等。储备货币国家或发达国家汇率一般价格高昂，而且金融资产规模巨大。以实体经济为主的非储备货币国家，其资产价值廉价，规模相对有限，如果开放资本账户，没有足够的防御投机冲击的能力，开放和投机资本会对本国构成巨大威胁。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实力强大，资金雄厚，如果对其完全开放，这些金融资本的力量可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实体经济乃至金融，或者带来国家金融资产泡沫及泡沫破灭。

最后，拥有储备货币的投机资本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强者，非储备货币国家作为弱者，不是强者的对手。对于非储备货币国家来说，获得足够的外汇干预市场需要本国实体经济的支持，但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来说，本国实体经济力量微薄，获得外汇的代价太大，能力有限，也难以抵御投机资本冲击。

当然，外部蓄意投机冲击也是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如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1998年的泰国、香港货币危机。此外，还有危机传导的连带危机，如1997—1998年的东南亚国家货币危机和俄罗斯金融危机。

2.美元金融制度存在巨大的风险

202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达到32165亿美元，中国银行业境外资产13354亿美元（其中美元资产9048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或外汇资产越来越大，但要问哪种储备货币资产能够让我们放心，恐怕难以回答，能够回答出来的大概就是多元化，坚定不移地多元化。但是，人们可能忘记了当美国在真正危机时刻，其他储备货币也处于紧张、惊恐乃至危机状态，如2000年美国9·11事件，2008年次贷危机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美元荒，美元地位没有弱化，反而加强了。其实，如果美元金融真的出现危机了，而且是持续性危机，那么目前的各种储备资产都不安全、不可靠。但美元金融制度一定安全吗？美元金融制度从20世纪70年代危机开始，获得了一种新生，但是这个制度的问题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20世纪以前的所有危机都与美元制度有关，但基本发生在美国之外，而21世纪以来的危机都发生在美国本土，国际金融危机已经从外围走向中心。面对次贷危机和疫情危机，美国、欧洲都采取量化或无限量化的宽松货币政策，将成为未来爆发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而且，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趋向下行，继续扩张货币政策，持有的美元资产将面临大幅贬值的可能。

3.美元霸权带来中国涉外金融缺乏安全

一是人民币汇率的信用是靠美元的多少来背书的。在纸币作为世界货币的时代，一个国家没有美元等外汇及外汇储备，本币汇率就缺乏足够的国际信用，经济就相对落后，缺乏国际贸易和投资能力，当年社会主义阵营的经互会就是如此。今天，如果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没有足够的美元流动性，政府和企业在国际上筹集资金的利率成本就会相对提高，甚至带来人民币汇率大幅度贬值。而充足的外汇储备可以干预外汇交易市场的汇率波动，保障本币汇率稳定，确保不发生债务危机。由此可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其实是被美元绑架的。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可以要求日元和马克升值。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美国一直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而中国不能要求美元升值。

二是经济发展和崛起的路径有赖于美元增加。在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下，黄金的短缺使得国内商品流通难以扩大，而黄金增加带来贸易流通规模扩大和经济规模扩大。资本主义早期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一方面是有购买能力的需求不足，另一方面是流通中的黄金不足。黄金和白银作为世界货币时，拥有黄金和白银的多少决定了国家经济、贸易及其带来的规模扩张多大，以及国家经济能否崛起。金本位和金汇兑本位时代，大国崛起，必须拥有足够的黄金和白银。但黄金和白银无论是矿藏资源，还是流通、交易都是有限的，对国家的崛起影响历史相对漫长。纸币取代黄金成为世界货币以后，拥有储备货币的纸币多少就决定和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崛起。而且，在纸币制度下，国家经济的崛起时间要快于黄金作为货币的时代，因为其便利程度大大提高。战后日本、德国的崛起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都与从美国获得巨大的美元顺差关系巨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也离不开与美国的贸易以及巨大的美元顺差。

三是美国可以利用美元制度下的账户和支付体系，对账户上的资金资产交易、支付等进行限制、冻结、挪用等制裁，甚至剔除出账户系统。纸币与黄金不同，黄金流出以后，必须以商品和服务交换才能回流。纸币是主权国家的货币，故所有的纸币必须回到主权国家的银行或金融机构账户上。美元流出以后，不需要商品和劳务的出口，美元自动就回流到美国，外国机构通过开设银行账户，将美元资金存回到美国或在美国进行投资交易等。不仅是流出和流进如此，只要是美元交易，都在美元账户的交易系统上体现出来。美元存贷以及各种跨境交易、支付在账户的唯一性，使得美元霸权无处不在。美国政府可以下令禁止账户交易、支付，甚至下令冻结乃至没收资产，甚至将机构从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系统剔除出去。

可见，由于美元的霸权货币特征，持有美元资产存在风险：即挣的美元越多，不仅无法在国内使用，也无法作为自己真正掌控的财富，风险也就越大，但又不能不拥有美元，也不能少拥有美元资产。中国以美元表示的外汇储备和金融资产，都被美国捏在手里，银行等外汇资产持有、交易、支付结算机构存在被剔除出账户系统的可能，外汇资金也无法取回。一旦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

（二）内部原因

1.中国经济崛起

当下，中国涉外金融缺乏安全的首要内部因素是中国经济崛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渐强大，尤其是2008年以来与美国形成强烈的对比。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31.23%，但2018—2019年后达到67%左右，同期中国贸易规模从仅有美国的75%发展到超过美国10%（见表1）。多数预测认为，按照目前的速度，大体上到2030—2035年左右，中国经济规模将跃居世界第一，这让美国深感压力。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美国经济较大幅度衰退，需要数年时间恢复，而中国经济当年就得到了恢复，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

美国从1890年在经济上成为全球第一后，至今没有被哪个国家追赶上。现在中国快速猛追，很快要超过美国。奥巴马政府曾调整战略，重返亚太，要遏制和规锁中国。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公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及中国33次，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定位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2018年1月20日，美国政府发布《国防战略报告》，称中俄战略竞争是挑战，认定中国正在综合运用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来构建新的地区秩序，寻求在“印太地区”获取霸权，并在未来取代美国，取得全球领导地位。因此美国开始在各个领域全面打压和遏制中国，金融是最后的手段，但也是最具有杀伤力的手段。因为国家的涉外经济、金融财富、资产都是以纸币美元来表现的，一旦这些资产财富被冻结、没收或者限制交易，会对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经济产生巨大冲击，甚至带来系统性危机。

美国在应对和打击大国崛起上有一套成熟的战略。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有专家预测80年代苏联将超过美国;20世纪70年代，也有人预测90年代日本经济超过美国。1985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13989亿美元，是美国的32.24%，1994年达到67.33%，1995年达到71.33%的峰值，2019年日本GDP 50818亿美元，下滑至美国的23.72%。

中国经济2008—2018年间的崛起有点类似日本1985—1995年间的崛起，世界经济比重和占美国经济比重差不多，但1995年是日本的转折点。美国自以为已经有了对付苏联和日本的经验，因此，今天美国把主要精力用在应对中国的崛起上，期望能够通过一个时间过程，用各种手段把中国经济打压下去。

2.金融开放导致涉外金融缺乏安全

金融开放带来的涉外金融安全问题，最重要的是汇率制度选择不当，选择了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同时是对外汇缺乏管制和控制，没有认识到本国要拥有储备货币需要很多前提条件。

急于开放来谋取发展，获得地位，必然缺乏安全。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韩国，在1995年就急于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强调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因而被迫答应允许企业自由借债，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突然倒下。过早开放，也必然导致危机。如亚洲金融危机前夕，由于预期香港回归中国，亚洲诸多国家都试图取代香港的地位，当时的东京、汉城、曼谷、新加坡等都希望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因此过早地开放资本账户。如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家允许本币离岸外汇交易，允许银行自由借贷，给投机资本开辟了投机通道，而忽略了自己保持汇率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能力，因此产生了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

外部资金过度流入导致金融危机。如过分开放证券市场，导致大量投机资本进入而催生金融泡沫产生危机，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生和破灭，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泰国和香港都存在类似问题。最常见的资本过度流入是借用短期外债超出了出口创汇能力导致债务危机和汇率危机。土耳其、阿根廷和巴西金融危机的共同特征就是债务危机，2000年三国公共部门债务占各自GDP的比重都很高，分别为62%、52%和39%，同时短期外债占外汇储备的比重也很高，分别为130%、116%和95%，这样就很容易引发支付的信任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金融稳定报告》，2002年6月，第43页。

应该说，过去数十年中国没有因金融开放而带来金融危机，但在美国施压开放的背景下，如果在汇率制度选择和外汇管制、管控上处理不当，允许资金完全自由进出而无约束，则必然存在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

3.国际收支失衡导致涉外金融缺乏安全

1994年之前，中国国际收支经常处于失衡状态，因此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持续贬值，并带来严重通货膨胀。汇率贬值达到均衡以后，中国开始出现国际收支顺差，1994年以后，人民币汇率逐渐升值，趋向稳定，通货膨胀也得到有效控制。2005和2010年人民币汇率机制启动了两次改革，国际收支保持了大规模顺差，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也持续扩大。但根据2020年1月份中美达成的第一阶段经济贸易协议，未来中国要扩大从美国的进口规模，中美贸易顺差将逐渐趨向零顺差，这种做法可能被欧盟仿效，中国国际收支继续保持顺差存在一定压力。中国的贸易顺差大部分来自美国和欧盟国家，如果国际收支出现逆差，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将面临挑战，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也面临压力。虽然中国具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仅仅是每年每人5万美元的购汇，也只够6000万人次的购买，更不用说企业了。所以，中国涉外金融存在极大风险，甚至有出现危机的可能，这都是因为要持有美元等储备货币。

三、保障中国涉外金融安全的对策

（一）关于外汇（储备）资产安全

只要中美不直接发生战争冲突，正常情况下，美国直接冻结中国外汇储备资产和外汇资产的可能性不大，禁止和限制外汇资产交易和支付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这种冻结、禁止和限制交易，不仅影响中国，也会影响世界以及中美之间的正常资金往来和交易。在双边关系接近或进入敌对状态之前，需要进行预判。规避安全风险的途径如下。

货币作为计价、支付、结算、交易和储藏手段，关键在于信用，在于树立信用意识，也在于有支撑信用意识的制度体系，如支付、结算、交易、储藏尤其是自由流动体系。因此，破解美元霸权的出路也是一个技术问题，即建立起至少可以與SWIFT系统竞争的支付结算体系。不能建立起全球适用、便利、快捷，可以与美元支付、流动体系竞争的货币体系，就无法替代、抛弃美元体系，也无法与美元体系竞争。欧元虽然可以与美元竞争，包括英镑，但在流动性、全球支付体系、金融可交易品种、可选择的便利等方面依然无法与美元竞争。

主权货币国家都建有自己的支付结算体系，对各国央行来说并不陌生。最简单快捷的途径就是把两国央行的支付结算体系联网，按照市场汇价进行跨境支付、结算和资金流通。但央行支付结算体系是政府的，一个国家的政府部门掌握另外一个国家企业的所有跨境支付结算数据，应该说这也存在风险。如果两国关系发生矛盾，会否利用账户体系进行制裁呢？因此，只有市场化的支付结算体系才能让跨境交易、支付、结算和资本流动放心，而SWIFT系统在这一点具备优势。

中国要彻底解决涉外金融安全，就需要有建立市场化的支付清算体系的决心，真正能建立市场化的支付结算体系。可从双边开始，逐渐增加到多边，政府以法律形式承诺不干预，就可以形成主权货币的支付结算体系。市场化的支付结算体系可以由双边最大的国际业务银行牵头建立，也可以由第三方支付机构与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联合建立。当然，需要双边政府协调，制定有关法律规定和行业规范，行业也要有规范和制度，设立处理利益、法律纠纷的仲裁机构。

同时，试行主权货币结算和挂牌交易制度，建立主权货币外汇交易市场，该交易市场没有美元等储备货币，全部是本币，而且都是贸易企业或进行跨境业务的企业。目前可以开辟第二外汇交易市场，放在广东，币种与上海外汇交易中心不重复。

4.建立和游说区域金融机构，以主权货币出资并进行融资

国际区域金融机构是区域内国家出资建立的金融机构，本该服务于区域内有关国家的经济和金融需求，但由于出资的货币是美元，无法做大。美元的获得是需要通过贸易顺差债务、外商直接投资才能获得，这对于非储备货币国家来说很不容易，故很难继续以美元增资。对于区域内金融机构，1000亿～2000亿美元的注册资本金已经很大，但这个金额范围的资本金在不能吸收存款的约束条件下，无法像国内商业银行那样持续壮大发展，也必然无法服务于区域内各国经济和金融增长需求。但如果区域金融机构改变出资方式，各国以本币出资组建区域金融机构，增资也以本币增加，各国就可以持续不断扩大本币资本金，区域金融机构就可以做大，服务于区域内经济和金融发展需求。以本币出资以后，无论是国外企业，还是国内企业，使用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都以本币形式提供，既可以避免汇兑风险，也可以避免债务风险。这类项目提供政府担保，区域金融机构与项目贷款所在国的商业银行合作，组建银团贷款，并主要提供一套国际化有效的资金使用、监督的规范流程，这样就可以把区域金融机构做大，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基础设施、流动资金等贷款不足问题。

5.建立相应的双边（区域）国际金融机构，协调、解决具体问题

资金跨境交易、支付、结算和流动，涉及到资金拆借、银行授信、货币互换、贸易融资、汇兑交易等，需要双边开放银行间拆借、外汇交易市场，也涉及到清算体系的联网。早期阶段可以建立一些特定的机构来协助完成，比如设立一家双边持股的金融机构，作为双边拆借市场、外汇交易市场的会员，可以随时满足流动性需求，满足授信的资金币种需求等。不断增加双边或多边国际金融机构，而且完全以本币出资，由财政部门担保。还可以建立一些双边信任的担保机构，对一些项目进行担保。当然，为增加双边和多边信任，需要妥善处理好汇率和通货膨胀问题，这两个问题处理不好，主权货币支付结算体系就没有信用。因此，双多边的央行应该就汇率、物价上涨等问题进行协调。其实，如果不依靠美元进行本币的信用背书，只要控制好货币供应量，物价不出现大幅度上涨，汇率也就不会大幅度贬值。

（三）关于资本账户开放

资本账户开放与支付结算体系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对于储备货币国家来说，不存在资本账户开放及其风险，货币是自由兑换的，本币可以自由跨境流动。只有本币不能自由跨境流动的主权货币，即非储备货币，才有外汇管制问题，才有资本账户开放问题。

李瑶、陈炳才：《逐步推进的进程——非国际货币与资本项目可兑换》，《国际贸易》2003年第6期，第49～50页。现在建立了主权货币计价、交易、跨境支付和结算制度，就不必担心账户开放的风险。

1.允许境外机构在境内自由开设本币账户

流出国境的本币需要回流，而且要自由回流和迅速回流，这就要允许境外机构在境内开设本币账户，享受本币国民待遇。如果不能享受国民待遇，就会觉得不便利，不如使用美元好。允许境外机构在境内开设本币账户，涉及到资本账户开放和资本自由流动，通常认为这会带来金融风险。其实，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是本币相对储备货币来说的，不是相对非储备货币来说的。一切涉外金融资产安全都是因为货币地位不平等造成的，而建立主权货币支付结算体系以后，货币地位就是平等的，货币在境内自由流动，跨境也可以，故开放的风险消除了。

应该清楚，出去的本币回流到国内来，相对本币规模来说很小，不必担心其风险。如同美元流出再回到美国，美国就不需要担心这种冲击。总体说来，储备货币之外的主权货币流入国内的风险是可控的。只要双边签署了贸易投资协定，允许以本币计价、交易、支付、结算、投资和流动等，就可以完全放开双边本币资本账户的限制，不能把对储备货币下的资本账户管制搬到主权货币上。如果担心风险，双边可以考虑实行资本自由跨境流动总额或余额控制。这种做法在多国或者某个区域内不断扩大，就可以消除对储备货币的历史习惯和路径依赖。各国经济发展和崛起主要就靠本币，靠交易双方的货币，而不会依赖美元。

2.从单边推进转变为双、多边推进，实施双边本币计价和支付结算制度

中国从2009年推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制度，基本是中国人民银行对本国企业和商业银行的要求，并没有国际合作。某种意义上是单方面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和人民币走出去，没有获得外国政府、商业银行乃至企业的同意或法律認可，只是一种自愿，不具有可持续性和稳定性，甚至存在自家人做自家业务的情况，即国内银行的分行与本行境外分行或子行进行人民币计价和结算业务往来，这不是国际化。应该将单边行为转变为双边和多边行为，即政府之间相互合作，相互接受对方的货币，以本币进行计价、支付、结算和外汇交易。这一方面体现了主权货币的地位平等，另一方面也实现了货币职能的国际化。

其实，当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结算的同时，别国也想推进本国货币的国际结算。俄罗斯、印度、马来西亚等尤其如此。单方面推进，对方不会在制度上轻易接受，而双边制度安排，就容易推进了。至于结果如何，企业如何选择，看各国货币地位和服务竞争等情况。只要双边政府推动，本币跨境以后就能够履行货币的基础职能，并非只有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可以跨境履行货币的基础职能。

3.建立双边、多边本币回流机制，实行余额控制的资本账户自由开放

采用本币标价和国际贸易结算业务之后，无论是银行和企业必然会产生暂时不用的资金或头寸，这些本币在境外没有投资渠道，就必须回到本国进行投资。这就需要允许商业银行之间可以进行本币跨境拆借和资金往来，甚至允许商业银行到对方国的本币银行间市场乃至债券市场进行资金融通。这样，商业银行之间才可以用对方货币授信，银行才可以对企业进行双边本币授信，以开展本币项下的信用证、保函、对外担保、贷款和海外垫付等石油交易的国际贸易融资业务。

对企业来说，还需要允许境外机构在境内开设本币账户进行理财，进行债券或证券市场的投资。这样，境外企业才愿意持有人民币或其他主权货币。因此，可以考虑发展中国家投资者熟悉的债券、股票、理财、存款、贷款、债权和债务市场进行双边本币开放。

多币种清算体系的建立，需要成员国之间开放债券市场、货币市场乃至证券等市场，以确保资金自由流动，获得风险收益。为确保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可控，在不完全开放债券、货币、证券市场的前提下，可以根据贸易差额和资金需求，设立本币开放的总额或者余额，允许额度内的资金到本币成员国市场进行各种投资，享受国民待遇。账户开放可以进行双边谈判，也可以进行多边谈判。但需要注意，这一开放原则上只对非储备货币。对于储备货币，因为其金融资产规模和交易规模远大于本币，依然要采取管制，或者总额不突破。

4.保持币值稳定乃至升值，必要时回到固定汇率制度

一个持续不断贬值的货币不可能有国际信用，也不会被企业和金融机构用于国际支付、结算和债务偿还。汇率波动性比较大的货币也难以被用于国际支付和结算，因为不确定性太大了。纵观历史，凡是作为储备货币的纸币，在成为储备货币之前，必须是稳定的、升值的，至少是持续稳定的。日元虽然是储备货币，但其占比较低，就在于其波动性太大，连日本的企业自己都不愿意用日元结算。

因此，某个区域内的国家要摆脱美元霸权，摆脱美元制裁的不利影响，首先必须控制好通货膨胀，保障物价稳定和汇率稳定，以进口管制、外汇管制（储备货币）以及固定汇率来确保汇率稳定，而不能实行所谓的自由浮动汇率，那必然导致严重的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从而使得经济、金融失去控制，这种情况在很多小国都存在。而且，在非储备货币国家之间建立以虚拟黄金为支付基础的固定汇率制度，不会出现因缺乏美元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

破解美元霸权，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就需要保证货币供应有序、稳定，与经济增长适应，确保物价和汇率稳定，这样区域内的主权货币之间就会有相互的信任，就可以实行主权货币计价、支付和结算等。有了数年乃至十年的主权货币运用，市场将逐渐选择出区域内的主导货币，就可以不必担心美元霸权和美元账户体系的制裁。

总之，凡是主权货币在境内可以做的，跨境之后，只要有机构，有好的机制和制度安排，都可以不用美元等储备货币来做，用本币或本国认同和接受的主权货币就可以做。这样，也就可以避免美元账户制裁以及制裁带来的巨大风险。

（四）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工作

人民币国际化就是推进人民币在国际社会的计价、结算、流通、储藏和融资等功能，推动人民币“走出去”，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从而与储备货币进行竞争。人民币加入SDR，在国内开展以人民币计价、黄金结算的国际石油期货交易，鼓励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和投资，乃至建立虚拟黄金制度下的固定汇率制度，都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措施。这些还不足以解决问题，根据储备货币的经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政策上需要做到如下几点。

1.人民币在境外必须成为合法货币

人民币必须能够广泛用于双多边国际贸易、投资和融资，而且必须自由进出。人民币如果不能自由流动就不可能成为国际化的货币。货币是一个国家的主权，一般不允许外币在国内计价、结算、流通和融资等，只有得到东道国的法律承认，人民币在境外才能成为合法货币。解决这个问题有几个思路：一是双边政府之间签署协议，允许两国的本币跨境计价、支付、结算、流通和融资，不单方面推进本币国际化;二是本币持续稳定升值，其他国家的机构自然愿意持有人民币;三是本国对外宣布或者承诺，任何持有人民币的国家和机构可以随时兑换为储备货币或者黄金。

2.人民币大量出境要有通道

本币大量出境有两种途径：一是经常项目存在大量逆差。其他国家与中国的经常项目交易大量顺差，境外机构、企业能够大量持有人民币，从事人民币的存款、贷款、贸易信贷、融资等活动。二是资本项目存在大量逆差。若经常项目交易不能逆差，资本项目必须逆差，人民币直接到境外投资、融资，这要求利率必须低于储备货币的利率水平，资金成本低，其他国家愿意使用。而且人民币相对于其他国家货币必须升值，至少是稳定的，他国才愿意使用，否则利率获得收益，汇率可能有损失。

3.建立人民币国际化的授信体制

中国的商业银行与境外的商业银行，以及境外商业银行与其客户之间都必须有人民币资金的授信，没有授信，就不能开展国际贸易中的信用证、保函、融资业务，人民币也无法国际化。各国商业银行的人民币流动性既需要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互换，即在出现流动性短缺乃至危机时有中央银行的货币互换或人民币贷款;也需要商业银行之间可以相互拆借。这意味着银行间的货币市场需要对境外商业银行开放，或者吸收境外支付结算行作为会员单位，或者组建主权货币交易拆借市场，其中不包括储备货币。

4.有效防范人民币国际化风险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一个时间过程，这其中会有很多风险和挑战。例如，本币汇率大幅度贬值，不仅会带来汇率危机，也会导致境外不愿意持有人民币。境外市场拆借利率过高，人民币就没有市场。如果离岸汇率、利率波动国内不能控制，就可能引发汇率、利率危机乃至资金大幅度跨境套利或转移。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关闭了本币离岸市场。

人民币国际化是纯纸币的国际化，与黄金作为保障的纸币国际化不同。人民币国际化是以美元为信用保障的国际化，又要去替代美元，进行国际竞争，这其中会有很多挑战和预料不到的风险。

国际货币不仅是信用，也是国家实力的体现，包括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科技和军事是最先和最后的保障;同时，还是国际监管能力和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体现。国际化的货币未来需要新技术，更需要便利化。从美国经验和大国竞争实力地位变化的历史看，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借助更多国际力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年一些观点认为，SDR和数字货币可以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因为人民币已经加入SDR，中国人民银行开发的数字货币在全球央行也算走在前列。这种观点缺乏深入研究，SDR依据主权货币而设立，怎么可能去助力主权货币的国际化？它是国际金融的一个游戏迷局，根本无法发挥什么作用。数字货币的本质是支付技术，央行数字货币同样如此，基本类似微信、支付宝，它也是主权货币支付方式的创新，不具有一般等价物功能。如果主权货币没有国际化，那么央行数字货币根本不可能国际化。

责任编辑：郭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