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他者与介入现实

摘 要：对话意识作为存在主义思想的一部分，深刻影响了《伍子胥》的人物塑造与故事新编。伍子胥同自然物象和“实存”的他者进行精神对话，从中获得启示并走向本真存在。冯至还将这种主体间性的对话意识深化为知识分子走向社会的对话行为，以伍子胥为精神投射对象，在文本中呈现介入现实的写作特征。

关键词：《伍子胥》 冯至 存在主义 对话意识 介入文学

伍子胥传奇是一个不断被演绎和改写的题材，它兼具了“复仇”和“流亡”这两大文学史上的经典母题。20世纪40年代，冯至为避战乱漂泊至昆明近郊的杨家山林场，在现实境遇与个人沉思的碰撞中，写下历史小说《伍子胥》。正如冯至坦言a，十六年前他将伍子胥的典故理解为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奇异故事，但经历留學德国、友人逝世、抗战逃亡等变故后，冯至企图借此反映现代中国人的痛。因此这一“故事新编”显现出一种关乎主体间性的对话意识，与此前存在主义文学高扬个体存在的绝对孤独不同，它着力表现实存者之间的精神对话与个体介入社会现实的对话。近年来学界对《伍子胥》的存在主义主题已有充分探讨，然而对话意识作为存在主义思想中本就易被忽略的一面，较少被论及。从作者对雅斯贝斯学说的接受和“介入式写作”特征这两方面入手进行文本细读，可对《伍子胥》的存在主义主题构成一次重新解读。

一、对话意识：与他者的精神交互

冯至的改写呈现出存在主义文学的一个共性，即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的主题：在跋涉和追寻的途中，人物通常会被塑造成一个孤独却强有力的个体，极具扩张性的主体意志，在独自抗争中获得蜕变。伍子胥虽然亦如此，但他获得本真存在的改变是在一次次深度的精神“对话”中完成的——无论是体会自然的神谕，还是途中接受其他人物的启示，都是与“他者”进行交互。这正是冯至将“对话意识”提升至文本中心的体现。

全文首先呈现的“逃离”，使伍子胥获得“对话”的可能。作者开篇即用一种现代都市的观感置换了古人的视角：整个城市沉溺在一种荒诞、空洞的状态中，这种现实境遇与复仇心理共同作用，让伍子胥在难忍焦虑后选择逃离。不难发现，城父与加缪笔下的巴黎、艾略特笔下的伦敦不谋而合，冯至揭示出现代人的生存已落入一种无意义之中，被困在庸常不变的当下，处于异化状态而无法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与此相反，存在主义学者则提倡“自为的存在”（being-for-itself）：其他存在物只是存在着，而人却通过意识而能动地筹划自己，创造自身，超越自身，他是自为的b；这一状态即为“实存”，是一种本真的存在，它不仅具备意向性，还是一种清晰的心理体验和生命意识。这样一来，原本经典的“复仇—流亡”母题被改写为：一次逃离非真实生存状态后不断通过精神对话获得本真“实存”的征程。

第三章《洧滨》是伍子胥放弃郑国后决定前往吴国的转折点。他最先寄希望的太子建与城父里空虚的众生没有区别，都处在异化的非真实状态，一位失意的流浪者回到自然中，忽遇一片在云雾中展开的秋日山水。这段人物与洧水之滨的相遇，连接起后文：子胥怀念旧时子产治下的物阜民安。实际上伍子胥对子产贤明事迹的追忆，也是在思索自身的艰难命运与政治抱负，这种向内的反思是在自然向个体的指引中顿悟而成的。

伍子胥与自然的对话在“过昭关”部分更是集中显现：“他想象树林的外边，山的那边，当是一个新鲜的自由的世界，一旦他若能够走出树林，越过高山，就无异从他身上脱去了一层沉重的皮……这旧皮已经和身体没有生命上深切的关联了。”

《昭关》整章对自然意象与子胥的意识流动进行了交错描写，他在秋夜的星辰、高耸的荒山、错综的树林里不断向内质问和领悟自身的存在，从以往的焦虑中抽离出来，逐步靠近“实存”状态。这种与自然的精神交互，在子胥融入楚国士兵巫师的招魂曲时达到高潮：在楚地古老的习俗中，巫师是对话人与自然、现世与鬼域的使者，冯至用这种神性的、充满原始生命张力的方式使子胥完成了走向本真存在的蜕变，以至于子胥的鬓角在一夜招魂曲中斑白。

若说与自然的对话是主体向内的自我生发，那子胥与其他“实存者”的遇合则是主体间性的互动。冯至在处理这类情节时颇有共性，即用长时间的沉默来呈现他们的精神交流：“伍胥无言，渔夫无语……两人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整日整夜浸在血的仇恨里，一个疏散于清淡的云水之乡。”（江上）“她不知道怎样回答，只回转身把箪筥打开，盛了一钵饭，双手捧在子胥的面前……这钵饭吃入他的身内，正如一粒粒种子种在土地里，将来会长成凌空的树木……两方面都感到，这是一个沉重的馈赠。”（溧水）

冯至笔下的沉默诉诸两个人物作为“实存”者的意识交互，双方都体验着自身生命的价值和重量。子胥与素不相识的渔夫在遥远洁净的江面相遇，复仇的欲望与污秽在二者精神对话中被“悬置”，子胥忍不住以含有“根本的意义”的朋友一词称呼渔夫，正因为游荡于天地山水间的渔夫也“渡过了子胥的仇恨”。子胥与浣衣女的邂逅则更有象征意味：在“从绿草中生长出来的女性身体”和“像风里芦管一般瘦长的躯体”之间，就是雪白的米饭，这一意象隐喻了充满生命意识的启示，这并非单向而是相互的c，呈现出主体间性的特征。冯至用刹那间无声的定格描写与超现实的想象，将这一微小的静态文本图景放置到人类史的宏大层面上，揭示出两个存在者之间的共感与共通，其中可见生命的重负和对话的本质。

楚狂、申包胥、楚兵巫师、渔夫、浣衣女，这些平凡的小人物淡泊地生存于天地之间，人格饱满而富有生命力，伍子胥在与他们的精神交互中获得启示与实存的体验。他们与处于空虚荒诞状态的城父人、郑国人、陈国人有很大区别，冯至常用琐碎的语言表现子胥与郑国太子建、陈国司巫等上层人的交流，显出其渺小可怜；相对而言，实存者间的交流则多是由心理意识牵引，以诗化的自然意象为背景，而“沉默”在本质上是存在主义对话意识的表征。

冯至这种处理，与其旅德期间师从雅斯贝斯有关。历代存在主义哲学家在论及个体与他者、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时，悉数持一种本体论上的个体本位立场，强调个体的孤独才是绝对的本真存在状态，与他人、社会发生关系只会带来冲突、异化和堕落，克尔凯郭尔与海德格尔就是典型代表。但雅斯贝斯延续个体本位论时，却引入了实存者之间的精神交往，为存在主义学说补充了对话意识的部分：他把实存者之间的精神交互作为走向本真存在的条件，个体的自为存在与他者的自为存在共同处于“爱的交往”中，这与实存者本源上的绝对主体性并不冲突，因为这是一种主体间性的状态，双方能在精神交互中达到实存的共在。可见冯至的故事新编明显受此影响。

二、介入诗学：潜在的现实向度

作者改写历史题材的过程，实际是在虚构与写实之间寻找平衡。伍子胥这一形象作为存在主义者和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投射，已然与作者自身发生某种重叠。冯至将实存个体间的对话意识深化为面向现实社会、普罗大众的对话，进而呈现出萨特式的介入诗学：作家“内化”客观社会现实，再通过作品“外化”内在世界d，用介入社会的写作行动启蒙和召唤读者对于自身存在的思考。因此我们能发现，现实始终在全文中作为一种潜在的构成要素。

《宛丘》一章中子胥在墓园旁遇到一位陈国人，从他收藏简册的举动极易看出其读书人的身份。可战乱的现实时刻压迫着他：“这人的谈话，时而骄傲，时而谦卑，显然是貧穷与患难使他的神经变了质，最初不肯同流合污，要把住一点理想过日子，但这理想似乎一天比一天模糊不定，而眼前的道路也恍惚迷离了。”

此处显然在隐喻着战乱中知识分子的形象与状态。陈国读书人常追念伏羲、神农的神话，并一直保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不断强调自己作为舜的后人不该臣服于江南的蛮人侵略者（指楚人），但观念与现实间残酷的撕裂使得他退守墓园，无奈让妻子为敌军洗衣而自己只能陷于苦闷中。这正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心态的真实写照，其中陈与楚的现实喻指不言自明。

有学者敏锐地指出该情节过于直白地讽刺了当时部分知识分子的通敌行为e，但笔者认为冯至更多是想以同情的笔触表现出时运压迫下普通知识分子的无力，他们沉沦于求生和守节的两难境地：“‘我怎么能飞呢……我应该抱着贫穷，衡门之下，可以栖迟。他越说越语无伦次。”

冯至深刻体会到当时的战争带给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他进而通过终章《吴市》寄予期望与行动，“为诉诸读者的自由而写作”f。

子胥经历漫长的跋涉到达吴国，已成为一个自为的存在个体。此处叙事并非在消解复仇，而是“消化”复仇：“他一路的遭逢，有的很美，有的很丑，但他真正的目的，还在一切事物的后面隐藏着。”

子胥并未忘却复仇，但在行动上与以往不同。当他再次遇见沦为物质奴仆、苟且营生的同乡人时，不再感到迷茫，反而展现出消化复仇后的成熟——子胥将尖锐的目的隐藏起来，转化为一种更有效、更深远持久的“启蒙”和“对话”行为。尽管他化作畸人吹箫前，在态度隐蔽或显露的问题上有所纠结，冯至最终给出了答案：又要隐蔽又要表露。作者一方面揭示出文本外的现实，即知识分子在高度政治敏感的时代危机中身陷囹圄，却又在文本内寄托了一个深刻介入社会现实、启蒙群众的使命。

b

冯至花费七段的长篇幅，将箫声音乐呈现的画面感与听众反应不断交叠，细读便会发现，这些画面正是子胥在艰辛漫游中的所见所感：“随着游离的鬼火去寻索死者的灵魂……一个白发的渔夫在船上打浆……一个人类的早晨，这时一个女性的心，花一般地慢慢展开，它对着一个陌生的男子领悟了许多事物……有如一对夫妇，在他们的炉灶旁升火煮饭。”这些分别对应昭关上的招魂、与渔夫相遇、浣衣女的施予、在楚狂家过夜。可见子胥吹箫这一行为，是想将自己漫游途中受到的启示施予大众，用箫声对话，希望感化社会，帮助他们脱离原有的空虚、无意义的生存状态。子胥这种启蒙的姿态已俨然接近20世纪40年代知识分子的写作目标：包括冯至在内的一众先觉者在孤独漫游中经历艰难的自我蜕变与存在审视，最终是为了走向“集市”和“广场”，向大众进行对话、演说与启蒙。

全文在“司市只能将此事禀告吴王”中结束，可见子胥已达成了他的目标，此后政治抱负的实现都以此为基础。如此，冯至完成了与读者的对话，介入现实的书写实际成为对话意识指向读者的延伸。

三、结语

冯至在德国留学时，与伍子胥身处吴国却始终未忘记复仇后“归乡”的心态十分相似。作者两次在文中写下同样的话：“望着西方的丰富的楚国。”由此显露中国危机时刻里知识分子的家国想象。

1930年至1938年，冯至几乎没有任何作品，那是他经受变动、体悟生存的时期，也是消化德国存在主义哲学的阶段。到了20世纪40年代，他深刻意识到知识分子需要勇敢而充满睿智地走进社会，通过创作介入现实，将国人从现代性的痛苦中拯救出来。这种拯救与召唤，不同于左翼作家在阶级论层面上的拯救，而是进入了个体存在和精神状态的更本质层面。因此冯至在践行存在主义书写时，并非照搬西方存在文学关注个人本体变化的经典维度，而重视对话意识这一资源——扎根于民族文化和现实遭遇，展现一个从实存主体间精神交互到介入启蒙社会的纵深对话过程。

a 解志熙编著：《冯至作品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1页。（文中相关引文皆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b 解志熙：《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c 文中伍子胥离开后，浣衣女有了这样的感受：“如今她醒了，面对着一个新鲜的世界……夕阳正照映着她的茅屋，她走进屋内，看见些日用器具的轮廓格外分明。”

d 段吉方主编：《20世纪西方文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页。

e 罗雅琳：《〈伍子胥〉中的政治时刻——冯至的西学渊源与20世纪40年代的“转向”》，《文艺研究》2018年第5期。

f 让-保罗·萨特：《什么是文学？》，《萨特文学论文集》，施康强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参考文献：

[1] 解志熙.文本的显与隐：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 张慧文.《伍子胥》的西方资源与创变[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1）.

[3] 钱理群，谢茂松.冯至博士《伍子胥》新论[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1）.

作 者： 黎启康，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在读本科生。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