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时期北方地区的佛教文化研究

摘要：佛教在两汉时期传入我国，并逐步本土化，融入我国社会之中。辽金时期是我国历史进程中非常重要的阶段，北方少数民族掌握了国家政权。在此前提下，佛教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统治者对佛教的政策，直接影响了佛教的发展方向和速度，进而对佛教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此，笔者在本次研究中对辽金时期，特别是北方地区的佛教文化，如建筑、壁画、典籍、塑像等形式进行分析对比，以便更好地还原当时佛教的面貌。

关键词：辽金时期；佛教文化；建筑；壁画

一、概述

据史料记载，佛教在两汉时期传入我国。为了更好地在中国扎根及发展，佛教在后世发展中不断加快本土化进程，结合中国本土道教、儒家思想文化，将佛教思想文化融入封建统治，进而融入社会之中。这一现象在辽金时期发展到了顶峰。

辽金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南北朝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文化蓬勃发展，特别体现在佛教文化上。北方地区作为当时少数民族封建统治的政治文化密集区域，兴起了以佛教文化为主流的宗教文化。此时形成的佛教文化，既继承了唐代学理型佛教的传统，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呈现贵族化、世俗化的趋势。同时，辽金佛教，特别是北方地区的佛教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学术特征，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文化体系。

佛教能实现这样的发展，离不开封建统治者的政策支持。一方面是佛教教义有助于巩固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是佛教思想的积极意义有助于稳定当时的社会局面。其次，佛教文化的发展也反作用于时代，对辽金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但辽代和金代对佛教的态度存在明显的差异。辽代建立初，统治者为了稳定政治局面，大肆推崇佛教，出现了宗教精神凌驾于民族精神之上的现象，直接导致了辽王朝的衰败灭亡。随后兴起的女真族金朝，在充分吸取前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后，在沿袭前朝崇尚佛法的前提下，又施行了利用与限制并举的宗教政策，以政治手段加强对佛教的统治。因此，在上层力量的干预下，佛教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金代时期佛教的发展速度与规模无法与辽代相提并论[1]。

二、各类佛教文化形式分项研究

辽和金都是少数民族在我国北方地区建立起的政权，为了巩固统治，统治者利用宗教促进各民族间的和谐统一，减少反抗与排斥的情绪。因为佛教由国外传来，且佛教教义体现出的众生平等、人与人之间无差别对待符合统治者推崇的主流思想。因此，佛教在政治层面的推动下兴盛起来，其艺术文化也在此风潮下得到了发展[2]。

（一）佛教建筑文化

佛教建筑主要包括寺庙和佛塔，佛教在最初传入的时候带有明显的印度特色，但进入中国就开始本土化。在此过程中，佛教建筑自身也变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随着中国化的改良，其建筑风格也有了更多的中国元素。

辽代的佛塔多为八角结构，通常有13层，这与唐朝盛行的简朴方形塔有明显的差异。八角的形状极具艺术美感，传递出一种玲珑有致、端庄灵活的风格特点。同时，少数民族在设计时一般也会兼顾实用性。出于对佛塔抗风能力的考虑，契丹族在设计佛塔时开创性地选取了八角形的结构，以此来减少佛塔的迎风面积。后期随着人们审美的改变以及佛教的不断发展，佛塔的结构发生了改变—塔基座增高发展成为塔身，而覆钵、宝匣、相轮则相应缩小，发展为“塔刹”[3]。此外，辽代的佛塔建筑也开始使用斜拱型结构作为外檐斗拱，这种结构内外对称，使荷重分布均匀，保证了建筑结构的稳定、安全，使佛塔在抵御撞击、地震、大风时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增强了建筑本身的抗剪和抗震性能。这些开创性的改变，也是辽代佛塔明显区别于唐宋时期佛塔的特点之一。寺庙建筑分为宫塔式和院落式，宫塔式向上延伸，院落式向四周延伸，建筑布局是西方宗教色彩与本土建筑特色相结合。当时的佛教建筑结合了唐宋时期的技艺，基本摆脱了早期古印度的风格，将中国古建筑文化完全融入寺庙建筑中。

金代时期的佛教建筑，在辽代时期形成的风格基础上，又作了部分改进，融入了新的特点。在佛塔上，金代继承了辽代的八角样式，但改变了斜拱型的外檐结构，选择了更具观赏价值的密檐式。山西大同现存的灵丘觉山寺塔，是保存最为完整也最具代表性的密檐式塔。此外，金代还出现了塔上建塔的新型建筑形式，如河南安阳天宁寺的文峰塔，通过在底塔上搭建更高的塔刹，以此彰显佛教的威严。金代的寺庙建筑，相较于佛塔而言，与辽代相比没有过多的变化，基本沿袭了辽代的风格与特点。

（二）佛教壁画文化

辽代佛教的兴盛带动了很多具有高超技艺的画家将创作灵感转向佛教壁画创作，作品不局限于佛堂寺庙和佛塔地宫等佛教建筑，于辽墓墓室内也有发现。如内蒙古赤峰的辽开龙寺遗址周围的僧侣墓室中，就发现了大量的壁画，河北张家口宣化区的家族墓群中也发现了《三老（教）对弈图》。这些作品具有丰富的佛教文化内涵，同时也反映了佛教文化的世俗化进度，已经渗入各类生活活动之中。

辽代的佛教壁画艺术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在画法上继承了唐宋时期画院派的技法，同時伴有鲜明的粗犷草原民族风格，这使当时的壁画创新具备了明显的民族性。如位于山西应县的辽代木塔内尚保存着一幅供养人壁画，是典型的辽代佛教壁画作品。其笔法苍劲有力，同时注重细节的点缀，刻画出衣巾飞舞的人物形象。

金代的佛教壁画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是由于战乱，完整保留下的作品很少。这一时期的作品更注重内容的叙事性，以佛教人物和典籍故事为题材，将佛教思想传递给世人。后期的创作伴随着世俗化，将佛教的教化思想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并将其通过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

（三）佛教典籍文化

辽金时期的佛教典籍涉及的主要内容是释迦塔与赵城金藏相关的内容。1974年，相关学者在释迦塔中发现了十二卷契丹藏和三十五卷辽代刻经，这对于研究契丹文化乃至于佛教文化是非常珍贵的史料。1933年，范成法师在洪洞广胜寺内发现了《赵城金藏》，这一典籍的问世吸引了大批学者的关注。经研究发现，这些典籍不仅是宗教信仰，更是神化皇权的工具。

辽代统治者对佛教的开放政策，使当时出现了很多有名的佛法大师，他们撰写出很多具有普世价值的佛学著作。由于华严思想本身的包容性，辽代佛教各宗之间积极学习、相互贯通，出现了三教并包的现象，带有浓重的近世色彩[4]。

同一时期，本土佛教与周边国家及地区的沟通往来也日益密切。辽代佛教与东南亚各国、敦煌之间都有密切的交流，这些都可以从相应的文献中查到出处。相关学者对中国佛学典籍的关系提出：中国佛家呈唐辽金元的传承流动关系，在原有基础上加入了全新的内容。

（四）佛教塑像文化

辽时期的佛教塑像在技法上既传承了唐代典雅端庄的艺术风格，又具有时代特色，将繁荣的佛教发展景象体现出来。这一时期的佛像主要体现出融合的特点，即佛教本土化和密宗、华严宗两大派系的融合。

这一时期塑像的特点是面相饱满、肩腰宽厚，整体形象刚猛有力。佛像面部圆润饱满，略显肥胖。上身多穿袒胸式袈裟，下身多为长裙，且褶皱细节较多。菩萨像则多为高发髻，配具有鲜明契丹风格的花冠。此时的造像风格开放豪迈，很大程度上是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性格导致的，其生长于北方草原，据《辽史》中记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食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可见，是契丹人的生活环境决定了其热情奔放、豪放刚硬的性格，也体现在佛教文化艺术创作之中。同时也与佛教社会世俗化、市井化息息相关，将艺术的形式更深地融入普罗大众。

金时期的佛教塑像相较于辽，虽然整体上变化不大，但仍有一些细节上的改变。金代的工匠在塑像时，更注重将人物的形体塑造得更为立体且饱满，甚至给人臃肿的感觉。这可能是由于在女真完颜部落的统治下，社会整体审美更倾向于脱离现实的艺术风。

三、结语

公元4世纪中晚期，佛教自前秦传至辽西龙城，再向东北及东亚传播。从地理位置上看，三燕与中原文化交往融合程度较高，因此以当时的龙城（今朝阳）为中心的辽西地区佛教流布更为广泛，并影响了之后各个时期。笔者所在地喀左县南哨镇曾出土过两批十四件北魏时期的黄色砂岩石质造像[5]，卢家沟造像的发现，为研究本地区北魏时期同类佛教造像及佛教在此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考古依据。这一时期是北方佛教文化传播的重要阶段。

到了辽金时期，佛教文化在各类文化中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承载了一个时代的发展脉络。北方地区作为当时的政治中心，是佛教文化发展的重要场所。北方契丹民族建立大辽后，随着领土的扩张，其生产、生活方式随着异域文化的融合而发生转变。在此大环境下，佛教文化在北方快速发展。但到了辽道宗末期，北方的女真部落开始崛起，特别是天祚帝后，金人向南扩张，使辽朝的军事力量和政治中心完全向南转移。但随着女真灭辽，形成了南北对峙的格局，北方地区再次成为经济政治中心，因为宗教政策的不同，佛教发展面临全新的局面。鉴于前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女真族对佛教的政策有更多的限制，这使金代佛教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阻碍[6]。

因此，本次研究对辽金两朝的佛教文化进行了整理、分析、对比，以更为明晰的角度去剖析造成以上现象的深层次的原因，为解开诸多历史谜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见解。但是目前的研究进程也有很明显的不足，需要改进。辽金时期的北方佛教文化以建筑、壁画和塑像的形式居多，这其中又以华严寺为学术界公认的样本。这使大家的研究缺乏对其他寺庙的深入剖析，同时也忽略了对佛教典籍和碑刻的深入探讨。这说明辽金时期北方地区佛教文化的各项研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佛教创立至今已有2500多年，在传入中国后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辽金时期，更是发展到了顶峰。在这段时间内，佛教高僧层出不穷，佛学著作日益兴盛，佛教宗派百家争鸣，在哲学、文学、艺术、建筑等方面都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佛教中国化改变了佛教，佛教也同样改变了中国。

作者简介

丛哲宏，1979年8月生，男，蒙古族，辽宁喀左人，喀左县博物馆馆员（中级），本科，研究方向为文博。

參考文献

[1]刘浦江.辽金的佛教政策及其社会影响[J].佛学研究，1996（00）：231-238.

[2]亢楠.辽金时期佛教造型艺术的演化[J].文学教育，2014（11）：42-43.

[3]李珍梅，李杲，王宇超.从大同辽金时期的建筑遗存看佛教的特征[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7（02）：30-32，83.

[4]尤李.辽代佛教研究评述[J].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02）：12-18.

[5]刘雅婷，解峰.辽宁喀左卢家沟出土佛教造像年代及相关问题[J].文物，2018（08）：58-65.

[6]安宁.辽金时期北京佛教文化再认识[J].法音，2019（08）：4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