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插队的故事》

许子东

一、最杰出的知青小說

有一些知青小说更加有名，但艺术上可能不如《插队的故事》;也有艺术上同样精湛的小说， 但已不再是典型的知青文学。所以史铁生的《插队的故事》是最杰出的知青小说，没有之一。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1967年清华附中毕业。1969年，史铁生去中国革命圣地延安插队落户，结果两腿瘫痪回到北京。之后他在街道工厂工作，又患肾损伤、尿毒症等，一直坐在轮椅上写作，代表作有《我与地坛》等。早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写“我”在陕北一个叫清平湾的小山村插队放牛，一起拦牛的白老汉，也叫破老汉，会唱民歌。这个农民，抗战时就入党，随军打到广州，但最后还是农民。因为没有给大夫送十斤米或面做礼物，他儿子的病就被耽误了。后来“我”回城治病，破老汉还专门给知青捎去了十斤陕西粮票。同样写知青生活，史铁生写读书人和农民在社会灾难面前共同命运、互相支援。记得有次和陈村议论一些知青文学及电视剧，有些不满。陈村说：什么故事都可以编，可这一段生活我们亲身经历，不应该乱写。其实陈村的这段话也不仅仅是讲知青小说。

《插队的故事》好在哪里？

有人说，我们这些插过队的人总好念叨那些插队的日子，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我们最好的年华是在插队中度过的……（史铁生：《插队的故事》，《钟山》1986年1期，以下引文同）

这是小说的引言，摘自第二章里一段对话。作者自己对这段话并不满意：“不过我感觉说这话的人没插过队，否则他不会说‘只是因为。使我们记住那些日子的原因太多了。我常默默地去想，终于想不清楚。”

很少有作家的只言片语，不仅说出我的信念，还道出我的疑惑。

小说开始写“去年我竟作梦似的回了趟陕北”，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想回当年插队的地方看看，已经快十年。因为残腿，觉得不可能。因为写小说出了名，就有作协安排，居然成行。整部小说从想回乡到回忆乡下生活到真的回乡。

二、清醒抒情，坦然面对历史

一般说来，小说一旦抒情，就会偏重感性，超越现实，融化理智。史铁生创作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清醒抒情。

梁晓声讴歌“北大荒”：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张承志咏叹“北方的河”想念“绿色的夜”，一往情深;甚至平常不动声色的王一生，“九人大战”的时候也要大叫“妈，儿今天……妈——”。可是史铁生的抒情小说，却从不激动，十分节制清醒。“十几年前我离开那儿的时候……村头那面高高的土崖上，好像还有人站在那儿朝我们望……十几年了，想回去看看，看看那块地方，看看那儿的人，不为别的。”

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里有一段关于劳动的抒情文字，可以作为这种清醒抒情的范例：

和牛在一起，也可谓其乐无穷了，不然怎么办呢？方圆十几里内看不见一个人，全是山。偶尔有拦羊的从山梁上走过，冲我呐喊两声。黑色的山羊在陡峭的岩壁上走，如走平地，远远看去像是悬挂着的棋盘;白色的绵羊走在下边，是白棋子。山沟里有泉水，渴了就喝，热了就脱个精光，洗一通。那生活倒是自由自在，就是常常饿肚子。（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青年文学》1983年第1期）

美丽的劳动图景当中插进了“不然怎么办”或者“就是常常饿肚子”，使史铁生的抒情小说充满诗意又极其现实。

《插队的故事》写知青出发的火车开出北京：“我心里盼着天黑，盼着一种诗境的降临。‘在九曲黄河的上游，在西去列车的窗口，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这是贺敬之的诗，北岛也会背。又是‘十七年文学和‘文革后文学的穿越与颠覆——引者）还有什么塞外的风吧;滚滚的延河水啦;一群青年人，姑娘和小伙子怎么怎么了吧;一条火龙般辉煌的列车，在深蓝色的夜的天地间飞走，等等。还有隐约而快的手风琴声，等等。想得呆，想得陶醉。嗐，你正经得承认诗的作用，尤其是对十六七岁的人来说。尤其是那个时代的十六七岁。”

请注意这两个“尤其”。生在那个时代的十六七岁，是一个苦难，还是一种幸福？

接着小说写：“当然，发自心底想去插队的人是极少数。像我这么随潮流，而又怀了一堆空设的诗意去插队的就多些。更多数呢其实都不想去，不得不去罢了;不得不去便情愿相信这事原是光荣壮烈的。其实能不去呢还是不去。今天有不少人说，那时多少多少万知青‘满怀豪情壮志，如何如何告别故乡，奔赴什么什么地方。感情常常影响了记忆。冷静下来便想起本不是那么回事。”

书名叫《插队的故事》，有意无意，作家在为知青运动写“史”。史铁生小说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坦然地面对历史：“延安对我确有吸引力。不过如果那时候说，也可以到儒勒·凡尔纳的‘神秘岛去插队，我想我的积极性会更高。”圈内同行、圈外读者都说史铁生纯洁、真诚，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人们看了《战狼2》觉得自己特别爱国，有没有想过观看《阿凡达》又说明什么？今天谴责他人如此这般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假如你在他的位置上，可能又会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呢？史铁生回首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两腿伤残，心灵健全，记住昔日的天真浪漫，也不忘其中的艰辛残酷。当代小说家里，史铁生的心态真是坦荡透明。

三、知青小说写农民

在清醒抒情和不回避历史的同时，《插队的故事》与其他知青文学的另一个区别，就是史铁生既写知青的境遇感受，又花了更多的笔墨描写农民的生态、心态。

之前梁晓声、韩少功、阿城等人主要都在写知青，但是史铁生不是。小说里有不少可以独立成篇章的农民故事，比之前之后的农村题材小说还要具体真实。比如“我”住的窑洞旁边，有个农民叫“疤子”，儿子叫明娃。“疤子那年三十七岁，看上去像有五十。疤子是不大会发愁的人，或者也会，只是旁人看不出。他生来好像只为做两件事，一是受苦，一是抽烟，两件事都做得愉快。疤子婆姨三十五岁，已经有七个儿子。除去明娃，个个都活蹦蹦的，结实着哩。冬天的早晨，雪刚停，五元儿、六元儿站在窑前撒尿，光着屁股在雪地里跳，在雪地里嚷，在雪地上尿出一排排小洞。晚上，一条炕上睡一排，一个比一个短一截，横盖一条被。这时候明娃妈就坐到炕里去，开始纺线或者织布。油灯又跳又摇，冒着黑烟。疤子或者一心抽烟，或者边抽烟边响起鼾声。”

两个人在讨论要不要卖了玉米换红薯，为了留钱给明娃看病。同一时间在隔壁的窑洞里，知青们在拉小提琴，讨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半夜，知青起来撒尿，明娃妈还在织布。明娃知道母亲好心，但坚持说“不要叫我大炭窑上去”。因为挖煤下窑等于搏命，生死难卜，非常辛苦危险。说是凡下窑的人欠了债，人家就不催要了，“不然就是逼人去死”。可是小说写：“不去又怎么办？明娃妈停下手里的事。卖猪、卖鸡蛋、卖青油，直能卖多少？治病的钱多会儿能攒够？”

小说中的知青讲起明娃、随随这些农民家的事情，就像自己的事情一样。随随家是全村数得着的穷户。随随的大是个瞎子，三岁害了场大病，就瞎了眼。六十年，他没走出过清平湾。之前一直跟哥嫂过，四十六岁时好意收养了一个孤儿，就是随随。老人瞎眼，但是铡草从来不误事，努力地受苦（干活），勉强生存。可是随随讨不起女人。当地的婚俗是很早订婚，男家要付很多钱，比方说明娃家里这么穷，还凑了六百块，给明娃找了一个叫碧莲的十七岁女孩。隨随家是完全没办法了。

但是随随长成一个漂亮小伙子，放羊的时候跟邻村的一个拣菜的叫英娥的女子在山里对唱山歌：“梳头中间亲了个口，你要什么哥哥也有。不爱你东来不爱你西，单爱上哥哥的二十一。……三十三颗荞麦九十九道棱，妹子虽好是人家的人。蛤蟆口灶火烧干柴，越烧越热离不开。……”

写到这里，知青叙事者出场了——

好了，我的想像过于浪漫了。事实上也许完全不像我想像的这样。事实上我们到了清平湾的时候，随随和英娥的罗曼史已告结束。英娥已经嫁人了，嫁了一个难看的老实人，她一度想自杀，后来生了两个娃娃，也就不吵了。随随还是光棍一条。

穷是十分普遍的，有对老人住在高山上的窑洞，因为以前是红军，现在没有劳力，所以被破格允许养鸡、养猪，生活得不错。其他人不能养鸡、养猪。农民栓儿力气大，技艺高，偷偷离乡做铁匠活，不久就被绑了大绳抓回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

四、“革命”的知青与“愚昧”的农民

张富贵原是个大队书记，因反对大队分红而被降职;知青们都觉得大队分红比小队分红更进步。大队分红就是几百上千个人在一起结算，小队分红可能就是几十上百个人一起结算。理论上大队分红是“从小集体到大集体再到全民所有制”，知青们都觉得这是正确的大方向，于是去找张富贵，想争取他革命。小说写，“我们自信比梁生宝和萧长春水平高”（又出现前后三十年文本互涉）。

张富贵不在窑里，窑里坐着他大，怀月儿的爷爷。

“您说，大队分红好，还是小队分红好？”

怀月儿爷爷啰啰唆唆半天讲不清楚。窑里有猪，在灶台边上蹭痒，上面睡了一只猫，家里几乎上是一无所有。

“那您说，是小队分红好呢？还是单干好？”

我们想引导他忆苦思甜。似乎只要证明了小队分红比单干好，就自然证明了大队分红更具优越性。

怀月儿爷爷愣了一下，把脸凑近些，压低声音问：“能哩？”颇为怀疑地看我们每一个人。

“什么能哩？”

“球，谁解不下这事？不是不敢言传？众人心里明格楚楚儿价。小队分红好，可还是不顶单干。”

大家又互相看，都没敢轻易相信自己听见了什么。怀月儿爷爷是彻底的贫农，烈属，有三个儿子，一个死在青化砭，一个死在沙家店。

这一段知青老农的对话，和之前写农民的小说不大一样。《绿化树》里有农民，但主要为了解救读书人受难而存在。李顺大几十年造不了屋，但是没有单干思想。再早一点，萧长春、梁生宝，都是合作化先锋、农村新人。

史铁生小说里有一句话，“当知青到黄土高原上，知道当地小麦亩产才七八十斤时，同学们都傻了眼。不知是这些老乡在骗我们，还是临来时学校的工宣队骗了我们。”

20世纪中国小说的读者们，大概也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萧长春和疤子、随随，谁的故事更真实？梁生宝和《插队的故事》里的老乡，究竟谁在骗我们？

也许，柳青和史铁生都是真诚写实的，宽容一点说，只是1950年代与1980年代的不同;苛刻一点论，或是干部身份（县委常委）与普通知青视角不同？

又或者，从1953年梁生宝买稻种到1969年史铁生下乡延安，农民生活越來越苦了？怎么会呢？

《插队的故事》不仅写知青心态，同时写农民生态，常常将两者并置，意味深长。刚下乡时，好像是文明和原始对比——村子里的小孩不请自来，挤在知青窑洞里，看到半导体也非常好奇。然后写农村婚俗，男方要花很多钱，女方也不觉得这是买卖。发展下去，如上所述，知青觉得自己是梁生宝萧长春，却没法说服烈属贫农放弃单干梦想。还有一个细节更加耐人寻味：知青们砍柴砍不动，烧不着火，就到山上破庙去砍木的门槛，挖菩萨的木头的心来烧饭。与此同时，愚昧虔诚的乡民们却还在努力修补和使用这个破庙，在那里烧香、磕头、祈祷。

小说从开始的城乡差别，慢慢写到在窑洞油灯前，在庄稼地里，在洪水前面知青和农民的共同命运。“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和农民两条文学主线，终于在当代知青小说，特別是《插队的故事》里真正同框。真正同框的意思，就是闰土不必叫“我”老爷，梁生宝见到县委常委柳青也不必那么激动，海喜喜也不能随意教训章永璘……结尾处，作家毫不回避读者可能有的疑问——“有人会说我：‘既然对那儿如此情深，又何必委屈到北京来呢？用你的北京户口换个陕西户口还不容易吗？更难听的话我就不重复了。拍拍良心，也真是无言以对，没话可说。说我的腿瘫了，要不然我就回去，或者要不然我当初就不会离开？鬼都不信。”

推想开去，回首六七十年代中国革命，种种艰辛残酷，无法否认。否则为什么后来要改革呢？好，现在既然改革成功了，为什么又要怀念革命呢？用史铁生的说法，“拍拍良心，也真是无言以对”。

但是，再次回乡那天——“汽车沿着山道颠簸，山转路回，心便一阵阵紧，忽然眼前一亮：那面高高的黄土崖出现在眼前，崖畔上站满了眺望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