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的新发展及其趋势预期

[摘  要]工业革命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由“多次”革命组成的集合。把工业革命看成一个不断发展的演化过程，从而以动态的视角观察工业革命的新发展，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现实中工业革命新发展的现象，也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其中的规律，进而能够更好地把握工业革命新发展的走势。即：“工业4.0”是推动工业革命新发展的技术革命，“智能制造——工业结构转型——工业革命——产业革命”是工业革命新发展的基本演进路径，完整的工业革命新发展周期的完成需要很长时间。

[关键词]工业革命;新发展;线索;预期

[中图分类号]F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1）01-0052-08

近现代以来，人类展开了现代化的画卷，其中的主线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事实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个断续的阶段。因此要以演化的视角观察工业革命，特别是对于当前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更应如此。

一、研究工业革命发展的主要线索

（一）线索一：产业革命

“产业革命”的定义在《辞海》中包括两个条目：（1）亦称“工业革命”，是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过渡到采用机器的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过程。（2）产业革命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广泛采用新技术，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根本变革。这一定义实际上是工业组织学派、技术学派、宏观经济学派观点综合的产物。关于产业革命一般意義上的定义，1984年钱学森理解为：生产体系组织结构以及经济结构的飞跃变化就是产业革命。[1]对比上述两个概念可以看出，《辞海》中关于工业革命的定义，描述的变革的链条、基础动力、最终结果都比一般意义上的产业革命更为全面、深入和透彻。其中的差异并不代表“产业革命”变革的相关链条及最终结果等不够丰富和不具颠覆性，而是更多地反馈了学者在研究这“两种”革命时关注的重点和目标不同。其中，对工业革命的研究，更加关注技术的进步和创新在推动变革中的重大价值，以及历次变革的根本标志是什么。对产业革命关注的学者，则对引起产业革命的基础动力、标志等给予默认（等价于假定无论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还是服务业革命的发生，已经得到基本清晰的确认）。在此基础上，相关学者更加关注的是：假定无论哪个产业（哪怕是国标中细分的中类、小类行业）产生了具有实质性的变革后，产业革命变迁的模式、表现，乃至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影响。

根据以上研究，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至少在三个层面可以进行区分：第一，产业革命包括了工业革命。产业革命是三次产业及其细分行业革命的统称，包括工业革命、农业革命和服务业革命等。第二，产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关注的重点不同。工业革命侧重关注如何促进引起变革的技术进步以及工业内部相关行业生产范式（制造范式和标准化范式）的优化，根本目标在于推行“再工业化”或“新型工业化”。而产业革命关注的重点是，一旦某个细分的行业或产业发生了质的改变所引起的整个社会生产组织体系、产业结构体系甚至是经济结构体系的变化和进展。第三，产业革命与工业革命是相互促进的螺旋式发展进程。这一点在以大数据、智能制造等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新发展背景下，将表现得更为突出。产业间的融合发展，促使工业革命与产业革命之间相互促进的螺旋式发展进程更加顺畅，从而使得单一的工业革命上升到整个产业革命的历程在时间上大大缩短。

因此，我们在预测未来工业革命新发展的趋势以及分析工业革命新发展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时，都应尽量避免就工业革命而论工业革命，而应在产业革命这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下，科学审慎地看待和研究工业革命新发展。

（二）线索二：技术革命

钱学森指出，人改造客观世界的飞跃，就是技术革命。[1]据此，结合目前学者对技术革命的研究，可以将一般意义上的技术革命理解为：在技术上带根本性的、有广泛影响的、能引起客观世界发生飞跃变化的技术创新及进步，可称之为技术革命。这一定义，与工业革命研究中技术学派的观点有异曲同工的意义，也代表了对工业革命内涵中技术层面的强调和关注。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技术革命是工业革命的技术层面的特征，单次技术革命的发生并不一定会引发工业革命，只有相关技术革命累积或进展到一定深度，进而引起工业内部生产方式发生改变后，真正意义的工业革命才会发生，并最终引起全部产业的变革和革新（见表1）。在研究新产业革命的产生、历程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时，也需要结合技术革命的进程综合加以研判。

二、工业革命新发展的两大展现

（一）新发展之“再工业化”

1.“去工业化”之后的“再工业化”。“再工业化”是相对于“去工业化”的概念。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的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成本不断提高，自然资源渐趋枯竭，因此，这些国家不得不开始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主要是加工装配），向外转移到人工成本低廉和资源丰富的国家、地区，本国则专攻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产业链环节，主要向国外出口先进技术以及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和服务，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进程。在这期间，世界制造业格局发生了系统性变化：一方面，发达国家制造业不断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制造业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劳动力迅速从农业、工业向服务业转移。另一方面，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快速崛起，传统发达国家在汽车、钢铁、消费类电子产品等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

客观而言，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战略，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本国内资源衰竭地区（特别是传统产业衰退相对集中的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有利于这些地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其更加广义的价值在于，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成本，通过扩张产品市场占有，获取了巨额收益。与此同时，在这种普遍的“去工业化”进程中，虽然欧美国家仍在工业领域占据技术高位，但以转移低端产业为主的结构调整，却引发了发达国家产业的加速“空心化”和“全球竞争力”的下降，产业结构失衡、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也进一步凸显。近年来，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老牌发达国家聚集的欧洲紧随其后陷入主权债务危机之中，其中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更是失业率高企，经济发展缺少动力，境遇艰难，所有这些都是过度“去工业化”负面效应的直观表现。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及韩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有效利用了发达国家“去工业化”产生的机遇，快速推进本国“工业化”进程，与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一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开始，欧美国家的相关学者与实践政策制定者开始重新思考制造业的“外移”问题，并致力于解决由于过度的“去工业化”，在客观上造成的大量工业投资“涌向”发展中国家，工业增长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下滑，以及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日益下降等问题。“再工业化”战略应运而生，旨在通过采取政策措施对制造业产业链进行重构，重点是对高附加值环节的再造，从而巩固和强化本国制造业，进而重新获得在全球经济中的发展主导权。这一点与“去工业化”具有实质性的区别，“去工业化”战略的重点在于去掉制造业中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

2.“再工业化”认知与实践的演进。（1）对“再工业化”的认识不断深化。根据1968年版《韦伯斯特词典》注解，“再工业化”是一种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特别是指在政府的帮助下，实现传统工业部门的复兴和现代化，并支持新兴工业部门的增长。从这一注解可以看出，韦伯斯特的“再工业化”论实际上描绘了一幅“政府进行产业政策调控，促进工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图景，或者更为详细地解读为：通过企业、市场、政府等的组合互动，传统工业复兴叠加新兴产业崛起，传统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知识密集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以及鼓励新技术创新为主的产业成为主导，并且高质量服务于新型的市场和经济发展，最终，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快速增长，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实质上，强化实体经济的基础地位，探索开发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挤出前期经濟的虚拟泡沫，是“再工业化”的根本所在。不仅如此，“再工业化”也可以从体制机制层面加以理解，从这一角度可以阐释为：对过度“去工业化”造成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节，以及金融领域和房地产领域出现的资产泡沫现象等问题，逐步形成的一种回归实体经济的纠正机制。这种回归并非传统制造业的简单回归，而是制造业价值与核心竞争力提升的“重塑型”回归，是对“去工业化”背景下社会资本脱离实体产业的反思和调整。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再工业化”背景下，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产业体系需要不断吸收、应用新的技术创新成果，重点发展制造业，并借此重构实体经济。显然，“再工业化”进程需要持续的技术创新进行支撑，这通常意味着以新兴技术和“新”的产业（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形成新的产业形态，我们也称之为“新”的产业）引领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孕育，甚至是集中爆发。数字制造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乃至学者和实践专家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争论和深入探讨，就是典型的表征。另外，制造业的重塑及工业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服务业地位的削弱或下降。相反，“再工业化”更加强调产业发展之间的协调与互相支撑，由此，与先进制造业发展紧密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以及由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崛起催生的“互联网+”等现代服务业，也将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可见，“再工业化”背景下，工业革命与农业革命、服务业革命具有更加显著的螺旋形、并行推进特征，从而由工业革命全面触发形成产业革命的周期将大大缩短。

概言之，从“再工业化”提出至今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对于其本身的认识一直处于发展演化之中，至今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第一阶段，老工业基地振兴阶段。20世纪70年代，在对传统的德国鲁尔地区、法国洛林地区、美国东北部地区、日本九州地区等重工业基地进行改造的讨论过程中，学者们提出了“再工业化”建议，目的是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加速固定资产更新换代来解决这些重工业基地的重新振兴问题。[2]第二阶段，发展新兴产业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再工业化”转而强调产业升级，提出“再工业化”的产业结构应转向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产业和以新技术创新为主的产业。第三阶段，结构改革阶段。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面对经济严重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和制造业持续萎靡等诸多结构难题，以推行“再工业化”战略为工作重点，优化国内产业结构被发达国家政府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提上了日程。第四阶段，发展实体经济阶段。2011年之后，美国陆续推出了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鼓励科技创新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系列政策措施，以此解决贸易赤字和国内失业问题，本质就在于对实体经济的回归，率先拉开了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再工业化”序幕。当前，欧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致力于解决这样几个关键问题：一是通过确立制造业数字化技术领先的优势，继续占据在制造业价值链上的高端位置，并尽快化解因服务业的过度“虚拟化”和“金融化”造成的“产业空心化”问题。二是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改变传统制造业的制造模式，在进一步有效降低劳动成本的同时，提高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并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三是通过积极推动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创造出新的产业;重点推动对制造业产业链的重构和再造，加速国内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型，从而有效矫正传统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之间发展的失衡问题。

（2）“再工业化”实施模式各具特色。2008金融危机爆发后，“产业空心化”“实体经济脱虚”等现象对国家经济带来的冲击愈演愈烈，发达国家加速全面审视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纷纷采取“再工业化”政策重塑本国竞争优势。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再工业化”政策均具有鲜明特色（见表2）。

美国：为了重振本土工业，在发达国家中较早出台《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等政策举措，通过制造业升级，即所谓先进制造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由此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缓解成本压力，推动经济复苏。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是：催生一种以定制为特征的智能设备普遍应用为趋势的新生产方式。美国在保障“再工业化”战略的顺利实施方面不遗余力，推出了体系化的政策组合，包括发展新兴产业、鼓励科技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措施，试图加快推进科技进步，促进传统产业的更新换代，拉动美国经济更快走出衰退。

德国：德国政府是“工业4.0”的倡导者，提出了“互联工厂”战略。该战略包括：智能工厂战略。以智能人机交互传感器为媒介，构建物联网载体，发展远程管理的下一代工业机器人。与此同时，进行绿色制造升级，通过具备生产间隙的“网络唤醒模式”的机器人，解决使用中的高能耗问题。制造业服务化战略。“互联工厂”连通互联网等通信网络，实现工厂内外的事物和服务的互联互通，以此构建新的商业模式。

英国：高科技产业、高端制造业、创意产业等是英国“再工业化”的重点。其战略意图非常清楚，就是要使制造业回归经济主体，从而改变经济对于金融业过度依赖的局面。因此，英国推出了自己的“高价值制造”战略，试图推动英国企业通过先进的技术和智力要素获得比较优势，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和相关服务，提升高价值制造业在本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英国政府“再工业化”思想的核心是：通过鼓励高附加值设计与发明创造等创新活动占据先进制造业的制高点。

日本：高度重视高端制造业发展，在原有的技术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制造产业的基础上，不断融入能够引领国际先进技术发展趋势、富有核心竞争力的知识创新力。制定政策着力扭转制造业比重降低趋势，确定国家重点培育产业领域为信息通讯、节能等。连续出台科技方面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改进研究开发补助金制度，强化政企合作机制，重点支持制造业信息化、大数据、3D打印机等项目，推进支持人工智能领域发展，支持未来的工业智能化。

从具体实践来看，美国、欧盟、日本等推出“再工业化”战略，有效提高了各自国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对国际贸易格局及全球经济发展秩序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次“再工业化”过程中，由政府推动的制度创新（政府主导）与由新兴产业（市场主导）推动的技术创新交织在一起，并且，在新兴产业的孕育和成熟进程中，智能设备成为创新的首要任务。可以认为，创新主导的“再工业化”，通过新技术革命，以先进制造业重塑为重点，引领产业重新回归实体经济，已成为当前很多国家摆脱危机、结构变革、实现增长的根本出路。

（二）新发展之“工业4.0”

“工业4.0”概念由德国推出，美国则推出“工业互联网”，中国制定了智能制造的战略，虽然名称不同，但三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强调“智能制造”。从这一角度出发，可认为“互联网+制造”就是工业4.0。

1.“工业4.0”以工业技术革命为标志和分割线。2011年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工业4.0”概念首次由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专家沃尔夫冈·瓦尔斯特尔教授提出，他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探索和讨论的序幕也由此拉开。[3]接着，在2013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德国“工业4.0”工作组提交了《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最终报告。随后，“工业4.0”成为德国政府、学术界和产业界的战略目标。特别是在德国政府推出的《高技术战略2020》中，“工业4.0”是十大未来项目之一，联邦政府为此投入2亿欧元，以奠定德国在关键技术上的国际领先地位，进一步加强德国作为技术经济强国的核心竞争力。由此，欧洲语境下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开始走向全球。

在专题报告《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中，根据技术的突破和发展，德国“工业4.0”工业组将工业革命分为4个阶段，认为在制造业领域机械化、电力和信息技术主导了前三次工业革命。从而得出结论：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末第一台机械生产设备的诞生;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始于20世纪初电力的应用，形成了基于分工的大批量生产;第三次工业革命于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智能联网和自动化生产系统孕育而生;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由物联网和制造业智能化启动，宣告着“工业4.0”的到来。

进一步的梳理表明，德国对工业革命的划分是以工业技术革命为标志和分割线的。其中，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与“工业4.0”之前提及的革命划分一致。以第一台蒸汽机的应用为标志，真正意义的工厂诞生，被界定为德国“工业1.0”;以辛辛那提屠宰场第一条生产线启用为标志，流水生产线诞生，被界定为德国“工业2.0”。真正的分化在3.0和4.0时代，以第一台可编程控制器的应用为标志，自动生产线的诞生，被界定为德国“工业3.0”;而由于物联网、工业机器人、数字制造、智能化技术的推动，个性化的智能制造生产流程产业，被界定为德国“工业4.0”。

2.“工业4.0”是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技术革命。综合而言，“工业4.0”就其核心内容而言，首先，是一个驱动。即其动力来源于新兴技术的发展，包括移动计算、社会化媒体、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进步。其次，是一个基础。即以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PS）为载体整合各类资源。再次，是一个融合。“工业4.0”深度融合了机械、电气、自动化、电子、计算软件等技术以及企业管理过程。最后，是一个变革。通过对企业商业模式与生产运营模式的彻底变革，从而彻底完成向智能化制造的演进，在极大提升生产效率与质量的情况下降低资源消耗，同时满足客户对工业产品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4]“工业4.0”模式下，制造业的生产范式会发生由“集中控制”“刚性生产”向“分散控制”“柔性生产”的转变，从而最终建立一个生产高度灵活、严格匹配需求的个性化和数字化提供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模式。这样的生产模式，在实践中借助的手段是推进物联网、信息技术、制造业环节的深度融合实现智能化，由此，“互联网+”概念将有效地模糊和突破产业发展界限，催生出新的产业形态、商业模式与价值网络，重组产业链分工，甚至是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

“工业4.0”包括两大核心目标。核心之一是智能制造。智能制造是“工业4.0”的内核，主要研究企业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如何应用全面生产物流管理、人与机器之间的互动和数字制造技术，是一个依靠云端、管道、端到端为基础的巨型系统。如果实现了智能制造模式，这时用于生产的机器、生产设备等好比生活中的智能手机，可以通过更新操作系統实现功能升级，可以通过工业APP实现各种功能，可以通过（API）不断拓展制造生态系统。核心之二是智能工厂。德国希望实现两个概念目标：机器生产机器（“自己生产自己”），全智能无人工厂（人与智能机器并存）。据此，智能工厂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生产设备、机器人、操作人员、物料和成品等基础设施高度互联，以及制造过程数据的实时采集、存储与处理。二是存储数据的深度挖掘分析，由此，可自学习，也可优化改善制造工艺过程。“工业4.0”下，物联网、大数据（big data）、云计算技术等应用将打破传统封闭性的制造系统，形成智能工厂的基本框架。另外，“工业4.0”强调由生产型制造转型成服务型制造，可以预期，未来工业生产和服务的界限会更加模糊。

“工业4.0”的战略要点可以概括为“1438”。即：1个网络建设、4大主题研究、3项集成实现、8个方面的优先行动领域。其中的“1”是指一个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PS）网络，这是“工业4.0”的核心所在，用它将物理设备连接到互联网上，赋予物理设备计算、通信、控制、远程协调和自治五个功能，由此连接整合了虚拟网络世界与现实物理世界。“4”是指四大主题，包括智能化的工厂、生产、物流和服务。智能工厂，重点是用智能化生产系统及过程网络化实现分布式生产。智能生产，主要是如何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应用新型生产物流管理、人机互动以及3D技术等。“3”是三项集成，包括纵向集成、横向集成以及端到端集成。“8”是八个优先行动领域，由标准化和参考架构、管理复杂系统、工业宽带基础设施、安全与保障、工作的组织和设计、培训与再教育、监管框架、资源利用效率构成。

三、工业革命新发展趋势预期

在进一步明晰了工业革命与产业革命、工业革命与技术革命关系和差异点，细致梳理了“再工业化”和“工业4.0”之后，我们可以对工业革命新发展的未来走势加以科学展望。综合而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判断：

（一）“工业4.0”是推动工业革命新发展的技术革命

“工业4.0”包括九个主要技术支柱，即：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工业大数据、工业机器人、工业网络安全、3D打印、知识工作自动化和虚拟现实。对这些技术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工业4.0”的框架内，具有明显突破性的技术创新没有被过多涉及，它的重点是通过扩展现有互联网络，用所谓“物联网”来改变工业生产与服务的传统模式。另外，“工业4.0”战略下的技术进步以智能制造为核心，工业物联网、工业机器人、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际上是对原有技术的升级和拓展，并且更加体系化，但是并没有产生整个工业体系、产业体系，甚至是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颠覆性”变革。例如，近年来愈发得到广泛关注的大数据技术，从数据的采集、存储、挖掘等方面来看，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的结构化数据的处理模式，也没有形成结构化数据与非结构化数据完全的耦合与互融。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内的西方国家，在实践中，也更多地将大数据概念理解为数量庞大的结构化数据。而由于数据数量极其庞大，在计算基础设施（数据库存储设施、软硬件等）的支撑上、计算处理（分布式计算）的速度上，则是计算机专家积极努力的方向。

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工业革命研究的理论回顾我们发现：工业革命实质上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多层次的、处于持续演进进程中的整个产业系统的变革。以智能制造和数字制造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是启动工业革命新发展的爆发点和前期的主要进展领域;同时，其后期将引入绿色和清洁的生产方式。只有动力层面和技术层面的变革全部完成，完整的工业革命的新发展周期才能够完全形成。鉴于此，我们可以认为，由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技术共同推进的工业革命的新发展至今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工业革命周期。“工业4.0”版本，实际上是工业革命新发展中，技术层面变革的高级阶段，即新一代信息技术方面的技术革命的内涵和手段进一步得到扩充和拓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被更多的应用于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领域，由此，工业革命被更加深度地向前推进，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工业革命进展到“工业4.0”阶段，最根本和实质的变化是背后技术动力的升级和优化。鉴于之前的分析，这应该被界定为“技术革命”而不是“工业革命”。尽管如此，这种升级和优化，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工业革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二）“智能制造—工业结构转型—工业革命—产业革命”是工业革命新发展的基本演进路径

如前所述，新的产业革命进展阶段，智能制造成为目标和方向。其核心，则是通过“互联网+”手段对传统制造业的重塑，带动工业结构和生产组织体系的变革。同时，服务于先进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密切关联的其他产业（例如农业、旅游业等），也会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的更新，得到迅速发展。从而，产业革命沿着两条路线呈螺旋型、并行推进的模式徐徐展开，一方面，“互联网+”带动智能制造生产范式的形成，先进制造业、工业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从而有力证明了工业革命的新发展。另一方面，服务业革命和农业革命的进程，也被大大加快，进而在实体经济中体现出清晰的一次新的产业革命的“全景”。

（三）工业革命新发展的全景完成需要时间去化解

对西方国家“再工业化”“工业4.0”和国内智能制造战略的综合研究表明，完整的工业革命新发展周期的完成，还需要很长时间。

1.从时间周期来看，前几个阶段工业革命的全景完成，时间均跨越了百年。虽然考虑工业革命新发展进程中，工业革命、服务业革命、农业革命的并行推进有可能缩短整个时间周期，但是兼顾考虑本阶段工业革命对技术进步和创新的要求，要远远高于以前，更为合理的周期推断，保持百年为宜。

2.从技术创新的支撑来看，如前所述，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还在快速进展过程中，成熟度还需要进一步孵化。比较通行的研究表明，“大数据”的名称来自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所著的《第三次浪潮》，但直到2011年5月，麦肯锡发表《Big data：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competition，and productivity》研究报告，大数据作为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技术手段，才真正进入到社会各界（特别是计算机专家）的视野。由于历史尚短，特别是大数据作为“互联网+”的重要推动中介，如何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进行实践性推演应用还处在积极探索过程中，此项技术革命本身也在进展中，以其为依赖的工业革命同步处于积极探索的进展过程中。

3.从配套演进的动力基础来看，可再生能源应用与绿色发展的实践，世界各国也尚处于探索进程中。绿色交通、绿色产业、绿色GDP概念的落地，还需要很长时间去探索。

参考文献：

[1]钱学森.关于新技术革命的若干基本認识问题[J].计划经济研究，1984，（24）：2-12.

[2]陈康颖.法国再工业化政策研究[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5：27-28.

[3]崔晓文.工业4.0：制造业的新变革[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a260bd150101fjq6.html.

[4]赵勇.工业4.0对推进两化融合的启示[N].人民邮电报，2014-9-15（5）.

责任编辑  魏亚男

[收稿日期]2020-12-15

[作者简介]孙伟祖（1972— ），男，辽宁大连人，中共辽宁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主要从事经济发展理论和金融产业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