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水浒

2021-05-14 12:29胡菊人
台港文学选刊 2021年2期
关键词:金圣叹宋江水浒传

胡菊人

潘金莲叫“叔叔”

《水浒传》里潘金莲一段风流事,可以为我们的讨论提供好证据;就道德、美感、知见三方面,找出“鉴”与“赏”的重点;也使我们知道,对一部作品、一位作家,怎样才能做出公正的评价。

背了丈夫,勾引叔叔,不成,后来和西门庆搭上关系,毒杀亲夫,从道德的眼光,大可以删去不必写,淫乱之事,恐对读者有不良影响,写得愈真切,“诲淫”的效果就愈大,违背了文学劝善救人的“载道”宗旨。在此原则之下,道德观愈强愈狭窄的人,就愈会迁怒于作品,也谴责那作者,于是《水浒传》被禁,施耐庵被鞭尸。

我们曾说金圣叹评《水浒传》,能知性地鉴、美感地賞,两者俱备,不是说金圣叹本人并无道德六观,他的“忠君”思想使他否定水浒的领袖宋江,可代表他有传统道德的准绳;他这个人的道德之强,又可在他参与了类似知识分子的抗议运动中见之,在声讨贪官污吏的谴责书上有他一份,纠集千余学生“哭灵”,终至于死得极惨,那样的道德正是为仁求义,是儒家最可敬重的特质。

但他在道德与知性、美感之间,能平衡发展,理知与美感能独立于偏狭的世俗道德囚笼之外,读他评潘金莲一段,可见其人之才智与艺术心灵,无人读《水浒传》像他这样精细。施耐庵笔下写武松、潘金莲初见一段,原是极为巧究,一字一句都有意思在内。就以她对武松的称呼,一共就有三种叫法。武大说道:“大嫂,原来景阳冈上打死大虫新充做都头的正是我这兄弟。”那妇人叉手向前道:“叔叔万福。”金圣叹批道:叔叔一。凡叫过三十九遍叔叔,忽然改作“你”字,真欲绝倒人也。

潘金莲一共叫了三十九次“叔叔”,每次语气都不同,到最后表露心意引他上钩时,说:“你若有心,吃我这半盏儿。”就改作“你”字。及后事败对武大道:“那厮羞了没脸——不许你留这厮在家里宿歇。”又“这厮”“那厮”地叫了。在这短短段落之中,其他妙笔,像那门簇、那火盆、那后门等等,都有用意,金圣叹全分析得极透彻,这是知性。从用字行文描写中见出写得好——“文情如縠”“辞令妙品”“活划出”“字字响”——这就是文字美,得自美感心灵。若用健康不健康为唯一标准,何能知此妙文?纯用道德观点,并无“鉴”与“赏”的成分,不能说对作品有真实的了解,理知心被埋没,美感力丧灭,就不能明白作者用心,更不足以看出他在那些文字上所下的功夫。

金圣叹与脂砚斋

金圣叹批书,与今之文艺批评又如何?今日的批评,是独立的一门学问,著文立说,刊在杂志或报章上,或出版专书。金圣叹则将意见写在原作的每回之首尾,写在内文的底下,与作品一起出现于读者之前,是奇特的体例,为中国过去所独有。在体裁上说固是截然两件事,不过目的倒是一样。但夹批、眉批、总批的优点,是能与读者共享,不像今之批评,在学报上供少撮专科学生研究。

在读者与原著之间,批评人是一座桥梁,把两者沟通起来,教你欣赏文学作品的方法。金圣叹说:“吾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诗书,都不理会文字,只记得若干事迹,便算读过一部书了。”又说:“吾特悲读者之精神不生,将作者之意思尽没,不知心苦,实负良工,故不辞不敏,而有此批也。”前一段话,道尽天下苍生,最肤浅的观赏文学的态度,大家都是追情节,求故事,而忽略了最基本的构成好文学的要素;后一段话,是指大多数人都不能了解真正内容,不明作者言外之意。

正视金圣叹批评的目的,就觉得有些人对他实在不公平,前清时代那些诋毁他的人的奇谈怪论,说他批书而受腰斩之刑,绝子断孙,乃为应得之报,已属往日迂论。但辛亥革命之后,虽经胡适大加推许,但仍有人认为:“金圣叹……赞美小说,只是一种盲目好奇冲动罢了,何尝能懂得小说的真价值?他的评注……《水浒》……仍不脱时文家的陋见……”此吴文祺之论见于郑振铎编《中国文学研究》,下笔轻率,金圣叹批评《水浒传》是毕生阅读欣赏而来,何为一时冲动?他在文学技巧上的见解,摆在并世的西方人中亦是卓识,何能说无真价值?我们细究起来,将脂砚斋所评《红楼梦》,一加对校,即可发现他的影响。两评相距百年以上,但在这一个世纪之间,金圣叹所开创的批评体例,所用的专门名词,都被一脉承传地保留了下来。

脂砚斋在点出《红楼梦》的写作技法时,说这是“横云断岭法”、这是“千里伏线法”、这是“草蛇灰线法”等等。又说这是“烘云托月法”、这是谁谁谁“眼中看来”,都是模仿金圣叹。每回有总批,每段每句凡有好的都按下赞语,亦不脱金圣叹的方式。然而最重要的是,金圣叹文学批评除了提供欣赏方法之外,也能对作家的创作有所补益。

我们虽然还没有证据,金圣叹对写作技巧的评论,对哪位作者发生了直接作用,但曹雪芹写《红楼梦》,在某些方法上,确比《水浒传》更应合了金圣叹若干观点。《红楼梦》比之《水浒传》,又是极重要的小说大进步。金圣叹在其中有没有功劳,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可惜曹雪芹没有什么记录留下来,有没有他读金评《水浒传》的证据?但若说他不曾读过金批《水浒传》,那倒是不大可能。

《水浒传》与《红楼梦》

《红楼梦》的作者,处处以《水浒传》作对比,你刚我柔,凡入梁山泊这个世界里的,都是转了性的女人,成了男汉,孙二娘、扈三娘、顾大嫂这类女子是夜叉大虫之属,已算不得是女子。曹雪芹一意与此相反,但凡大观园的一分子,男性也得成为女性,贾宝玉便是。你施耐庵这样歌颂纯刚之气,我就来个全柔的吃胭脂的男性。如果说《水浒传》的大部分女性,都是不受重视的,且着重的在几个名女人身上,描写女人之坏,男人都受她们欺骗和拖累。相反,曹雪芹笔下的贾珍、贾琏之流,多欲贪色,正是金莲、巧云的对照。不能沾染男性中之魔,与摆脱女性中之狐,两个观念,实如一体两面。鸳鸯之命运与卢俊义之受害,其实一也。

《水浒传》的出色英雄,天罡星三十六人,金圣叹分为上中下三等。《红楼梦》的艳女子,情榜六十人,其中正册、副册、又副册的,三等人中,各有十二,凑足三十六人之数,都是主角。此数字上的切合,实亦一奇。这些人都上应天界,各有一超经验的神话故事。《水浒传》好汉降世人间,行一番仗义、杀人的勾当;而《红楼梦》诸艳,则是警幻仙子的宫中,一一有所司职,坠入红尘,经历一种风情繁华的苦乐。主题虽有不同,而整个意想和格局,则是一“阴”一“阳”,遥遥相应。

《红楼梦》比之《水浒传》,进步不知几千里,自是因曹雪芹百世难匹的天分与努力。然而要是没有《水浒传》这样优秀的小说在前,《红楼梦》能否成之于后,亦可一问。艺术之进步,正是“业”“业”相因,跨越一步,各有关联。中国小说的发展,自唐以来,有明显的脉络,是一步步走成的。但亦得逢其人,自曹雪芹以后无大小说出现,乃不逢其人之故。

我们或者可以视《水浒传》为有助《红楼梦》之成的主要的“业”,有不少人都说《红楼梦》乃学《金瓶梅》,不经之论,实在说与《水浒传》的关系恐怕较多。有一个迹象,《水浒传》的不少优点,《红楼梦》都采用,《水浒传》的缺点,《红楼梦》都尽量避免了。这些优点,大部分都是经金圣叹指点出来的。

金圣叹批本,提出小说若干艺术原则,一般人会忽略,逢到曹雪芹绝世奇才,当必马上领悟。有趣的现象是,若使用金氏的原则,把《水浒传》与《红楼梦》印证,我们可以发现符合这些原则的,《红楼梦》实有过之,《水浒传》反有不及。因此两书刚柔之别、三六之数、寓言神话、写作技巧,不能说全是巧合。

《三国演义》《西游记》有所不及

金圣叹的时代,最为人称颂的小说,除《水浒传》外,是《三国演义》与《西游记》。将这三部小说分得出个高下,道得出优劣来,必然是有批评眼光的人才能胜任。金圣叹批论《水浒传》所以高出此二书的地方,不是乱说的。他说:“或问题目如《西游》《三国》如何?答曰:这个都不好。《三国》人物、事体、说话太多了,笔下拖不动,踅不转。……《西游》又大无脚地了,只是逐段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烟火,一阵一阵,中间全没贯串,便使人读之处处可住。”

与《水浒传》相比,这确实是《西游记》《三国演义》的严重缺点。《三国演义》的人物、事体、说话,多到拖不动,踅不转,并不是多了就不好,而是多到杂乱、多到无头无绪,多到像一团乱丝一样。《红楼梦》人物也是极多,《水浒传》又何尝少了,只是都有脉络可寻,都有宾主轻重的层次,都有纹理,彼此的关联。

《西游记》如大年夜放烟花,好评。读来“处处可住”,因为都是一段段的小故事、小情节,读者没有“欲知后事如何”的强烈要求,反正又是一段新故事,彼此并无必然的关系。所以金圣叹指它“大无脚地”“没有贯串”。什么是“脚地”和“贯串”呢?这比如一张网,或一块绢绣,总是有个整体形式为基础,它的构成,是由横横直直的线条,经过组织而成。又比如一张画,它的全面构图就是“脚地”,它的线条、颜色就是“贯串”,构图、线条、颜色,配合得和谐、匀称,这件艺术品就给人“完整”和“统一”的感觉。

我想金圣叹的意思正是如此,读他一段话便知:

凡人读一部书,须要把眼光放得长,如《水浒传》七十回,只用一目俱下,便知其二千余纸,只是一篇文字;中间许多事体,便是文字起承转合之法,若是拖长看,却都不见。《水浒传》不是轻易下笔,只看宋江出名,直在第十七回,便知他胸中已算来百十来遍,若使轻易下笔,必要第一回就写宋江,文字便一直张无擒放。

他这段话一方面是教读者读小说之方法,一方面是点出作者作小说之法。

“七十回”当一篇文字看,把眼光放长,是有千里眼了。要将一部作品全面来欣赏,方可看出作者的用心和技巧,方能观照一部作品的全面优劣,才知道作者如何组织和构想,就是整部小说要当完整的机体来看待。十七回才写宋江,乃是一种组织之法,“张无擒放”是组织散漫平铺直叙之谓。这是最基本的艺术原则,只是犯的人太多了,如《儒林外史》《镜花缘》《老残游记》……不能尽录。唯有《红楼梦》,比《水浒传》更能体现这个原则。

星宿·水流·小说

大自然中的事物,莫不“有机”。坚如顽石、柔若溪流。轻风、崇山,莫不有自存的自然之理。人体的肌肤、天上的星宿、大地川流与森林树木,无不有自成的“有机”序列。此种对大自然的“有机”观念,当中国人民自古老的道家思想中承袭过来了以后,用之于绘画,即成美制;施之于音乐,立生妙音;有用于科学,有成于文学,在诗词、文章、文学批评(《文心雕龙》《诗品》,乃取用自然观),莫不有有机观念的存在。它对中国各方面的文化成就,影响之大、习染之深、浸润之厚,自当引起国际学术界广泛深入的研究与重视。它在科学以及在西方近代观念之辐射,则已由李约瑟指出了。

用之于小说的撰作,把小说当作自存自成的有机世界,《红楼梦》是最成功的。但《水浒传》亦已具备。要之,“人为”的“机械”的“巧合”的“牵强”的“抽象观念”的迹象愈少,则有机自足的成分就愈高,就愈是好小说,在这点上无一部能及《红楼梦》。在文艺批评上,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看一部作品,是否作者跳出来,将情节、人物,硬生生地撮合安排,使读者看来无头无尾可循寻,便是无机之失。

《水浒传》十七回杨志要夺二龙山安身立命,在山头无端端拼上一头胖大和尚,大打数十回合,原来是鲁智深,为什么如此巧合?这乃是作者乏术,为了要安置鲁智深与杨志,要设一个立足点,但他们怎样能遇上呢?不得不设此巧合之计。诚然,并不是完全无理,因为鲁智深也是要夺那二龙山,恰巧相遇,也说得通,只是有点勉强,不尽合自然之机。反之,《红楼梦》里绝少这样巧合的事,但《水浒传》此段与同期及此后西方数百年间的小说相比,却绝非大瑕疵。

为什么在梁山泊之外,要这两位英雄独占二龙山,为什么不直入《水浒传》?这二龙山后来还有武松入伙。又为什么,同是梁山英雄的朱武、楊春、陈达三人,在书开始时是占据了少华山,不径直地就向梁山泊“回归”“认同”?又为什么在各个山头据点之外,又在全书立了许多山下据点:东溪村的晁盖和石碣村的三阮兄弟、渭州小种经略、十字坡黑店,还有柴进的巨宅,登州、十里牌,所有这些据点,便都是肌理,是组织的一部分,在小说中作用非常大。用有机观来看,它们就像天空星宿在纵横系列的线索之中,一丛丛的星座,似江河横直相间里的湖泊沼泽,作用是读书中的人和事自然的相通相连。

偶然的与自然的

凡是“肌理”细致的小说,作者不得不逼着自己,尽量去“写实”。这里所谓“写实”,不是纯照人生社会现象白描之谓,亦并非社会主义唯物论所宣称的一定要“劳动”的受剥削的阶级。而是说,任何情节和事件,其发生、进展和结果,都是有“因”有“理”可循,都合于人世事象的。用个普通的话说,就是写得真切,就是令人信服,不会令人有“哪有此事?”“真不真?”之感。

“《水浒传》不说鬼神怪异之事,是它气力过人之处,《西游记》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这段金圣叹的批语,有助我们的讨论。“《西游记》到弄不来”,弄不来就是作者至此无策,给不出一个“顺理成章”的转折来,便借神助与法力,来解开作者无法自解的纠结。也许用《西游记》和《水浒传》比,并不适切,以《红楼梦》来和《三国演义》《水浒传》比,或较适当。由于《西游记》本就是神怪法力的小说,不能这样要求它,其他三书,都讲世间人事,就可以此为标准,来衡断它们的进步性。

我们不能说这部小说也伟大,那部演义也了不起,各有优劣,难分高下,但是我们怎样来定判断的标准呢?“偶然”之事之多寡,便是判评的准则之一了。

“偶然”的可以不重视合不合理。例如在战争中,借东风火烧连环船、孔明借箭、空城计,都是精彩笔墨,但以空城计为最上上,因这完全是心理战,为事理可能发生的。借东风则要借助法力,毕竟令人将信将疑。借箭又稍高一筹,因为算定天文,将有大雾,不必诸葛先生登坛作法也。

《三国演义》的撒豆成兵、呼风唤雨之类,仍有不少,而《水浒传》,则大减了。但每读至公孙胜作法,常恨不得金圣叹删书时,不一并去之,留此赘瘤,在“肌理”上生了病。话说回来,我们一旦将一百二十回本拿在手上,又觉金圣叹已经将此病医好大半,因为“繁本”多出许多神神怪怪之事,都是作者想不出如何在“策略”“战术”上的制胜之道,“弄不来”的关要处偷懒敷衍而成的。

反之,《红楼梦》就完全没有了。书首的发梦,我们把它当作寓言,像《浮士德》之魔鬼天使一样,借助于文化中的宗教观来解释,《红楼梦》之梦,有佛教“宿命观”的意思,生有前定。除此之外,书中道婆纸人害人,也是社会上确存在的事,不必当神怪解。《红楼梦》每一人物相会分离,悲喜死亡,每一件事之出现和矛盾,都莫不有“因”有“理”,都不是“偶然”而是“自然”的,所以肌理自存。

志怪·历史·现实

《三国演义》一开始,张角就能呼风唤雨,符咒救人;张宝作法,风雪大作,飞沙走石,黑气漫天,滚滚人马,自天而下。后来那左慈又画龙取肝,千里取鲈,杀之不死,能使黑风,群尸起立。《三国演义》事涉神怪者不少,但比之在此前后的神魔志怪小说,已是大进步,迷信色彩减了。至于《水浒传》,宋江梦受天书,发梦自无不妥,真的得了天书,而到了战而不胜,情节弄不转时,又略翻天书而得救,却有“谈何容易”之感。戴宗日行八百里,在没有电报、电话的时代,战争斗智,总得有快捷的情报人员,使千万里外的消息捻指间而得,戴宗此人实不可少,而写得有趣。但他和李逵访公孙胜,独劈罗真人,李逵为黄巾力士听戏一段,却颇为荒唐。以使又有与高廉斗法,那公孙胜,口中念念有词,宝剑一指,反败为胜。

然《水浒传》之比《三国演义》,却又神怪迷信之笔墨大收,尤以金圣叹截去七十回以后,那些撒豆成兵的段落,随之俱去,显得爽利清洁。从七十回以后之神怪情节特盛,可以大致肯定是罗贯中的续貂。由此可見,到了金圣叹的时代,人们的观念已有改变,不再毫无怀疑地接受这些神法怪术,删之不足惜。中国伟大小说,到了《红楼梦》,神怪色彩几乎在书中完全绝足了。那块自出生即衔在嘴里的“玉”,应该与小说其他人物自胎里就带来的“瘸”等视而观,这是作者寄意,人类一生下来就有不可避免的“本能”与“欲求”,有人生必伴的苦痛。发梦的段落,可以从心理矛盾的角度来看,亦借佛家之宿命观(并非道家)以喻人生。绛珠仙草的神话,当为寓言,即《浮士德》的魔鬼天使。所以,自《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可以窥见人们观念进步的脉络,神怪色彩减少,表示“理性”色彩相应而增,亦显示愈来愈“现实化”“人间化”“现世化”。与早期的神魔志怪摆在一起看,更可为证。

写神怪、写历史,到写现世人生,不必斩钉截铁地说必有先后。但今天我们读《封神榜》,怪夸不入信而趣味萧然,历史小说之《三国演义》《水浒传》自然有味得多。又读《红楼梦》,乃真真实实的“现世”,又觉比湮远年代的古代历史故事更为亲切。而神魔在过去有市场,后来人们观念改变,作家不再写,可见与时俱进,愈进而愈入现世,乃为文学的途径。到后来,谴责小说出现,就更是活生生的当下世界。这不必与西方的宗教故事、英雄传奇、浪漫爱情、社会写实那种进程视为完全相同的发展,但现实化、人间化、社会化,似乎并无大异。

九命与一命

人说“猫有九命”,乃是猫的生存力特强,九死而不死,在生理上是有根据的。只是有些小说,里面的人物,千次万次不死,都在临死的紧要关头,给解救了。《西游记》《封神榜》之类,属神怪小说,原无大伤,作者特逞其架空乱想之才,读者亦不要求情节是否合理,与《水浒传》《红楼梦》自不必同时而论。

从《水浒传》的肌脉理路看,乃是经过作者精心设计的小说。正是金圣叹说的“章有章法、句有句法”,“法”者,有组织之纹理也。不过,在某些关节眼上,仍存在着过分“巧合”的地方,又在某些重大的人物事件转折上,给不出合适的理由。

宋江是“人”,不是“猫”,但像“猫”一样有九命,临危而不死,一而再、再而三,故无多少合理精彩之笔,来给出他所以脱险的理由。其中大概以杀阎婆惜之后,躲在地窖,以及题反诗后被捕至劫法场得救,较为合理,但在九天玄女庙之死里逃生,却又属于神异的“招数”。

第三十一回(通俗本三十二回)题曰“锦毛虎义释宋江”,宋江被捉了上山,三个头领要剥了他,取出心肝来醒酒,王矮虎说是“取下这牛子心肝来,造三份醒酒酸辣汤”,那些小喽啰掇一大铜盆水,卷起袖子,手中明晃晃拿着一把剜心尖刀,双手泼起水来浇那宋江心窝,水直泼到宋江脸上时,他才叹了口气:“可惜宋江死在这里。”一说“宋江”二字,当然得救。但一次巧合如此,何堪再用?

第三十五回宋江误投李俊、李立兄弟黑店,给麻药迷了,已经把他放到“人肉作房”的“剥人凳”上,李立在门前张望,等伙计回来就开剥,却恰李俊回来,谈起买卖,说是“捉得三个行货”“莫非是黑矮肥胖的人?”,于是又得救了。与前述是大同小异的巧合。

又隔一回宋江再遇难,搭张横、张顺的“贼船”,作者是换了“招数”的,相当有趣,兄弟一个扮乘客,一个做强盗,吓劫过渡客人。做强盗的问宋江和两个公人,“你三个是要吃‘板刀面,还是要吃‘馄饨?”,描摹尽是生动,不过后来又因知悉原来是宋江,给救了。

同类的例子,其他水浒英雄亦有发生,巧合偶然,使《水浒传》在若干方面,不能脱尽“传奇”本色。诚然,我们可以解说,不如此,又何以显宋江“及时雨”,为天下英雄爱戴?只是,人有一命,猫有九命,严格说来,是有牵强。

有些人只爱《水浒传》不读《红楼梦》,却不知真正伟大的小说在彼不在此。

最先进的特例

《水浒传》的作者,最伤脑筋的事,莫过于将一百零八员英雄好汉,一一介绍出来。一百零八是个大数目,势不能全部都让他们一下出场,怎样定出个先后,极费心思。其次,定出先后了,又如何将他们聚在一起,不能都径直往梁山泊的方向跑,纷纷上山,东南西北天下英雄,像四面八方而来啃骨头的蚂蚁一样,太没意思了。又次,他们为什么要上梁山落寇,每个人都要有个理由,而又要各有分别,将这些问题摆在任何大小说家之前,都得大皱眉头。

《水浒传》与《红楼梦》,最大的分别亦在于此。《红楼梦》是颇合于希腊戏剧之“三一律”的,主要活动都在贾府,在大观园,重要人物都很早就全部出齐。不像《水浒传》,凡是大的情节几乎都不在梁山泊上发生,而是在天下各地,人物则一直到完卷时,仍在出场,如董平、张清。按金圣叹删书标准,人物出齐,书也该完了。

《红楼梦》给人的印象,场景如此鲜明,组织这样严密,描写如此细致,亦在于此。《水浒传》则难得此种效果,甚至不可避免地有松散之感。这是就《红》《水》对比来说,就《三国演义》来比,《水浒传》当然紧凑得多。

不过,放在世界的水平上,《水浒传》的作者是大才。我们只要打开回目一看,便知人物出场的安排,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可惜我们现在对作者的资料,几乎空白,他怎样写出这部书,写了多少年,经过怎样的艰苦,都不知道。编撰这样的大书,总不仅是将现成的故事编编删改而成。

小说与列传的不同,是在于人物和故事彼此关联,共成一个世界。《史记·刺客列传》有小说笔法,却无小说机体,因此严格说不是小说。宋江等人本来也是历史,但是我们不称记述他们事迹的“宣和遗事”为小说,亦无小说的机体。小说要有如真的世界、如真的活动。

人物出场是这个世界、这些活动的最基本的骨干。《水浒传》第一回先交代时代,一个寓言,接着引出王进,从王进引出“九纹龙”,又引出鲁智深,鲁智深又遇了林冲,再接到柴进,柴进介绍他上梁山泊,接上杨志的故事。一个连一个,各有事故,各有情节,彼此如网之相扣,那是第一大段落,写得极不平凡。在世界文化史上,就同时同代的发展言,应该是说“天下独步”的了。西方当然没有这样的小说出现,日本虽早有长篇,但与《水浒传》相比,在这线脉上,又怎定高下?

肌理与引线

《水浒传》这样一部大书,人物和事情又多又雜,让俗手来写,当必东拼西凑,这里一笔,那里一画,像乱涂乌鸦一样的。中国许多“通俗”说部,所以不及《水浒传》,所以不能登“小说艺术”的殿堂,正因无法把这个问题好好处理。

《水浒传》比一般通俗说部为优秀,比《三国演义》和《西游记》诸书为进步,先决的条件不是由于它的题旨和内容,有“农民起义”的所谓“革命性”。《红楼梦》之比《水浒传》又高出许多,亦不在所谓反映了清代中叶的“阶级斗争”,没有这种“唯物观点”赞扬的时代,它们一样是伟大的小说,一样是高占小说艺术的顶峰,一样取得广大人民的欢迎。

我们前面已说过,自《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一部比一部取得更重大的成就,乃是“艺术性”愈来愈完美之故。这不是我们现在才有的看法,在清朝已有人这样说,所以人们慨叹,若是金圣叹能及身读到《红楼梦》——“恨不得由圣叹来一评”,是基于“艺术美感”的要求,因为《水浒传》已被金圣叹誉为天下奇书,不知《红楼梦》更奇也。

我们说艺术上的完美,是“技巧”,而技巧之最根本者,莫若“肌理”——这是解说《红楼梦》时笔者已提出过的标准。那些通俗说部之欠缺者,最严重的毛病,就是无法处理小说肌理问题。

肌理也是在小说自成的那个世界中,能做到事事相关、人人相连,彼此呼应,在这些相关相连的人物和事情中又各有宾主、起伏、轻重、转承、始终,又在这些人和事的大情节和小情节的关系之网里,设计出它们自行作合理的进展——不是由作家硬跑出来,天马行空地让它们发生。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能懂得什么是好小说。

试欣赏《水浒传》第二回(通行本)史进与少华山一段,如何引出少华山,是从一个小情景小人物来开始的,而一切都是“自然”自行发展。那天正热,史进捉个交床在打麦场乘凉,对面松林吹过一阵风,史进喝彩道好凉风,只见一个人探头探脑在那里张望。按:这是不凡的笔墨,不加史进向松林望,借一阵风就表出了。史进喝骂那人,认得是猎户李吉,为什么认得?不必说他常来,而是借他的回话,要来找庄上矮丘乙郎喝碗酒(证明他常来),接着是从那个人来介绍少华山,不必由作者自己来说。以下接读下去,一直至史进弄出惊天动地的事体,散家出走,都是由这一阵凉风及那个猎户而起,贯穿相连——像火药引线,爆出了个山崩海啸。

纵线与多线写法

《水浒传》第一回至十二回,人物的活动是单线和双线独立发展、并行发展和交叉发展而成。到林冲给安置到梁山泊之后,如何从山上又把情节带到山下来,必须得一条线来牵引,这是作者独运心思之处;借杨志的故事来做引线,说他下山后历经卖刀、杀人、充军,来到北京,托出梁中书一段,然后乃有生辰纲。

笔者所以说《水浒传》一书乃经过作者苦心经营,下过很大的功夫来组织,因它有明显的脉络。一至二十四回,又是另一大段落,在这些章回中出场的人物,主要是晁盖、吴用、三阮兄弟、刘唐、公孙胜,这些人身份背景,本不同属,如何将他们牵拉在一起,乃定出智取那十万两金银的精彩情节?这段故事我们可以独立来看,但若摆在全书组织之中,便知这是其中有机的一部分,是作者要让这七人出场所用的手法。《水浒传》至此,已从直线纵形写法变为多线横形写法。就像我们在高阜看川流,东一条水、西一道河,从无尽处婉曲流来,至此前面出现一个大湖,云影水光、气涌雾罩、波起涛催,极好看的一个壮丽场面。

可见人物出场在小说手法中如何重要。作者是好小说家,顺笔借此加强了本书主旨,再一次(开始写高俅是第一次)托出时代背景,贪官搜得了许多民脂民膏来给岳丈送礼;正是奸臣当道,英雄不平,逼上梁山了。

此一场戏为了让这七人上梁山,用极聪巧的手法、极合理的设计,把这宗大劫案迅速破获。破案之后,七人不得不走,官兵不得不捉,上了梁山,借林冲把王伦杀了,晁盖为一寨之主,梁山才成为英雄立身之所。

为什么在那一大段情节里,要把朱仝、雷横留在原地,在全书的设计中,这原是亦要上梁山的人物,说他们串通贼寇,因而一起上了山,实在易如反掌。但是这两个人留在原地,作用极大,他们乃为“线头”,有了这“线头”,好牵出别的人物来,试问没有朱仝、雷横,宋江如何出来,怎样逃脱?小说至此又由多线横面进入单线纵形。而朱、雷的最后交代是在五十一回之后,一个是打死了人,一个是失了“老板”之子。作者是等到这两人,在全书的发展中,再不需用了,才不作引线,把线放出来。因此若说《水浒传》是不经精心设计而像“滚雪球”“滚”大的小说,吾不信也!

在这些章回中是将北京、山东济州浑城县、梁山水浒、东京等四五个地方,连在一起写的,能一丝不乱、统一完整,在当时世界文化中,若谓有比这更好的小说,有更妙的肌理,吾亦不信也。

滚雪球·织锦绣

《水浒传》所以较同期前后的说部为优,如《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之类,亦较后来的《儒林外史》《镜花缘》《老残游记》为高,其一是文字,其二是组织。把它放在世界文学的水平所以必占很高地位,正因它在小说技巧上有独到处。

说《水浒传》是“滚雪球”的愈滚愈大,依稀记得似乎是郑振铎或清人之见,待查。是谁先说的倒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如果所谓“滚雪球”,是指作者未经事先设计,信手随写随想,愈写愈多,下笔不能自休,则从《水浒传》之理路分明、布局深远、前牵后引、左拥右扶、种因收果、因人起事、顺势应人、如网织、如水连、若星列,则显然无法以“滚雪球”的方式滚成。

另一种说法是,《水浒传》是早就存在的故事,可能是已有片段的、大部分的话本,有戏曲故事的脚本在先,是以,或在说书摊上或在舞台上,都是已经有了“底本”的了。这种说法是间接否定了施耐庵创作的功劳,只给他一个“编辑”的名义,也把早期版本“施耐庵集撰”的“撰”字一笔勾销了。要判断这个问题,得大量阅读各种版本及翻查材料。不过,笔者虽未得机从事这种工作,却亦不能完全接受此一轻论。即有故事在先,但就这部书的布局看,施耐庵有创作的大功,金圣叹有删节的大劳,而金圣叹的观点,认施耐庵为创作者,《水浒传》并非“滚雪球”,乃是有章法(组织),乃一整体的结构,是绝对成立的。

《水浒传》故事的组织及发展,可以从第一回起至结尾,用图来表示,前面已略说一至二十回的文理——人物出场、设置据点、穿线牵人等等。

还说到纵线发展、平面发展的手法,二十一回以后,从平面又进到纵线,恰似几条水流一汇合,打了大旋回,又分叉出去蜿蜒而流。借此大回旋引出了新人物,起了新线头,朱仝、雷横、宋江,把宋江的“线头”放出,一直拉至另一据点——柴进庄上,即又接上另一“线头”——武松,让武松的线在明处发展,宋江的线在背后活动,在一明一暗的发展下,从二十一回直至三十二回,利用孔太公庄上两人又汇合一起。再分,宋江线又单独发展。

孔太公庄上宋江救武松,表面看来似太巧合,但是翻阅前面二十二回,早有伏笔,宋江陷罪后,对朱仝说有三个安身之处时已经点明。《水浒传》若是像小孩滚雪球滚大的,何能有此千里伏线?不,这是巧手大匠,亲自精心织成的华美细致的一片花锦。

直线圆圈的图案

《水滸传》较之《红楼梦》,肌理的纤维和脉络,显得单纯,如果说前者是平面的,则后者是立体的。我们可以用图案,很容易就表示《水浒传》人物和情节的发展,《红楼梦》则较难办。同是巧工织成的锦绣,《水浒传》线条分明、理路简纯,像是白描而成;《红楼梦》则是斑彩纷陈、线条纵横交杂,但觉一团繁华,极统一又极浓缩,却不能一目看清。

《水浒传》从头到尾,是从单线或双线的纵型发展,讲一两人的遭遇,然后转为回转型,转出一个大漩涡,一段大情节,以一人为主,许多人为宾,集体大闹一场。然后又转出单线纵型,再来大漩涡,更多的人的更大的事,闹个天翻地覆。以后,又再如此。

从第二回起,王进引出“九纹龙”,“九纹龙”引出少华山,大闹了一场。之后,“九纹龙”引出鲁智深,鲁智深引出林冲,又各大闹了一场,一直至柴进、杨志,都是由简短的单线、复线,向前发展,结成小漩涡,至计劫生辰纲,是第一次大归结,大回旋。及后又走入单线、双线,形成了第四十回最大的高潮,前前后后牵动了四十名好汉,都以救宋江为主。宋江这一条单线,与四面八方的线头,互相连结,形成大圆波纹,浩荡汹涌。此后又再归入“黑旋风”李逵的单线发展,再有石秀、杨雄的复线发展。之后,又进入攻打祝家庄的集体场面,变成圆形的横断面。自此以后一直到结局,都大致这样。

也许正因如此,就给人滚雪球愈演愈大的印象。不过滚雪球是后面的尽数盖了前面,前面所滚的,都被后面的包盖了,再见不到。也就是前后没有对应和伏线,不起牵动的作用。《水浒传》当然不是。以朱仝、雷横为例,在私放晁盖等人以及关照宋江的情节上,已发生过重要作用。但隔了三十回左右,他们又再出现,就不是滚雪球所能解释的写法了。

朱、雷二人本是一个“线头”,至五十一回利用一段情节,分成两个“线头”。先写雷横经过梁山与宋江会面,下山回去打死了白秀英,朱仝救了他,让他投梁山泊,就剩下朱仝一线。显而易见,最初让朱、雷二人留在后面,是带宋江出来。再后,将朱仝一人留在后面,是让雷横出来。最后又设李逵杀小衙内,才逼了朱仝出来。又借朱仝、李逵不能兼容,留李逵一线在柴进庄,而有柴进的受害情节。

总而言之,说《水浒传》结构较单调明晰,是可以的,但人物和事情彼此有关接连牵,有组织、有布局、有伏笔,正是有作者的用心在内。一眼看出,以直线、圆圈而布成纵横交错的局,就是《水浒传》的总图案。

香气·钟鸣·军马

《红楼梦》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描写了一只自鸣钟,听见它“咯当咯当的响声,像打箩筛面的一般”,这段文字作者实有特别用意,因写得不着半丝作态,容易为人忽略其中主要效果,以为是旨在表现大富之家有西洋自鸣钟这新鲜玩意儿,又意在衬托刘姥姥的“大乡里”连个自鸣钟都没见过。于是,就有人究《红楼梦》各处描写西洋钟表的题目来。

即有乡下婆入富贵家的对比作用,但不是本旨所在,实乃气氛的经营,为了凸显凤姐在刘姥姥面前的出场,比其他人威风。因为在此之前,已先后在刘姥姥眼中,见了许多气派:一见那守门的,二见那周瑞家的,三见平儿;在见平儿时,刘姥姥已是感到“耀眼争光,头晕目眩”,华丽得不得了,她见平儿“遍身绫罗、插金带银、花容月貌”,便当就是凤姐。这一段已经写得味道十足、气氛浓融。在平儿出场之前,还用了香气来渲染,刘姥姥“只闻一阵香扑了脸来,竟不辨是何气味,身子如在云端的一般”。

好了,写平儿已经用颜色、香味、陈设来渲染气派,但凤姐是更大的人物,刘姥姥最终目的是见她。作者就得另出高招,便用声音,刘姥姥“正呆想间,只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不防倒吓的一展眼,接着又是一连八九下,方欲问时,只见小丫头们一齐乱跑,说:‘奶奶下来了。”这是经营凤姐出场气势,不在自鸣钟的新奇,否则为什么前不响后不响,偏在她出场时响起来?与写平儿之香气一比,可见我们要多用心,才能读到作者的巧思和苦心啊!

以此为例,我们可以欣赏《水浒传》,对晁盖和宋江之入梁山,所设计的不同安排。如果我们把平儿比作晁盖,凤姐比作宋江,刘姥姥比作众英雄,那么,在众英雄眼中,宋江和晁盖应有不同的分量,作者得运用奇巧,来显出两者的不同。

晁盖之出场及入梁山,已是全书惊天动地的大事,他虽是梁山之主,但与宋江相比,分量较轻;作者在写他时,已用了劫生辰纲的奇特手法,又以他为主聚集了八九个英雄,已经极用笔墨了。作者怎样再写宋江呢?恰恰正是上述《红楼梦》里的手法,用了不同的经营,使显得更有气势,更有力量。宋江出场到劫法场、到入梁山,乃是平儿与凤姐一用香气一用鸣钟的一般,总之是要比前者更独特、更威势。所以平儿不过是小丫头掀帘子斟茶,凤姐却是一二十妇人来伴着侍候。晁盖所引动的英雄不出十个,而宋江却是数十以至千军万马不约而同地劫法场,宋江历受危难险阻,晁盖只是逃捕,这就是气势大增了。

薛蟠与“一丈青”

小说中的人物,个性是应该统一的,如果在某一情节上,他的个性与平日行为不符,就得交出原因事故。否则,将令读者奇怪之余,不明所以,个性上有转变时,好小说总是使人读来顺理心服。

例如,在《红楼梦》前八十回,有一个人物,极显著的是转了个性的,作者无须亲自解说,为什么他变了,只是写出他遭逢了如此的事故,以后便有不同的言行。薛宝钗的哥哥,原是纨绔子弟、粗鲁不文、淫欲骄横、恃势欺人。自到了江南贩卖货物回来以后,竟变成了一个“好”人,对母亲一时孝顺起来,给妹妹带回许多礼物,说话也比较有分寸了。我们都心中明白,为什么如此,只因为受过了打击,吃过了苦头,他要“吊龙阳”,却给那人打得脸上“开了菜子铺”,所以洗心革面,做点正经事儿,并且还和打他的人,做了朋友,还热心帮他做媒。

人物遭逢了重大的事故,改了个性,在现实生活中自必惯见。反之,如果有重大的变故,不写他心理行为上的转变,在小说中便显得不自然、突兀、粗率。《水浒传》大多数人物的个性是一贯的,写得精彩的多的是,只是有个别的情形,不能尽合人意。

尤其是女人,作者认为“好”女人的,笔下更显不足。最特出的例子是“一丈青”扈三娘,在宋公明攻打祝家莊的篇章中,作者写得极着力,主要人物便是这位女英雄,她是全书很关键性的人物之一,女人入寇,又对应前文十多回宋江答应过王矮虎给他找个女人的话,伏线甚长。三个家庄互相联盟,与梁山泊对抗,“一丈青”属扈家庄,与祝家庄有姻亲之谊,所以打祝家庄的时候,这位少女便骑一匹青骏马,抡两口日月双刀,引三五百庄客,前来祝家庄救助,还不仅因两庄本有攻守同盟、生死与共的关系,而是同时要来支援她的未婚夫、未来的公公婆婆,作者有意突出她,所以梁山英雄许多打她不过。

结果是她活捉了王矮虎,而她又给林冲捉了,后来几番冲杀,祝家庄给荡平了,她的婆家全部毁了,未婚夫给害了;接着,李逵往她的家杀去,把全家都杀精光,“他家庄上被我杀得一个也没有了。”两个家族父母兄弟亲姻尽殒,对“一丈青”是多么重大的不幸,但是竟不交代她的一丝一毫的心理反应。并且,宋江把她嫁给王矮虎,“一丈青”竟是“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两口儿只得拜谢”,她能如此不念深仇大恨,如此轻易地接受嫁人,转了个性?不作一点转折的交代,太不合理了。

水中物·镜中影

金本《水浒传》第二回,史进要到延安府找寻他的师父王进,“投关西正路,望延安府上来,免不得饥食渴饮,夜住晓行,独自行了半月之上,来到渭州,这里也有一个经略府,莫非师父王教头在这里……”

很多人读小说,对这些文笔,只觉平淡无奇,忽略过去。但在识家如金圣叹者,却许之为“妙文”。他在紧接这段之下批道:“出笔有牛头蛇神之法,令人猜测不出。”牛头蛇神,喻其不入凡俗,不落老套,为什么呢?他接着又批道:“这里二字上省却‘史进道三字。”

照俗套的写法,必是“独自行了半月之上,来到渭州,这里也有一个经略府,史进道(或史进心想):莫非师父王教头在这里?”

照此写法,问题何在?省了此“史进道”三字,又为什么好?很简单,史进是孤零零一个人独自走路,不加“史进道”三字,全段引文都可以当成是史进个人的现场写照,读者就像在荒山野路亲见这个英武少年,迤逦而行,一路来到渭州,看到了“经略府”三字(内心独白):莫非师父王教头在这里?省了此三字,所得到的效果,实是“内外交融一体”的“现代”笔法,即他的行动、他的周围环境(客观),与他的内心思路(主观),都不染剔琢痕迹地连合起来。如果说内心是镜,那么外物就像映在镜中一样完整了。

加了“史进道”三字,为什么就不能“外内混然自溶”,因为“投关西正路,望延安府……”这一段话,就不是史进自己的行动自行表现了出来,而是由说故事者告诉我们,他如此如此,之后,他说了一句话:“莫非……”,这句话虽仍是他内心的想法,不过,又是要借说书人指点出来,他的外在行动与环境(客)及他的内心思想(主),便得由这位施耐庵先生来连接了。他出现在我们面前,实在阻碍了我们看史进的视线。

内外交溶之法,在曹雪芹是经常使用的,比之《水浒传》用得更高一筹,更为美妙,全书处处可见。但施耐庵自亦不弱,只是未能全书贯彻,说书人跳出来的例子仍是很多。用得极好的地方,倒不仅三五次这么少。

试欣赏四十四回,潘巧云与和尚勾搭一段,裴如海做法事,潘巧云眼角传情,外面描写和尚念经,香烟缭绕、打鼓摇钹、歌咏颂贊,热闹得很。但是有三个人心里有鬼,潘巧云与裴如海各怀心念,石秀心中起疑,三人之间交织着神猜鬼测的心理斗争网。作者全是借石秀眼中来表达这些心理活动与环境气氛,写得内外如水镜影子那样,无一丝隔阻。这主客交叠之法,为金氏大赞。

酒帘儿到金纽子

金圣叹最重视的,是作者运用的“主观眼”笔法。他到处都批着“谁谁谁眼中看来”,正表示他极有“现代文学”的眼光。

为什么说是“现代”呢?试推荐一部有中译的美国小说《黛丝·密勒》(亨利·詹姆士作,林以亮夫人译,译笔佳妙,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那是最讲究“主观眼”笔法的小说之一。每一场景、每一动静、每一人物的动作和说话,都借书中正在进行的情节之一人物,来交代现场情形,而不是像传统旧小说所常用的,由作者来指点。将《黛丝·密勒》与《水浒传》《红楼梦》用比较方法对读,将极有趣,因为都是大量运用“主观眼”技法的小说。虽然《红楼梦》比《黛丝·密勒》早了百多年,《水浒传》又比《红楼梦》早了数百年,正是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小说技巧,竟是有专美于“西方现代小说”之前的手法,而《红楼梦》,运用得如此完美,又大有可能受《水浒传》的影响,尤其是金圣叹之“发现”与“立论”,或使曹雪芹更能对此技法“精里求精”。

金本《水浒传》第二十六回,交代武松“流放”,就用了这些技巧。先是描写王婆服刑一段:“便把这婆子推上大驴,四道长钉,三条绑索,东平府尹判了个剐字,上坐下抬,破鼓响、碎锣鸣……前引后推,两把尖刀举,一朵纸花摇,带去东平府市心里吃了一剐……”金圣叹评道:“上文数行,都自武松眼中看出,非作者自置一笔也。”这一评语,正是他重视“主观眼”技法的明证,而以“作者不自置一笔”(即不是由作者出来交代)为高妙。

接着写武松和公差三人上路,来到孟州道:“三个人奔过岭来,只一望时,见远远地土坡下,约有数间草屋,傍着溪边柳树上挑出个酒帘儿……”“三个人奔下岭来,山岗边见个樵夫,挑一担柴过去”,武松问路,知道前面就是十字坡。这一节的描写,行文简练,巨细不遗,是可以再三诵赏的文笔。难得的是,一直是以武松主观之眼,从远而近,在两个山岭之间一路而行的所见景色。

武松和两个公差一直奔到十字坡边看时:“为首一株大树边,早望见一个酒店,门前窗槛边坐着一个妇人,露出绿纱衫儿来,头上黄烘烘的插着一头钗环,鬓边插着些野花,见武松同两个公差来到。……”这一段是小距离镜头,是武松眼中见那妇人“看见”他们,不是把主观眼转到那妇人身上。再写近距离,武松见她起身迎接,“下面系一条鲜红生绢裙,搽一脸胭脂铅粉,敞开胸脯,露出桃红纱,主腰上面一色金纽”。自对面山头的遥望直到见了这个妇人的腰上金纽,都是用的主观眼。

本辑责任编辑:练建安 马洪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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