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融资约束与农户创业
——基于熟人社会的考察

张青

（上海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0093）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促进农村产业融合，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农村创业将助力脱贫攻坚，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农村创业多是以农户为单位的生存型创业。所谓生存型创业①根据创业者的需求，创业行为可以分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最早由2001 年全球创业观察（GEM）报告提出，是区别于工资性工作的“创办企业或自就业”。，是相对于机会型创业而言，是创业者为了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或为求得生存而进行的一种谋生手段［1］，具有自身特点：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含量的基础服务业，创业门槛低，受限于自身资源，抗风险能力差。对于绝大多数生存型创业者来说，融资渠道单一，承担风险能力低，并不受金融机构和政府政策偏好。生存型创业存在事实上的金融约束，融资难、融资贵，仍是影响农村创业的重要因素［2⁃4］。

《2016 年中国百姓创业财富年度报告》显示，我国居民创业资金主要来源于个人资金、银行贷款、政府支持、家人和亲戚。但是，相对于城镇家庭，银行贷款等正规金融对农村家庭创业行为选择的影响要弱［5］。这是因为在农村地区，正规金融融资渠道狭窄，农户获得银行贷款的能力较弱，农户的生存型创业融资主要依赖个人资金、家人和亲戚间的相互借贷。基于亲友关系的社会网络为农村个体工商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6］。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熟人社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张复杂庞大的关系网，关系网中的人情来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中国农村是一个包含复杂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的“熟人社会”。这种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成为个人的一种特殊资本，可能带来非正式的融资渠道以替代正规金融渠道，从而缓解贫困和提高收入［7］。农户获得的社会资本在农民创业中有着重要作用，与亲戚或朋友间的经济往来是农户能否获得社会资本的重要方面［8］。熟人社会中的社会资本一定程度解释A llen et al 提出的“中国之谜”，即表现出明显金融抑制特征的中国经济，却长期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

那么，熟人社会中社会资本在农户创业中起到的支持效应有多大？作用机制如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缓解正规金融约束？本研究力图回答以上问题，基于我国“熟人社会”的乡村社会网络背景，采用微观数据做经验分析，量化测度社会资本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农户创业的作用机制及熟人社会特定情境下的异质性效应。

本研究在以下方面略有贡献：第一，基于我国农村的“熟人社会”特征，研究农户创业融资约束问题，为优化乡村创业环境提供理论支持；第二，研究社会资本的创业促进作用效果和特征，为提高农户创业融资能力提供政策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解读“中国之谜”，是近年来学术探究焦点。企业就是资源的集合体，必须拥有资源才能获得外部资源，社会资本提供了信息共享和获得资源的可能途径［9］。因此，社会资本被称为是“穷人的资本”［10］，在金融市场借贷［11］、提高就业及收 入［12⁃13］、抵御风险［14］等 微观层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相比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在增进家庭福利方面作用更为显著［15］，其中的典型形式是促进创业。社会资本影响个人对创业机会的感知以及创业活动的追求［16］，是个体创业者拥有的现实的或潜在的资源［17］，在机会识别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作用［18］，帮助个人由潜在创业者转变为实际创业者［19］。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关系型社会，社会网络作为关系型社会资本中的重要内容，决定着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我国学者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有助于农户选择创业。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熟人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具有创业促进作用。

关于社会资本的创业促进作用，学者们进行了细化研究，比较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的效应差异。G ranovetter 将社会资本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分为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前者也称为社会强关系网络，主要包括专业的服务机构，如银行、会计、法律等部门和政府机构等；后者也称为社会弱关系网络，主要是指家庭、朋友、同事等［20］。对资源积累而言，社会强关系网络比社会弱关系网络更有效。社会强关系网络的创业促进作用得到此后学者研究进一步证实。D jankov et al. 研究发现，家庭网络对于创业者存在正面影响，创业者在创业之初倾向于向其父母寻求财务帮助［21］。刘传江等将其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个体层面的社会关系网络（即关系型社会资本），另一个层面是个体从制度中可以获得的资源（即契约型社会资本）［22］。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的创业促进效应具有异质性。

随着我国鼓励农村创业政策的持续推进，关于农户创业的融资约束问题成为研究热点。现有文献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部分研究认为我国金融体系存在发育不完善、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体制问题，形成的融资约束限制了社区内农户创业活动［23⁃24］。也有学者认为金融“逐利、规避风险”的本质使得正规金融支持创业作用有限。表现在：一是金融信贷受限于自有资产水平。甘宇等按财富阶层分组回归显示，财富分布处于后四分之一的家庭创业受到金融约束的抑制尤为显著［25］；郝朝艳等发现农户的资产水平越高，其选择创业概率越高，初始投资水平也会越高，且受到信贷约束的可能性越小［3］；张龙耀等实证结果表明，家庭创业受到自有财富水平的影响，金融约束是家庭创业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24］。二是正规金融机构表现出“晴天送伞、雨天收伞”的行为特征。肖华芳等从农民创业者的融资渠道选择和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决策两方面检验农民创业的信贷约束［26］。结果表明，农村信贷市场存在明显的信贷约束，正规金融机构倾向于为素质高、经验丰富、个人资产较多的农民提供贷款。此外，创业融资具有性别异质性，女性比男性更难获得金融机构的创业外部融资，大部分女性创业者的创业活动融资依赖自我积累［27］。由于个体能力和环境问题，生存型创业者在融资方面，面临比机会型创业者更大的困难［1，28⁃29］。但 是，学 者 们 认 为 在 创 业 融 资 中，非正规金融通过缓解信贷约束进而影响家庭创业决策和创业动机［30］。社会资本的积累可提升创业农民对外融资的可得性，破解“财产水平低、融资规模小、创业模式单一”的发展陷阱［31］。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对城乡家庭创业选择和创业收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网络在面临更严重金融约束的农村家庭创业选择阶段所发挥的作用更重要［32⁃33］。究其原因，在重视宗亲观念和乡土人情的农村家庭社会网络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是基于血缘和地缘形成的亲戚和同乡关系，这种社会网络能够促进个体和家庭之间的相互交流和信息交换，进而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33］。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3。

研究假设3：“熟人社会”社会资本对农户创业的影响不仅表现为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还表现为缓解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但这种作用具有“有限替代性”。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说明与模型构建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使用的是该项调查2011—2012 年的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和2013 年追访问卷数据。CHARLS 调查数据是目前我国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提供跨学科分析的高质量微观数据库，包含社区模块、家庭模块和个人模块，收集了受访者家庭成员的个人信息，及受访者家庭与亲戚和非亲戚的朋友之间时间和经济往来的详细信息。考虑到CHARLS 数据的主要受访对象为中老年人，且创业和年龄之间存在相关关系①T Schltz（1980）等文献研究结论证实了这一点。② 为了消除变量间构建交互项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对原始变量做了中心化处理。，使用个体层面的数据可能引起样本偏差问题，本研究选取家庭层面的数据，将受访对象设定为虚拟户主，考察受访对象所在家庭的创业选择行为、社会关系网络及两者的相关性。在剔除关键变量缺失和离群值的样本之后，最终使用的有效样本为7548 个。为了考察社会资本、融资约束与生存型创业选择之间的关系，建立如下Probit 计量模型②：

其中，i 代表家庭，entrep 为家庭是否创业的哑变量，1 表示家庭成员有创业活动，0 表示否，scapl是社会资本，finan 表示金融约束，X 是控制变量集合，ε 为残差项。

（二）变量说明

1. 农户创业

借鉴Paulsona & T ow nsend 在农户创业研究中的做法，将农户的非农经营（即工商业经营）视为创业。本研究将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Self⁃emp loyed A ctivities） 定义为创业，区别于务农和挣工资工作。选取CHARLS 调查数据中“过去一年，您家是否有家户成员从事某些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界定为家庭创业选择行为，选择“是=1”为创业家庭，“否=0”为非创业家庭。

2. 社会资本

关于社会资本测度指标的选取存在较大差异。比如，边燕杰等使用“春节拜年网”［34］，赵雪雁选取与亲朋好友的人情支出［35］，马光荣等使用与亲友间的礼品往来数额［6］。此外，还有学者采用信任程度、公益组织数量、公益组织参与度、捐赠血液的积极性等来刻画社会资本。借鉴Nahapiet et al［17］和边燕杰［34］，本研究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个体的社会网络和可能获取的社会资源的渠道。另外，按照社会资源获取的渠道不同，将社会资本具体化为两种形态：社会强关系网络和社会弱关系网络。用家户与父母、子女、亲戚、朋友间的经济往来等私人转移（p_scapl）衡量社会弱关系网络，1 表示存在经济往来，0 表示否；使用家户获得的来自政府的公共转移（g_scapl）衡量社会强关系网络。

3. 融资约束

融资困境是农户创业机会识别与开发的制约因素，农村社区层面金融资源可得性对于社区内部家庭创业水平存在重要影响［36］。社区金融资源有助于弥补农村金融市场空白，是家庭融资和农户创业的重要渠道［23］。本研究使用社区金融资源衡量农户创业融资约束，具体指标是“社区银行数量”，这代表农户创业活动获得金融资本支持的可得性和便利性。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即创业家庭越多、社区创业氛围越浓、社区金融越发达。本研究社区金融资源使用的是CHARLS2011—2012 年的全国基线调查数据，而家庭创业选择行为数据为2013 年追访调查数据。

4. 控制变量

X 是一系列可能影响农户创业选择行为的因素：一是个体特征，包括户主婚姻状况（hhmar⁃ried）、户主性别（hhsex）、户主年龄（hhage）、户主受教育程度（hhedu）、家庭人口规模（hh⁃num）、家庭自有资产状况（hhlnc）；二是环境特征，刻画了不随时间变化的环境特征，包括不同社区类型（areatype），以及是否东部地区（east）或西部地区（w est）的虚拟变量。

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所列。

表1 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由主要研究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①篇幅所限，正文没有列出主要研究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可见，社区金融资源显著影响农户创业选择，相关系数为⁃0.06（P＜0.01），衡量社会资本的私人转移和公共转移与创业选择行为之间也存在着显著性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02（P＜0.1） 和0.03（P＜0.01）。此外，代表环境特征的社区类型和所处地域的变量显著影响创业行为；家庭创业选择还受家户个体特征，如户主婚姻、性别、年龄、教育，家庭规模和自有资产状况的影响。

三、回归结果与检验

（一）基础回归结果

由于熟人社会中农户创业的融资选择主要包括自有资产、社区银行等正规金融融资、政府补贴、亲朋好友帮扶。这里分别选取私人转移、公共转移反映社会弱关系网络和社会强关系网络两类社会资本，考察社区金融和社会资本对农户创业选择的影响。表2 列示了基本的Probit模型估计结果，系数代表边际效应。模型（1）是社区金融资源对家庭创业选择行为的回归模型；模型（2）是社会弱关系网络、社会强关系网络对农户创业的回归模型；模型（3） 是加入社区金融资源、社会弱关系网络、社会强关系网络和交互效应后的全效应模型。

由模型（1）可见，社区金融资源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家庭创业选择，说明农户创业存在事实上的金融约束。模型（2） 回归结果显示，社会资本直接影响农户创业。其中，反映社会弱关系网络的私人转移在10%的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户创业选择，反映社会强关系网络的公共转移在1%的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户创业选择。回归结果证实了研究假设1 和2，即“熟人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具有创业促进作用，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的创业促进效应具有异质性。由模型（3）可见，加入社会资本及社会资本和社区金融的交叉项后，金融资本对农户创业行为选择作用效应减缓了，其系数由β=0.343（P＜0.1）调整为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即社区金额对农户创业行为选择作用影响效应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回归结果证实了研究假设3，社会资本对农户创业的影响不仅表现为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还表现为缓解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我国农村发展存在着金融约束，这已经被理论界所证实。但是，中国农村的生存型创业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这与我国的熟人社会特征有关，这些来自民间的私人转移，缓解了金融约束。对资源积累而言，社会资本中的强关系网络是否比弱关系网络更有效？虽然国外文献证实，在促进创业方面，社会强关系网络作用更明显。结合我国政策定位和生存创业的特性来看，结果并不尽然。由表2 实证结果所列，代表社会强关系网络的公共转移创业影响效应并不明显，反而代表社会弱关系网络的私人转移对创业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与我国公共转移的定位有关，我国政府对个体的公共转移多是用于退耕还林、农业补助、五保户补助金、特困户补助、工伤抚恤金、灾难补助等政府补助，这些补助并不能成为创业家庭的杠杆资源。

表2 社会资本对农户创业选择的影响

（二）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基础回归中可能存在内生性，影响检验结果，本研究使用替换融资约束度量指标，工具变量及细化社会资本指标等方法做稳健性检验分析。

1. 替换融资约束度量指标

将度量融资约束的指标由社区金融机构数量替换为村委会到最近银行距离。那么变量数值越大意味着距离银行远、社区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减弱。表3 的模型（1）显示，社区金融状况在1%的显著水平上影响农户创业选择，系数是β=⁃0. 050（P＜0. 1）。由模型（2）可见，在加入了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社区金融的交叉项后，研究结论与基础回归部分一致，融资约束对农户创业选择不再显著。由于社会资本正向作用农户创业选择，而融资约束负向影响农户创业选择，两者具有替代效应。社会资本与社区金融的交叉项在10%的显著水平上负向影响农户创业，检验了这一替代效应的显著性。

2. 替换社会资本度量指标

考虑到使用私人转移、公共转移度量社会资本可能存在内生性，即农户参与创业活动后，和亲戚朋友、政府各部门等社会关系网络来往更加频繁。这里选取户主是否为党员作为社会资本的工具变量，一般认为党员在社区活动中的参与度更高，社会网络更加发达，能够获取的社会资本也更多，但是农村家庭开展创业活动后，家庭成员并不必然会选择入党。基于此，户主是否为党员可以作为社会资本很合适的度量指标。表3 的模型（3）显示，替换了社会资本的度量指标后，研究结论与基础回归部分一致。社会资本在10%的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户创业选择，其边际影响效应为0.449。表3 的模型（4）显示，在加入了社区金融资源及其与社会资本的交叉项后，社会资本的边际影响效应减弱，由0.449 减小为0.433，这是因为融资约束负向影响农户创业选择，社会资本正向影响农户创业选择，两者具有替代效应。这和假设3 相一致，“熟人社会”社会资本对农户创业的影响不仅表现为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还表现为缓解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

3. 细化社会资本指标

本研究认为源于不同经济往来的社会弱关系网络可能具有双重性质，即兼具消费性和投资性，因此，细化经济往来来源，将社会弱关系网络资源（p_scapl）细分为与父母子女间的经济交往（p_scapl _1） 和与亲戚朋友间（p_scapl _2）的经济交往，回归结果见表3 模型（5） 和模型（6）。模型（5）显示，与父母子女间的经济交往对创业选择的作用不显著，而与亲戚朋友间的经济交往则表现出较强的统计指标显著性（β=0.275，P＜0.05）。模型（6）显示，在加入了社区金融资源及其与社会资本的交叉项后，社会资本的边际影响效应减弱，由0.275 减小为0.261。这和前面结论相一致，社会资本的创业促进作用路径包括直接效应机制和间接调节效应机制。

表3 稳健性检验

四、进一步分析：社会资本的“有限替代作用”

“熟人社会”中的社会资本缓解了农村社区融资约束，调节了创业农户对正规金融的依赖程度，那么这种作用是“无限替代作用”还是“有限替代作用”，下文将做进一步实证检验。分别基于户主年龄、家庭财富水平进行分组，检验社会资本在创业支持中的选择性特征。

（一）基于户主年龄的分组检验

以上分析检验了社会资本对创业选择的正向作用，同时发现这种正向作用机制中存在着年龄效用，这种年龄效应是否意味着社会资本具有某种属性，而这种属性可能影响其创业促进作用呢？这里将对此做进一步分析及实证检验，以期揭示社会资本的规避风险的自我选择特性。

将户主年龄划分为agedummy1 （age＜50）和agedummy2（age＞=70）。按照目前的婚姻和生育平均年龄，50 岁以下的户主，其子女基本处于20～30 岁之间。现有文献表明，创业与年龄存在显著相关性。因此，认为50 岁户主和其子女都是处于创业动力最强的年龄段，这一年龄阶段的户主与亲朋好友的经济往来多具有投资需求；而随着户主年龄增长，到70 岁以后，其子女多处于40～50 岁以上年龄，孙子女们也已长大成人，不管是高龄户主还是其渐入老龄的子女，创业意愿已经很弱，这一年龄阶段的户主与亲朋好友的经济往来具有平滑消费的作用。由表4 模型（1）可见，对于户主年龄在50 以下的家户来说，年龄具有较强的正向相关关系（β=0.355，P＜0.05），而对于年龄大于70 岁的家庭，创业的年龄效应不明显。这证实了假设，即不同社会资本对创业具有异质性作用。本研究认为不同经济往来的社会弱关系网络兼具消费性和投资性双重性质，小于50 岁的户主与亲戚朋友间的经济往来更多的是投资需求，年龄大于70 户主与父母子女间的经济往来更多具有消费性质。

接下来，本研究将加入年龄dummy 与不同来源的经济往来的交叉项，实证以上的分析结论见表4 模型（2）。户主年龄是70 岁以上的家庭，不管是与父母子女间的经济往来还是与亲戚朋友间的经济往来，对创业行为的影响效应不显著；50岁以下户主家庭与亲戚朋友间的经济往来具有较强的创业选择正向预测作用（β=0.566，P＜0.5）。这进一步实证了源于不同经济往来的社会弱关系网络的异质性作用，也折射出社会资本的“有限替代作用”特性。对于高龄户主更多的是消费性质的经济往来，而不愿意借钱支持创业。虽然可以从需求方面解释为需求上高龄户主不愿意创业了，不需要投资性质的经济往来；但是客观的供给困境也是存在的，这种经济往来不愿意存在与高龄户主，因为他们的还款能力受限。以上结论证明了研究假设3，即社会资本的“有限替代作用”。

（二）考虑家庭财富水平的检验

自有资本是农户创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代表自有资本的家庭财富水平显著影响创业选择。但是，在加入了社区金融资源和代表社会资本的私人转移和公共转移等核心变量后，家庭创业活动对自有资产的依赖程度不断减弱。中国家庭创业概率均受到财富水平的重要影响，张龙耀等研究表明财富水平与家庭创业概率呈现“倒U 型”关系［24］，甘宇等研究表明家庭创业受到自有财富水平的影响，财富水平与家庭创业概率显著正相关［25］。如表4 模型（3） 所示，通过社会弱关系网络与自有资金的交叉项回归结果可见，自有资金在社会关系资源获取中的杠杆作用，表现出鲜明的风险规避特性，即家庭资产越丰厚的农户越容易获得社会资本。这也很好理解，如果家庭发生重大灾难，亲朋好友会集资进行救助，但是他们不太愿意集资对穷困家庭进行创业投资，因为这种民间的熟人社会中的私人转移消费的平滑作用大于风险的平滑作用。

表4 社会资本的“有限替代作用”检验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我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检验熟人社会的融资困境和社会资本的创业促进作用和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证实了我国农村发展存在着金融约束。但是，“熟人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具有创业促进作用。这种影响不仅表现为直接的正向作用，还表现为间接作用，在考虑了社会资本后，创业选择对社区金融资源的依赖程度降低了。（2）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的创业促进效应具有异质性，以私人转移为代表的社会弱关系网络的创业促进作用更为有效，以公共转移为代表的社会强关系网络的创业促进作用有限。与既有文献研究结论并不相一致，这与我国公共转移的定位有关，我国公共转移支付在缩小收入差距上的作用并不十分有效。（3）源于不同经济往来的社会弱关系网络具有异质性作用，这折射出社会资本的“有限替代作用”特性。社会资本天然地具有自我选择规避风险的特征，对于创业家庭的自有资金和创业者的风险承担能力依赖度较高。如果家庭发生重大灾难，亲朋好友会集资进行救助，但是他们不太愿意集资对穷困家庭进行创业投资，因为这种民间的熟人社会中的私人转移消费的平滑作用大于风险的平滑作用。这一特性显著地影响着社会资本创业促进作用的大小和方向。

本研究认为与作用于正规金融部门以缓解融资约束相比，通过社会资本作用于非正规金融部门、从而缓解生存型创业资源约束，不失为一剂良策。结合以上论证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重视社会资本在农户创业中的融资作用，帮助农户拓宽社会网络，提高社会资本的作用效力。特别是在公共转移中设定创业扶持资金，以缓解农户创业融资约束。（2）考虑到社会资本规避风险的特征，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构筑诚实守信的经济社会环境，减缓社会资本对违约风险的担忧，提高其创业促进作用。（3）创造条件为创业家庭获取很多创业杠杆资源提供机会。杠杆资源是解决创业资源约束的一把金钥匙，能有效提高创业成功率。当下农户的创业杠杆资源的来源主要是社会资本和自有资源，而社会资本的获取能力又受限于自有资源，因此可以通过农户土地资源资本化等制度创新，提高农户的自有资源量，从而实现杠杆资源的有效获得和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