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克里夫思想在波西米亚的传播

曾祥敏

英国宗教改革家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被誉为“宗教改革的晨星”，其思想不仅在英格兰本土影响巨大，而且远播波西米亚(今捷克)以及其他中东欧国家。从1380年代开始传入波西米亚，到1415年康斯坦茨公会议判定威克里夫为异端，威氏的思想影响了约翰·胡斯(John Hus)领导的波西米亚宗教改革以及后续的胡斯派运动，也让捷克成为除英国之外保存威氏著述文本最多的国家。对于这一中世纪后期的思想传播史个案，国外学界虽然梳理了传播路径，但对于接受者的态度、影响传播的因素等未做系统分析，(1)就传播路径而言，捷克学者弗兰蒂泽克·什马赫尔和英国学者安妮·哈德逊对于威克里夫思想的文本传入有比较全面的梳理，但前者的论文重在探讨胡斯对威克里夫思想的接受情况，后者的数篇论文则侧重于威克里夫著述的文本考订和手抄本的传播，参见František mahel, “‘Doctor evangelicus super omnes evangelistas’: Wyclif's Fortune in Hussite Bohemia,” Historical Research, Vol.43, No.107, 1970, pp.16-34; Anne Hudson, “From Oxford to Prague: The Writings of John Wyclif and His English Followers in Bohemia,”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75, No.4, 1997, pp.642-657; Anne Hudson, Studie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Wyclif's Writings, Aldershot: Ashgate, 2008. 此外，迈克尔·范·杜森的专著《从英格兰到波西米亚：中世纪后期的异端和交流》及其参编的《威克里夫之后的欧洲》也有相关讨论，前书第三章提及罗拉德派和胡斯派之间的交流，第四章则从外交、宗教政治的视角解读牛津大学证明信等，后书第四章论及杰罗姆对于威克里夫思想的接受，参见Michael Van Dussen, From England to Bohemia：Heresy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J. Patrick Hornbeck II and Michael Van Dussen, eds., Europe after Wyclif,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7.国内学界则未有关注，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文本的传入过程、接受情况和影响传播的因素等方面，探讨威克里夫思想从1380年代至1415年期间在波西米亚的传播情况。

一、威克里夫文本传入波西米亚的原因、时间及传入者

威克里夫一生著述甚丰，大部分写作使用拉丁文，但也有部分英文著述留存后世。鉴于拉丁文是中世纪时期的“世界语”和学术语言，威氏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比如《三人对话录》(Trialogus)、《论教会》(Deecclesia)等都使用拉丁文写成，因此其英文著述在波西米亚难觅踪迹。(2)Hudson, “From Oxford to Prague,” p.645.除非特别说明，本文所说的威克里夫著述都是其拉丁文著作。此外，1525年在德国沃尔姆斯出版的《三人对话录》是威克里夫著述的首次公开出版，(3)Margaret Aston, “John Wycliffe's Reformation Reputation,” Past & Present, No.30, 1965, p.44.因此威氏思想在14和15世纪传入波西米亚主要是通过手抄本。

英格兰孤悬欧洲西北一隅，波西米亚则地处中欧内陆，两国地理位置相距甚远，波西米亚成为威克里夫思想的第二次勃发之地似乎有悖常理。但实际上，波西米亚呼吁教会改革的国内环境为威氏思想的传入提供了合适的土壤，而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则使之变得可行。

威克里夫在逝世四五年前已在波西米亚为人所知。这一论断的依据是，布拉格大学神学教授米库拉斯·拜塞伯斯(Mikuláš Biceps)在对《格言大全》(Sentences)一书的评注中已经提到过威克里夫的名字，并介绍了《论时间》(Detempore)等威氏哲学论文的一些观点。这一保存至今的评注有两个版本，有学者考证第一个版本的出现日期当在1380年至1381年之间，不过不能确定拜塞伯斯是否已经看到威氏论文，第二个版本当在1386至1388年之间，拜塞伯斯此时已经得到《论时间》一文。(7)Hornbeck II and Dussen, eds., Europe after Wyclif, pp.90-91.

如果说拜塞伯斯的评注只是间接呈现了威克里夫的哲学思想，那么波西米亚等地现存的诸多手抄本则保存了其思想的原貌。根据牛津大学教授安妮·哈德逊的研究，目前所见威克里夫著述手抄本保存在英国的不到一半，而出自波西米亚的大量手抄本主要保存在捷克和奥地利等多地图书馆。(8)Hudson, Studie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Wyclif's Writings, XVI, pp.1, 29. 需要说明的是，手抄本从波西米亚辗转保存到维也纳等地图书馆，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外交官卡斯帕·冯·聂德布鲁克(Kasper von Niedbruck)有关。他从波西米亚的多个地方借出49份手稿，拿到维也纳让人抄写，但他却突然死亡，于是这批手稿永久留在了维也纳，参见Hudson, Studie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Wyclif's Writings, XVI, pp.31-34.比如，布拉格大学图书馆馆藏一份日期标明为1397年的手稿，里面含有威克里夫的四篇主要哲学论文，即《论共相》(Deuniversalibus)、《论诸神》(Deydeis)、《论物质与形式》(Demateriaetforma)和《论时间》。这些论文以及威氏的另一篇哲学论文也出现在日期标明为1398年的一份胡斯亲笔手抄本中，现收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和哲学论著相比，威克里夫的神学著作传入波西米亚更晚。《论西门主义者》(Desymonia)是威氏目前存世最早的神学论著手抄本，标明日期为1401年，现收藏于维也纳国家图书馆，而布拉格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最早威氏神学论著手抄本内有《论圣餐》(Deeucharistia)一文，抄写的时间为1403年。(9)Hudson, “From Oxford to Prague,” pp.647-648.

威克里夫传入波西米亚的著述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其著述总量中所占的比率也很高。最有力的证据是可能完成于1415年、现今依然保存在维也纳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的一份威克里夫著作目录(共存有三份中世纪的手抄本，内容有所差别)。该目录编订于波西米亚，共收录威克里夫论著和布道集在内共计115篇拉丁文著作，包括每篇著作的标题、章节总数以及开头、结尾等信息。如果编者没有亲眼看到这些著作，完成如此一份目录是不可想象的。以现代学者威利埃尔·R.汤姆逊(Williell R. Thomson)出版于1983年的《威克里夫的拉丁文著述》为参照(汤姆逊将威克里夫的每篇布道单独编号，因此威氏的拉丁文著述总量达到了惊人的435篇)，可以发现仅有28篇著作没有被上述威克里夫著作目录收录，(10)Hudson, Studie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Wyclif's Writings, Ⅲ, pp.1-4, 34-35.这足以证明威氏的主要著述文本早在1415年前就已传入波西米亚。

布拉格的杰罗姆(Jerome of Prague)的牛津之行是确定无疑的。1398年下半年，杰罗姆从布拉格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很可能受到兰科提供的奖学金的资助，随后来到牛津大学留学，后于1401年返回布拉格。杰罗姆自己承认，他从牛津带回了《对话录》(Dialogus)、《三人对话录》两本威克里夫神学论著。(15)Fudge, Jerome of Prague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Hussite Movement, pp.16-17.它们可能是威氏神学著作首次现身于波西米亚。

二、对威克里夫思想的接受与抵制

威克里夫的思想在他所处的时代极富争议，在英格兰如此，传入波西米亚后亦然。虽然被后世新教史学家尊为“宗教改革的晨星”，但威克里夫逝世之前已经数次遭到教会指控。1377年2月和次年3月，坎特伯雷大主教萨德伯里的西门(Simon of Sudbury)两度传唤威克里夫。不过在王权保护之下，威克里夫全身而退。1377年5月22日，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一连颁布五封敕令，指出了威克里夫十九点错误，要求英王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惩罚他，甚至准备传唤他到罗马受审。不过教皇敕令并未得到严格执行。1382年5月，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考特尼(William Courtenay)在多明我会的一处会堂主持召开宗教会议(即黑衣修士宗教会议，Blackfriars Synod)，最终谴责了威克里夫的24条信条。(18)Stephen E. Lahey, John Wyclif,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7-26.

随着威克里夫思想传入波西米亚，批评的声音开始出现。在稍早于1380年的某个时间，拜塞伯斯就曾批评威克里夫的圣餐学说。(19)mahel, “‘Doctor evangelicus super omnes evangelistas’,”p.18.在1384年威克里夫逝世前后，布拉格大主教让斯特因的约翰(John of Jenštejn)就曾在为教会财产辩护时称呼威克里夫是异端。(20)Hudson, “From Oxford to Prague,” p.647.威克里夫思想在波西米亚引发争议的标志性事件是四十五信条遭到指控。1403年，在布拉格大学任教的德意志教师约翰·霍伯纳(John Hübner)采纳1382年黑衣修士宗教会议谴责威克里夫的24条信条，又另从威氏著作中抽选了21条，组成“四十五信条”(forty-five articles)，以此向罗马教廷举报威克里夫为异端，同时举报大学里的波西米亚教师兹诺伊莫的斯坦尼斯拉夫(Stanislav of Znojmo)信奉唯实论。经过激烈争论，布拉格大学最终判定四十五信条在神学上不可接受，其中有些信条属于异端，信仰和讲授这些信条应被禁止。(21)Spinka, John Hus, pp.62-64.四十五信条此后成为威克里夫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争论的焦点，既推动了威氏思想的传播，也成为教会势力打压胡斯等改革派人士的杀手锏。

总体来看，在波西米亚引发争议的威克里夫思想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唯实论(realism)哲学思想、以“圣餐不变论”(remanence)为代表的神学思想及其教会观。威克里夫的唯实论哲学思想一经传入，立刻引起了布拉格大学部分波西米亚教师的兴趣，同时也挑战了当时大学里德意志教师信奉的唯名论(nominalism)思想。概言之，唯实论和唯名论争论的核心在于对于“共相”(universal，又称“一般实体”)的不同认识。唯实论认为，“共相”(比如人性、公正、善、本质等)作为所有“个体”(individual)的普遍本质是真实的存在，且独立于“个体”而存在；除了上帝是惟一真实存在的个体，任何其他的个体都是“共相”的暂时体现。唯名论则认为，“共相”只是一个概念，它不能离开具体“个体”而单独存在；只有那些感官可以感知的“个体”才是真实的存在。实际上，唯实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经过柏拉图、圣保罗和圣奥古斯丁等人的阐发，在中世纪臻于成熟，突出代表人物包括曾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圣安瑟伦(Saint Anselm)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相较之下，唯名论可算“新学”，代表人物包括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及其学生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前者从1304年至1308年将唯名论思想引入巴黎大学，而后者发展并系统化唯名论思想，此后唯名论思想占据巴黎大学，并通过其学生远播海德堡大学、布拉格大学等欧洲大学。(22)R. R. Betts, “The Influence of Realist Philosophy on Jan Hus and His Predecessors in Bohemia,”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29, No.73, 1951, pp.402-406.

“圣餐不变论”则挑战了当时罗马教会官方宣布的“圣餐变体论”(transubstantiation)。威克里夫四十五信条的前3条构成了“圣餐不变论”的主要内容。第1条认为，“神甫祝圣后，圣坛上的面饼和酒的本质(substance)并没有改变”。第2条认为，“在祝圣后同样的圣餐里，因为没有‘主体’(subject，即上帝)的出现，因此‘附带物质’(accidents，包括主体的形状、颜色等)并不存在”。第3条认为，“基督不会以其肉身真实地转化在圣餐中”。(23)四十五信条的拉丁原文，参见Matthew Spinka, John Hus' Concept of the Chu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397-400.“圣餐变体论”则认为神甫祝圣后的面饼和酒的本质已经变成了基督真实的物质身体和真正的血液。概言之，两种观点争论的核心在于基督以何种方式临在于圣餐中，威克里夫认为基督的临在是一种象征的方式，而罗马教会则认为基督的临在是一种真实的方式。

在教会观方面，威克里夫挑战了当时人们对于罗马教会的认识。比如他质疑教皇和教会的权威，四十五信条第37条提出“罗马教会是撒旦的教堂，教皇并非基督的直接代表和使徒”；第38条提出“教皇的教令是可疑的，它们玷污了基督的信仰，学习这些教令的神职人员是愚蠢的”；第14条提出“未获教廷或者主教的授权，执事和神甫传布上帝之道是合法的”。他还认为教会不应拥有世俗财产，第10条提出“教会神职人员拥有世俗财产有悖于圣经”；第36条提出“教皇和所有拥有财产的神职人员以及所有支持他们的世俗君主和其他平信徒，因为拥有财产，成为异端分子”。(24)Spinka, John Hus' Concept of the Church, pp.397-400.

对于上述观点，官方教会势力及其支持者自然是欲除之而后快，而持欢迎态度的则是希冀改革教会的人士。总体来看，威克里夫的支持者大多集中在布拉格大学，他们利用公开辩论会(quodlibet)和著述等方式为威氏思想辩护。尽管他们被威克里夫的反对者统称为“威克里夫派”(Wycliffite)，不过，涉及具体的某一思想，他们也会持有不同的态度，从而呈现出一幅复杂的图景。

选择性接受者有之，典型代表是胡斯和布拉格的杰罗姆。综观威克里夫思想在波西米亚的传播，胡斯是裹挟于其中极富争议的“威克里夫派”。一方面，这一标签凸显了胡斯长期对威克里夫思想的辩护和借鉴，还体现了其命运与威克里夫“异端”的思想休戚相关；另一方面，胡斯并非盲从威克里夫，而是有选择性地接受其思想。

最迟在1398年胡斯就开始接触威克里夫哲学论著，还亲手抄录了至少5篇威氏的论文，很快接受并一直坚信唯实论。据胡斯所言，康斯坦茨公会议上有些代表试图从唯实论哲学思想角度指控他信仰“圣餐不变论”。(30)John Hus, The Letters of John Hus, trans. by Herbert B. Workman and Robert M. Pope,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04, No.LVII, pp.215-216.对于巴莱奇的立场转变，胡斯曾出语嘲讽他“放弃了唯实论，转而信仰唯名论，他像一只龙虾向后爬去”。(31)Spinka, John Hus' Concept of the Church, p.242.对于威氏的神学思想，胡斯似乎并非从一开始就接受。据说杰罗姆返回布拉格后给了胡斯一本威克里夫的论著，但胡斯认为该书充满异端思想，并强烈建议杰罗姆，要么烧了它，要么将它扔进伏尔塔瓦河里。(32)Gillett, The Life and Times of John Huss; or, the Bohemian Reformation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Vol.1, p.69.不过，随着更为深入地阅读，胡斯转变了对威氏神学思想的态度。因此，在1403年霍伯纳起诉四十五信条后，胡斯就曾经致信霍伯纳，认为后者摘录四十五信条的方式不当，导致这些信条未能准确反映威氏原意。(33)Spinka, John Hus, p.65.此后，胡斯在多种场合为威克里夫辩护。更重要的是，在他最为重要的神学论著《论教会》一书中，胡斯大量引用了威克里夫同名论著的内容，体现了他对于威氏教会观的认同，当然也引发了后世学者对于胡斯是否涉嫌抄袭的争论。

那么，胡斯如何看待四十五信条？这一问题实质上反映出胡斯对待威克里夫思想的整体态度。总体来看，胡斯对于四十五信条进行了选择性的辩护，最为典型的是1412年7月底布拉格大学一些教师就威克里夫的8条信条举行了公开辩论会，胡斯在会上对6条信条进行了阐述，其中第16至18条耐人寻味。(34)Spinka, John Hus' Concept of the Church, pp.124-127.第16和17两条的具体内容是：“世俗君王可以任意剥夺行为失范教会人士的世俗财产”；“平民可以任意纠正行为失范的世俗君王”。由于胡斯反对教会不加限制地拥有财产，加之教会财产的膨胀以及教会的贪婪等问题已是中世纪晚期教会腐败的典型现象，因此胡斯引经据典对第16条进行了充分的辩护。不过，胡斯自己可能无法接受第17条，因此既没有辩护，也没有批判。对于第18条“什一税只是施舍于穷人的。由于高级教士所犯的罪过，教众可以任意收回什一税”，胡斯采用了类似的处理方式：他仅仅为前半部分进行了辩护，对后半部分却没有提及。(35)Spinka, John Hus, pp.58-59.可以说，自始至终，胡斯为威克里夫部分神学观点进行了辩护，但对那些令他反感的观点则保持缄默。

不过，对于四十五信条的前三条所体现的“圣餐不变论”，尽管胡斯在前期少有论及，但其反对者却将“圣餐不变论”信奉者的标签强加给胡斯，使胡斯陷于无力脱身的境地。比如，1410年年底，一些对胡斯持有敌意的布拉格神甫起诉他信奉“圣餐不变论”；在康斯坦茨公会议上，巴莱奇也联合他人对胡斯提出了系列指控，其中之一就是胡斯曾经讲授、布道和信奉过“圣餐不变论”等。(36)Spinka, John Hus, pp.122-123, 233-235.事实上，胡斯明确坚持当时被奉为正统的“圣餐变体论”，这在他1406年所写的《论基督的圣体》(DecorporeChristi)一文中有明确的阐述，(37)Matthias Flacius Illyricus, ed., Historia et monumenta Joannis Hus et Hieronymi Pragensis, confessorum Christi, Norimberg, 1558, pp.163-167.而且在1411年9月1日写给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信中，胡斯也明确否认他坚持“圣餐不变论”。(38)John Hus, The Letters of John Hus, trans. by Matthew Spinka,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2, No.18, p.54.因此，指控胡斯信奉“圣餐不变论”实为对他最大的冤枉！究其原因，一方面，这是教会为了将胡斯判定为异端而采取的策略和手段，即威克里夫是异端，因此只要指控某人是威克里夫派，那他也就是异端；另一方面，胡斯对于威克里夫四十五信条所采取的辩护策略，特别是对他不认同的信条不置可否，加深了时人对于胡斯是否接受威克里夫所有思想的误判。不过，由于胡斯的极力否认，在最终作为胡斯罪状的三十条信条中，并没有“圣餐不变论”的内容，只有一条(即第25条)涉及威克里夫，“博士们谴责威克里夫四十五信条的裁决是不合理的，不公正的。他们判定的理由是，每条信条皆非正统，或者是异端，或者是错误，或者令人愤慨。不过，以上理由是错误的认识”。(39)Matthew Spinka, ed. and trans., John Hus at the Council of Const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5, p.264.

胡斯对于威克里夫的思想有取有舍，那么他取舍的标准是什么？在《驳巴莱奇》(ContraPaletz)一文中，胡斯曾写道：“我信奉神学教授约翰·威克里夫所宣称的观点并非因为这些观点是威克里夫宣布的，而是因为圣经和无误的理性在宣布着它们。然而，如果威克里夫教授犯了任何错误，那么我绝不会盲从他或者任何犯错的其他人。”(40)Illyricus, ed., Historia et monumenta Joannis Hus et Hieronymi Pragensis, confessorum Christi, p.330.可见，胡斯取舍的标准是以圣经(也即上帝的律法)为最高权威或称“圣经至上论”(biblical primacy)。事实上，威克里夫也宣扬“圣经至上论”，而这也正是胡斯接受威克里夫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诚如胡斯后来回忆所说：“我被他(威克里夫)的论著所吸引，因为在他的书里，他不遗余力地指引所有人回到上帝的律法，尤其是呼吁神甫们不要留恋尘世的浮华和权力，应该像使徒们那样，遵照上帝的律法来生活。”(41)Gillett, The Life and Times of John Huss; or, the Bohemian Reformation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Vol.1, p.78.

杰罗姆虽然比胡斯更为激进，两人对于威克里夫思想的接受态度却非常相似。从杰罗姆存世不多的论文来看，他是坚定的唯实论者，深受威克里夫哲学思想的影响。(42)Hornbeck II and Dussen, eds., Europe after Wyclif, pp.96-105.1409年1月3日在布拉格大学举行的年度辩论会上，杰罗姆满怀热情地为唯实论和威克里夫辩护。他宣称，上帝根据理想的模式创造出圆的地球，上帝存在于这个物质世界的万物之中，整个世界由神意的完美控制着，因此任何否认唯实论论点者，都是邪恶的异端。(43)Spinka, John Hus, pp.92-93.同时，杰罗姆还鼓励学生们阅读威氏的著作：“我向大家承认，如同我阅读学习其他博士们的论著一样，我也阅读学习威克里夫的著作，且从中获益甚多。……既然威克里夫的著作中含有大量阐述透彻的神圣真理，我们何不阅读他的那些著作呢？……因此，我诚挚地恳请大家阅读并学习他的论述，特别是有关哲学方面的论述。……如果你在其中遇到任何有违信仰之处，请不要相信或坚持它，你应该顺从于信仰。”(44)Paul De Vooght, L'hérésie de Jean Huss, Tome I, Louvain: Publications universitaires de Louvain, 1975, p.122.此处最后一句也表明，和胡斯一样，杰罗姆也是选择性接受威克里夫的思想。类似的表达在1416年的康斯坦茨公会议上也出现过，在公开听证会上，杰罗姆承认阅读过威克里夫的论著，但是他对此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还否认曾反对“圣餐变体论”，也未宣扬过犯有不可饶恕之罪的神甫主持的圣礼是无效的。(45)Jacques Lenfant, The History of the Council of Constance, Vol.1, trans. by Stephen Whatley, London: Printed for Thomas Cox, Thomas Astley, Stephen Austen, Lawton Gilliver, 1728-1730, p.584.这都与威克里夫的观点相左。

三、影响威克里夫思想传播的宗教、政治、民族因素

威克里夫的思想之所以引发争议，根本原因在于他质疑了教会权威，甚至对教会组织存在的合法性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教会各级组织竭力阻止其思想在波西米亚的传播。同时，政治、民族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这一传播过程。

教会组织采取了多种措施压制威氏思想在波西米亚的传播。国内方面，布拉格大主教哈森伯克的兹贝涅克·扎伊茨(Zbyněk Zajíc of Hasenburk)是最为关键的人物。他早期同情甚至支持改革派，后来却成为极力在布拉格铲除威克里夫“异端”影响的教会领导人。早在1406年6月兹贝涅克就发布法令，严格禁止信仰和传授威克里夫的教义，特别是“圣餐不变论”，而且所有的布道坛上必须宣讲罗马教会官方认可的“圣餐变体论”，甚至连“面包”“酒”等词也不能提及。在1408年6月的宗教会议上，他重申了对“圣餐不变论”的禁令，并命令上交所有威克里夫的书籍。压制威克里夫思想的高潮出现在1410年的焚书事件中。按照教皇有关清除布拉格教区异端的敕令，1410年兹贝涅克任命了由威克里夫反对者组成的六人委员会审查威氏书籍，最终确认其中的15本为异端著述并谴责了一些非神学著作，随后兹贝涅克宣布了包括禁止信奉和讲授威克里夫异端思想、上交所有威氏书籍在内的一系列决定。(50)Spinka, John Hus, pp.70-71, 84, 109.为此，胡斯写作了短文《论异端书籍的阅读》(Delibrishereticorumlegendis)，明确提出“异端书籍是用来阅读的，而非焚毁”，(51)Thomas A. Fudge, Jan Hus：Religious Reform and Social Revolution in Bohemia, New York: I. B. Tauris & Co Ltd, 2010, p.101.公开反对兹贝涅克处理威克里夫书籍的决定，后来甚至向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写信上诉。7月16日，被胡斯上诉信彻底激怒的兹贝涅克命令在大主教的庭院内烧毁了大约200卷威克里夫的书籍。(52)Spinka, John Hus, pp.91-92. 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威克里夫的书都被烧毁，有一些人依然拒绝上交，他们的藏书得以保存。虽然那时欧洲印刷术还未问世，但反对腐败教会和迫切想要了解威克里夫思想的热情，导致在很短的时间内大量威克里夫的违禁书籍就被秘密重新转抄，参见Gillett, The Life and Times of John Huss; or, the Bohemian Reformation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Vol.1, p.158.焚书事件直接引发了布拉格大学师生的抗议，7月27日至8月6日期间，布拉格大学文学院举行了持续近两周的公开辩论会，包括胡斯在内的多名教师为威克里夫的数部论著公开辩护。布拉格大学的学生们甚至编了打油诗“兹贝涅克主教焚烧了书籍，却不知道书里写着什么”来嘲讽兹贝涅克。(53)Dussen, From England to Bohemia, pp.63-64.

国际方面，以教皇为首的教廷数度干预波西米亚。1408年，神学学士鲁道夫·梅斯特曼(Ludolf Meisterman)赴罗马教廷起诉斯坦尼斯拉夫坚持“圣餐不变论”。教皇格列高利十二世最终谴责了威克里夫的教义以及斯坦尼斯拉夫的论文，还要求后者上交论文并到罗马接受调查，(54)Spinka, John Hus, p.81.这导致了斯坦尼斯拉夫和巴莱奇最终改变了对于威克里夫思想所持的支持立场。1409年教皇亚历山大五世颁布“三面夹攻”的敕令以清除布拉格教区的异端，要求兹贝涅克组织六人委员会检查威克里夫的异端著述并授权他焚毁任何含有异端思想的书籍。(55)Fudge, Jan Hus, p.101.1414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两次致信瓦茨拉夫四世，抱怨1413年罗马公会议谴责的威克里夫异端思想在波西米亚有蔓延趋势，他还指出波西米亚存在公开宣传反抗罗马教廷、无视教会惩罚的现象，要求瓦茨拉夫四世必须着手将异端从波西米亚的土地上清除出去。(56)Albert Henry Wratislaw, John Hus：The Commencement of Resistance to Papal Authority on the Part of the Inferior Clergy, London: S. P. C. K., 1882, pp.125-126; Hus, The Letters of John Hus, trans. by Matthew Spinka, No.43, p.117.1415年康斯坦茨公会议最终谴责威克里夫的四十五信条以及其他的260条信条，并在认定胡斯为威克里夫信徒的前提下最终判定胡斯异端罪名成立。(57)Spinka, ed. and trans., John Hus at the Council of Constance, pp.295-298.

教皇的干预说明威克里夫思想在波西米亚的传播已不再仅仅是波西米亚的内部宗教事务，因此有必要留意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阻力和助力。比如，作为当时负有盛名的法学研究中心，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法学院曾受邀就胡斯针对兹贝涅克1410年烧毁威克里夫书籍的上诉做出裁决，支持了胡斯的立场。(58)Spinka, John Hus, p.115.此外，焚书事件发生以后，英格兰的罗拉德派给波西米亚送来威克里夫的书籍，甚至一名威克里夫信徒专门写信鼓励和支持胡斯。(59)Hus, The Letters of John Hus, trans. by Herbert B. Workman and R. Martin Pope,pp.32-34.与之相对，因为担心威克里夫“圣餐不变论”影响到布拉格大学里的波兰学生，一些波兰主教安排波兰克拉科大学神学院的波西米亚籍教授约翰·斯蒂克纳(Johntěkna)回到布拉格，希望他能够阻止“圣餐不变论”的传播。1406年斯蒂克纳曾在布拉格布道，反驳斯坦尼斯拉夫对“圣餐不变论”的论述。(60)Katherine Walsh, “Wyclif's Legacy in Central Europe,” in Anne Hudson and Michael Wilks, eds., From Ockham to Wyclif, Oxford: Blackwell, 1987, pp.412-413.再如巴黎大学校长约翰·热尔松(John Gerson)于1414年5月27日致信布拉格大主教弗希塔的康拉德(Conrad of Vechta)，谴责正在波西米亚传播的异端邪说，恳请大主教不惜一切代价根除有违罗马教会规定的观点和做法，特别强调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借助世俗的武力。在8月2日极其简短的回信中，康拉德大主教谴责了威克里夫，表示只要条件允许他将不惜一切代价清除异端。(61)Francis Hrabě Lützow, The Life and Times of Master John Hus, London: J. M. Dent & Co., 1909, p.178.热尔松后来在康斯坦茨公会议上对认定威克里夫和胡斯为异端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此外，胡斯在布拉格与来自剑桥大学的约翰·斯托克斯的对决尤为有趣。1411年，作为英王外交使团的成员，斯托克斯结束了在匈牙利的外交活动后抵达布拉格。由于斯托克斯公开宣布“任何阅读或者研究过威克里夫著作者，无论其意图多么良好，肯定会坠入异端”，因此胡斯在大教堂的门上张贴挑战书，邀请斯托克斯参加公开讨论会。之后，胡斯在对斯托克斯的公开回应中还宣称威克里夫并非异端。(62)Herbert B. Workman, The Dawn of the Reformation, Vol.II, London: Charles H. Kelly, 1902, pp.155-158.

政治因素方面，时任波西米亚国王瓦茨拉夫四世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总体来说，瓦茨拉夫四世对于威克里夫以及以胡斯为代表的改革派所持的态度，取决于他对自身政治利益的考量。因史料所限，我们无法得知瓦茨拉夫四世在1403年威克里夫四十五信条被谴责时所持的立场，但随着斯坦尼斯拉夫、胡斯等改革派人士被贴上“威克里夫派”的标签并相继受到“异端”的指责，瓦茨拉夫四世开始担心“异端”恶名的存在对于波西米亚是不利的。事实上，瓦茨拉夫四世的担心并非多余。1407年12月，当梅斯特曼赴罗马教廷去起诉斯坦尼斯拉夫的“圣餐不变论”时，他得到了海德堡大学的推荐信，因为该大学就试图通过败坏波西米亚的名声来巴结瓦茨拉夫四世的对手巴拉丁伯爵鲁佩特(Ruprecht of Palatinate)，后者在1400年取代瓦茨拉夫四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可见，围绕威克里夫的“异端”争论，也演变成了政治斗争的筹码。因此，当1410年兹贝涅克绝罚胡斯并处心积虑认定胡斯为“异端”，瓦茨拉夫四世选择了支持胡斯，他写信给教皇和枢机主教们，敦促撤销焚烧威克里夫书籍的判决，1411年4月28日他甚至发布了停止发放神甫薪俸等系列命令，并授意皇家委员会发布判决，要求兹贝涅克宣布在波西米亚没有异端。但是，当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发布十字军敕令，征收赎罪券的教皇代表也来到布拉格，而胡斯于1412年6月公开严厉谴责教皇敕令和赎罪券后，瓦茨拉夫四世此时显然不想得罪约翰二十三世，因此他选择了站在教皇一方。当布拉格大学神学院再次谴责威克利夫的四十五信条并新增7条信条后，瓦茨拉夫四世表示同意并发布公告禁止讲授这些信条。这表明瓦茨拉夫四世开始承认在波西米亚存在“异端”，因此他才会在1413年2月6日发布诏令召开特别宗教会议来“根除异端”，后来又劝诱胡斯参加康斯坦茨公会议以消除波西米亚存在“异端”的恶名。(63)Spinka, John Hus, pp.81，115, 124-126, 153, 167, 220.

梳理这样一段中世纪晚期的基督教思想传播史，可以窥探处于宗教改革前夜的欧洲所出现的思想交流与碰撞。在拉丁文作为统一的“学术语言”、大学之间的知识流传、罗马教廷与各民族教会的互动等多种要素的作用下，威克里夫的思想在波西米亚引起了回响并持续影响后世。他的思想学说被视为“异端”，因为它冒犯了教会正统思想的权威，但它也冲击了官方思想的僵化，以一种令基督教会不快的方式促成了教会的自我发展，并最终为基督教历史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