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氏藏书还需更好地保护利用

徐力文（湖北省图书馆原副馆长、湖北省图书馆学会秘书长）

倪晓建（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图书馆原馆长．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副会长）

徐力文：您认为徐氏捐赠藏品对当前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具有哪些现实意义？

倪晓建：2020年正好是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成立100周年，这也是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事業历史发展的重要体现。您的祖辈——徐行可先生在文华图专，不仅讲授《目录版本学》，还为学生提供了到家里实习的机会，作出了重要贡献。据我所知，这是中国学者将其收藏用于教学的少有典范，行可先生亦是融收藏、教学、实习、研究为一体的第一人。您的父辈——父亲徐孝宓先生家学渊源，母亲陈小平女士，毕业于文华图专，后又在图书馆工作，把所学知识用在中国古代文献保护传承研究与实践，用于图书馆的服务与建设。徐馆长，您本人也在湖北省图书馆工作多年，致力于传播书香，倾力基层图书馆辅导等，可谓“书墨遗香一百年”。应该说，徐氏家族与文华图专、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湖北省图书馆有着血脉联系，亦为师还为学。

徐行可先生作为著名的文献学家、收藏大家，对图书馆学教育事业的热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痴迷，其藏品数量之多，品类之广，质量之精，令人叹为观止。新中国成立后，徐氏父子又将毕生的10万古籍、7700余件文物捐赠湖北省图书馆和湖北省博物馆，成为二馆骨干性藏品，其大公无私的爱国主义精神令人敬佩。徐氏的精神魅力继续影响着现代图书馆人，对我国的图书馆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激励着图书馆人更好地传承文明、服务社会。

同时，行可先生拥有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开化思想，秉承“实用为先”的藏书理念，其收藏、贡献的精神与文华图专对外开放的办学精神一脉相承。未来，徐氏与文华图专、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之间师生缘的故事，都值得我们来好好梳理与传承。

徐力文：2017年底，您曾作为文化部（今文化和旅游部）专家组组长的身份，来考察湖北省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及评估定级工作。请您谈一下当时参观徐氏部分古籍展示的场景，并谈谈您对徐氏藏品的切身感受。

倪晓建正如徐馆长您刚刚所介绍的，徐氏的藏品，无论是捐赠给湖北省博物馆的7700余件文物，还是捐赠给湖北省图书馆的10万册古籍，都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瑰宝”。据不完全统计，湖北省博物馆的传世文物共有一万多件，其中徐氏藏品就有7700余件，包括元，明、清字画，册页、扇面、手札、楹联，金石拓片、铜镜、印章、历代碑帖拓本等，极大地丰富了其馆藏，也使其以考古文物为单一特征的博物馆转变形成综合性的博物馆馆藏体系。行可先生执着的收藏精神，把私人藏品变成公藏，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爱精神，让我十分敬仰。

其次，行可先生一己之力，藏书宏富，形成体系，涵盖了经、史、子、集四部。在10万册古籍藏书中，经部书籍1.5万余册，史部2.5万余册，子部1.3万余册，集部1.9万余册，丛部2.1万余册，明清善本、批校本、抄稿本近万册。行可先生利用自己的学识和地位，同黄侃、马一浮等顶尖学者进行交流，其收藏重点为清人文集和清代学者研究文学、音韵、训诂、金石、目录、考订和经史百家的著作。这些藏品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体现了行可先生“藏以致用”的收藏思想。在行可先生的藏品中，不乏有善本或孤本，比如，明刻《黄鹤楼集》、手抄《水经注》宋残本、写刻本等珍稀版本，均为无价之宝。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奋力保护这批文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不是行可先生的坚守，这些东西很可能流落散失，也可能做他用而被损坏。

再次，保护古籍、传承文化，意义深远。因为古籍是不可能再生的，是历史，如果保存不好，就会一本一本地少去。据我统计，从开天辟地到1911年，一共产生古籍17万种。由于各种原因，保存到今天的古籍，大概有8万种左右。为保护古籍，国家图书馆成立了古籍保护中心。2015年，成立了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其职责之一就是要建立古籍保护单位与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渠道，形成行业协作机制。在我的建议下，还成立了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民间古籍收藏工作委员会，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古籍保护工作。今天，我们举办纪念徐行可先生捐赠60周年活动，既是湖北省图书馆的一件盛事，也是湖北古籍保护工作的一件大事。

徐力文：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您在武汉大学求学期间，与徐氏藏书是否有交集？能否和大家一起分享故事一二？

倪晓建：与您的祖辈我没有接触，但与您的父辈徐孝宓先生，我是有交流的，主要有两次。第一次交流是1979年，我在武汉大学上研究生期间，上了一门古籍整理课程。有一次课后，我和同学们一起到湖北省图书馆（武昌阅马场的老馆）参观，看古籍版本。我记得，当时是徐孝宓馆长接待了我们。在与同学们交流的过程中，老徐馆长的举手投足间对古籍饱含深情，他的那份专注与热爱，至今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次与徐孝宓馆长的交流大概是1980年底。那是在湖北省图书馆学会年会上，我以研究生的身份，递交了一篇《中国目录起于何时》的学术论文并参会。在目录学分组讨论时，我和徐馆长一组。他当时是真看了我的文章。我记得他说，你小小年纪就研究中国目录，这篇文章还真用功了，论述得有道理，写得真不错。参与那一组讨论的，还有彭斐章先生、谢灼华先生等其他六七人。那时国家正在启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撰工作，但对于何谓善本，在学界还未形成定论。在那次年会期间，徐孝宓馆长同国家图书馆的一些版本学家等一起作为专家，参与了善本的标准制定与讨论。

徐力文：在当前文化强国战略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保护与利用徐氏藏书，彰显徐氏为公的精神？

倪晓建：今年是徐行可先生向国家捐赠收藏60周年。为弘扬先生化私为公的精神，加大对其赠品的保护、发掘、研究及利用，应该围绕徐行可先生捐赠的古籍、文物整理其背后的人和事，展开进行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并制定一个长期规划，高度重视该项工作。基于此，我有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建立徐行可先生古籍博物馆。力争把行可先生捐赠于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博物馆及其他不同单位的古籍、文物（字画、碑帖等）集中在一起，反映其藏品的全貌，以示对先生收藏的尊重和敬意。鉴于目前行可先生的藏品分属于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博物馆等不同单位，可采取集中存放的方式，但资产归属不同单位。未来不同单位需要举办展示等活动时，也可以取走。不过，这条建议要得以落实，还需政府予以支持，比如，通过湖北省文旅局向湖北省政府打报告批示。

其次，编制《徐行可先生捐赠古籍、文物总目》。据我所知，由于历史等种种原因，行可先生所赠的古籍，按经、史、子、集等分散到湖北省图书馆的古籍库中。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知晓行可先生所赠古籍、文物的数量，并未对其进行比较完整、全面的整理。因此，在纪念行可先生捐赠60周年之际，我们非常有必要，发挥图书馆员的专业能力，参照各类型文献的编目规则，对行可先生的所有赠品进行编目，编制《徐行可先生捐赠古籍、文物总目》，摸清家底，系统地评估藏品状况，发掘特色，为未来这些藏品的深度开发与传播利用奠定基础。

最后，成立徐行可文献研究中心。汇聚专业力量，深入系统地研究徐行可先生的藏书思想与实践，揭示其對中国藏书与文献保护事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其一，要对藏书所涉及的相关学者进行梳理。围绕行可先生与知名学者的交流往来，整理好藏书眉批、题记等，研究背后发生的故事。其二，按照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要求，对藏书进行整理。围绕典型的具体藏书，对行可先生藏书的缘由，发生过的种种历史细节以及充满传奇色彩的藏书历程进行整理。其三，要对藏书相关事件进行挖掘。围绕行可先生的收藏，讲好藏书保护背后发生的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感知其中的艰辛和不易，自发成为传统文化的拥护者。其四，要对与藏书相关的类别进行研究。挑选藏书中的精品或善本，按照经、史、子、集，或者字画、碑帖、拓片等，或者宋、元、明代的图书，或者名家批注的图书，分类分卷影印出版，让社会知晓。

徐力文：作为文化与旅游部公共文化专家委员会专家，您认为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开发与利用徐氏藏书？

倪晓建：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图书馆如何与旅游有机结合起来，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旅游中缺少了文化，也就没有了神韵。在文旅融合方面，可以做一些融合，也就是说做一些产品。一是系统整理先生藏书中关于湖北的地方文献，包括《黄鹤楼集》，湖北的省志、府志、县志，以及各种专志，如山志、寺志等，这些文献对于湖北地域文化挖掘与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二是把行可先生收藏的有价值的，老百姓喜欢的书法、字画、碑帖、字画、书信等有选择的进行出版。三是与一些企业合作，做一些文创产品。比如有些好的字画，可以做成卷轴进行销售，还有就是面向政府，尤其是有外宾参观时，推出一些有意义的纪念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