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推动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了吗

袁冬梅，唐石迅，周 妍

(1.湖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2.长沙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114)

一、引言

创新驱动和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经济高质量持续增长至关重要，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五中全会均强调了建设制造强国、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性，而创新驱动和产业结构升级必须依靠较高比例的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支撑。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人力资本结构的升级是支撑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基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力资本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同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典型特征[1]，突出表现为低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比重不断下降，高等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比重持续上升。始于20世纪末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则加速了人力资本结构变化的进程，据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受过高中教育的人口占比从2000年的11.96%增长到2018年的17.55%；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比从2000年的3.88%增加到了2018年的14.01%。虽然中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和2002年分别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但在以低成本劳动力为比较优势和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参与国际分工的年代，促进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远不如现在迫切和重要。在建设制造强国的进程中，人力资本的数量及结构的高级化对推动完成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将起到更加关键的作用。当前的人力资本结构在促进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呢？从制造业内部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成长来看，2003年中国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增加值的6%，同年美国为38%，欧盟为25%，日本为12%。到2018年时，中国的占比已经上升到了21%，美国为32%，欧盟为19%，日本为5%①。不难发现，中国在人力资本结构提升的同时制造业结构不断高级化，那么人力资本结构的提升是否是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因素呢？本文通过分析检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人力资本作为重要的投入要素对中国的产业成长、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不少文献证实了人力资本积累对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Lucas，1988[2]；Romer，1990[3])，中国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和结构层次低下使得人力资本的实际效应非常有限(Holger 等，2013[4])。现有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扩大人力资本存量的经济效应，这方面的文献已较为丰富；但对于人力资本结构层次提升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关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研究非常少。本文侧重综述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部分文献以作为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

第一类文献探讨了人力资本积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但研究视角重在人力资本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很少有文献关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关系。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张平，刘霞辉2015)[5]、苏杭等(2017)[6]、阳立高等(2018)[7]等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积累显著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Bloom(2001)[8]从“量”的角度指出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并且会提升产业结构；李敏等(2019)[9]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对制造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影响，发现不同性质的人力资本对制造业结构的影响各不相同；周茂等(2019)[10]和毛其淋(2019)[11]基于1999年的高校扩招的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是推动制造业出口升级最主要的因素；有的学者从人力资本配置的角度认为人力资本的分布、结构要与制造业结构相匹配，才能促进经济增长[Banister和Cook(2011)[12]，王启超等(2020)[13]]；且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互动作用机制[李静和楠玉(2019)[14]，孔进和孔宪香(2007)[15]，汪秀和田喜洲(2012)[16]]。

第二类文献探讨了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及其配置产生的经济效益，这类研究没有关注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其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人力资本的不同类型探究其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Lucas(1988)[2]指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具有边际产出的递增性，使经济得以持续增长。一些学者按受教育程度将人力资本划分为三类，通过国际比较得出经济追赶本质是人力资本追赶，追赶成功的国家随着工业化过程的推进和人均GDP的提高，经济发生由低层次人力资本向高层次人力资本的梯度升级[Fleisher等(2010)[17]，王弟海等(2008)[18]]。胡永远和刘智勇(2004)[19]、王永水和朱平芳(2016)[20]等按技能水平将人力资本分为一般型、技能型和创新型人力资本三类，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一般型、技能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减弱的趋势，而创新型人力资本的贡献不断增大。方福前和祝灵敏(2013)[21]将人力资本划分为体能资本和知识资本，研究发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经济要实现数量上的增长和赶超，主要是依靠体能资本和专用性知识资本，突破这个增长阶段后，便是依靠通用性知识资本促进经济增长。刘榆等(2015)[22]发现企业家人力资本和专业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重要作用，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作用更强，并且认为人力资本的结构差距是导致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主要原因。以上研究都表明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十分重要，经济向更高质量增长阶段转变过程中根本上取决于人力资本的有效利用，人力资本的结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效应。二是从人力资本的配置探究其如何影响经济增长。Birdsall和Londonno(1997)[23]、Lopez等(1998)[24]采用教育标准差，对人力资本结构进行测度，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能带来持续的增长效益；冯晓等(2012)[25]首先用人力资本存量的分布方差来精准测度人力资本的质量，认为当前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产出效果高于实物资本投资；刘伟等(2014)[26]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从生产部门持续地流动到技术部门，可以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李静等(2017)[27]运用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在部门间匹配和经济稳定增长之间的条件。

综合现有文献来看，绝大多数研究都认为人力资本规模与质量不仅在整体上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而且是推动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要素。但是，已有研究文献未详细探讨从低级向高级演进的人力资本的结构变化，从而无法完整合理地反映出全国各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数量、质量高低以及结构演进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全貌。所以本文尝试从比较全面的角度扩展和深入已有研究，本文的主要创新点：(1)舍弃以往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角度，通过构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探讨其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2)剖析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理，认为技术创新、劳动力工资的提高是其中最重要的传导机制，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机制检验；(3)在对制造业进行三大分类的基础上，运用分位数检验了制造业发展水平不同省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不同影响。

二、理论分析

根据结构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就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技术结构的升级转变，同样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而科学技术水平、产业结构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或者说要在一个经济体系中达到最优，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其所拥有的要素禀赋。人力资本是一国要素禀赋中重要的组成要素之一，而通过上文分析，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的结构、类型、数量的不断优化与分配所呈现出来的总体关系就是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所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会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1)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通过技术创新推动制造业结构的升级与调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之所以能够不依靠外力推动经济增长，是因为内在的技术进步，并且不存在边际报酬递减[2]，技术的改善正是由于人力资本的积累，这就强调了人力资本会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和技术的外溢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在后工业化时代，科技对于生产方式的改良越来越有效，生产方式不断向自动化、智能化发展，在知识结构中专业理论知识较强的劳动者才能够与之相适应(刘智勇等，2018)[28]。由此可知，人力资本的结构升级将促进技术的演进升级，而高素质人力资本逐步替换低素质人力资本并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就是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并且会推动技术结构的升级与创新，与此同时制造业也逐步由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也就是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提升具有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林毅夫，2012)[29]。

(2)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通过提高劳动力工资推动制造业升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从个体角度来看，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高将影响人力资本重新分配与消费结构升级，从而推动制造业结构升级。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促使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转移。当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水平等综合素质得到提升后，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会选择去高收入部门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这类部门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中高端制造业企业，高端人才的持续流入为这些企业的再升级和自主创新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本储备[20]。追求高收入产生的人力资本重新分配和企业的创新升级将形成良性互动，继而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同时，收入水平的提升会引导消费者追求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和高水平的消费体验，助推消费与需求结构升级，继而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高意味着人力成本上升从而倒逼低技术水平的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根据卢卡斯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体现为劳动者可提供用于企业生产或各种服务的智力、技能，人力资本的价值提升是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实现的，而随着人力资本积累和结构的优化，其要求获取的报酬即企业的人力成本顺势提高，这意味着企业的生产治理成本升高(王家庭等，2019)[30]。由于低技术制造业企业的所得利润大部分来自充盈且低廉的劳动力，且企业对劳动力供给的需求弹性很小，这就导致劳动力供给量对工资的变动率很敏感，意味着劳动者在不断渴望高工资的时候，企业不得不增加工资。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处于低端制造业的企业利润率必然逐渐下降，有的企业甚至出现负利润而趋于破产，被挤出该行业；相对于劳动力成本上升，更多便宜、高效率的技术要素将不断挤占和替代价格昂贵的劳动力，从而倒逼低技术的制造业企业不断转型升级。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作用于制造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机制及作用过程可总结为如图1所示的路径。

图1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参考阳立高等(2018)[31]的方法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lnMi,t=θ0+θ1lnHstruci,t+θilnControli,t+μi,t

(1)

式(1)中M代表制造业升级指标，Hstruc代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标，Control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制造业生产所投入的人力与物质资本及城市化水平，具体包括：FDI代表外商直接投资，Worker代表制造业参与工作的劳动者人数，Invest代表固定资产投资水平，Urban代表城市化水平，i代表三种产业(i=1，2，3)，t表示时间，θ0为常数项，θ1-5为相应的弹性系数，μ为随机误差项，用来反映其他未知因素对制造业结构升级所产生的影响。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2000—2018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区的统计年鉴及万得数据库。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GB /T4754—2018)并参考阳立高等(2018)[31]的做法，本文将31个制造业行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三大类，并将制造业结构升级定义为在制造业的三大类产业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总和的比重持续下降，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占比表现为持续上升的动态过程。具体分类见表1所示。

表1 三大类制造业分类

1.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度量。本文的制造业结构升级指标为Mi，其中i(i=1，2，3)分别表示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Mi的值为制造业三大类产业增加值Ms和制造业增加值总和M总的比值，当s=1时，Ms代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增加值，等于细分的S11到S115行业的增加值之和；当s=2时，Ms代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增加值，等于细分的S21到S29行业的增加值之和；当s=3时，Ms代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增加值，等于S31到S37增加值之和，M总为所有细分行业增加值的总和。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2)

2.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定义与度量。本文借鉴刘智勇等(2018)[28]的方法，将其定义为一国或地区通过调整人力资本结构，促进各类型人力资本统筹协调发展，其中初级人力资本比重逐步下降，高级人力资本比重逐步增加，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人力资本需求的过程。关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标的度量，本文参考刘志彪和安同良(2002)[32]、付凌晖(2010)[33]关于产业结构变动的思想，采用向量间的夹角来表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首先按照我国统计局对受教育程度的划分标准，将人力资本划分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五类，然后将每一类人力资本占总人力资本的比重分别作为空间向量的一个分量，于是可以构造出一个人力资本空间向量x0=(x0,1，x0,2，x0,3，x0,4，x0,5)。

接下来，选取基本单位向量组x1=(1，0，0，0，0)、x2=(0，1，0，0，0)、x3=(0，0，1，0，0)、x4=(0，0，0，1，0)、x5=(0，0，0，0，1)作为基准向量，依次计算人力资本空间向量x0与它们的夹角θj(j=1，2，…，5):

(3)

式(3)中xj,i表示基本单位向量组xj(j=1，2，…，5)的第i个分量；x0,i表示向量x0的第i个分量。最后要明确夹角θj的权重，因为根据式(3)可得：

θ1=arccos{1/[1+(x0,2/x0,1)2+(x0,3/x0,1)2+(x0,4/x0,1)2+(x0,5/x0,1)2]}，由此可知，如果x0,1(文盲半文盲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比重)下降相对越快，x0,2(小学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比重)、x0,3(初中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比重)、x0,4(高中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比重)、x0,5(高等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比重)上升相对越快，那么，θ1就相对越大。同时，两个地区θ1相近甚至相同时，它们的人力资本结构(各类人力资本的比重与变动趋势)也可能有很大差异。因此，仅考虑某类人力资本的影响难以刻画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有必要对各类人力资本的影响θj加权求和。加权求和后可得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

(4)

基于式(4)，计算每个θj的权重，以确定最终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本文依据刘智勇等(2018)[28]的做法将θj赋值为5、4、3、2、1。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首先基于Hausman检验以确定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然后基于沃尔德检验等确定是否存在异方差、自相关及截面相关等问题，发现本文模型的三个被解释变量各自存在不同的问题，参考相关文献运用FGLS模型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最后选择如下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劳动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采用“固定效应”的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模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采用控制了“随机效应”的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模型。基准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的回归结果来看，整体上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有负向效应，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影响显著为正。具体来说，代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解释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就会降低0.099个百分点，而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将分别增加0.092个百分点和0.468个百分点，验证了前文的理论分析，随着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趋于下降，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增加值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增加值的占比趋于上升，说明制造业结构正在升级，也就表明当前我国高素质的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对制造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而且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影响效应为0.468个百分点，表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其促进作用较大。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我国过去十多年不断加大对教育相关事业的投资，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使得高素质的劳动者人数有了较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人才培养体系的不断完善，市场对劳动者的需求也越来越符合资源配置的规律，从而减少了人力资本的错配。在人力资本总量增加的同时，政府通过实施“万人计划”“千人计划”等人才支持计划，不断壮大高端人才队伍，使其在经济和社会建设方面的作用得到更有效的发挥，从而带动了全国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在近十多年对我国的制造业发展和产业链升级产生了积极作用。

(二)稳健性检验

1.替换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衡量指标

如果改变模型的计量方法或替换变量后各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发生变化，则表明模型不稳定，无法反映客观事实，估计结果不具有代表性。本文通过替换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来检验模型的稳定性。借鉴靖学青(2005)[34]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度量方法将人力资本按大专以上、高中、初中、小学、文盲半文盲5类教育程度依次排列，将它们的比重设为Hj(j=1,2，…,5),则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为：

(5)

结果如表4所示，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变量的系数为负，而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中，其符号为正，且都显著，这与之前的基准回归结论保持一致，说明模型设定和各变量的选取都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4 更换变量的检验回归结果

续表

2.样本差异检验

考虑到直辖市具有的优势与特殊性，本文将我国的4个直辖市北京、上海、重庆、天津的数据去除，同样运用FGLS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系数以及符号同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表5 样本差异检验的回归结果

3.分区域检验

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尤其是东、中、西部地区，人均受教育程度、城市化水平、FDI等因素都有所不同，会对各地区制造业的布局与升级有比较大的影响。为了探讨此影响，本文将全国31个省市区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分别考察各地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

表6 分区域回归结果

从表6可以看出，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差异。具体来说，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东、中部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影响均为负，而对西部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具有正向效应，这是因为西部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与东部地区一直存在发展的差距，产业层次相对较低，是东部发达地区转移相对落后产业的重要承接地，其制造业结构也相对落后，人力资本结构升级主要还在于推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其作用系数分别为0.657、0.448和0.213，表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东部地区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作用强度最大，对中部地区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也日益明显，但当前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推动作用仍然大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对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发挥人力资本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应该成为政策关注的重点。

(三)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分位数回归

前文的基准回归得到的是全国整体的均值，不能反映制造业发展水平不同省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而分区域的检验结果虽然有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考虑，但东、中、西部的划分更多是依据地理区位，分位数回归能弥补上述不足。因此本文参考杨秀云和尹诗晨(2020)[35]，孙嘉尉等(2014)[36]的做法，在控制省份和时间的基础上进行了各十分位上的分位数回归。

从表7可以看出，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因变量的分位数回归中，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制造业的影响整体上具有负效应，而在第30分位数到第70分位数之间，其作用不显著。这表明无论是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占比较低还是较高的省份，由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大趋势，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长期影响是负的。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分位数回归中，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带来的影响第40分位数以后是正效应，且随着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占比的提高，这一正的作用系数越大，表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达的省份具有最强和最显著的作用，这既与我国产业发展整体所处的阶段较吻合，也说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本身需要加大智力投入。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分位数回归中，随着分位数的增加，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首先产生的是负向效应，直到第80分位数以后才转为正效应，这可能与我国以教育程度衡量的人力资本要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中充分发挥作用存在一定的门槛值有关。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占比很高的省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才能有效发挥作用。

表7 分位数回归结果

(四)中介效应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显著促进了制造业结构的升级，结合上文的理论分析可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劳动力工资水平”等传导机制来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为了更深入地解释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制造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参考Baronand Kenny(1986)的中介效应检验法，设定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lnSi,t=α0+α1lnHstruci,t+α2lnControli,t+δt+εi,t

(6)

lnMechanismi,t=β0+β1lnHstruci,t+β2lnControli,t+δt+εi,t

(7)

lnSi,t=μ0+μ1lnHstruci,t+μ2lnControli,t+μ3lnMechanismi,t+δt+εi,t

(8)

表8中的第1列、第4列、第7列为基准检验结果，第2列、第5列、第8列为中介因子检验结果。根据方程(7)的设定，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估计系数为1.2899且显著，表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能显著促进“技术创新”。根据方程(8)的设定和第3、第6、第9列回归结果，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中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和“技术创新”这两个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并且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系数与第4列和第7列的系数相比较小，表明存在“技术创新”这一中介效应。第6列、第9列“技术创新”这一中介效应的系数分别为0.1969、0.3494，且占总效应的比重分别为11%、18%，表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通过“技术创新”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显著。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占整体的比重接近7%，表明也存在中介效应。

表8 技术创新机制检验结果

同样，表9中的回归结果表明“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存在中介效应。首先，从第2列可以看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估计系数为0.9277且显著，说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可以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根据第3列、第6列、第9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中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和“劳动力工资水平”这两个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并且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系数与第4列和第7列的系数相比较小，表明存在“劳动力工资水平”这一中介效应。第6列、第9列“劳动力工资水平”这一中介效应的系数分别为0.2229、0.3024，且占总效应的比重分别为15%、30%，表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通过劳动力工资上升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很显著。而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由于存在负向的促进作用，从而导致第3列的系数大于第1列的系数，但中介效应占总体的6.8%，说明也存在中介效应。至此，验证了前文中所说的影响机制，人力资本结构由初级向高级的动态演进通过技术创新、工资水平上升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并且制造业结构越高级，中介效应越明显。

表9 劳动力工资水平机制检验结果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全国各省市区分行业的数据，通过定义并测算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探讨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在较大程度上推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从全国整体来看，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东、中、西三个地区来看，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且东部地区的影响系数最大；从分位数回归的结果来看，经济发展较好产业结构较高级的地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制造业升级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占比较高的地区，有显著的负效应，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技术进步、工资水平上升是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推动制造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传导机制。为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在注重人力资本积累的同时要结合制造业发展目标促进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我国积极推动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供给侧改革和产业价值链升级，但受制于高端人才的掣肘，如人工智能产业人才缺口达到500万，而且适龄劳动人口仍在持续下降，这使得相关政策目标受到严峻考验。为加快现代产业发展所需的人才储备和促进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政府应出台加大高端人才培养、积极吸引海外高素质专业人才流入的相关政策，各级人才培养机构要真正贯彻落实近两次党代会提出的“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优先发展教育战略”，着力推进人才层次的优化以及人才质量的提升。同时，促进高校、科研院所等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注重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科学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

第二，鉴于各地区人力资本结构和制造业结构的差异，促进各地区人才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匹配，实施差异化的人才政策。在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比高、产业现代化程度高的地区，继续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重视高端人才的培养和海外人才的引进，逐步消除制度壁垒，积极培育区域性、开放性的人力资本市场，消除人力资本的低效率配置。在制造业发展相对滞后的西部地区，既要注重人力资本的积累，也要重视提升人力资本结构，当地政府应该在整体上统筹规划好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随着扶贫任务的完结，顺势提高地区平均受教育水平，从而缩小与东、中部地区的差距。

第三，技术创新是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推动制造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机制，因此政府应大力推动创新发展战略，加大研发投入，出台更多有利于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政策，比如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同时，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配套的法律法规，调动社会上下的研发热情；借鉴发达国家在研发项目、经费管理、研发评价和审计监督方面的做法，积极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科研扶持与管理制度。

注释:

① 《2020年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https://ncses.nsf.gov/pubs/nsb20201/global-science-and-technology-capabilities#knowledge-and-technology-intensive-industry-out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