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避税会计学研究述评与展望

王国栋

(甘肃政法大学 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

税收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纳税支出导致企业的现金流出。为了降低税负，企业从自身效益最大化出发，通过权衡企业避税产生的收益与成本，从而进行避税行为。因此，企业避税是普遍存在的一种企业组织行为。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加大了对税收的征管力度和稽查力度，企业在面临生存压力和监管压力的情况下，企业避税行为会更为隐蔽。基于此，有必要对近年来企业避税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通过对企业避税的产生原因、影响因素及产生的经济后果进行回顾，给出企业避税未来的研究建议。

1 企业避税研究现状

在中国知网以“企业避税”和“税收规避”为主题进行检索，来源类别为“核心期刊”和“CSSCI”,发文期限截止2020年10月底，共得到期刊644篇，其中属于工商管理类的文献共计318篇，历年发文量的研究始于1994年，在当时税制改革的背景下，学汇总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企业避税者开始将避税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企业中的各种避税方式以及税务部门如何应对的办法。在之后的20年里，企业避税保持了较为平稳的研究趋势，1994～2014年累计发文118篇，年均发文量6篇； 2015年之后出现明显的增长趋势，截止2020年10月累计有200篇(知网预测，2020年42篇)，近6年年均发文量为33篇。企业避税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原因是，随着我国税制改革进程的逐步推进，公司治理的逐步完善，公司治理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及其对企业产生的各种结果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图1 企业避税与税收规避历年期刊发文量汇总

在中国知网对企业避税的搜索结果中，与会计学相关的出现较多的关键词依次是避税、税收规避、企业避税、融资约束、企业价值、公司治理、税收征管等。通过对检索出的318篇文章进行梳理，并结合以上热点，分别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及产生的经济后果展开论述。

2 文献综述

企业避税(tax avoidance)，又被称为“税收规避”，可以视为合法的税收筹划，而“逃税”(tax evasion)更多是违法税法规定的减税行为。目前常用的企业避税定义为，指企业显性税收的减少，以及所有能对公司显性纳税义务产生影响的各种活动[6]。

2.1 企业避税影响因素

2.1.1 产权性质

在考虑管理层的能力、过度自信等因素下，企业产权性质不同对企业避税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采取防御者战略的国有公司中，因产权安排导致的避税差异，避税程度更低[25]。在不同产权性质下，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避税，在非国有企业中不明显，而国有企业中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即国有企业会采取积极的企业避税行为[26]。2008年所得税税制改革的背景下，非国有控股公司会采取积极的盈余管理行为来进行企业避税，而国有控股公司并无明显的避税行为[27]。基于宏观政治环境与企业避税活动之间的关系，在不同产权性质下，官员更替将显著减弱企业避税，并在法制环境较好地区更弱；对于民营上市公司而言，法制环境的改变将削弱官员更换与企业避税之间的负相关，在国有挂牌公司并不存在[28]。基于公司避税代理观，相较于非国有公司，国有公司高管个体特征对公司税收规避程度的影响更为显著[29]。通过研究不同产权性质下，管理层能力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国有企业管理层能力对企业避税的影响要显著强于非国有企业[30-32]。民营企业跨所有制并购能显著抑制企业避税行为，在债务融资成本较高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是民营企业自发的市场化行为，与政府干预无关[8]。

2.1.2 管理者特征

管理者过度自信，会导致公司财务决策和税收决策行为异化，其税收规避程度越高，明显高于管理者理性的公司[26]。CEO过度自信程度[51]、高管个体特征[29]、管理层权力[35]，实际控制人的境外居留权[4]、“关联审计师”担任高管[2]，与企业避税存在正向关系。管理层能力影响企业避税，能降低企业避税程度[30]。管理层能力对企业避税程度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能力越强的管理层越不可能进行激进的避税行为[32]。CEO-CFO校友关系促进公司避税，在税收征管强度较高区更明显；拓展研究发现，公司外部融资约束加剧了CEO-CFO校友关系的避税效应[42]。

2.1.3 公司内部治理

1)内部控制

企业内控质量提高，能有效抑制企业避税，在税收征管更严格的环境中，这种约束效应更强，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有助于企业合规目标的实现，减少企业因激进避税而增加的违规风险，并保护投资者利益[32]。内控良好的情况下，企业避税才能够提高企业的价值[34]。与非电商行业的数据比较，电子商务中企业不良的内部控制容易引发激进的避税行为，而电子商务环境则会加剧这种现象[33]。管理层权力越强，企业避税程度越强，而内部控制能有效抑制两者间的相关关系[35]。随着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改善，融资约束与企业激进避税之间的正向关系显著减弱，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够有效抑制融资约束诱发的激进避税[36]。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税收策略调整有显著影响，企业内控质量与税收策略选择存在非线性关系[37-38]。

2)高管薪酬

企业避税与高管业绩-薪酬敏感性存在负向关系，加重了高管薪酬粘性[14]。相反的观点认为，税收筹划程度越高的企业，其薪酬-业绩敏感性越高，在民营企业和非四大审计企业中更为明显[16]。高管超额薪酬能抑制企业避税程度[12]。企业两权分离，导致所有者、经营者发生利益冲突，对高管采取不同的激励会降低两者利益冲突。管理者的激励报酬能抑制企业避税，对管理者的激励增加时，在国有控股企业避税程度较低，私营企业、外资控股企业会提高避税[18]。企业的管理层股权激励提高，进而提高避税程度[19][21]。有税收优惠，股权激励与避税为“U”型关系[21]。通过对制造业上市企业薪酬、股权两种激励方式的研究发现，对管理层激励越强，企业避税活动增强[20]。管理层的在职消费与企业的避税程度有正向关系，公司内、外部监管力量的增强能降低这种正相关关系[5]。高管进行薪酬攀比与企业避税程度正相关，国有控股企业更为显著[15]。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寻租理论，对非国有企业而言，高管货币薪酬、股权激励越高，企业避税程度越高；对国有控股企业而言，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避税无显著关系，股权激励越高，企业避税越低[17]。

3)董事会治理

国际化董事会与企业避税负相关，行业专长审计师也有减少企业避税的作用，能够调节国际化董事会对企业避税的影响[68]。董事会内部联结与企业避税程度正相关，其对于企业避税的适度监管显著提升了企业价值[57]。税收征管经历独董可以显著降低上市公司实际税负，企业聘请本地税收征管经历独董能更显著降低企业实际税负，相比于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税收征管经历独董对于降低企业税负具有独特作用[43]。当企业避税极端保守时，CFO兼任董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避税；当避税极端激进时，CFO兼任董事并没有显著降低企业避税。进一步检验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发现，当企业纳税信用评级较高时，CFO兼任董事同时抑制了企业极端激进和保守避税；当地区税收征管强度较强时，CFO兼任董事更为显著地抑制了企业极端激进避税；当股权集中度较高时，CFO兼任董事同时对企业极端激进和保守避税发挥了治理作用[1]。

2.1.4 外部治理

1)税收征管

税收征管与企业避税负相关[10][24]。在税收征管强的地区，对于抑制企业避税，税收征管与机构投资者存在互补关系，机构投资者能通过抑制企业避税提升公司价值[39]。地区核心官员变更产生政策不确定性，会提高企业避税程度，在税收征管强度较低地区，这种关系更加明显[40]。税收征管强度提高，家族企业避税程度降低[41]。税收征管强度低，儒家文化与企业避税负相关[44]。

2)机构投资者

无税收优惠的公司中，机构投资者持股增加，企业避税程度降低[33][39][67]。机构投资者调研能提升公司信息披露水平，进而抑制企业避税，无绝对控股股东的样本有此种现象，且卖方机构调研的抑制作用更强[69]。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勤勉深入、关注企业税务问题)深度越深，越能抑制企业避税行为[70]。

3)其他方面

媒体报道与企业避税负相关系，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负面报道更能抑制企业避税，股权激励水平低的企业也存在此种效应[22]。国内大型事务所审计对企业避税具有抑制作用，法治水平高、政府干预低能促进这种抑制作用[46]。“双向进入”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避税程度无显著影响，而“交叉任职”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企业避税程度更低；在企业避税程度较高、风险较高的情况下，“交叉任职”对避税活动有抑制作用，在企业避税程度较低的情况下，“交叉任职”并不会显著抑制企业正常的避税行为[71]。

2.1.5 公司战略

商业战略决定公司风险态度，风险态度影响企业避税行为。采用防御者战略的企业，企业避税程度更低[47]，此影响在国有企业更为明显[25]。采用探索型战略的公司，企业避税更激进[49]。战略差异度越大的上市公司，避税越激进[50][52]。过度自信的CEO倾向选择进攻型战略，提升企业避税程度[51]。企业战略与避税的持续性存在着显著正相关，进攻型企业的避税活动更能保持长期稳定[53]。提升税收征管强度，会增加企业避税成本，减少管理层寻租空间，能抑制战略差异度对企业避税的激励作用[52]。CEO变更当年，企业战略与企业避税的关系被弱化，且在防御型企业中表现的更为明显[53]。

2.2 企业避税经济后果

2.2.1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母子公司税率差异大，则交易规模增大，此交易会增加企业价值[55]。由于代理问题的存在，我国上市公司的避税活动普遍会降低企业价值，避税程度越大，企业的价值损失越大；内控良好的企业，避税活动才能提高企业的价值[34]。货币政策影响融资约束，货币政策宽松期，避税降低企业价值；货币政策紧缩期，避税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企业价值[56]。董事会内部联结适度监管企业避税，能提升企业价值[57]。避税能帮企业建立竞争优势，表明企业避税具有战略效应，此效应不受信息透明度、代理冲突与产权性质的影响，避税持续影响产品市场绩效[48]。在生命周期视角下，企业避税与企业价值呈现倒“U”型，生命周期和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影响效果也不同[58]。避税与企业价值正相关，避税产生的税务风险削弱了正向关系[59]。高管晋升激励能显著提升企业价值，高管晋升激励显著削弱了避税与企业价值之间的负相关[60]。

2.2.2 对企业融资的影响

税务稽查强度提高，企业避税程度越高，债务融资成本越低[61]。企业避税程度提高，会提高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降低股权融资成本，也降低了企业的资金配置效率，但无法提升企业价值[62]。企业避税程度越高，导致银行贷款成本更高，贷款期限更短[3]。企业避税程度越高，债务融资能力下降，债务成本增加，在公司治理较差或信息透明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64]。融资约束与企业避税正相关；随着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改善，融资约束与企业激进避税之间的正向关系显著减弱[36]。避税降低企业商业信用，不同的制度环境影响两者的作用关系[45]。企业避税难度增加，企业总体负债率显著上升，正规金融融资并未增加，导致商业信用负债的显著增加，在民营企业、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更为明显[63]。企业避税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能力负相关，CFO财务执行力降低了两者的负向影响；CFO财务执行力强，有利于提升商业信用融资能力[7]。

2.2.3 对现金持有的影响

企业避税不会增加现金持有价值[65-66]。相反观点认为，企业避税不会显著提高或降低现金持有价值[67]。公司治理机制对两者具有调节作用，股权制衡度[67]、董事会、法律制度、产品(要素)市场、媒体监督[65]、薪酬激励、股权激励[23]、信息披露质量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66]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控股股东控制和控制权市场、股权集中度[67]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监事会和高管薪酬不具有调节作用[65]。

2.2.4 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在2008年所得税改革的背景下，随着税率降低，非国有控股公司有显著的利润推迟盈余管理行为，国有控股公司无这种现象[27]。采取探索型战略公司会采取积极的避税行为，导致操纵性应计盈余管理显著提升，真实盈余管理显著被抑制[49]。“营改增”导致流转税税负降低，削弱企业流转税避税动机，进而降低了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54]。

2.2.5 对投资效率的影响

在避税代理管视角下，企业避税会加剧信息不对称，引发代理问题，企业的避税程度越高，投资效率越低，并与非效率投资额(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显著正相关[9-11]。税收征管[10]、高管超额薪酬[12]、构投资者持股[13]都有助于弱化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3 研究评价

3.1 企业避税影响研究结论缺乏一致性

现有研究从企业产权性质、公司战略、管理者特征、公司治理等方面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程度进行了研究，对于政府在加强税收征管、纳税稽查、法制完善方面都提供了较强的政策建议，也为企业加强公司治理、降低代理成本、减少寻租行为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参考价值。但是现有研究并未能对研究成果达成一致，相关影响因素既有抑制了企业避税程度，也有提高了企业避税程度。究其原因有，研究者参考的研究数据不同、研究的时间跨度不一致、行业的异质性都有可能导致研究结论不同。随着我国近年来税制改革以及证券市场的逐步完善，应进一步加强对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的研究，完善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的研究。

3.2 企业避税经济后果研究缺乏动态性研究

现有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税收规避、现金持有相关理论、避税代理观等，从企业避税对企业价值、企业融资、现金持有、投资效率、盈余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对于企业通过公司治理调节企业避税行为进而提升企业价值、提高投资效率等方面提供了参考价值。在企业避税对企业价值的研究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研究者出发视角不同、参考的公司治理角度不同、企业自身的产权性质、行业属性和行业规模大小都有可能导致结论存在不同。而融资约束即可能对企业避税产生影响，在企业融资受到约束时，为增加现金流，可能会采取积极的企业避税行为；同时企业避税也会对融资产生进一步的影响，两者呈现的是一种动态的影响关系，但现有研究多从企业避税对企业融资的影响进行单方面考虑。

3.3 企业避税度量指标不全面

现有研究多是基于企业所得税，而未参考增值税等其他税种的税率变化。使用的度量指标主要有：有效税率(ETR)、会税差异(BTD)、扣除应计利润影响后的会税差异(DDBTD)等。企业避税行为的度量指标不同，导致对企业避税行为的认定必然存在差异，进而影响研究结论，导致结论存有较大的差异。现有研究多未考虑其他税种企业避税的影响，企业避税度量指标的不全面进一步影响了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增值税由于采用的是收付实现制，导致从财务报表难以取得相关的数据，且增值税的企业避税行为更为隐蔽。在销售较好的企业为了平滑增值税的税负，会采取大量提前购进货物，提前取得发票并根据月底销售调整进项发票的认证金额，对企业避税的行为更难认定。

4 研究展望

4.1 建立统一的企业避税研究框架

现有研究维度较多，但是并未能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研究框架，缺乏系统的企业避税的机制路径研究。企业避税涉及复杂的动机，后续研究需要将企业避税的相关理论、避税动因、影响因素、经济后果进行综合考量，建立企业避税研究的整体理论研究框架和企业避税的机制路径。

4.2 与税务部门结合建立更为全面的企业避税度量指标

随着我国金税系统的推进，税务局掌握了企业全面的涉税数据，比如增值税的数据、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调整数据、财务报表数据等。今后的研究需要与税务部门进行结合，通过构建系统的包含增值税、所得税等主要税的度量指标，来综合反应企业的避税程度，使得企业避税行为的计量更为准确、全面。

4.3 扩展对企业避税的研究范围

企业避税行为是在公司治理、外部制度环境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导致企业采取的降低企业显性税收的一种选择，即尽可能的降低现时的税收支出，从而保证企业资金正常周转。但在政治关联及企业寻租动机较强的情况下，大型企业有可能通过与政府的互动建立相关的框架协议，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背景下，通过投资新项目来取得政府的各种形式的投资奖励、政府补助、税收返还、生产要素补贴、融资扶持等，即先足额缴纳各种税费后取得政府的税费返还，本质还是一种企业的避税行为。因此，现有研究应进一步拓展企业避税的研究范围，同时考虑外部环境及企业内部环境等多因素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并拓展企业避税经济后果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