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团结对居民情感幸福的影响研究*
——以济南为例

王素洁,谢虹宇,汪佳慧

(山东大学 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

0 引言

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示“为人民谋幸福”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在此背景下,旅游作为“五大幸福产业之首”,其时代责任亦应由主要增加目的地经济收入,拓展为全面提升目的地居民的幸福感。人们的主观幸福受一系列物质和非物质因素影响[1]。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物质财富的增加并不一定给目的地居民带来更强的幸福感[2],反之,对个人生活品质和情感体验的追求在幸福感中所占的比重增加。当前,我国已解决温饱问题,正步入“追求美好生活”的新阶段,因此,跳离主要关注旅游经济价值的传统思路,从目的地居民情感视角入手,提升目的地居民的情感幸福,将可能有助于目的地管理机构及相关政策制定者提升目的地居民幸福感,从而贡献于“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使命。

随着旅游发展的深入,旅游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给目的地带来了诸多影响,并因此提升或降低了目的地居民的生活质量[3]。与此相适应,进入21世纪后,旅游对目的地居民幸福效应研究兴起,成为旅游影响研究之焦点[4],然而,旅游对目的地居民情感幸福的影响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5],多数研究聚焦于目的地居民的整体幸福感,少有对其具体维度进行的研究。即使有所涉及,已有研究对目的地居民幸福感的探讨将焦点更多地集中在了经济因素上[6],着重探讨的是物质幸福,而忽视了目的地居民感知到的情感与心理变量对其情感幸福的影响研究。因此,在目的地居民幸福感研究忽略情感因素前因变量的现状下,探讨主客之间的情感团结对目的地居民情感幸福的影响或将对当前研究有所补充和完善。

为了满足实践发展之需要,完善当前研究之不足,并深入了解目的地居民和游客的情感关系与居民情感幸福间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力图基于情感团结、情感幸福理论,构建目的地居民情感幸福模型。具体而言,本研究主要探讨:(1)目的地居民对游客的欢迎度是否影响其休闲幸福。(2)目的地居民对游客的欢迎度是否影响其精神幸福。(3)目的地居民与游客的情感亲近度是否影响其休闲幸福。(4)目的地居民与游客的情感亲近度是否影响其精神幸福。(5)目的地居民对游客的共情是否影响其休闲幸福。(6)目的地居民对游客的共情是否影响其精神幸福。本文的研究结果对目的地管理和营销机构了解影响目的地居民对游客情感的因素,提高目的地居民情感幸福,制定相关政策,实现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持长久竞争优势或有所裨益。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情感团结

“情感团结”是指在特定情境中,个体之间或群体彼此之间的一种情感依恋,以感知到的情感亲近与接触程度为特征[7]。情感团结理论虽然已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中得到广泛应用,但因学者们常将目的地居民与游客之间的关系视为“你我对立”(self-versus-other),在旅游研究中的运用较晚。实际上,游客不辞劳苦到访目的地,是因为他们对目的地的认可和微妙情愫,在旅游过程中,他们与当地居民会产生共同的行为——在相同的地方购物、就餐或参加相同的节庆活动,在情感上相互联系,故而,他们之间可能也存在情感团结关系[8]。2009年,Woosnam等首次尝试将“情感团结”引入主客关系研究,并构建了包含共同理念(shared beliefs)、共同行为(shared behavior)和主客间的互动 (interaction)3个要素的情感团结理论框架,以预测居民对旅游的态度[9]。随后,Woosnam和Nor man开发了测量情感团结的量表[10],该量表包含对游客的欢迎程度、情感亲近度和与游客的共情这3个维度。基于这些开拓性研究,后续文献分别从目的地居民或旅游者的视角,运用该量表对目的地的主客关系进行了测量[11-12]。相关研究大多是在西方文化情景下的探讨,该量表在中国文化情景中的适用性尚待验证。

国内旅游研究中,基于情感团结理论阐释旅游现象初见端倪,但相关研究屈指可数。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探讨居民与旅游者之间是否存在情感团结及形成机制,以及情感团结对居民态度的影响[13]。情感团结在中国旅游情景中的适用性及其对更丰富的结果变量的影响亟须后续研究的深入。

国外已有研究中主要将情感团结作为了其他构念的结果变量,分析影响情感团结的前因变量,如居住时长、社区依恋、客源地到目的地距离等,只有少数研究以情感团结为前因变量,对其结果变量进行了探讨。如情感团结对“居民对于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目的地安全感知”“旅游者对目的地忠诚”等的影响,但情感团结作为前因变量对居民情感幸福的影响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Moghavvemi等、Woosna m极力呼吁,后续研究亟须关注情感团结对居民幸福感及生活质量的影响[14-15]。本研究即为响应上述学者之呼吁展开的探讨。

1.2 情感幸福

情感幸福对人们的身心健康起着重要作用。已有研究对情感幸福进行了诸多探索,但尚没有一个被普遍认同的定义[16]。然而,Kahneman和Deaton的观点常被学界引用,他们指出,情感幸福是指个人日常情感体验的质量[2]。Cu mmins等回顾32个相关研究,发现个体的情感体验主要来源于其休闲活动、娱乐等[17]。Kr upinski对众多被访者的访谈也表明,人们的情感幸福主要由其精神活动和休闲活动构成[18]。Ki m以“旅游对美国弗吉尼亚州目的地居民的幸福感”为主题进行了探究,发现旅游情景下目的地居民的整体幸福感包括:物质幸福、社区幸福、安全幸福、情感幸福及其他幸福5个维度,情感幸福是整体幸福的一个维度[19]。目的地居民情感幸福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对其精神生活和休闲生活的满意程度。由此可见,休闲活动和精神活动是人们情感体验的核心构成要素。鉴于此,本研究中的情感幸福即指目的地居民感知到的、受旅游影响的精神活动和休闲活动的质量,表现为他们对其精神活动和休闲活动的满意程度。

对休闲活动的界定常常以时间为基础。休闲时间是指个体拥有的所有时间,减去非可自由支配时间后,如生理时间和工作时间,所余时间即为闲暇时间。闲暇活动则是在闲暇时间所从事的各类使个体身心愉悦的活动。具体到目的地居民而言,影响他们休闲体验的因素包括他们拥有的休闲时间、从事的休闲活动、外来游客的到访对其影响等。研究者对精神幸福的界定多有不同。Ellison认为,精神幸福是人们对自己生活意义的评价[20]。就目的地居民而言,Ki m调研发现,旅游对他们精神幸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旅游开发后,他们对当地文化生活、文化视野、文化保护等的满意程度[19]。

1.3 情感团结与情感幸福的关系

1.3.1 目的地居民对游客的欢迎度与其情感幸福的关系

目的地居民对游客的欢迎度对其情感幸福的影响研究虽相对有限,但从零星的文献中仍可发现二者具有密切联系。Ribeiro等在考察目的地居民与游客的情感团结程度如何影响他们对旅游的态度时发现,居民对游客的欢迎程度越高,对旅游为社区带来的诸多裨益的感受越深,并因此对所生活的社区更有归属感和自豪感[21],从而对其精神生活和总体生活质量更满意。王雅君等以福建永定洪坑土楼群的居民为研究对象,推定与旅游者接触较多的居民对旅游者的好感度更强,并且在闲暇时与游客有更多互动,闲暇活动更丰富[13]。Bi monte等对意大利沿海旅游目的地200名居民的调查研究显示,目的地居民对其个人社会关系越满意,其所感知到的幸福感越强烈[22]。Carneiro等的研究也表明,外来游客的到访,使当地居民与游客得以在同一空间共处,他们可能在旅游景区点、餐馆、商店等不同场所相遇,互换信息,交流思想。而这些社交机会的增加,拓展了居民的文化视野[23],增强了居民的精神幸福感。

由此可见,居民对游客的欢迎度与其情感幸福可能呈正相关关系,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研究假设1: 目的地居民对游客的欢迎度与其休闲幸福正相关。

研究假设2: 目的地居民对游客的欢迎度与其精神幸福正相关。

1.3.2 目的地居民对游客的情感亲近度与其情感幸福的关系

目的地居民与游客在情感上越亲近,其精神幸福水平可能越高。已有研究指出,与游客关系越亲密的居民,旅游参与度更高,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也更高[24]。梁旺兵在主客关系与客地关系的研究中也揭示,对游客情感亲近的居民与游客的互动更多,他们接触不同文化的机会更多,更有可能实现自我发展。当与游客能够结下友情时,目的地居民在心理上可以获得更多认可和满足,情绪状态更为良好。尹国鑫分析乡村旅游地居民生活方式时发现,旅游发展拓宽了居民社会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与游客的交往又在文化教育、文娱休闲、价值观念等方面改变了其精神生活[25]。Jepson等在研究家庭旅游时,提出共同的事件经历可以提升群体间的联系,建立稳定的社交关系,从而提升该群体的长期精神幸福[26]。

目的地居民对游客的情感亲近度与其休闲幸福间的关系虽不多,却引起越来越多研究的关注。情感上认可游客的居民,对游客更友好,可能为游客提供更周到的服务,从而树立更好的目的地形象,吸引更多游客到访。反之,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与此相适应,居民的闲暇时间增加,休闲活动更加丰富,休闲幸福可能改善。Ki m等以弗吉尼亚居民为例,对居民所感知到的旅游文化影响对其情感幸福的影响进行了探析,研究结果表明,主客之间的互动,尤其是主客间的文化交流有助于丰富目的地居民的文化活动,提升其休闲活动体验[3];孟威等探讨主客交往对社区居民影响时得出了与Ki m相似的结论[27]。同时,王艳以武汉为例,研究了目的地居民幸福及其旅游亲和力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二者存在显著相关关系[28]。Chi等在其研究中发现,居民之间或居民与游客之间的社会关系越和谐,目的地居民的整体幸福感越强,休闲幸福也就越强[29]。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研究假设3: 目的地居民对游客的情感亲近度与其休闲幸福正相关。

研究假设4: 目的地居民对游客的情感亲近度与其精神幸福正相关。

1.3.3 目的地居民对游客的共情与情感幸福的关系

所谓“共情”是指目的地居民设身处地地站在游客的角度考虑问题。Besculides等强调,居民和游客频繁的互动有助于居民理解游客的行为与思想,比如知晓为什么有的游客对当地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而在明了游客对当地文化的兴趣后,居民自然对地方文化更加珍视[30]。换言之,当游客与居民之间的共情度越高,他们的文化价值观越相似,相互理解越深,主客交往越密切。当主客交往丰富而频繁时,地方居民的休闲和精神生活也更充实。诚如Dekker的研究所示,居民对游客的共情既有助于建立长期、稳定的主客关系,也可带动居民参与社区旅游发展的积极性,提升居民的情感幸福[31]。张敏敏等以泸沽湖景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为背景进行研究,发现旅游地主客间的频繁互动使得居民对其乡村身份认同度更高,游客对当地生活的浓厚兴趣促使居民意识到本地文化和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因而对其生活质量满意度更高[32]。故而,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研究假设5: 目的地居民对游客的共情与其休闲幸福正相关。

研究假设6: 目的地居民对游客的共情与其精神幸福正相关。

鉴于以上文献梳理和论述,本研究构建的理论模型如下(如图1)。

图1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

2 研究情景

济南,隶属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大省山东,是全省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全市常住人口约

723万①。济南百泉争涌、风景秀丽,名胜古迹众多,又称“泉城”。2007年,旅游业被确定为济南市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自此之后,济南市旅游业一直稳步增长。2009年接待游客2 841万人次,旅游收入256.5亿元;2018年,接待游客总人数8 007.68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1 054.71亿元,入境旅游收入22 285.11万美元②。由此可见,济南市旅游业近年来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预计2020年旅游业增加值将占全市GDP的10%以上③。2018年,济南在中国旅游城市排行榜中位列第29名④。

本文之所以选择以济南为例,主要出于以下考虑:其一,济南以市民朴实好客而著称于世,对外来游客热情、宽容,对外来游客或有更高的情感团结;其二,济南旅游的深入发展,势必对济南居民的精神、休闲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该地所收集的数据更容易验证理论模型。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收集与抽样

为了验证本研究提出的理论模型,作者面向居住在核心旅游区周边、年满18岁的济南市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⑤。为了避免正式调查时出现重大测量失误,本研究在济南市居民与某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教师中小范围地发放问卷。首先,将问卷发放给了某高校旅游管理系4位副教授,请他们检查问卷内容是否正确、清晰、易于理解,并提出修改建议。之后,在当地居民中面对面发放34份,在请他们填答问卷的同时,也让他们评价问卷内容,指出问卷语意不清、模糊难懂之处。根据上述反馈意见修改问卷后,2017年5-8月的周末及节假日,问卷在济南标志性旅游景区点——大明湖、趵突泉、曲水亭街、千佛山、黑虎泉及其周边的居民区,采用街头拦截的方式对符合条件的济南市居民进行了发放,并请其完成自填式问卷。为确保被访者符合济南市成年居民的要求,问卷伊始即设置了调查被访者年龄与在济南居住时间的题项。最终发放问卷398份,剔除作答前后矛盾、填答不完整等无效问卷53份,实际回收345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86.68%。

3.2 调查工具

本研究通过问卷收集数据,相关变量的测量量表采用了已有文献中的成熟量表。鉴于这些量表原文均是英文,而问卷要在中国发放,为保证翻译后的量表能忠于原量表的语意和测量目的,作者邀请在华英国留学生对中文量表进行了回译,并将其与原英文量表比较,修改了有歧义之处。之后,又邀请3位精通英文的旅游专业教师审阅中英文量表,进一步完善量表。通过上述步骤,确保了问卷的内容效度。最后,对问卷进行了预测试,并根据结果做了微调。

最终的调查工具共由3部分组成:(1)居民对游客的情感团结量表;(2)居民情感幸福量表;(3)被访者人口统计学特征。情感团结测量量表采用Woosna m和Nor man的量表,共有3个维度(对游客的欢迎程度、情感亲近度、与游客的共情),10个题项[8]。第2部分对情感幸福的测量,引用Ki m等的情感幸福测量量表,包括休闲幸福和精神幸福两个维度,共6个题项[3]。所有构念的题项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加以测量。被访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的调查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月收入等信息。

3.3 数据分析与过程

本研究用IBM SPSS 24.0进行描述性统计和推论性分析,同时用A MOS 22.0检验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的整体适配度。

4 研究结果

4.1 样本特征

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如表1所示),样本男女比例相当,女性略高于男性;20～50岁的中青年共占了样本的绝大多数(58.5%),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有一半以上(60.5%)。在职人员,包括个体经营人员和被雇佣人员,在样本中人数最多,占53.6%;收入1 501～5 000元的被访者人数最多,占到了47.5%。就民族而言,汉族最多,占90.4%。在济南居住时长超过10年的为大多数,占68.1%;有10.7%的被访者经营旅游业。

基于社会人口学特征与各维度的相关统计分析可知(见表2),在情感团结的三个维度中,亲近度与居住时长相关度最高,系数为0.066,说明居民居住时长越长,居民与游客越亲近,更容易成为朋友;共情程度与民族相关度最高,系数为0.056;对游客的欢迎程度与职业关联度最高,系数为-0.060,由于前表中“0”为旅游业从业者,“1”为非旅游业从业者,可见旅游从业者更欢迎游客的到来。

在情感幸福两个维度中,休闲幸福与职业关联度最高,系数为-0.096,说明旅游业从业者对当地的时空休闲活动更满意。性别、年龄、居住时长、文化程度、职业、月收入、民族与精神幸福均有相关关系。而性别与其相关度最低,系数仅为-0.010。职业与精神幸福的相关度最高,相关系数为-0.125,说明旅游业从业者更容易感受到精神幸福。这可能是由于旅游从业者在工作过程中,增加了对当地文化的了解,并且拥有更多与游客互动的机会,丰富了休闲与精神生活,精神幸福感得以提高。

表1 样本描述性统计(N=345)

表2 变量间二元相关分析

4.2 探索性因子分析

虽然本研究运用的量表均是比较成熟的量表,但鉴于这些量表均基于西方文化所开发,因此,为了确保量表在中国情景下的适用性,第一步对数据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首先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用最大方差法旋转。运用SPSS 24.0,旋转在5次迭代后收敛,分析结果如下:KMO值为0.865>0.7,Bartlett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值为2 516.533(df=120,Sig.=0.000),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9.754%,表明适合因子分析。旋转后的成分矩阵保留了4个因子,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值都在0.75以上,因此,这些量表具有较高的效度,可以在中国文化情景下运用。

信度指的是量表的各题项测量的一致性。运用SPSS 24.0对5个构念的信度的分析结果显示,总量表的信度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75,5个构念的信度在0.770～0.876,表明各量表的信度良好。

4.3 验证性因子分析与研究假设检验

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之前,先对数据进行共同偏差检验和数据分布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共同偏差检验结果如下:卡方为112.869,自由度为94,卡方检验为1.201,P检验为0.000;近似均方根误差为0.024;增值适配指数为0.992;TLI 拟合值为0.990; 比较拟合指数为0.962。证明数据来源的系统误差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表3 数据共同偏差检验

数据分布检验中,各变量的偏度系数和峰度系数的绝对值都小于1(见表4),并进行下一步CFA分析(见表5)。

为了评价测量模型的因子结构,检验模型构念的心理测量属性,首先用A MOS 22.0对模型中包含的所有构念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 mator y Factor Analysis,CFA)。CFA检验中包含的拟合优度指数、规范拟合指数、简约拟合优度指数等各模型适配指标均超过了0.9的良好指标的门槛值。

各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最小值为0.681(见表6),超过了≥0.5的要求,此结果表明测量模型适配度良好,各指标超过了良好的参考值。换言之,测量模型与观测数据比较一致。

表4 数据分布检验

表5 CFA的模型适配度标准及结果

随后,本研究对测量模型的建构效度进行了分析。建构效度包括收敛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CV)和区分效度(Discri minant Validity,DV)。平均方差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0.5、组合信度(Co mposite Reliability,CR)>0.7及相应的因子载荷显著(P<0.05),则收敛效度良好。模型中的情感团结、情感幸福2个构念的CR值最小的为0.786,都超过了0.7,AVE最小的为0.551,均超过了0.5的要求,各因子载荷均显著,因此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此外,情感团结与情感幸福的各个维度的潜变量AVE值的平方根均大于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各构念的AVE均大于MSV,说明测量模型有较好的区分效度(见表7)。

鉴于测量模型的信效度良好,本研究进而用AMOS对SEM( 结构关系方程模型)进行了路径分析,以检验本研究提出的6个研究假设。如表8所示,本研究提出的假设1(β=0.33,t=4.532;P<0.01)、假设2(β=0.36,t=4.949;P<0.001)、假设3(β=0.18,t=2.682;P<0.01)、假设4(β=0.16,t=2.165;P<0.05)、假设5(β=0.15,t=2.140;P<0.05)、假设6(β=0.17,t=2.391;P<0.05)均成立,证实了目的地居民对游客的情感团结对其情感幸福有显著正向影响。

表6 测量模型因子载荷与信度

表7 测量模型效度与构念间相关系数

表8 假设路径检验结果

5 结论与探讨

5.1 结论

为了增加目的地居民的幸福感,同时提升其对当地旅游业的支持和参与程度,以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构建了前文中的模型。该模型以情感团结为前因变量,探讨了它对结果变量目的地居民情感幸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情感团结对情感幸福有一定的解释力,具体而言:(1)目的地居民对游客的欢迎度对其休闲幸福有显著正向效应。(2)目的地居民对游客的欢迎度对其精神幸福有显著正向效应。(3)目的地居民与游客的情感亲近度对其休闲幸福有显著正向效应。(4)目的地居民与游客的情感亲近度对其精神幸福有显著正向效应。(5)目的地居民对游客的共情对其休闲幸福有显著正向效应。(6)目的地居民对游客的共情对其精神幸福有显著正向效应。由此可见,居民与游客的情感团结及居民的情感幸福是预测居民心理因素的重要变量。

本研究在以下方面有所发现:居民与游客的情感团结对居民的情感幸福有显著正向效应。对游客具有较高情感团结的居民易拥有积极情感,是获得情感幸福的重要前提。社区居民对旅游带来正向效应的感知及由此产生的自豪感,会影响他们对游客进入所在社区的容忍程度及对文化生活的满意度,进而影响其休闲幸福及精神幸福,这也是欢迎度对情感幸福影响最为显著的主要原因;居民与游客之间的情感亲近,乃至交友状况,会影响居民的精神活动和休闲活动;居民对游客的理解与共情,也是影响其文化生活、文化视野的重要因素。居民对游客情感团结程度越高,暗示着他们与游客的社会关系越良好。Car neir o等研究发现,主客间的交往与互动对居民各个维度的幸福感都有显著影响[33]。不难推断,主客间的社会关系与居民的情感幸福关系紧密。

然而,情感团结的不同维度(欢迎度、情感亲近、共情)对居民情感幸福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居民对游客的欢迎度主要来源于游客到访所带来的利益,已有研究证明居民感知利益越明显,其精神幸福感越强烈。因而居民对游客的欢迎度对其情感幸福的影响最为显著,居民对游客的情感亲近、理解与共情对其情感幸福的影响较弱。这是因为居民对游客的情感感受可能不是自发的,游客给当地带来的贡献以及居民对游客行为的理解程度决定着二者之间的情感亲密关系。游客表现出的与当地文化的差异也会阻碍二者间的情感联系,同时,游客在目的地的停留时间较为短暂,这就限制了居民与游客进行个人互动、建立社交关系的机会,居民无法了解以及理解游客对当地文化产生兴趣的原因,从而居民的精神幸福和休闲幸福体会也被削弱。所以情感亲近、共情这两个维度对居民情感幸福的影响有限。

研究结果支持了上述观点,也是对同一理论在中国情景下的检验。因此,增强居民对游客的欢迎度、与游客的情感亲近度及共情程度,当地居民的情感幸福将可能伴随着旅游发展提升。

5.2 理论贡献

在理论上,本研究在以下方面或有所贡献。首先,虽然情感团结的研究日益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但是当前研究探讨的果变量以居民态度为主,偶尔涉及安全感知、旅游者满意度等[8][34]。本研究是较早以情感团结为前因变量,剖析其对情感幸福影响的研究之一,不但为解释目的地居民情感幸福提供了实证支持,也响应了Woosnam后续研究应该检验情感团结对居民生活质量预测力的呼吁;其次,本研究结果验证了在中国文化情境下情感团结的适用性,是对Woosnam等研究的补充和完善[9]。尽管旅游研究中一些学者已经验证了在西方背景下包含共同信念、共同行为和互动这3个因子的情感团结模型,但是少有研究验证其在中国文化中的适用性,因此,Woosna m等指出,情感团结的模型需要在多种文化背景下检验[10]。本研究以济南为例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在中国情景下包含3因子的情感团结构念仍然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从而丰富了Woosnam等构建的情感团结模型[10]。因此,本研究对居民与游客情感联系与情感幸福的探讨,或延伸、丰富了当前情感幸福、情感团结研究的重要前因和果变量。

5.3 居民情感幸福提升策略

本研究不仅对有关居民幸福感的研究有所补充和完善,而且对目的地管理机构、实业人员及营销机构有所借鉴。为了增强济南居民的情感幸福,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识别影响主客情感团结的因素至关重要。

基于本研究结果,建议相关机构密切关注目的地居民的情感幸福,这将对济南旅游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起重要作用。由于居民与游客的情感联系即情感团结可预测居民的情感幸福程度,居民与游客之间的情感亲近,乃至交友状况,不仅会潜在地改变居民对本地文化保护的态度,还能为居民提供特殊的情感体验,进而积极影响居民的精神活动和休闲活动;居民对游客的理解与共情,会促使其主动改变自身的文化生活、扩大文化视野,减少对到访游客及发展旅游的负面情绪,对其情感幸福产生积极作用。目的地居民对游客情感团结的高低程度意味着他们与游客之间社会关系的好坏。故而,制定相关政策或措施提升济南居民与游客的情感团结至关重要,具体而言,可从情感团结的共同信念、共同行为和互动3个属性着手。这3个方面相似性会加深双方的情感联系,帮助居民形成更为良好的社会关系,获得更强烈的幸福感。

相关管理机构应制定系列措施,普及旅游发展的重要性,如增加经济收入、提高城市知名度和形象等方面,使本地居民意识到旅游使生活更加美好,进而鼓励济南居民以“开放怀抱”欢迎游客,提高济南居民对游客的欢迎度。因研究结果表明居民与游客的情感团结程度越高,他们越支持旅游的发展,所以,济南相关旅游管理机构应设计一系列提升居民与游客情感团结的活动。第一,让主客形成对济南旅游文化和景观的一些共同认识。“好客山东”已成为山东发展旅游的名片,当济南居民对来访游客友好热情时,主客将会产生良好的互动,主客在这样的氛围中将更加享受到旅游带来的幸福感。Woosna m等在他们的研究中强调,主客如果拥有更多共同理念、共同行为,则他们之间会有更好的互动[34]。济南乃孔孟之乡,文化底蕴深厚,泉等自然资源名满天下,故而旅游管理机构在面向当地居民与游客的营销中,应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介绍更多关于济南文化如舜文化、泉文化、曲水亭街的曲水流觞等知识,并使之在旅游过程中可体验、可参与。通过诸如此类的方式,当地居民与游客对济南都有了更多共同的了解,在相遇时就有了更多共同的谈资。第二,举办当地居民与旅游者能共同参与的活动。正如Woosnam 与Aleshinloye所言,参与地方性节事活动是提高主客“共同行为”的重要途径[11]。因此,济南旅游管理机构应协同相关文化机构,挖掘济南民俗、自然资源文化,组织丰富多彩的民俗节庆活动,让主客在共同行为中找到更多共同点,为彼此认同提供更多机会。如举办面向当地居民和游客的曲水流觞节、舜文化节、泉水文化节、明湖荷花诗词大会等,为所有参与者提供均等的机会和体验。

要增加当地居民与游客互动的机会。主客互动越多,居民对游客的情感团结程度就越高[34]。在目的地的纪念品商店,因游客对地方文化商品和各类土特产品的认同,当地居民的自豪感会油然而生,从而主客体验到的情感团结增强。鉴于此,建议有关旅游管理机构在旅游核心区,开发设计主客皆宜的地方特产商店,为主客互动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场所。此外,在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的前提下,邀请居民积极参与到旅游之中,如通过电视台寻找当地志愿者为外地游客作导游,请小学生在节假日向游客宣传济南文化或保泉行为,鼓励高校和机关展开户外的景点实践活动,邀请当地居民与游客一起为当地旅游拍摄快闪与宣传片等。相关部门在发展旅游的同时充分保障当地居民的权益,例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环境保护,在居民正常生活不受打扰、基本权益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居民才有可能自愿积极地参与当地旅游发展并且与游客产生良好和谐的主客关系,增加对游客的欢迎程度。

5.4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如众多研究一样,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目的地居民幸福感包含多个维度,本文只着重于情感幸福的研究,建议未来研究深入探讨情感团结对居民整体幸福感的影响。其次,本研究较早尝试以情感团结作为前因变量,以济南为例探讨其对居民情感幸福的影响,研究结果并不具有普适性。建议后续研究在其他文化情景下,检验模型的适用性。再次,本研究是横向研究,数据在同一时间段收集,而居民幸福感会随着时间变迁而变化,因此对居民情感幸福的解读具有一定局限性[35]。后续研究应收集纵向数据,克服本研究的局限,揭示因时间差异,目的地居民在情感团结、情感幸福上呈现出的变化。另外,在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居民对游客的情感团结会有演变,本研究仅就当前济南的旅游发展进行了分析,未能解释旅游发展阶段的调节作用,希望后续研究选择处于不同阶段的目的地,验证旅游发展阶段的调节作用。最后,如Woosnam和Aleshinloye所指出,探讨情感团结的果变量,有助于更好地预测其对旅游目的地管理的影响[34],本研究仅分析了情感团结对居民情感幸福的影响,未考虑其他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机制,建议后续研究将社区依恋、旅游发展阶段等变量纳入模型之中,从而进一步拓展本研究的内容,增强模型的解释力。

注释:

①数据来源:济南市统计局,(2019-09-17)[2019-10-03].http://jntj.jinan.gov.cn/col/col18249/index.ht ml.

②数据来源: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 (2019-03-28)[2019-10-06].http://jnta.jinan.gov.cn/art/2019/3/28/art_25299_2880376.ht ml?xxgkhide=1.

③数据来源: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 (2018-12-03)[2019-10-03].http://jnta.jinan.gov.cn/art/2018/12/3/art_25298_2725417.ht ml.

④数据来源:搜狐网,(2019-10-01)[2019-10-05].https://www.sohu.co m/a/256253715_642249.

⑤在济南居住时间超过一年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