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家庭养老扶持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探讨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温知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上海201620)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既是国家的长期战略任务，也是扶助计划生育家庭养老的重要举措。从整体来看，“中国式”养老所面临的最主要难题是以下三点：人口基数大、养老金缺口大、养老资源碎片化。家庭小型化、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传统价值观念转变等因素使得中国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而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受到老龄化趋势的严重影响，另一方面还要解决“少子化”的问题。在“少子化”和“老龄化”这两种趋势的双重夹击下，“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与时代发展趋势渐行渐远，如何加强和巩固家庭养老作为养老方式的核心地位，从而应对即将到来的银发浪潮？关于家庭养老扶持政策的探讨，将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二、概念界定与现状分析

(一)概念界定：家庭养老

作为最基本、最古老、最重要的养老方式，家庭养老在众多养老模式中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许多专家学者都对家庭养老的地位和功能进行了高度评价。费孝通(1983)提出家庭养老是一种“反馈模式”的看法，他指出这种模式是以家庭为载体的自然完成其保障功能的过程，在代际关系的作用下，这又是一种环环相扣的养老模式。姚远(2001)认为，家庭养老就是指家庭成员对老年人天然具有赡养的责任，老年人最重要的依靠就是家庭成员的支持与关爱[1]。穆光宗(2000)则指出，家庭养老是最有生命力的养老方式[2]。在中国，以孝文化为传统的赡养模式经过两千多年的延续与发展，早已在国人的传统观念之中根深蒂固。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养老的实质就是代际交换，主要包括物质层面及精神层面。在某种意义上，养老制度就是一种代际交换的制度[3]。换言之，“育幼”在先，“养老”在后，两者构成了一种因果关系，这被理解为养老的由来，而中国的家庭养老模式更可以视为一种环环相扣的反馈模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家庭养老是代际之间的经济转移，是以家庭为载体，自然完成其保障功能过程。父母养育儿女，儿女赡养父母，这种下一代对上一代予以反馈的模式在每两代之间的取予是互惠均衡的，在家庭单位内形成一个天然的养老基金缴纳、积累、增值以及给付过程。

(二)长三角地区家庭养老扶持政策现状

《“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提出要着力保障包括计划生育家庭在内的特殊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确保人人能够享有基本养老服务。自“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相较于之前独生子女阶段的家庭养老扶持政策，长三角地区现行政策覆盖范围更为广泛，对于老龄人群关注度较高的养老补助、基本医疗卫生保障等领域都有所涉及。在经济保障领域的政策，即一次性领取的养老补助金为老人所在家庭减轻了一定的经济负担，缓解了家庭养老者的压力，但保障水平还不是很高，很难与时下的消费水平相匹配。基本医疗卫生保障服务是老龄群体关注度较高的领域，主要是因为老年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的衰退难免会患上各种疾病，而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可为老人提供健康预防、健康管理等方面的技术支持，有益于老龄群体更好地健康生活。综合分析发现，现行家庭养老扶持政策覆盖水平较广，不过养老补助金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家庭养老扶持政策还有待完善，政策碎片化是现行政策的一大症结，其中主要问题在于大多数政策缺乏可操作性，很大程度上因户籍所在地的限制，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明显张力。除了相应的生育政策补助和对低收入家庭及失独家庭的支持政策相对完整外，现有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多呈现出碎片化状态，散见于多个部门。从横向看，人口与计生、公安、民政、卫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家庭养老直接联系多一点，而财政、国税等部门则联系少一点。国税等部门的政策基本以中央政策为准，地方鲜有自主出台的相关政策。综上所述，家庭养老扶持政策总体上呈现“广覆盖、低水平”的特点。

三、研究设计

(一)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当前阶段，传统家庭养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受到社区养老、社会养老方式的影响作用被弱化，但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重要且不可缺少的一种养老方式。国内外学者关于家庭养老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已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多数研究都以家庭内外部的影响因素展开。家庭内部的影响因素主要涉及老人及其家人的实际情况，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子女数目、子女婚姻状况、子女年收入、子女受教育程度以及自己的健康状况等；家庭外部的影响因素包括社会舆论的引导、家庭养老政策实施的效果、社区养老和社会养老的干预效果等。一方面，关于家庭养老的界定，多数研究认为子女的代际支持是家庭养老的主要内容。在传统意义上，家庭养老反映的是纵向的代际关系，即亲子关系，表现为由子女供养老人[4]。中国普遍的养老方式受“家本位”文化影响，决定了中国的养老制度不可能是以机构养老为主的，它是一种在城乡社区支持下，以家庭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为辅的养老制度。家庭养老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由家庭或家族成员对上一辈老人提供衣、食、住、行等一系列生活安排的养老方式[5]。另一方面，从人力负担角度考虑，老年人口身体的健康状况一般来说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和各种因素而逐渐恶化，老弱多病的情况对家庭养老的承担者进一步提出了要求。高敏等(2015)指出性别、户籍、年龄、生活水平等因素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影响[6]。我国60岁以上老人可以从政府获得少量养老补助，一部分老人还可以获得退休金，但在老人生病时仍然会需要子女的经济支持。

综上所述，在家庭养老模式下，老人对养老扶持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家庭养老模式下，老人对养老扶持政策的满意度随家庭子女代际支持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假设2：老人自身的年龄和身体健康状况等因素对养老扶持政策的满意度有显著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1.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表1 家庭养老满意度影响因素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文章主要对家庭养老中家庭内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一方面由于在具体的分析中家庭内部影响因素具有实际的可测量性；另一方面，对家庭内部因素变量的分析与本研究“家庭养老”的主题相吻合。根据现有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结合长三角三省一市家庭养老发展的现实特点，本文研究提出主要影响长三角家庭养老扶持政策满意度的6项指标(表1)：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子女数目、家庭年收入以及家庭经济状况评价。其中，前三项指标和后三项指标分别用以检验假设2和假设1。

2.样本描述

经过对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处理，得到符合条件的样本量共698个。从调查样本的基本状况分布来看，60岁以上的老人中男性占46.13% ，女性占58.87%；60-69岁老人占比为51.14%，70-79岁老人占比为28.22%，80岁及以上老人占比为20.63%，年龄结构相对合理；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老人比例为74.5%，这与2015年老年居民实际受教育状况相符。总体上看，样本的选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3.建立模型

按照本文的研究问题，需比较各影响因素作用的大小，可以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完成相关数据的分析。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

y=a+b1x1+b2x2+b3x3+b4x4+b5x5+b6x6+ε

其中，y代表因变量，即家庭养老扶持政策的满意度，a代表常数项，b1x1、b2x2……代表自变量及其系数，ε代表误差项。

(三)数据分析

运用stata软件对家庭养老满意度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2。回归模型的R2=0.077，F值为8.70，对应的P值为0，模型显著。

表2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四、计量结果与分析

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的研究假设得到了较好的支持。回归结果显示：老年人自身的因素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健康状况是决定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而与子女养老有关的因素包括子女数目以及由子女收入占很大比重的家庭年收入因素对家庭养老满意度无显著影响。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家庭经济状况评价”与“家庭养老扶持政策满意度”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老人获得的家庭中由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主要在经济支持方面)使老人对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有客观评价，这一因素对于政策满意度有一定的影响。家庭的经济状况越好，对于家庭养老扶持政策满意度也就越高，这验证了假设1。因此在家庭养老政策导向上应加大独生子女家庭财政补贴保障力度。

第二，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对于家庭养老扶持政策满意度也相应提高。老人的受教育程度与家庭养老扶持政策满意度之间负相关，这说明了接受了不同教育程度的老人对于政府所提供的养老扶持政策有着不同的评价。原因可能在于，在养老扶持政策实施效果一定的情况下，越高学历的老人对于养老扶持政策效果的期望也越高。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因素对养老扶持政策的满意度有显著影响，以上验证了假设2。

第三，老人的子女数目因素对老人家庭养老扶持政策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这为进一步优化养老扶持政策提供了方向，养老责任主体间的责任分配需要进一步优化，也为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政策措施提供了现实依据。

五、结语

家庭养老作为绝大部分老年人钟情的养老模式，在改善老年人精神健康、维系家庭情感、节约社会公共资源等方面具有特定的优势，更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本文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长三角地区家庭养老扶持政策满意度，尝试从多维度构建起可持续性的家庭养老公共政策支持体系。在政策导向上，在持续提高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经济补助的同时，应大力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整合利用存量资源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推进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此外，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和发展“银发经济”，开发适老化技术和产品，加快信息无障碍建设，帮助老年人共享数字生活，从而共同应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