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职院校校园欺凌现状研究

危玲玲，陈全银，肖乐

(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贵州铜仁554300)

一、问题的提出

校园欺凌指两个及以上学生以肢体动作、言语或网络途径对他人实施蓄意伤害、侮辱行为[1]。欺凌者因违法乱纪受到学校处分，严重地还会受到治安处罚或法律严惩(周晓晓，2018)；被欺凌者身体可能受到损伤，心理上则长期处于恐慌、无助状态；旁观者会被诱发校园欺凌行为和产生“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受。校园欺凌促使学生对学校产生不信任感，造成不良社会影响[2]。

有鉴于此，国家相关部门对校园欺凌尤为重视。《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文件指出全国加强校园欺凌事件预防和治理，提出“构建预防和惩治校园欺凌有效机制，防范校园恶性安全事件”的要求。贵州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印发的《贵州省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中提出要把校园建设成最安全、最阳光的地方。可见，校园欺凌已成关注热点。目前国内外关于校园欺凌的研究均集中于中小学阶段，高职学校校园欺凌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力图对贵州省高职院校校园欺凌现状展开深入调查，为后期校园欺凌病理分析和建立操作性强的校园欺凌预防、治理模型提供有效依据。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以贵州省高职院校学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回收问卷2864份，有效回收率100%。被调查学生基本情况包括性别、独生子女、年级、生源地、学习成绩、父母亲学历等方面。其中男生136人占比4.7%，女生2728人占比95.3%；独生子女212人占比7.4%，非独生子女2652人占比92.4%；1年级学生1406人占比49.1%，2年级学生875人占比30.6%，3年级学生583人占比30.6%；生源地农村学生2402人占比83.9%，城市462人占比16.1%；学习成绩较差者248人占比8.7%，一般2253人占比78.7%，良好363人占比12.7%；父亲学历初中及以下2373人占比82.9%，高中/中专309人占比10.8%，大专147人占比5.1%，本科及以上35人占比1.2%；母亲学历初中及以下2614人占比91.3%，高中/中专185人占比6.5%，大专45人占比1.6%，本科及以上20人占比0.7%。

(二)研究工具

参考《中学生校园欺凌问卷》[3]，本课题组编写了《高职院校校园欺凌现状调查问卷》。分四个维度15个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点记分法，得分越高则表示校园欺凌次数越多。各维度及问卷总Cronbach α系数依次为0.749、0.791、0.870、0.757、0.902；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Χ2/df=15.168，GFI=0.939，CFI=0.944，IFI=0.944，RMSEA=0.070。

(三)数据处理

采用SPSS26.0、Amos26.0进行整理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贵州省高职院校校园欺凌现状总体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校园欺凌四个维度和校园欺凌平均分均低于中值3(见表1)，说明贵州省高职院校校园欺凌情况总体良好，但与国家倡导的“零容忍”还有差距，需加大预防、监控力度。

(二)人口统计学变量在校园欺凌各维度上的差异分析

1.性别在校园欺凌及各维度上的差异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见表2)发现，性别在校园欺凌四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且男生发生概率高于女生。

表1 贵州省高职院校校园欺凌总体状况

表2 性别在校园欺凌各维度上的差异(M±SD)

2.是否独生子女在校园欺凌及各维度上的差异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独生子女身份对校园欺凌不存在显著差异。通过统计软件显示独生子女212人，非独生子女2652人在语言欺凌维度上M±SD值分别为4.34±1.77、4.46±1.64，t值为-1.048；身体欺凌维度上M±SD值分别为3.47±1.31、3.48±1.04，t值为-0.161；关系欺凌维度上M±SD值分别为5.89±2.27、5.67±1.66，t值为1.772；网络欺凌维度上M±SD值分别4.51±1.35、4.45±1.08，t值为0.816；校园欺凌总维度上M±SD值分别18.23±5.92、18.08±4.46，t值为0.445。

3.年级在校园欺凌及各维度上的差异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见表3)发现，在语言欺凌上，1、2年级与3年级存在显著差异，1、2年级差异不显著；在身体、关系、网络欺凌上，3个年级显著性不明显；LSD事后检验发现，1、3年级存在显著差异。

表3 年级在校园欺凌及各维度上的差异(M±SD)

4.生源地在校园欺凌及各维度上的差异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见表4)发现，在语言、关系和校园欺凌中，P>0.05，说明生源地对校园欺凌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网络、身体欺凌上，P<0.05，说明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4 生源地在校园欺凌及各维度上的差异(M±SD)

5.学习成绩在校园欺凌及各维度上的差异(M±SD)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见表5)发现，学习成绩在语言欺凌上存在显著差异；身体欺凌上，成绩差校园欺凌发生率高；在关系、网络、校园欺凌上存在显著差异，成绩差比成绩一般、良好学生更易遭到欺凌，成绩一般与良好学生在校园欺凌上差异不显著。

表5 学习成绩在校园欺凌及各维度上的差异(M±SD)

6.父亲学历在校园欺凌及各维度上的差异(M±SD)

通过ANOVA剖析(见表6)，父亲学历在语言、网络欺凌上不显著；在身体、关系及校园欺凌上有显著差异。父亲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在身体、关系及校园欺凌上要低于父亲学历是高中/中专的学生。

7.母亲学历在校园欺凌及各维度上的差异(M±SD)

经单因素检验，母亲学历在校园欺凌及各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数据显示语言欺凌、身体欺凌、关系欺凌、网络欺凌、校园欺凌各维度及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获得结果显示F数值分别为0.557、0.211、0.972、0.028、0.421，采用LSD对多个数据进行多重比较，得出上述结论。

四、分析与讨论

(一)贵州省高职院校校园欺凌发生率偏低

贵州省高职院校校园欺凌发生率偏低。当下媒体技术发达，曝光率提升，国家、社会对校园欺凌防御、治理高度重视。学校加强德育、科学管理校园，弱化了校园欺凌发生因子，规避其的发生。虽然校园欺凌在贵州省高职院校发生率处于正常水平，但仍然存在，还是需要相关部门和教育工作人员高度重视。

表6 父亲学历在校园欺凌及各维度上的差异(M±SD)

(二)贵州省高职院校校园欺凌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贵州省高职院校校园欺凌在四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这与Bjorkqvist[2]研究相符。男生更易卷进语言欺凌，与纪艳婷[3]研究一致，男女身体构造、心理特点不一(纪艳婷，2018)，男生具有征服欲，更把控不好自我情绪，没有形成成熟行为策略而易做出失范行为。网络欺凌存在性别差异，与纪艳婷[3]研究有出入，可能是本研究大样本量检验，统计学上的差异出现，另随着时代发展而出现的划分类型，本研究做了明确界定，被调查者能正确把容易忽视的行为归纳进来而获得数据。1、2年级与3年级各维度及校园欺凌方面存在显著差异，3年级学生更易卷到欺凌中，与刘晓[4]等人研究结果一致，与学生在校时长存在关系，高年级学生在高职院校缺少必要限制环境，致使他们把过多精力转向反常规行为，成绩差更易遭到欺凌。除网络欺凌存在显著性外，生源地对校园欺凌影响差异不显著，与高凡等人研究不一致[4]。但网络、身体欺凌上存在差异，与马晓风(马晓风，2019)调查结果不一致，可能是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决定了农村学生处于“弱势”，易成为“好欺负”群体，农村学生多处于忽视或专制成长环境，在非柔性教养方式下，处理问题技巧上更偏向直接方式。成绩题项上揭示，成绩差更易遭到欺凌，与高凡等人研究趋同[5]，原因是结果导向教育流行，功利性学习环境下，成绩好反向是一种“权威”标杆，“听老师话”“不许和同学打架”“要努力学习”等规范性话语形成空间主体更加强约束学习好学生的行为(黄晓磊，2020)，规避了发生欺凌可能，而成绩差学生显示出“弱势态”，给欺凌者建立自我权威提供条件。校园欺凌与父亲学历存在显著差异，首先，家庭经济水平受到父亲学历影响，经济水平低家庭更多采用负向影响教养方式，在此环境下成长的孩子低自我效能感，更易成为受创伤学生；其次，父亲受教育程度越低，在教育行为上多为拒绝、“棍棒”教育方式，校园欺凌中迁移影响明显，而父亲学历越高，越倾向民主教育方式，为子女避免遭受欺凌提供了“保护伞”。

在独生子女身份、母亲学历上差异不显著。是否独生子女不存在交往技能差异；在家庭结构中，父亲主导母亲辅导家庭关系模式是父权社会潜在延续的结果，另母亲多用温情、民主教育滋润孩子，对子女以情感、物质投入为主。

五、结论

国家、社会、学校等多元主体对校园欺凌密切关注，人们警觉度逐步提升。贵州省高职院校校园欺凌发生概率偏低，但仍需警惕。本研究得出在性别、年级、学习成绩和父亲学历等变量上与校园欺凌产生具有显著差异，但在生源地、独生子女身份、母亲学历层面差异不显著。因此，在分析校园欺凌影响因子和后期预防模型的构建时，应力图完整地、深入地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