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徐调孚生平事迹若干需要澄清的问题探微(下)

丁 伟 王诗洁 尹焕晴

经过考证，这篇论文的上篇得出了如下结论：徐调孚在1921年1月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商业补习学校，成为这所补习学校的第六届学员；通过这种方式，从而以补习生的身份进入商务印书馆。这一结论纠正了已有研究成果的谬误，为探讨中学毕业之后徐调孚的人生运行轨迹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价值。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徐调孚曾经在商务印书馆英文函授学校部工作过一段时间(详见论文上篇的第二部分)，那么，徐调孚究竟是何时并以何种身份而供职于英文函授学校部呢？早期在商务印书馆的这段求学、工作经历又对徐调孚人生轨迹产生了怎样的重要影响呢？弄清楚以上几个问题对探讨徐调孚的生平事迹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此篇论文的下篇将会围绕上述关键问题，依次展开较为详细的分析和论证。

一、何时、又以何种身份供职于函授学社的史实考证

商业补习学校的“学员毕业后，依各人的特长、兴趣分派到商务各部门实习，然后分配工作”[1]204。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徐调孚在商业补习学校参加的职前培训结束之后，又以实习生的身份特征被分配至商务印书馆的哪一个具体部门呢？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21年7月9日出版的《英语周刊》(EnglishWeekly)上刊载的一个专题栏目——《C.P.C.S. News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新闻——本社新闻一则：增添教职员》为探寻答案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史料依据。

《英语周刊》是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10月创办的一份英语学习类期刊，每周出版一期，其办刊质量高、影响力大，在民国文化教育界享有盛誉[2]。《英语周刊》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社会教育功能，它还被视为近代最负盛名的专门函授学校——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以下简称函授学社)的函授辅导刊物，用来辅助学员自学，自出版以来，亦大受函授学社学员的欢迎和好评[3]162-163。这份文献资料所具有的客观性、原始性是不言而喻的，具体内容如下：

本社学员，日益月盛，旧有教员，改卷答问，几有日不暇给之势，而办事方面，如寄发讲义，结算毕业学员分数，以至收发课卷等，亦皆有事多人少之虞。近自桂君澄华(裕)，徐君调孚(名骥)，余君梓长(则永)加入本社办事后，教员及职员方面，均觉得力不少。查桂、徐、余三君，均在本社毕业，对于本社讲义，向来极有研究；且亲身受过函授教育者，自知函授学员之所需要，是三君之加入本社，尤为本社学员之所欢迎，后可知矣。

在此，有一点需要做出补充说明，函授学社创办于1915年3月，终结于1946年12月[4]。从创办之日起，至少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函授学社的总部一直都被设置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隶属于编译所管理[5]。这所函授学校的校名先后经历了3次变化：初创之际，被称为“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校”；从1915年7月开始，被改名为“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至1933年5月，又被改称为“上海市私立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3]67。办学初期，函授学社开设的专业仅有英文科；至1921年5月，函授学社增设国语科；到1922年2月，又增设算学科；在1923年5月，又增设商业科；至1925年2月，又增设国文科。在函授学社开设的上述5个专业中，英文科办学历史最久、学员人数最多、办学影响力最大、办学声誉最佳[3]246-249。

由此可以断定，徐调孚在1921年7月9日之前已经被分配到函授学社，成为一名函授教员，主要负责日常的函授教学与管理工作。截至1921年7月，函授学社已经开办英文科、国语科2个专业，因此，仅仅根据这条《C.P.C.S. News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新闻——本社新闻一则：增添教职员》，暂且还无法确定徐调孚具体负责的是英文科还是国语科的日常函授教学与管理工作，或是两者兼顾。

在正常情况如下，《英语周刊》都是每逢周六出版一期，周转速度较快[2]。很显然，《英语周刊》所刊登的有关函授学社的新闻都应该是最近一周发生的重要办学动态，否则，这样的新闻报道就会失去时效性、及时性、针对性，也就不能称之为“C.P.C.S. News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新闻”了。因此，对“近自桂君澄华(裕)，徐君调孚(名骥)，余君梓长(则水)加入本社办事后”这句话中“近”字的理解，应该可以解释为“近日”。也就是说，可以做出如下推断：徐调孚应该是在1921年6月底至7月初被分配到函授学社工作。

已有研究成果显示：商务印书馆附设商业补习学校的“补习时间分为3个月、6个月、1年、3年数种”[1]204；然而，徐调孚是在1921年1月3日正式考入这所商业补习学校，成为它的第六届学员。综合考察上述对徐调孚进入函授学社顶岗实习的时间推断与学界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做出如下断定：徐调孚在这所商业补习学校恰好正是接受了6个月的职前培训之后，于1921年7月初期又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被安排在其所附属的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顶岗实习。

二、曾经毕业于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英文科的史实考证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条函授学社新闻还告诉我们一条重要的信息：“查桂、徐、余三君，均在本社毕业。”徐调孚以实习生的身份被分配到函授学社工作之前，还曾是函授学社的一名学员，并顺利完成学业。由前所述可知，1921年7月之前，函授学社开设的专业仅有2个，即英文科、国语科。可是，国语科从1921年5月才开始面向社会招收函授学员，因筹备工作繁多，直到1922年2月20日才对第一批报名入社的学员实施函授教育，而且学习期限通常需要6个月的时间[6]。但是，徐调孚在1921年7月之前已经从函授学社毕业，毫无疑问，徐调孚所选择的专业只能是英文科，他当然应该毕业于函授学社英文科，而不可能是国语科。

在这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的指引下，笔者在1922年2月18日出版的第333期函授辅导刊物《英语周刊》所载《C.P.C.S. News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英文科新闻——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英文科历届毕业学员题名录(续)》找到了“徐名骥”这个名字：“姓名，徐名骥；级次，本三；通讯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函授学社英文科。”

在此很有必要解释一下上述文献中的“本三”。早在办学初期，函授学社就已经构建了一套由“本科”(学历教育)和“选科”(非学历教育)构成的函授教学体制。“本科”由一、二、三、四级别构成，每一级的课程体系都由8门必修课程构成。学员可以根据个人的英语基础实际情况任选一个级别学习，学完四级课程、通过考核后，可以获得学历毕业证书。“选科”课程体系由9门课程构成，学员可以任意选择1门或2门课程学习，通过考核后，可以取得单科修业证书。求学者只要具备一定的自学能力，不受任何资格、条件的限制，无须参加入学考试，可以随时申请报名；一经申请并按照要求办理报到、注册手续者，都可以成为一名函授学员[3]74-77。

如上所述，徐调孚还曾经就读于函授学社英文科，是一名英文科“本科”三级毕业学员。1922年2月18日出版的函授辅导刊物《英语周刊》在公布《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英文科历届毕业学员题名录》之际，徐调孚已经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因此，他的通信地址也就是当时的供职单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函授学社英文科。”这也正好印证了前面已经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徐调孚于1921年7月初期又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被安排在其所附属的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顶岗实习。不仅如此，还可以精确地判断，徐调孚的具体实习部门是函授学社英文科。

目前文献史料有限，不仅无法断定徐调孚何时开始报名、接受英文函授教育，而且不能确定徐调孚何时毕业于函授学社英文科。但是，根据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可以推断、确定徐调孚究竟是在1921年1月以补习生的身份进入商务印书馆之前还是在之后获得英文科“本科”三级毕业证书的。

从1921年7月9日出版的第301期函授辅导刊物《英语周刊》开始，其所载《C.P.C.S. News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新闻》栏目按照“以毕业之先后顺序按期登载”一系列《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英文科历届毕业学员题名录》。依据从1921年7月9日至1922年2月18日期间出版的《英语周刊》陆续刊登的一系列《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英文科历届毕业学员题名录》，经过认真阅读、记录、计算和反复核对之后，最后统计结果显示：徐调孚是第598位毕业于函授学社英文科的学员(1)参见《英语周刊》刊发的一系列《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英文科历届毕业学员题名录》，如1921年7月9日第301期、7月16日第302期、7月23日第303期、7月30日第304期、8月13日第306期、8月20日第307期、8月27日第308期、9月3日第309期、9月10日第310期、9月17日第311期、9月24日第312期、10月1日第313期、10月8日第314期、10月22日第316期、10月29日第317期、11月5日第318期、11月12日第319期、11月19日第320期、11月26日第321期、12月3日第322期、12月10日第323期、12月17日第324期、12月31日第326期，以及1922年1月7日第327期、1月14日第328期、1月28日第330期、2月11日第332期、2月18日第333期。从第301期至第333期，《英语周刊》陆续刊发了共计28份毕业学员个人基本信息表格，但并不是每一期都刊登这样的毕业学员个人信息，特意在此补充说明。。

根据1918年7月15日出版的《申报》第1版上所发布的一则《紧要通告——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英文科谨启》的记载，“本社开办未久，海内学子报名入社者已达两千五百人，已经毕业者亦三百余人”。又根据1921年1月1日出版的《申报》第3版上刊发的一条《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英文科招生广告》的记载，“开办迄今已历六年，学员共有六千余人，毕业者已有千余人”。综合考察上述多份文献资料不难断定，徐调孚毕业于函授学社英文科的时间一定是在1918年7月16日至1920年12月31日期间。

函授学社英文科“本科”每一级的修习年限可长可短，最短不能少于6个月，但最长不超过2年，并且在2年期限之内的任何时间学员都有机会申请毕业[3]79-80。这种伸缩性较强的修习年限使得我们很难推断出徐调孚接受英语函授教育的起止年月。1912至1922年，按照1912—1913年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的规定，普通中学不分初、高中办学层次，由一至四年级构成，学习期限共计4年。如果要报名加入函授学社英文科“本科”三级，学员应该具备至少中学二年级及以上的英语水平，否则将很难完成学业。毕业于英文科“本科”三级的学员，其英语水平可以达到当时大学英语专业预科二年级的专业水准[3]70-74。

由此可以推断：徐调孚应该是在浙江省立第二中学读完二年级之后报名加入函授学社英文科，成为一名“本科”三级函授学员。

三、早期在商务印书馆的求学、工作经历对徐调孚产生的重要影响

如前所述，徐调孚与近代上海商务印书馆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关系。在浙江省立第二中学读书期间，他就报名加入了函授学社英文科，成为一名“本科”三级函授学员。而在1915年至1932年期间，函授学社英文科的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一支学界著名的由英语专家、英语教育专家、文学家、翻译家、编辑出版专家组成的英语教师队伍，主要有邝富灼、周越然、周由廑、平海澜、黄访书、李培恩等，可谓名师荟萃、大师云集[3]155-161。英文科“本科”三级函授讲义共计8种，分别是《读本》(Reader,6册)、《英文法》(Grammar,12册)、《作文》(Composition,5册)、《会话》(Conversation,6册)、《故事选录》(SelectionofFamousStories,4册)、《普通信札》(LetterWriting,6册)、《翻译》(Translation,6册)、《新闻译例》(ExamplesofNewsTranslation,5册)[3]162。

在上述名师的精心指导下，主要通过函授教育的方式，徐调孚的英语阅读、写作、英汉翻译能力得到了系统的训练和大幅提升，并顺利完成学业，获得英文科“本科”三级毕业证书，这是徐调孚在求学生涯中获得的最高学历，其综合英语能力达到了同时代的大学英语预科水平。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和影响，早在少年时期，徐调孚的国文就受到了良好的训练[7]152-154。当时的旧制中学都特别重视国文课程的讲授，经过中学4年的系统学习，徐调孚的国文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如前所述，中学毕业之后，凭借着扎实的中、英文语言功底，徐调孚考入商务印书馆附设商业补习学校；经过6个月的严格培训，他的中、英文水平再次得到了提高；培训结束之后，由于精通英语，学业成绩优良，又受过英语函授教育、对英语函授讲义有着深入的研究，以实习生的身份被选拔至函授学社英文科工作。

在担任英文科教员期间，徐调孚每天都要批改大量英语试卷，还要通过信函的方式，对数量众多的英文科学员逐一进行函授辅导，解释和回答各种各样的疑难问题。在函授教学过程中，教学相长、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相得益彰，他的中、英文水平再次得到提升，这就为他日后从事儿童文学翻译、文学创作、编辑出版事业打下了坚实的中、英文基础。

在函授学社英文科工作一年多之后，徐调孚又被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调动至《小说月报》杂志社，协助文学家郑振铎编辑这份文学刊物。担任《小说月报》编辑期间，徐调孚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结交更多的文学专家、学者，他开始关注中、西方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最新发展动态，并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翻译创作。经郑振铎的介绍，徐调孚又参加了文学研究会，这便极大开阔了其文学视野，进一步提升了其文学素养[7]154-160。直到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商务印书馆遭遇国难，徐调孚才被迫离开。青年时期的徐调孚在商务印书馆的这段求学、工作经历，不仅培养了他对编辑出版事业的兴趣，而且使他对这项工作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编辑出版经验，同时顺利开启了他从事文学、翻译创作的道路。

正是得益于商务印书馆为其提供的强大的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资源平台，早在20世纪30年代，徐调孚在文化教育界已经崭露头角，成为一名知名度相当高的专家、学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据不完全统计，徐调孚撰写英国文学学术著作一部——《英吉利文学》，并翻译了十多本西方经典文学名著，在民国文化教育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比较有代表性的译著主要有《英汉对照莎乐美》《木偶奇遇记》《母亲的故事》《金鹅尾》《日本故事集》《女人鱼》。

徐调孚是最早一批把著名的爱尔兰籍“唯美主义”剧作家、童话作家王尔德(Oscar Wilde)所著的《莎乐美》翻译成中文的学者，他与田汉的译本各有千秋，均在民国文化艺术界广为流传(1926年2月18日第6版《申报——本埠增刊》)。徐调孚还是把《木偶奇遇记》翻译成中文的第一人，他的中文译本备受广大儿童读者的欢迎；他是学界公认的“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专家”(1933年6月26日第4版《申报》)[8]。“现在南京大戏院及大上海大戏院开映之长篇卡通片《木偶奇遇记》，本为一意大利著名童话，早已风行全球，译成好几国文字。中文译本亦早由徐调孚君译出，在开明书店出版，行销已十余年，凡进步的小学校莫不采用为课外读物。”(1940年4月29日第11版《申报》)徐调孚先后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主办的多份文学类、教育类期刊担任编辑，并在上述期刊发表数十篇文学领域的文章、学术论文，学界对此已有论述，在此不再一一赘述。除此之外，徐调孚还被一些杂志邀请担任编辑委员会委员或被聘请为长期特约撰稿人，主要有《复旦月刊》《国际每日文选》《文学》《春光》《人间世》《太白》《小学生》《青年界》等，上述期刊在民国文学艺术界、文化教育界均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并产生了较强的影响力。

1935年8月，上海生活书店发行了一部由傅东华领衔主编的大部头文学著作《文学百题》，“这是全国著名作家、学者合力撰著的一部文学百科全书”，“全书三十万言，执笔者六十余人，都是最胜任解答问题的权威”。徐调孚与同时代的著名作家、学者蔡元培、夏丏尊、朱自清、鲁迅、郁达夫、叶圣陶、茅盾、陈望道、丰子恺等人都一同名列在“执笔者六十余人”当中(1935年8月22日第4版《申报》)。此外，在《申报》发行60周年之际，徐调孚曾以特邀专家的身份负责《申报年鉴》之“出版”部分的撰写工作，也是唯一一位负责此项工作的专家(1933年4月20日第12版《申报》)。

鉴于徐调孚在新文学创作及翻译领域出色的表现，他曾经先后加入多家在民国文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学研究机构，并担任要职。由郑振铎、沈雁冰等作家于1921年1月在北京发起创建的文学研究会是他加入的第一个文学团体，学界对此多有论及。除此之外，徐调孚与李石岑、郑振铎、谢六逸等二十余人在1927年2月16日创办了上海著作人公会，他被选为“监察委员”(1927年2月18日第14版《申报》)。他还是上海国际笔会会员，经常参加中外文学交流活动。国外文学报刊社经常向上海国际笔会来函询问：“中国新诗坛状况、出版新诗有译成外国文者否；又中国旧诗及语谣有无译成外国文者并请示以新诗人住址，以便互相通讯、切磋。”(1931年8月10日第15版《申报》)上海国际笔会长期与世界各地的笔会组织及在华的外国文学专家、学者长期保持密切的沟通、交流，并关注各国的文学研究动态(1931年8月10日第15版《申报》)。由此可见，徐调孚也为中外文学交流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徐调孚还是成立于1945年12月17日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的重要成员之一，这是一个民主、进步、爱国的文学社团组织(1945年12月18日第5版《申报》)。同年12月20日，经过会员投票，徐调孚被推选为该协会上海分会理事(1945年12月21日第5版《申报》)。

徐调孚在文学界、出版界能够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除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个人的天赋及努力程度等主要因素之外，这所近代最负盛名的文化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对他的培养和影响也起到了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商务印书馆，也许他的人生际遇将会是另外一幅历史图景，他的人生命运将会是另外一种结局。正是仰仗商务印书馆及他在此从事的出版事业，徐调孚在1940年之前逐渐达到了其学术生涯的巅峰状态。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有关徐调孚生平事迹若干需要澄清的问题的分析、论证，可以做出以下断定，目前学界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对有关徐调孚何时并以何种方式、身份进入商务印书馆等一系列问题表达得不够精确和完整。准确的表述方式应该如下：

早在浙江省立第二中学读书期间(1915—1919)，徐调孚就已经与商务印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读完中学二年级后，他报名加入了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英文科，在1918年7月至1920年12月期间获得“本科”三级毕业证书。1921年7月，徐调孚又以实习生的身份被分配到隶属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英文科，主要负责日常的函授教学与管理工作。

由是观之，弄清楚上述几个问题对探讨中学毕业之后徐调孚的人生运行轨迹具有重要历史意义。青年时期的徐调孚与商务印书馆结下的这份不解之缘，在商务印书馆这段难忘的求学、工作经历对他的人生道路、学术生涯、职业选择、职业道德操守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不可磨灭的影响。正是充分凭借近代商务印书馆为徐调孚提供的教育资源、人脉资源、工作环境和学术平台，徐调孚最终在文学界、出版界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笔者热切地盼望今后学界在介绍、论及或探讨徐调孚生平事迹的时候，可以浏览、参阅并引用这篇论文的若干观点，澄清历史真相，避免以讹传讹，这也是笔者撰写此篇论文的最大价值。

秦 云纹 凤翔县南古城遗址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