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宿旅游发展中乡村社区居民旅游增权感知差异及其对策
——以浙江安吉横山坞村为例

潘雅芳

(浙江树人大学 经济与民生福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浙江省现代服务业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15)

伴随着乡村旅游和休闲度假旅游的发展，民宿旅游正成为一种个性化的新型旅游方式，悄然兴起。民宿旅游是指人们利用自有住宅空闲房间，结合当地人文、自然景观、生态、环境资源及农林渔牧生产活动，以家庭副业方式经营为基础，为游客提供体验乡野生活住宿的休闲旅游活动(1)张广海 、孟禺：《国内外民宿旅游研究进展》，《资源开发与市场》2017年第4期，第503-507页。。民宿旅游是乡村旅游业一种较高端的形式，民宿旅游的发展对乡村社区的影响较大，它不仅让乡村社区居民收入拥有更完整、更稳定、更丰厚的多元结构，同时让乡村社区风俗民情和文化价值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更是保护、传承、发扬文化的一个无可取代的活跃常态。冯淑华等(2007)认为，民宿旅游发展的基础在于社区参与，即社区自主管理、社区居民参与决策、社区居民与投资者实现利益共享(2)冯淑华、沙润：《乡村旅游的乡村性测评模型——以江西婺源为例》，《地理研究》2007年第3期，第616-624页。。Cole等(2006)提出，增权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高级阶段，即赋予社区居民参与决策、实施行动及建言献策等权利(3)Cole, Stroma, Information and Empowerment: The Keys to Achieving Sustainable Tourism,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06, No.6, pp.629-644.。旅游增权可以满足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加深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有利于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如郭文等(2011)认为，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方法是将旅游增权纳入社区权能建设之中(4)郭文、黄震方：《乡村旅游开发背景下社区权能发展研究——基于对云南傣族园和雨崩社区两种典型案例的调查》，《旅游学刊》2011年第12期，第83-92页。。

近年来，浙江民宿旅游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在本研究样本地浙江安吉横山坞村，民宿旅游经济已成为其主要的经济构成。安吉是“两山”理论诞生地、“中国美丽乡村”发源地，随着浙江村庄

景区化和全域旅游工作的有序推进，当地民宿旅游发展基础良好。安吉横山坞村居民较早参与民宿旅游产业，在旅游增权各方面获得较多的权益，积累了不少典型性经验。但不同群体的社区居民的旅游增权感知存在显著差异，部分社区居民在经济增权、心理增权、社会增权和政治增权上的获得感不强，这将严重影响乡村居民参与民宿旅游发展的程度，也不利于民宿旅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如何针对社区居民需求进行有效的旅游增权以提升其权益，具有现实意义。

当前，国内外有关旅游增权内容的研究大都围绕具体案例展开，部分研究显得比较笼统，突出表现为忽略社区居民的异质性，将社区居民看作为一个同质化的整体进行旅游增权。然而，不同社区居民的需求有别，对旅游增权的诉求也不同。国内有关社区旅游增权内容的评价指标体系，还不具有普适性。对民宿旅游发展中社区旅游增权的研究也相对匮乏。本研究根据浙江安吉横山坞村社区参与民宿旅游发展的实践，通过研究开发基于社区居民感知的旅游增权测度量表，以此丰富旅游增权方面的研究。同时，基于此量表对案例地进行调研和分析，以识别不同乡村社区居民的旅游增权感知水平，根据不同群体社区居民的需求进行赋权，特别对于一些社区居民或未从事民宿旅游相关工作的群体，如何从发展民宿旅游中获取更多的权益提出赋权路径和对策，为乡村社区居民参与民宿旅游发展提供新思路和新方向，对于促进乡村社区与旅游协同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回顾

Zimmerman(1990)认为，增权是指通过外部的干预和帮助来增强个人的能力和对权力的认识，从而减少或消除无权感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指向获取权力的社会行动以及所导致的社会改变的结果(5)Zimmerman M A, Taking Aim on Empowerment Research: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and Psychological Concep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90, No.1, pp.169-177.。王宁(2006)认为，增权是个人或群体为了确认自身内在能力、施行自立自强的行动，通过外部的干预或帮助充实或提升其权力或权能的过程，向获取权力的社会采取一定行动并导致社会改变(6)王宁：《消费者增权还是消费者去权——中国城市宏观消费模式转型的重新审视》，《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100-106页。。20 世纪 90 年代，Akama(1996) 将增权概念引入旅游研究领域(7)Akama J S, Western Environmental Values and Nature-based Tourism in Kenya, Tourism Management, 1996, No.8, pp.567-574.，Sofield(2003)对旅游增权概念进行阐释，并运用权力交换关系对该理论进行实证研究(8)Sofield, Empowerment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Pergamon, 2003.。在增权内容方面，Scheyvens(1999)提出了一个包含经济、心理、社会和政治四个维度的社区增权框架(9)Scheyvens R, Ecotourism and the Empowerment of Local Communities, Tourism Management, l999, No.2, pp.245-249.。左冰等(2006)率先将旅游增权理论引入中国(10)左冰、保继刚：《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述评》,《旅游学刊》2006年第4期，第58-63页。，孙九霞(2008)以西双版纳傣族园、世外桃源和阳朔遇龙河等社区为案例，分别从经济、心理、社会和政治赋权等方面阐述社区旅游发展中的社区能力建设(11)孙九霞：《赋权理论与旅游发展中的社区能力建设》，《旅游学刊》2008年第9期，第22-27页。。张海燕等(2011)针对西南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与协调，提出组织赋权和文化增权，其内涵分别与政治增权、制度增权、信息增权和教育增权相近(12)张海燕、李岚林：《基于和谐社会建设的西南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与协调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第6期，第55-60页。。廖军华(2012)在经济增权、心理增权、社会增权和政治增权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增权和环境增权(13)廖军华:《社区增权视角下的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研究——以贵州西江苗寨为采样点》，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0页。。王会战等(2015)结合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增权的诉求特征，在Scheyvens (1999)提出的社区增权四维度框架基础之上，开发了包含4个维度、13个测项的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增权感知量表(14)王会战、李树民、李梦：《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增权测度研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第56-63页。。陈志永等(2011)(15)陈志永、王化伟、毛进：《民族村寨居民与旅游经济增权感知空间分异》，《商业研究》2011年第3期，第133-138页。、张彦 (2012)(16)张彦：《社区旅游增权研究——基于山东三个历史街区的探讨》，山东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王亚娟(2012)(17)王亚娟：《社区参与旅游的制度性增权研究》，《旅游科学》2012年第3期， 第18-26页。、胡凡等(2019)(18)胡凡、何梅青：《民族村落社区旅游增权比较研究——以青海省典型土族村落为例》,《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59-67页。、蔡江莹等(2019)(19)蔡江莹、王永强、王鑫瑞等：《居民对乡村民宿的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研究——以海南的5个民宿村为例》，《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年第9期，第235-243页。及罗玉婵(2020)(20)罗玉婵：《乡村旅游中社区的权能困境及增权路径》，《农业经济》2020年第4期，第63-64页。等学者，结合具体案例探讨旅游增权的路径，丰富了旅游增权的手段和方法。

二、研究设计

(一)案例地概况

横山坞村隶属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灵峰街道，经济繁荣、环境优美。全村区域面积6.8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1 223亩，园地面积1 800亩，山林面积3 700亩。2020年，全村总人口1 666人，农户454户，外来人口4 000多人，下辖6个自然村，11个村民小组。

从2008年开始，横山坞村借助安吉县建设“美丽乡村”的东风，通过打造艺术民宿村落，发展民宿旅游，助力村集体增收，绿水青山“生金”。目前，全村开办民宿 27 家，已集聚“小瘾·半日村”、田园嘉乐比乐园、高式熊艺术馆和中国美丽乡村展示馆等休闲旅游项目，成为远近闻名的艺术民宿村。2020年，横山坞村集体经济收入达561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45 600元，有200余人从事民宿旅游相关工作。近年来，该村先后荣获全国十佳小康村、国家级美丽宜居示范村、中国美丽乡村、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及省级三A级景区村庄等荣誉。2020年全年累计接待游客约41万人次，旅游收入6 000余万元。

(二)问卷设计和数据获取

对民宿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旅游增权感知的测量，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量表。为能客观地衡量社区居民的增权感知，在充分考虑乡村社区居民以及民宿旅游特性的基础上，结合Scheyvens旅游增权四维度框架和上文相关文献，笔者初步设计了社区居民旅游增权感知测量初始量表，包含经济增权、心理增权、社会增权和政治增权四个维度共计29个测量题项。为了提高测量工具的内容效度，测量题项请多位专家进行分析归纳、提炼和优化。经过两轮反馈，共删除5个无关且容易混淆应答者的测项。最终，生成一个四个维度共计24个测项的民宿旅游增权感知量表(见表1)。运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法进行测量，分为非常同意、比较同意、基本同意、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分别赋值5分、4分、3分、2分、1分。

表1 民宿旅游增权感知量表

续表1

调查分两个阶段进行，即预调查和正式调查。预调查于2020年7月在横山坞村进行，共发放问卷50份，收回有效问卷45份。预调查的主要目的是测试居民对问卷的理解程度，对测量题项进行语言上的调整，以减少正式调研中的理解误差。正式调查于2020年8—9月在横山坞村进行，并得到灵峰度假区管委会和横山坞村委会的协助。共发放问卷250份，收回问卷250份，其中有效问卷224份，有效率为89.6%。有效样本的人口统计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样本描述

(三)量表信度和效度

本研究采用Cronbach’s α 来测定正式调查问卷的信度，基于SPSS 24.0 的信度检验结果为: 问卷的整体信度为 0.936，各分量表的信度见表3。以往研究表明，Cronbach’s α 系数在0.7～0. 8时呈现信度良好，处于0.8～0.9时结果表示理想，超过0.9表示结果很好。因此，本研究问卷通过了信度检验。采用KMO和Bartlett检验来分析调查问卷的效度。同理，以往研究也显示，KMO越接近于1.0，说明数据越适合作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的Sig值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同时因子载荷大于0.5，就表示适合作因子分析，即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本研究的KMO值为0.835，Bartlett球形检验近似卡方分配达到3 725.766。X5、X9、X16、X21题项的载荷值小于0.5，故将其剔除，其他测量题项都适合作因子分析，因此形成四个维度共计20个测量题项的民宿旅游增权感知量表。

表3 测量项目的Cronbach’s α系数

三、数据分析

(一)社区居民旅游增权感知均值分析

运用SPSS 24.0对社区居民增权感知进行均值、标准差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居民的旅游增权总体感知均值为4.35，感知均值从高到低分别为心理增权(4.52)、社会增权(4.49)、政治增权(4.47)、经济增权(4.14)(见表4)。根据李克特量表，平均值在1～2.4之间表示反对，在2.5～3.4之间表示中立，在3.5～5.0之间表示赞同，说明该村居民对发展民宿旅游带来的旅游增权感知权益水平较高，可见民宿旅游发展使该村居民在心理、社会、政治和经济各方面具有较强烈的获得感。

表4 社区居民旅游增权感知均值表

1.心理增权感知均值分析。社区居民的心理增权感知最高，均值为4.52。从调研结果看，各测量项感知均值由高到低分别为：“我为本村发展民宿旅游感到自豪”(4.59)、“民宿旅游发展增强了村民的环保意识”(4.52)、“发展民宿旅游使我更热爱村子，愿意在本村居住”(4.52)、“我对村里的生态环境和村貌非常认可”(4.50)、“本地民宿旅游的知名度增强了我的自信”(4.45)。结合实地观察和居民访谈得知，近年来发展民宿旅游使该村成为远近闻名的艺术民宿村，获得国家级、省级和市级诸多荣誉，使村民倍感自豪。同时，该村居民切实体会到发展民宿旅游后村容村貌和生态环境不断优化。村民自身素养也有了较大的提高，环保意识越来越强。社区居民认为发展民宿旅游使村落发展得更好了，“村在景中、景在村中”，他们更热爱村子，愿意在本村居住。从走访调查中得知，近几年该村返乡青年越来越多。随着民宿旅游的发展，村里的其他服务业如旅游景区、咖啡吧、餐厅和文创店陆续开办起来，吸引了更多的人返乡创业和参与民宿旅游工作。

2.社会增权感知均值分析。在社会增权方面，社区居民增权感知均值为4.49。各测量项感知均值从高到低分别为：“各级政府对生态环境和村容村貌的保护与提升投入增加”(4.52)、“发展民宿旅游使本地文化和传统技艺得到了更好的保护”(4.50)、“发展民宿旅游使村民在周边村庄受到尊重”(4.50)、“发展民宿旅游使本地的历史建筑得到了更好的保护”(4.48)、“发展民宿旅游使村民增加了各类培训和学习的机会”(4.43)。近年来，浙江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和A级景区村庄打造，以浙江湖州为例，70%以上的村庄已被打造成A级景区村庄。样本地安吉横山坞村，已创建成为3A级景区村庄。在创建过程中，各级政府加大了村庄基础设施、旅游设施的建设以及生态环境美化的投入。横山坞村为发展民宿旅游，建设了村级旅游集散中心、大型停车场、旅游公厕、亲子中心、个性小店、图书馆及餐厅，还有集手工艺人聚集区、特色小吃、民俗产品和农副特产品为一体的商业街等公共配套设施。为维护环境和村容村貌的整洁，在日常管理中，社区居民、村委和专业公司分工协作、共同管理，并采取有效的奖惩措施，如实施“卫生红黑榜”公开村民卫生管理情况，召开居民运动会，通过奖励花籽、洒花器具等形式，鼓励村民美化环境、美化庭院。民宿旅游的特质是在地文化的独特性体验，很多游客对当地社区文化和传统习俗有浓厚的兴趣。游客参与当地的农事、农活和礼俗节庆活动，使当地的文化习俗、传统技艺、历史建筑以另一种形态得以保护和传承。同时，民宿旅游协会定期组织各类专业培训，如给民宿业主、管家、从业人员进行各类专业培训；灵峰旅游度假区管委会设有培训学院，定期为村民开展文化素养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技能。村民也感知到自身在周边村庄中备受尊重。

3.政治增权感知均值分析。在政治增权方面，居民的感知均值为4.25。各测量项感知均值由高到低分别为：“政府提供了村民参与民宿旅游发展相关问题交流的平台”(4.38)、“政府和村委会能支持村里民宿旅游发展中的利益诉求”(4.25)、“村民参与民宿旅游发展决策和管理机制完善”(4.21)、“居民非常了解村里发展民宿旅游的相关政策”(4.21)、“居民有机会和权力参与村里民宿旅游发展的决策与管理”(4.20)。笔者进一步走访后了解到，安吉在规范民宿旅游发展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出台了很多政策条例和标准引导产业发展。同时，成立了安吉县旅游协会民宿分会和安吉民宿联盟，搭建起了安吉民宿旅游发展的平台。协会还与村集体签订《村协结对合作协议》，向村民宿旅游产业提升提供包括设计改造、业务技能培训以及营销渠道拓展等方面的支持。村干部一方面带头示范，参与民宿的经营等工作，另一方面，村民要开办民宿或从事民宿旅游工作，则会提供相应的帮助和支持。在资金方面，村干部帮助村民联系银行贷款，简化民宿开办审批手续等。村民认为村委的公信力和执行力较好，村干部本身为人公正，带头苦干。

4.经济增权感知均值分析。在经济增权方面，社区居民的感知均值为4.14。各测量项感知均值由高到低分别为：“发展民宿旅游促进了本村经济的发展”(4.23)、“发展民宿旅游取得的利益大多能被村民共享”(4.21)、“村里发展民宿旅游使我有了稳定的工作”(4.16)、“村里发展民宿旅游使我(家庭)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4.07)、“村里发展民宿旅游使我(家庭)的收入有了很大的增长”(4.02)。笔者结合实地考察和访谈了解到，近几年，发展民宿旅游促进了安吉横山坞村社区经济的发展，使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该村发展民宿旅游经济，给村民最直观的感受是直接带动了村集体和农户的收入。横山坞村民宿旅游发展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民宿按照“专业公司+街道+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开发建设，盘活整合了农村闲置土地，同时带动村民获得劳务工资、房租租金、农产品销售等经济收入。围绕着打造“民宿村落”的目标，近年来投资了系列的休闲旅游项目。村里还将商业街区的门面招租，引进了餐饮、茶吧、土特产商行等商家，还与专业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民宿管理有限公司，为村级集体经济创收。另一种是社区居民直接经营民宿和从事民宿旅游相关工作。直接经营民宿的社区居民认为，其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民宿旅游。如“阿忠的家”民宿经营者介绍，2019年有230万元营业收入。从事民宿旅游相关工作的社区居民，参与餐饮业、物流业等服务工作，有的提供食材给民宿业主，还有的自产自销白茶、笋干等农副产品。可见，发展民宿旅游也为社区增加了很多就业机会。

(二)社区旅游增权在不同人口统计变量中的比较分析

为了更好地理解不同群体的乡村社区居民的旅游增权感知状况，本研究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以及独立样本T检验对不同人口统计变量对4种类型的旅游增权感知差异进行分析，整理的结果如表5、表6所示。

1.不同年龄段的社区居民旅游增权感知差异分析。不同年龄段的社区居民在经济增权、心理增权、社会增权感知中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在经济增权感知中，24岁以下人群相对25～34岁、35～44岁人群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其感知值明显低于这两个群组，平均值差值均为-0.70。究其原因，相对于24岁以下人群来说，25～34岁和35～44岁两组人群是家庭的顶梁柱，更能体会到民宿旅游发展给他们个人及家庭带来的经济收益上的变化。在心理增权和社会增权感知中，55岁以上人群相对25～34岁、35～44岁、45～54岁人群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其感知均值都低于这三个群组，心理增权感知平均值差值分别为-0.50、-0.50和-0.42；社会增权感知平均值差值分别为-0.67、-0.71、-0.59(见表5)。究其原因，55岁以上的社区居民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无法深入参与到民宿旅游发展中来，而25～34岁、35～44岁、45～54岁年龄段的社区居民正当盛年，他们更能深刻感受到村里因发展民宿旅游而带来的各个层面的变化，如环境、村容村貌、教育培训、文化等，心理上也更能体验到民宿旅游发展给他们带来的自豪感。

2.不同教育程度的社区居民旅游增权感知差异分析。不同教育程度的社区居民在经济和政治增权感知中存在显著差异。初中及以下人群与中专或高中、大专或本科以上人群在经济和政治增权感知中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其感知均值低于其他两个教育程度的群组。在经济增权感知中，初中及以下人群与中专或高中、大专或本科以上人群平均值差值分别为-0.38和-0.39；在政治增权感知中，初中及以下人群和中专或高中、大专或本科以上人群平均值差值分别为-0.24和-0.29(见表5)。笔者根据访谈了解到，在横山坞村，深入参与民宿旅游发展的社区居民学历程度较高，很多是回乡创业者，也有一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他们能更好地识别和把握国家发展乡村民宿旅游的机遇，深入地参与到民宿旅游发展中来，因而在就业、家庭收入和个人收入等方面获取的经济效益更高，同时他们在参与民宿旅游发展的过程中也更加关注政治方面的权益，有利于他们工作的开展。

3.不同身份的社区居民旅游增权感知差异分析。不同身份的社区居民在心理增权和社会增权感知中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在心理增权感知，在村镇担任一定行政职务的人群与普通社区居民和回乡创业者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其感知均值低于普通社区居民但高于回乡创业者，平均值差值分别为-0.46和0.34(见表5)。对普通居民来说，他们长期生活在乡村社区，目睹了民宿旅游带来的各项变化，与在村镇担任一定行政职务的人群相比，对村容村貌、环境卫生方面取得的成就感知特别深刻，内心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也更强烈。同样的，回乡创业者在社区生活时间较短，大多是在社区民宿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社区发展取得一定的成绩后回乡，因此在心理上的获得感低于在村镇担任一定行政职务的人群。

表5 不同人口统计变量的社区增权差异分析(One-Way ANOVA)

中

而在社会增权感知中，回乡创业者和在村镇担任一定行政职务的人群以及普通社区居民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其感知均值均远远低于其他两个人群，平均值差值分别为-0.76和-0.48。这是因为作为社区的政治精英，在村镇担任一定行政职务的人群拥有较高的个人能力和较丰富的社会资本，他们深入地参与社区民宿旅游发展的管理和决策，还掌握着很多的公共信息，所以更能感受到政府投入社区的各项资源，以及村民在教育、文化方面的获得感。回乡创业者由于刚进入社区，在社会增权感知上不如这些社区政治精英和普通居民那样强烈。

4.不同性别的社区居民旅游增权感知差异分析。不同性别的社区居民在政治增权感知中存在着显著差异(p<0.05)，男性、女性的政治增权感知均值分别为4.31和4.12，男性高于女性(见表6)。这可能因为相对于经济、心理和社会增权感知来说，不同性别的社区居民对于民宿旅游发展的政策、参与民宿旅游决策和管理的诉求有所不同，男性对政策和管理的诉求更强于女性，因而参与度更深入，获得感也更强。

表6 不同人口统计变量的社区增权差异分析(T-test )

5.是否参与民宿旅游相关工作的社区居民旅游增权感知差异分析。是否参与民宿旅游相关工作的社区居民，在经济和政治增权感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p<0.05)。在经济增权感知中，参与民宿旅游相关工作的人群和未参与民宿旅游相关工作的人群的平均值分别为4.30和4.13，而在政治增权感知中，两者平均值分别为4.50和4.24。由此可见，参与民宿旅游相关工作的人群在实际经济获利方面和参政权益感受方面，都明显强于未参与民宿旅游相关工作的人群。在经济增权方面，参与民宿旅游相关工作的居民表示：民宿旅游发展为他们带来了工作机遇和丰厚的经济收益，使他们个人或家庭收益获利较高。这也是得益于安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以及国家和政府近年来发展民宿旅游的相关政策支持及投入。在政治增权方面，参与民宿旅游相关工作的人群对参与民宿旅游发展中涉及政策制定、村庄规划和村庄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更感兴趣，这可能是出于维持和扩大获利空间上的考虑。经济上的持续获利、文化教育培训方面的提高以及决策参与能力的提高，必然使从事乡村民宿旅游相关工作的人群会强化对旅游的积极价值感受和对自我效能等的正面认知与评价。总之， 参与民宿旅游相关工作人群在经济增权、政治增权方面存在着较大优势。

四、结论和对策

(一)持续提高社区居民旅游增权感知

民宿旅游是提高社区居民获得感、推动乡村社区和谐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路径。通过调查得知，浙江安吉横山坞村居民旅游增权感知水平较高，总体感知均值为4.35，在经济、心理、社会和政治各方面的权益感知均值也都超过4，说明社区居民切实从民宿旅游发展中受益，发展民宿旅游是提升当地社区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重要途径，使社区居民在心理、社会、政治和经济上获得较高的权益水平。乡村社区旅游增权的实质是通过增强当地社区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的参与权、利益分享权和强调社区在推动乡村旅游发展方面的重要性，使社区居民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参与，以此保证社区居民利益最大化，能够基于旅游增权的视角为社区和民宿旅游协同发展提供依据和路径，进而推动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当地政府可从本研究结论中得到启示，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来推动乡村社区参与民宿旅游经营活动。

(二)提升乡村社区居民在民宿旅游发展中的各项权益

社区居民对经济、心理、社会和政治四类增权内容的权益感知水平均值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要充分提升社区居民的增权感知均值水平，首先要明确旅游增权的内容，然后要了解社区居民对旅游增权内容的感知均值水平，而后根据实际情况对感知均值较低的方面加大赋权，以提升社区居民在民宿旅游中的各项权益，提升社区参与水平和推动民宿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发现，在旅游增权中，当地社区居民在心理、社会、政治和经济增权上的感知水平不同，排序为：心理增权>社会增权>政治增权>经济增权。这与国内外民族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社区居民旅游增权感知结果具有显著差异，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这表明不同地区在社区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的旅游增权感知是不同的，要根据实际情况开展社区旅游模式的开发和对社区居民实施不同内容的赋权。

在经济增权方面，要增加社区居民的获利机会和能力，使其能从民宿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广泛地、持续地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对没有深入参与民宿旅游的社区居民，一方面政府要提供机会鼓励其参与到民宿旅游的相关工作中去，从中获利。另一方面，政府要完善经济利益再分配的机制，对没有参与民宿旅游相关工作的社区居民，可以通过集体基金补偿、旅游利益的再分配等方式，使他们也能分享旅游经济收益。在心理和社会增权方面，一方面要通过教育培训，提升居民的社区自豪感、文化自尊感、旅游认同感和融入感。另一方面，要加大社区在文化、教育和环境等方面的投入，加强历史文化的保护，使社区生态环境和文化教育得到可持续发展。在政治增权方面，要匡正社区居民在民宿旅游发展中的主人翁地位，使社区居民的利益和诉求得到更广泛的表达。首先，要从政策和法规上保障社区居民有机会参与民宿旅游发展的各项决策。其次，要从社区自治机构入手，搭建社区居民的发声平台。最后，社区居民要主动进入民宿旅游发展协会等组织，能代表社区居民充分发声。

(三)根据社区居民群体的特性设计适当的增权路径

在各个变量中，不同年龄段的社区居民在经济、心理、社会增权感知中存在着显著差异，不同教育程度的社区居民在经济和政治增权感知中存在显著差异，不同身份的社区居民在心理和社会增权感知中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同性别的社区居民在政治增权感知中存在着显著差异，是否参与民宿旅游相关工作的社区居民在经济和政治增权感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要对社区居民进行充分的调研并作适当分类，根据不同类别的社区居民群体设计不同的增权路径。

由于社区居民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份和性别不同，他们参与社区民宿旅游发展的程度不同，对经济、心理、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权益期待也不同，这会影响到他们对社区旅游增权的权益感知水平，也会影响到他们参与民宿旅游的态度和表现。在增权路径方面，要有效地实施他增权和自增权(21)范斌：《弱势群体的增权及其模式选择》，《学术研究》2004年第12期，第73-78页。。所谓自增权，是指社区居民主动挖掘自身潜力，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对所处系统控制的过程。在自增权中，社区居民要进行自我检测和评估，认识自身的优劣势，并通过交流学习和培训等方式来提升和完善自我。要学习掌握现有的民宿旅游发展政策、民宿旅游管理体系、民宿旅游经营业务，并积极投身到民宿旅游经营管理的各项事务中去。他增权强调外部力量的介入和推动，主张通过外部力量来激活社区居民特别是普通社区居民的潜在力量，并通过主客体之间的循环和互动达到持续增权的目的。在他增权中，对社区居民权能增加产生重要作用的外部力量包括政府、社会团体，还包括旅游投资商和社区精英。在民宿旅游发展中，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主要通过完善制度来提供帮助，包括营造支持性环境，创造和提供条件，给予社区居民各项文化和教育培训，给予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建立沟通反馈机制，强化社区居民他增权的能力等。旅游投资商以及社区精英应履行社会责任，通过示范和引领作用，带动社区居民广泛参与民宿旅游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