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金刚经》断代研究

2021-07-05 03:21罗慕君
敦煌学辑刊 2021年1期
关键词:金刚经断代写本

罗慕君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敦煌文献中有汉文本《金刚经》3700余号,是存量最多的经典之一。为写本断代是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重要基础工作。在敦煌文献整理初期,这项工作就已开展,并随着文献整理的进行不断扩大范围、提高准确度。本文在回顾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试图对敦煌本《金刚经》断代工作做全面梳理和进一步的推进。

一、已有成果的回顾

前贤关于敦煌本《金刚经》的断代成果散见于各种叙录专书或专文、随图叙录或条记目录中,如《孟录》、《秘笈》目录册、《日藏》及《浙藏》叙录、《国图》条记目录、《英图》条记目录等等。(1)文中《孟录》指《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俄]孟列夫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秘笈》指《敦煌秘笈》(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影印杏雨书屋藏(原羽田亨藏)敦煌文献,大阪:武田科学振兴财团,2009-2013年),《日藏(二)》指《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遗书叙录(二)》(施萍亭《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第90-107页),《日藏(三)》指《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遗书叙录(三)》(施萍亭《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第51-70页),《浙藏》指《浙藏敦煌文献》(《浙藏敦煌文献》编委会编,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国图》指《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任继愈主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2013年),《英图》指《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方广锠、吴芳思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起),《集录》指《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日]池田温编,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已有的断代成果,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准确断代,二是估测断代。

准确断代,即根据纪年等信息将部分文献定到一个比较精确的时间。如《国图》条记目录根据BD14594号《金刚经》存留的纪年“贞观三年二月十一日”判定其为629年写本。(2)见《国图》130/条记目录9,即《国图》第130册条记目录部分第9页。另注:“《国图》36/254B-255B”指《国图》第36册第254页下栏至第255页下栏,A、B表示上下栏。下同。能够准确断代的敦煌本《金刚经》,主要有以下三类:1.通过原有纪年断代,这类已有研究成果较多,散见于各家目录,集中见于池田温的《集录》,本文第二部分将进一步补充、整理,制定出一张编年表;2.通过缀合断代,敦煌本《金刚经》部分残卷或残片已由前人进行估测断代,本文第三部分通过缀合,将这些残卷或残片进一步准确断代;3.八十老人抄本断代,敦煌本《金刚经》中有11件明确署名为八十老人的抄本,且其纪年都在905-911年之间,通过比对字迹、装帧、写本系统、行款等可以推定敦煌本《金刚经》中另有75件写本也是八十老人抄本(其中17号可与4号有纪年的八十老人抄本缀合,19件可相互缀合为7组),进而推测这75件写本应该也是抄于905-911年期间或其前后,关于这批八十老人抄本的断代,拙文《敦煌〈金刚经〉八十老人抄本考》已详述(3)详见拙文《敦煌〈金刚经〉八十老人抄本考》,《古籍研究》第66卷,2017年12月,第101-130页。,本文不再重述。

估测断代,即综合运用各种断代方法为信息缺乏的文献估测出一个宽泛的时代。关于敦煌文献断代的方法,很多学者都从各个角度提出过不同的思路,潘吉星、藤枝晃、戴仁、施安昌、姜亮夫、郑汝中、林聪明、伊藤伸、苏远鸣、李致忠、窦怀永、许建平、刘涛、陈国灿、郑阿财、张秀清、张涌泉等都有论述。(4)详见潘吉星《敦煌石室写经纸的研究》,《文物》1966年第3期,第39-47页。[日]藤枝晃《敦煌写本の编年研究》,《学术月报》第24卷,1972年,第709-713页。[日]藤枝晃《敦煌遗书之分期》,《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第12-15页。[日]藤枝晃著,徐庆全、李树青译,荣新江校,《敦煌写本概述》,《敦煌研究》1996年第2期,第96-119页。[法]戴仁《敦煌和吐鲁番写本的断代研究》,原载《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第74卷,1985年;收入耿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粹》,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22-547页。施安昌《敦煌写经断代发凡——兼论递变字群的规律》,《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4期,第58-66页。施安昌《论汉字演变的分期——兼谈敦煌古韵书的书写时间》,《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年第1期,第65-69页。姜亮夫《敦煌学规划私议》,《敦煌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07-1020页。郑汝中《敦煌书法管窥》,《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第32-42页。郑汝中《唐代书法艺术与敦煌写卷》,《敦煌研究》1996年第2期,第120-129页。林聪明《敦煌文书学》,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1年,第414-444页。林聪明《敦煌吐鲁番文书解诂指例》,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年,第251-298页。[日]伊藤伸《中国书法史上から见た敦煌汉文写本》,《讲座敦煌5·敦煌汉文文献》,东京:大东出版社,1992年,第143-228页;译本题《从中国书法史看敦煌汉文文书》,赵声良译,李爱民校《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1996年第2期,第171-189页、第130-151页。苏远鸣《敦煌汉文写本的断代》,载耿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粹》,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48-561页。李致忠《敦煌遗书中的装帧形式与书史研究中的装帧形制》,《文献》2004年第2期,第75-97页。窦怀永、许建平《敦煌写本的避讳特点及其对传统写本抄写时代判定的参考价值》,《敦煌研究》2004年第4期,第52-56页。刘涛《从书法的角度谈古代写本的辨伪——兼说建立古代写本断代的“书法坐标”》,《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252-266页。陈国灿《略论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中的史学断代问题》,《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第124-129页。郑阿财《论敦煌俗字与写本学之关系》,《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第162-167页。窦怀永《敦煌写本人名与断代》,《敦煌研究》2007年第3期,第73-77页。张秀清《敦煌文献断代方法综述》,《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3期,第8-17页。张涌泉《敦煌写本断代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4期,第61-69页。张涌泉在综合各家论述的基础上,将敦煌文献断代的方法总结为据内容断代(包括纪年、题记、名物、历史事件),据书法断代,据字形断代(包括避讳字、武周新字、俗字),据纸质和形制断代。(5)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614-643页。由于绝大多数敦煌文献残破严重,所能提供的信息有限,除少量有明确断代信息的敦煌本《金刚经》可准确断代外,其余敦煌本《金刚经》,各类目录、叙录都只能给出估测断代。如《孟录》估测Дх.789号《金刚经》为8-9世纪写本。(6)《孟录》上/84。估测断代为读者认识这些文献的大致书写时间提供了参考,但也存在断代不准确的问题,本文第四部分将加以讨论。

二、有纪年本编年

总数达3700余号的敦煌汉文本《金刚经》,存有纪年的仅73号。这些纪年中,有些是帝王纪年与干支纪年并用,有些单用帝王纪年,有些单用干支纪年,还有少量仅用地支纪年。

帝王纪年与干支纪年并用的纪年,最准确,也最可靠。如BD15003号纪年“开元廿年岁次壬申正月乙巳朔廿六日庚午”,上图26号纪年“大唐景龙元年岁次丁未十二月乙丑朔十五日乙卯”等。

单用帝王纪年的文献也比较容易确定具体年份。上揭73件有纪年的敦煌本《金刚经》中,大部分采用的都是单记帝王纪年。如津艺170号纪年“大业九年四月廿六日”,BD14594号纪年“贞观三年二月十一日”等。

单用干支纪年是敦煌被吐蕃占领时期文献纪年的特点之一,但是并不能简单判定以干支纪年的文献都出自吐蕃时期,(7)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前言第47页。而应当分析具体写卷的情况并参考其他方面的信息进行断代。如BD8888号题记“丁卯年三月十二日,八十四老人手写流传”,对题记中的“丁卯年”这一干支纪年的具体年份,《集录》认为是907年,(8)《集录》452页第2142条。而《国图》条记目录认为是967年,两种断代都符合“丁卯年”这一纪年,但时间却相差了一甲子。考“八十四老人”还见于P.2876号题记“天祐三年岁次丙寅四月五日,八十三老翁刺血和墨,手写此经”、S.5451号题记“天祐三年丙寅二月二日,八十三老人,手自刺血写之”,其中“天祐三年”可以确定为906年,据此可知BD8888号中的“丁卯年”断作907年是正确的。

另有少量以干支或地支纪年的写本因缺乏辅证信息,很难准确断代。如BD5742号纪年“巳年六月廿三日”,S.3651号纪年“子年二月八日”,其具体年份一时都无从考定。

有纪年的文献,前贤多已断代。本文进一步整理,以纪年先后排序,列表介绍其编号、原有纪年、已有断代出处、对应公元年份,如表1所示。其中无法准确换算公元者,姑亦附列于下,加“?”表示存疑或付之阙如,敬请知者不吝赐教。

表1 有纪年敦煌本《金刚经》编年表

三、根据缀合准确断代

《金刚经》仅一卷,字数较少,同一写本往往由同一书写者在同一时间段抄写而成。敦煌本《金刚经》残卷或残片多有可缀合者。若通过缀合可确定某些无纪年文献与某号有纪年文献原属同卷,则可根据后者的纪年为前者准确断代。如“BD2655号+BD2602号”这组缀合:

(1)BD2655号(北4292;律55),见《国图》36/254B-255B。卷轴装,2纸。后部如图1右部所示,前后皆缺,共56行(每纸各28行),行约17字。楷书。有乌丝栏。卷面下边缘有规则污渍。原卷无题,《国图》拟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国图》条记目录称原卷纸高25.4厘米,为7-8世纪唐写本。

(2)BD2602号(北4387;律2),见《国图》36/8A-8B。卷轴装,2纸。前部如图1左部所示,尾部如图2所示,前缺尾全,共39行(前纸28行,后纸11行),行约17字。尾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后有题记“景龙二年(708)九月廿日,昭武校尉前行兰州金城镇副阴嗣瑗受持读诵”。楷书。有乌丝栏。卷面下边缘有规则污渍。《国图》条记目录称原卷纸高25.3厘米,为708年唐写本。

按:据残存文字推断,上揭二号皆为《金刚经》罗什译本。二号内容于“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句前后相接,中无缺字,存有缀合的可能性。二号接缝处皆为失粘所致脱落,边缘整齐,横向乌丝栏可以对接。二号卷面下边缘皆有水滴状污渍,这些污渍形状雷同,循环出现,大小、间隔渐次缩小。比较二号共有的“须”“菩”“提”“以”“阿”“耨”“不”“云”“何”等字,字迹书风似同。二号中完整诸纸每纸皆28行,用纸规格相合。又二号纸高皆约25.4厘米,行款格式相同(天头地脚等高,皆有乌丝栏,满行皆约17字,行距、字距、字体大小相近)。由此判定二号确可缀合。缀合后如图1所示,所存内容参见《大正藏》T8/751B16-752C3。

上揭二号既属同卷,而BD2602号有明确的抄写纪年“景龙二年(708)九月廿日”,则可推知BD2655号亦必抄写于公元708年,从而使《国图》条记目录原来的“7-8世纪”这一估测断代变成了精确断代。

图1 BD2655号(局部)+BD2602号(局部)缀合图 图2 BD2602号卷尾

诸如此类,通过缀合为无纪年敦煌本《金刚经》残卷或残片准确断代的成果共有6组,兹列如表2所示。这6组缀合中,虽然只有羽12号、BD2602号、S.5534号、Дх.5126号、BD10902号、S.5965V号这6号有纪年,但通过缀合,6组所缀28号皆可准确断代。

表2 根据缀合准确断代组目表

四、估测断代检讨

由于敦煌文献残损严重,往往首尾不全,所以大部分敦煌文献只能估测断代。这种方法既需要有接触写本原件的条件,也需要丰富的学识和经验,而这两者笔者都不具备,因此本文暂不尝试。但需要指出的是,估测断代虽有其参考价值,却并不完全可靠。有些敦煌本《金刚经》残卷或残片原属同卷,但已有叙录对各部分残卷或残片的估测断代却不尽相同,有些甚至相差数百年。这就提醒我们在利用已有估测断代成果时,应当审慎择用。如“BD11044号+BD4736号”这组缀合:

按:据残存文字推断,上揭二号皆为《金刚经》罗什译本。据完整文本推算,BD11044

图3 BD11044号+BD4736号(局部)缀合图

号满行行约17字。二号内容前后相承,可以缀合。缀合后如图3所示,BD11044号系从BD4736号右上角脱落的残片,接缝处边缘吻合,原本分属二号的“蜜”“时”“众千”“钵”“如来善”“世尊”十字皆得复合为一,横纵乌丝栏亦可对接。又二号行款格式相同(天头等高,皆有乌丝栏,满行皆约17字,行距、字距、字体大小相近),字迹书风似同(比较二号共有的“如”“大”“众”“衣”“而”等字),可资参证。二号缀合后,所存内容参见《大正藏》T8∕748C17-748C22。

二号既原属同卷,而《国图》条记目录称BD11044号为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BD4736号为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断代不一,宜再斟酌。

与上一组相类,原属同一《金刚经》写本的残卷或残片而估测断代不一的情况共有41组,现列表如表3所示。

表3 可缀残卷或残片估测断代不一的缀合组目表

本文在回顾敦煌本《金刚经》前贤断代成果的基础上,对已有断代工作进行了反思和检讨;对73号有纪年本加以编年;通过缀合对6组缀合中的28号无纪年残卷或残片进一步准确断代;通过比对字迹等为75件《金刚经》八十老人抄本准确断代;并指出了41组可缀残卷或残片存在原有估测断代不一的问题。由此可见,敦煌文献的断代成果还存在不少有待改进之处,在新的时期,敦煌文献的断代工作要加以推进,必须寻求方法上的转变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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